“劉易斯拐點”是偽概念
在2010年10月1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讀到老同事、著名經濟學家周天勇教授的新論：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并未來臨。文章中寫到：“隨著國民經濟不斷增長中民工荒的出現，有人認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經來到。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周教授筆鋒所指，應該是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蔡昉教授。早在幾年前，蔡教授就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到達“劉易斯轉折點”（注：轉折點就是拐點），他指出“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逐漸消失，中國經濟將進入一個人們以往并不熟悉的發展環境。”當然，首先公開否定蔡昉教授觀點的并不是周天勇教授。
面對兩位老朋友的不同看法，筆者認為，他們都錯了。其共同的錯誤根源在于他們在理論上都承認“劉易斯拐點”。筆者經過多年探索研究已經證明，所謂“劉易斯拐點”，是二元經濟結構模型的重大缺陷，是個可以被證偽的虛假概念。在一個虛假的概念上爭來爭去，肯定爭不出個結果來：周教授依據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客觀事實，認為中國還沒有到達劉易斯拐點；蔡教授依據沿海地區已經出現民工荒、工資水平明顯上漲的客觀事實，認為中國已經達到劉易斯轉折點。如此這般，誰是誰非，恐怕劉易斯在世，也說不清楚。
破解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深層次矛盾，需要理論和政策創新。
“劉易斯拐點”虛假的簡單證明
筆者將“劉易斯拐點”證偽的初步研究成果包含在《運用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精髓轉變二元經濟結構》一文中，已經于2009年12月20日、30日分兩期發表在中央黨校主辦的《理論動態》雜志上。本文試圖把初步研究成果進一步細化，更為撰寫規范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創新學術論文做進一步鋪墊。希望得到經濟學界同仁的批判。
證明“劉易斯拐點”虛假的邏輯起點是證明“生計工資”（拉尼斯、費景漢亦稱之為“制度工資”）的虛假。
1954年，劉易斯發表了他的成名作《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經濟由兩類性質不同的部門即傳統經濟部門和現代經濟部門構成。這就是所謂的二元經濟結構，或者說發展中國家存在二元經濟結構特征。以中國而論，所謂傳統經濟部門就是存在了幾千年的小農經濟系統，所謂現代經濟部門就是鴉片戰爭以后出現的現代工商業經濟系統。劉易斯指出，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農業部門存在大量“邊際投入效益為零”的勞動力即剩余勞動力。發展中國家要發展起來，必須由現代經濟部門吸收這些剩余勞動力進行資本積累。（編者注：由于傳統農業部門人口過剩，而耕地數量是有限的，加之生產技術簡單而很難有突破性進展，生產的產量在達到一定的數量之后，基本是無法再增加的，所以每增加一個人所增加的產量幾乎為零，即農業生產中的邊際生產率趨于零，有時甚至是負增長，那部分過剩的勞動力被稱為“零值勞動人口”），劉易斯進一步指出，只要傳統經濟部門還存在剩余勞動力即勞動力無限供給，現代經濟部門就能夠以“生計工資”即僅能維持生存水平的勞動成本雇傭工人，而且，“生計工資”將一起維持到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的時點上。也就是說，在傳統農業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之前的很長的經濟發展階段內，“生計工資”機制都將從根本上制約轉移到現代經濟部門的勞動力工資水平無法實質性提高，即使有提高，也只是對城市生活費用高于農村的補差，比如高出30%。在劉易斯看來，只要傳統農業部門還存在剩余勞動力，亦即具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供求關系決定勞動力價格的市場機制就不起作用。所謂的“劉易斯拐點”，在嚴格的劉易斯語境中，是指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特性的國家經濟發展到“生計工資”機制不起作用的那個時點，在這個時點上，傳統經濟部門剩余勞動力已經被吸收完畢，供求關系決定勞動力價格的機制開始發揮作用。
但是，仔細推敲一下，劉易斯創立的“生計工資”概念并不成立。
