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馬克思主義視角的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持續 30 多年的高速發展，產業結構、收入分配格局、勞動力市場等發生巨大變化。尤其是近些年出現的“民工荒”現象，引發國內外理論界關于我國經濟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的關注和討論。劉易斯拐點是特定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模式下的現象，并不具有普適性。要討論中國經濟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首先必須分析劉易斯拐點現象隱含的實質問題及其所適用的經濟制度，甄別劉易斯拐點理論對中國經濟的適用性。
目前關于中國經濟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的爭論
在劉易斯的論述中，劉易斯拐點被描述為這樣一個時點，此時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農業部門的工資水平由本部門邊際勞動生產率決定，工業部門不得不提高工資才能吸引更多勞動力。
2004年以來，沿海地區“民工荒”現象引發了社會關注，并被許多學者認為是中國經濟的劉易斯拐點到來的標志。他們認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減少、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人口紅利消失和全國性勞動力短缺、農民工工資水平顯著提高等現象，說明中國經濟發展已迎來劉易斯拐點。
還有很多人則以中國農村還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城鄉就業人口工資收入差距仍在拉大、“民工荒”是農民工供求結構性矛盾的表現、勞動報酬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續下降為依據，認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尚未到來。他們指出，民工荒、農民工工資上漲和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并存是制度原因造成的，城鄉間潛在的勞動力轉移仍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持該觀點的學者并非對中國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持完全否定態度，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劉易斯拐點對中國來說只是個時間問題，中國或早或晚總會經歷這一時點。
還有部分學者認為，劉易斯拐點應被理解成一個時間段或區間，而非一個精確的時間點；劉易斯拐點不是短時間內完成，在欠發達國家這個過程可能需要幾十年時間；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地區發展存在一定差距，大陸東部地區已逼近劉易斯拐點，中西部地區由于發展相對落后，距離劉易斯拐點仍存在一定的距離，因此中國大陸地區整體跨越劉易斯拐點需要相當一段時間。
劉易斯拐點理論并不適用于分析中國經濟現實
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結合角度審視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拐點現象是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與土地制度變革過程的統一，可以說，劉易斯拐點理論是根據統計數據的經驗分析而總結得出的，如果說其中歸納概括了某種規律，那也是統計學意義上的規律，而非經濟規律。
當前國內外熱議中國經濟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無論其結論是贊成還是否定，其分析前提和暗含假設是：劉易斯拐點是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劉易斯拐點理論可用于解釋和指導所有不同發展水平、經濟制度的國家經濟發展。如有學者認為，撇開具體時間的測定，中國的劉易斯拐點遲早會到來。有學者認為，我國總體上還有大量過剩勞動力，如果沒有制度改革和政府引導，劉易斯拐點在中國不會自動到來。甚至還有人認為，應借鑒西方國家的“貧民窟制度”，通過將農民與土地相分離，形成大量失地農民并涌入城市務工，從而降低工人工資促進工業發展。
在上述觀點看來，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似乎是一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標志，然而他們卻忽視了劉易斯拐點背后對生產關系的影響。劉易斯拐點經歷過程中，農民將被迫與其土地相分離，農民被無產階級化；造成大量相對過剩人口，形成產業后備軍，導致工人工資壓低和相對貧困化，從而使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拉大，等等。毋庸諱言，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使中國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尤其是我國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的確立，為農民與土地的分離創造了條件，這些都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和警惕。“民工荒”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偏離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照搬西方國家城市化進程造成的。西方國家的所謂劉易斯拐點，是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的必然現象。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統籌城鄉科學發展，不能用出現劉易斯拐點解釋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出現的問題，更不能用劉易斯拐點理論來指導中國經濟發展。要糾正用西化理論指導發展的做法，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處理好城鄉關系，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