首先，由于一部分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力總量趨于減少，但傳統農業部門的總產量并不因此而減少，這樣，留在傳統經濟部門的勞動力平均產量必然增加。也就是說，傳統經濟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會隨著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而相應提高，從而傳統經濟部門勞動者的“生計”即收入狀況得到改善，不會固定在現代經濟部門出現之前的水平上。而且，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的越多，即留在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力總數越少，“生計”狀況改善的程度就越大。這是用小學數學知識就能夠推導出來的結論，筆者不知道劉易斯及其理論追隨者為什么視而不見。在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框架內，若想“生計工資”概念成立，必須補充一個假設，即傳統農業部門內部新增勞動力的數量與轉移出去的勞動力數量相等。然而，一旦做出這一假設，也就等于假設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永無轉移完畢之日。顯然，劉易斯及其理論追隨者不敢追加這個假設條件。
其次，現代經濟部門從傳統農業部門吸收勞動力的第一時刻起，就必然伴隨從傳統農業部門購買農產品（注：這里假設現代經濟部門只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商業行為。這樣，傳統經濟部門就獲得了向現代經濟部門購買現代生活資料和現代農業生產資料的貨幣支付能力。現代生活資料（如鐘表）直接改善傳統農民的生活狀況；尤其是現代農業生產資料的使用意味著農業生產技術創新，必然帶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的提高，使傳統部門的總產出增加，從而在上述單純減少勞動力總量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高了傳統農業部門勞動力的平均產量。張五常教授在《佃農理論》一書中也早就指出過劉易斯認為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為零”的錯誤。
只要以上兩點無法否認，那么，“生計工資”的概念就不可能成立。“生計工資”概念立不住，所謂的“劉易斯拐點”當然就不能成立。“劉易斯拐點”的經濟學價值在于闡述供求關系決定勞動力價格的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臨界點。顯然，劉易斯在他的模型中設定這個臨界點是錯誤的。供求關系決定勞動力價格的市場機制從現代經濟部門扎根于傳統社會那一時刻起就會發生作用。劉易斯聲稱，二元經濟結構模型是“按照古典學派的傳統”建立起來的，但他在建立“生計工資”概念的過程中卻違反了供求關系決定價格這個最基本的古典經濟學規范。而筆者的分析在古典經濟學框架內是無懈可擊的。
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面世之后，費景漢和拉尼斯兩位教授費盡心機地進行了修正，閉門造車地杜撰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三個階段。在所謂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很豐富的第一階段，用“制度工資”概念取代了“生計工資”；在所謂的農業勞動力總量已經減少但剩余勞動力還存在的第二階段，承認工資水平會所有提高，“制度工資”消失，即到達“劉易斯第一轉折點”；在所謂農業勞動力總量更為減少且剩余勞動力已經消失的第三階段，供求關系決定勞動力價格的機制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工資水平會明顯提高，即到達“劉易斯第二轉折點”。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洪銀興教授將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三個人的研究成果稱為“劉—費—拉模型”。但必須指出，費景漢和拉尼斯的研究并沒有發現劉易斯模型的根本性缺陷，從而也就不可能取得實質性創新。用“制度工資”取代“生計工資”，不過是做了一個文字游戲而已。我國經濟學家們目前爭論不休的“劉易斯拐點”，實際上主要是承襲了費景漢和拉尼斯的理論。然而，一旦“生計工資”和“制度工資”被證偽，所謂的“劉易斯轉折點”就統統失去了邏輯依據。
另外，中國的實際經濟發展過程也明白無誤地否定了“生計工資”和“制度工資”概念。雖然周、蔡兩位教授對于2010年中國農村是否還存在剩余勞動力持有不同看法，但2000年以前中國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則是他們的共識。統計數據表明，1978-2000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34元提高到2253元。誰都得承認，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在改革開放之后有了很大提高。所以，“生計工資”概念在實證研究面前只能被否定，不可能得到支持。當然，就并不排除我國至今還有幾千萬農村人口生活在僅能溫飽甚至溫飽不得的貧困狀態之中，這也是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一個惡果。張五常先生的老師對他說過：“如果理論的主要含義被事實推翻了，理論怎么精彩也無補于事”。因此，勸告周、蔡兩位教授及所有信奉“劉易斯拐點”理論的中國學者，在中國這么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國家里，如果找不出支撐“生計工資”概念可靠性的實證數據來，就別再迷信它了。
既然邏輯推演和實證研究都否定了“劉易斯拐點”的存在，那么，周、蔡兩位教授的爭論就沒有任何學術含量了。
還應進一步指出，我國經濟學家不僅忽視了二元經濟結構模型存在的“生計工資”及其衍生出來的“劉易斯拐點”等重大缺陷，就是對于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模型的性質也缺乏準確的把握。比如，周教授在文章中說：“劉易斯拐點”“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在人口流動模型中提出”。把二元經濟結構模型說成是“人口流動模型”，是對劉易斯理論似是而非的曲解。劉易斯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的開篇處明確讀者：這篇論文研究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所以，二元經濟結構模型是“資本形成”模型，不是“人口流動模型”，甚至說它是“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型”都是不確切的。在劉易斯看來，傳統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向現代經濟部門轉移，在資本形成的過程中只是發揮要素或介質的作用而已。
對于本文上述見解，周、蔡兩位教授及其他學者以為然否？
“劉易斯拐點陷阱”導致中國貧富差距惡果
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是在改革開放起步階段即20世紀80年代初引入我國的。我們必須承認，這個理論對于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它指導我們把研究經濟發展問題的理論框架從要素分析水平提升到結構分析水平。二是它引導我們認識到了發揮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對于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在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劉易斯及其理論追隨者們功不可沒。但是，由于二元經濟結構模型存在“生計工資”及“劉易斯拐點”的重大缺陷，它在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發生了農村發展滯后、貧富差距拉大的重大偏差，本文稱之為“劉易斯拐點陷阱”。
本來，按照古典經濟學理論，資本與勞動雖然功能與性質不同，但都是社會分工體系內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市場競爭中的權利是平等的。但在劉易斯的理論框架下，在達到所謂的“劉易斯拐點”之前，不論是留在農業部門的勞動力，還是轉移到現代經濟部門的勞動力，工資水平都不應該提高，否則就不利于資本積累。工人工資水平低，資本的利潤空間便相對增大。顯然，這樣的理論及其指導下制定的政策一定是有利于資本而不利于勞動。雖然經濟發展實踐否定了劉易斯的“生計工資”說教，資本并沒有也不可能獨占所有發展成果，但“劉易斯拐點”理論“忽悠”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雖然我國億萬農民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在僅僅相當于世界人均耕地資源40%的土地上，讓中國人享受到了相當于世界人均消費水平的農產品，但他們分享到的利益卻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為什么會是這樣？從農業農村方面看，20世紀90年代初國家取消了低價收購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農產品價格基本上放任給市場自由競爭機制，但由于中國農民的勤勞加上不斷的農業技術進步，農產品產量的增加總體上超過了人口的增長，這樣，主要農產品尤其是糧食價格長期處于對生產者不利的水平上，主要表現在農民為生產糧食投入的要素報酬尤其是勞動報酬大大低于非農產業，至今不見改觀。政府對于農業農村的財政與金融支持也大大少于城市和非農產業。從農業農村外部看，農民到城里打工，受到種種歧視，甚至連很低的工資都不能順利拿到。相反，再看看資本，境遇就完全不同了。在一浪高過一浪的招商引資熱潮中，資本受到百般呵護。在很多地方，企業經營說穿了是企業主的利益受到黨政領導一對一（名曰領導干部聯系企業）的嚴格保護，但企業員工利益受到資方損害卻得不到及時糾正。