劉易斯拐點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雖然劉易斯拐點理論忽視了生產關系層面發生的變化，但其對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勞動力市場結構、產業結構、部門間工資收入變化等的論述，對于我國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結合當前中國現實，存在阻止和推動劉易斯拐點到來的兩方面因素。阻止因素包括：首先，我國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具體到土地所有權方面就是土地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土地所有制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生產資料所有制又是生產關系的核心，我國現行的土地所有制度是保證廣大農民權益的根本保障；其次，政府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有力的宏觀調控能力。政府的宏觀調控體現在產業政策、稅收政策、收入分配調整等方面，有利于克服市場經濟的缺陷，縮小收入差距，調整經濟結構；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鎮化道路，有別于西方國家以私有制為基礎、普遍伴隨著城鄉對立和城鄉內部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城市化”，是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一種有領導、有組織、廣大干部群眾廣泛參與的推進發展的社會實踐，不但重視推進城市本身功能的現代化，而且更重視鄉村建設、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以及促進城鄉人民的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劉易斯拐點的推動因素主要有：首先，公有制地位不斷受到削弱，據一些學者測算，目前我國國有經濟的比重已經下降到40%左右，這也大大削弱了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效果；其次，土地所有制方面，為實現農業集約化、規?；洜I，我國已實行農村土地流轉制，然而在一些地方，農民在簽訂土地流轉合同時，一簽就是三五十年，許多人擔心這會成為一種變相的土地私有化，同時，有人打著保護農民權益的旗號公然要求土地私有化，土地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第三，就業方面，沿海的“民工荒”實際是一種就業結構問題，對技術要求較高的崗位空缺與農民工因無法找到合適工作而失業現象并存，同時還存在大量城鎮失業人員，“二代農民工”也早已脫離土地、不愿再回鄉務農；第四，受公有制所占比重下降影響，近年來，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呈現擴大并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鑒于劉易斯拐點現象到來所代表的制度背景的變化，以及劉易斯拐點到來后對經濟社會帶來的影響，在促進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平穩進行的同時，我們必須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農民資產的喪失、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實現經濟社會健康穩定發展。
第一，在所有制方面，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采取措施鞏固公有制地位，具體到農村土地所有制，堅決反對和抵制各種形式的土地私有化主張，同時保障農民土地權益，壯大集體經濟實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和股份合作。在一些地區，農民如何利用土地參與現代農業經營做出了有益嘗試并取得一定成果。這種做法的主要經驗是：引進企業投資農業生產，在保證農村土地所有權不改變情況下，農民以土地地租即以經營收益入股，以股東身份參與企業運營；企業投資方負責農業產品的銷售和日常管理事務，農民還可參加農業勞動。這樣，農民獲得雙重身份：企業股東和工人，不僅可在日常工作中獲得工資收入，年底還可分紅，即使企業虧損，農民失去的僅僅是地租即經營收益，而不是土地經營權。這種做法既保障了土地所有制，又發展了農村股份合作經濟，值得大力推廣。
第二，農村發展方面，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鎮化道路。必須高度重視鞏固農村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鄉鎮基層政權，把發展農村工商業經濟、促進大宗農產品為主體的農業產業化、現代化，與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發展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條件下的各種合作經濟組織結合起來；應當把小城鎮和農村社區建設放在重要戰略地位，促進城鄉人口均衡布局，盡可能通過農村工業化和發展各種非農產業，就地或就近轉移農業過剩勞動力，避免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中普遍出現的那種城鄉分離、城市滋生貧民窟的嚴重弊病。
第三，收入分配制度調整方面，要采取措施遏制當前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趨勢。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74，高于國際警戒線，這與社會主義要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標不符，也與就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要求相違背。收入差距的拉大不僅僅在于城鄉收入的拉大，主要在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變。假如中國出現類似英國圈地運動后的工人階級生活狀況惡化情況，只能說明公有制主體地位被削弱，收入向少數的生產資料所有者手中集中。目前我國沿海地區“二代農民工”逐漸成長，與他們的父輩不同，“二代農民工”已脫離土地長期滯留城市，其生活成本遠遠高于農村，生活成本的上漲成為農民工工資上漲的主要原因。同時，形成公平與效率相結合的收入分配體制，兼顧各方面的利益，也是擴大內需、轉變我國外貿依存度過高、易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的要求。
第四，產業結構升級方面，劉易斯拐點理論認為，一個經濟體在達到劉易斯拐點之后，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該部門的邊際勞動生產率將大幅提高且超過原來的制度工資水平，這使得農業部門的工資提高并最終與工業部門工人工資持平。這一觀點對于我國現階段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廉價勞動力拉動，相應的產業構成主要是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國工人工資提高，必定會導致一部分勞動密集型行業向勞動力成本更為廉價的國家或地區轉移，因此我國必須抓住這一機遇，加快自主創新，大力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實現產業的優化和升級。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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