本來，在我國改革開放最初的幾年里，雖然農村擁有更大比例的剩余勞動力沒有轉移出去，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縮小的，農民的“生計”狀況是不斷改善的，尤其是農產品短缺的發展瓶頸被徹底打破，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但隨著市場化改革進程的不斷推進，雖然農村有更多、更大比例的勞動力轉移到了非農產業，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卻一路拉大下來，成為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主要推動因素。筆者認為，這不能歸咎于市場化改革，而是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偏差。對此，“生計工資”及“劉易斯拐點”理論難辭其咎。當然，這不能責備劉易斯本人。他沒有責任和義務為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完美無缺的經濟發展理論，他能夠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問題建立一個具有重大啟發意義的模型，已經非常不容易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也當之無愧。但我國當代經濟學家就不能完全脫掉干系了。面對一種明顯對普通勞動群眾不利、不公的經濟理論盲目接受，就不能說盡到了經濟學家的責任。請那些信奉“劉易斯拐點”理論的經濟學們反思、歸納一下自己的理論研究成果及政策建議，看看有多少對勞而又苦的農民是公道的、有利的？可否拿出來“曬一曬”？
在透視到“劉易斯拐點”理論的虛假之后，我們再順著周、蔡兩位教授的觀點解讀中國經濟發展的未來走向，同樣會得出荒謬的見解。
按照周教授的觀點，中國到達“劉易斯拐點”還需要一個很長的發展路程。既然如此，“生計工資”機制發生作用就是合乎規律的。但這樣一來，留在傳統農業部門就業的農民和從農業中轉移出來的剩余勞動力提高收入，也就是收入水平高出“生計工資”就是不合乎規律的，就應該從政策上進行修正，否則，就會縮小資本積累規模，就會延緩甚至阻礙中國消除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進程。顯然，按照這樣的理論邏輯制定經濟政策，必然是擁有勞動力資源的窮人不能增加收入，而掌握資本的富人得到更多的收入。面對中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以造福于天下蒼生為己任的周教授確實是這樣想的嗎？如果窮人不能大幅度增加收入，周教授也竭力主張的擴大內需又如何實現呢？假如周教授否認自己存在這樣的看法，真心實意地贊成并支持農民增加收入，那么“生計工資”機制便不存在了，也就等于承認中國已經達到了“劉易斯拐點”，從而也就等于同意了蔡教授的觀點。
按照蔡教授觀點，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達到“劉易斯拐點”，這就意味著，在現階段的中國，以傳統農業為主體的傳統經濟部門已經基本上消失，二元經濟結構已經一元化中國起碼從總體上已經不存在“看城市像歐洲，看農村像非洲”的二元結構現象了，從而決策層要破解“二元結構深層次矛盾”也就失去了理論依據。可是，這種理論判斷符合實際情況嗎？這是涉及判斷中國基本國情的大問題，誰都沒有理由輕率斷言。
超越劉易斯 在農村形成資本形成機制
本文雖然證明了二元經濟結構模型存在“生計工資”和“劉易斯拐點”的重大缺陷，但并不認為整個理論模型毫無價值，本文在前面已經表達了這一基本看法。
劉易斯的杰出理論貢獻是把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經濟區分為性質不同的傳統經濟部門和現代經濟部門，從而使人們從結構上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本質：要發展就要形成資本；資本形成要求閑置的或者低效利用的要素流動起來，實現高效配置。劉易斯的結構分析方法讓我國改革開放前用要素分析方法解讀現代化相形見絀。1964年12月下旬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我國政府宣布要到20世紀末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展現的就是要素分析的大輪廓。在每個需要現代化的領域，也是從提高要素的現代化水平入手，如農業就從水利、機械、種子方面入手推進現代化。在要素現代化的過程中，否認資本的作用，嚴重缺乏要素配置效率觀念，典型的事例是幾十個農民站在田頭看一臺拖拉機耕作。結果，“四個現代化”越搞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越大。相反，在劉易斯提出的靠結構轉換形成資本的發展框架下，只要不斷積累資本，各種要素的現代化水平必然不斷提高。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走的就是劉易斯已經闡明的發展道路，結果是與世界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大大地縮小了。因此，對于劉易斯建立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我們的態度是揚棄，而不是拋棄。
前面的分析已經明確，是“生計工資”把我們引向“劉易斯拐點陷阱”。追溯劉易斯建立二元經濟結構模型的邏輯關系便不難發現，他對傳統經濟部門性質的認識停留在勞動力過剩的表象上面。在劉易斯看來，傳統農業部門就是個勞動力過剩經濟系統，相對于發展中國家新興的現代經濟部門的勞動力需求而言，簡直就是無限供給。而且在對傳統經濟部門進行理論研究的過程中，他過于刻板地拘泥于古典經濟學傳統，而對于宏觀經濟學則完全棄之不用。
眾所周知，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結構問題，必然具有宏觀特性。缺乏宏觀視野，就看不到結構問題的全貌，也就不可能對結構進行透徹的解析。其實，劉易斯概括出發展中國家存在二元經濟結構，應該屬于宏觀經濟判斷。但是，面對傳統經濟部門勞動力過剩現象的形成原因，劉易斯的解釋停留在馬爾薩斯的人口增長規律水平上，顯然過于老舊了。基于勞動力過剩建立“生計工資”概念，顯然是對供求關系決定價格這一最基本微觀經濟學原理的輕率運用。然而，當我們跳出微觀經濟分析范疇，運用宏觀經濟分析方法考察作為國民經濟系統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即傳統經濟部門時，就會對勞動力閑置（=過剩）現象形成的原因產生新的結論：能夠利用這些閑置勞動力資源的部門（或者某個產業，或者某個區域）存在貨幣供應短缺的瓶頸約束。就是說，在這些閑置勞動力可以發揮作用即能夠創造出對社會有用財富的領域，只要有貨幣供應，就能夠利用這些勞動力。
總之，面對二元經濟結構這個客觀實在，我們在劉易斯規定的單純的古典經濟學分析工具箱中加進宏觀經濟學，就會得出新的看法，歸納如下表：
顯然，當一個國家整個國民經濟全部歸屬于傳統經濟部門時，這個國家的經濟是不能發展的，因為那里沒有經濟發展的動力與機制。中國自秦漢到明清兩千年，就是綿延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之中，其基本經濟形態是小農經濟。或者說，在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歷史進程中二元經濟結構的傳統經濟部門即是小農經濟體系。這個體系以農業為主體，還包括手工業和小商業。以宏觀經濟學為分析工具考察小農經濟系統，不難發現，這個系統具有制度性貨幣供應短缺的特性。首先，這個系統并不鼓勵商品經濟的發展，甚至從社會制度到意識形態對商品交換多有限制；其次，與限制商品經濟相適應，小農經濟系統中沒有現代貨幣金融體系，不可能滿足充分的商品交換所需要的貨幣供應量，各種經濟發展要素處于粘滯狀態。從實證的角度看，高利貸貫穿著中國歷朝歷代的經濟史。即使是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宋朝，在王安石變法時期由朝廷（政府）向農民貸款，年息為史上最低，也高達二分。高利貸是制度性貨幣供應短缺最充分、最直接的證據。如果我們承認傳統經濟部門存在上述特征，那么蔡教授僅以“民工荒”為由認定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已經消亡顯然是不科學的。
既然我們證實了二元經濟結構中的傳統經濟部門屬于貨幣供應短缺系統，那么，實現傳統經濟部門向現代經濟部門轉化就會選擇新的路徑。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傳統經濟部門與現代經濟部門之間存在斷然分開的“峭壁”，因此他把發展的動力完全寄托于現代經濟部門的資本形成，傳統經濟部門除了被動地向現代經濟部門輸送勞動力之外，不需要進行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不需要資本積累，也無緣分享經濟發展成果。與劉易斯不同，我們既承認現代經濟部門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又同時注重傳統經濟部門本身的資本形成。而且，傳統經濟部門的改造過程，不是像劉易斯設想的那樣通過勞動力轉移被現代經濟部門一口一口地吃掉，而是把現代經濟部門發展的資本形成機制移植到傳統經濟部門之中，通過貨幣的媒介作用，讓處于粘滯狀態的各種生產要素流動起來，使其在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中的稀缺性得到貨幣化評價。當然，這種移植必須是像移栽花草樹木一樣因地制宜，不能機械地照搬照抄。這不僅因為現代經濟部門與傳統經濟部門常常存在產業特性方面的差別，更因為傳統經濟部門中往往蘊含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會導致資本形成過程和形式發生變異。
如前所述，中國掉入“劉易斯拐點陷阱”并不符合經濟規律，是因為受劉易斯“生計工資”理論誤導，采取了偏袒資本而輕視勞動的經濟政策。因此，把傳統經濟部門內部的資本形成作為轉變二元經濟結構的重點，必須調整與傳統經濟部門各種要素相關的經濟政策。至于這些經濟政策的具體內容，筆者一貫主張認真吸收借鑒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省的農業發展經驗。因為在他們那里也都經歷過二元經濟結構的發展階段。他們都是在人均GDP幾百美元到幾千美元的發展階段上，采取了切實可行的政策，也就是讓農民滿意、城里人贊成（如果不贊成就不會出臺）的政策，實現了農業農村現代化和城鄉居民收入均等，而且這期間都沒有超過15年。中國的人均GDP到2010年已經達到4000美元，中國的農業農村還沒有實現現代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創造歷史之最。對照日本、韓國和臺灣省，周、蔡兩位教授有何感想？為什么日本能夠做到中國做不到？為什么韓國在資本主義制度做到了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做不到？為什么臺灣在國民黨領導下做到了，大陸在共產黨領導下做不到？筆者以為，做不到，原因不于中國，不在于社會主義，也不在于共產黨，因為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凡是為老百姓擁護的政策和體制，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都可以采用。另一方面，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即使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也有可能搞教條主義。現階段，解決三農問題困難重重，貧富差距日益拉大，正是對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缺陷等市場經濟理論教條頂禮膜拜的惡果。對此，本文要求經濟學家們承擔理論誤導的責任并不為過。
那么，日本、韓國和臺灣省是怎樣順利完成二元經濟結構轉變的呢？細說起來比較繁雜，非本文所能勝任，但擇要而述也很簡單：
其一，建立適應農業特點的財政金融支農政策體系。傳統經濟部門具有制度性貨幣短缺的性質。要在傳統經濟部門內部產生出資本形成機制，單純靠產業之間（如農業與工業）或區域之間（如農村與城市）的自由競爭，農業農村與城市經濟相比處于劣勢地位。要做到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之間協調發展，必須適應農業農村特點，運用財政和金融渠道，向傳統經濟部門注入充足的貨幣資金。從財政上看，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向城鄉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保證城鄉居民和各種利益主體在市場競爭中擁有公平的起點和平臺，這是財政的性質決定的，同經濟發展階段沒有關系；二是對發展現代農業必須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給予必須的財政支持，這是保障國家食品安全的重要戰略舉措；三是實行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即保證農民為生產主要農產品尤其糧食而投入的要素（主要是勞動力和資金）報酬不低于非農產業。從金融方面看，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靠政策性金融向農民提供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貸款，期限要長——可達20-30年、利息要低——不及商業性金融的一半甚至由財政貼息、額度要足——財政補貼之外需要多少就貸給農民多少；二是合作性金融解決農民生產生活急需的流動資金，完全是信用貸款，不需要抵壓。總之，只要是農民的經營活動符合國家發展現代農業的政策導向，就一不缺錢，二不吃虧。
其二，建立維護農民利益、帶領農民發展現代農業的合作經濟組織。東亞國家傳統經濟部門的另一個代名詞是小農經濟或小生產。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規制下，傳統農民處于分散、零細經營狀態，單純靠個體農民的力量難以對抗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于是，就要把農民組織起來，運用政府的財政金融支農資金，為農民提供產前、產中、產后乃至生活的全方位服務。日本的農業發展理論中有依靠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即農業協同組合）“發展中間商業、排除中間商人”之說。當然，這里不是說要把農村“商人”（主要指資本制企業）全部排除出去，而是把農業中盤剝農民的資本排除出去。農村二、三產業的發展還是需要資本制企業的。
其三，維護農民權益的土地政策。轉變二元經濟結構的過程，也是城市化、工業化的過程，必然要求大量農業用地轉變為城鎮建設用地，形成巨額土地增值收益。這部分增值收益，首先屬于土地所有者，成為推動農村城鎮化的重要資金來源。
其四，支持農民進入非農產業的城市化政策。轉變二元經濟結構必然要求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轉入非農產業，對于經營規模細小的東亞地區農戶而言，更是迫切要求把在家庭經營中找不到足夠就業時間的勞動力轉移到農業以外去。于是，政府就鼓勵公共機關、企業等所有就業崗位向農民開放，甚至鼓勵大企業把工廠分散到農村地區。農民到非農產業就業沒有任何歧視政策，完全由勞動力市場決定其收入和崗位，享受所有法律規定的勞動者權益。
我國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改革開放，只用了十幾年時間，就解決了短缺問題，但貧富差距拉大了，尤其是農民分享的發展成果太少。如果我國采取實加速農業內部資本形成的政策，那么，參照日本、韓國和臺灣的已往經驗，用十幾年時間做到城鄉居民收入均等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按照發達國家消費標準做到農產品自給有余也是完全可能的。城鄉之間和工農之間的均衡發展，也將大大擴充農村市場規模，開拓出廣闊的就業空間。總之，中國應該也能夠跳出“劉易斯拐點陷阱”，讓億萬農民在轉變二元經濟結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同其他社會階層一道分享發展成果，實現共同富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和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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