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如何提高進城務工農民群體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參與度和獲得感，成為不可回避的社會議題。遺憾的是，從實踐層面來看，受發展主義和城市中心主義影響的城鎮化進程，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進城務工農民的生活訴求與生計選擇問題。相關學術研究，也更傾向于從“制度—結構”等視角對農民工問題進行宏觀研究，對其日常生活的關注尚有待深入。然而，進城務工農民的生計選擇與日常生活安排是其能否順利實現“市民化”的關鍵。經驗研究表明，農村流動人口在進城（尤其是大中型城市）以后，有相當部分聚集在城市周邊的城郊村，形成了既不同于城市又與傳統村落相異的獨特空間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探討城郊村特有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傳統形成的社會機制，及不同身份村民的生計選擇與生活訴求，對既有城市化研究是一種有益補充，同時對探索城市化的中國道路以及促進城鎮化進程中基層社區善治也具有現實意義。
1、城郊村研究與城鄉二元分析框架的不足
過去的幾十年里，不少研究者在面對亞、非等地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城市化進程及相關問題時，受學術話語“先置效應”的影響，從研究視角上或多或少陷入兩個先入為主的思維定式，即西方中心主義和城市中心主義。
受西方中心主義影響的研究者，在關注非歐洲發展中國家城市化時，在學術話語表述中，更傾向于強調“城鄉”二元結構分析，無論其具體論調是否支持這種二元劃分，其基本立場是確定的，即以歐洲城市化經驗為范本，認為隨著國家或區域經濟的發展，農村社會逐漸向城市社區轉變，或傳統村落向現代都市轉變，最終該過程以農村社會共同體走向解體和終結而宣告結束。然而近幾十年來，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表明，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迅速發展，在城市化急速擴展的過程中，許多發展中國家城市化出現了新動向，而傳統歐洲城市化模式并不能完全解決和解釋此過程中產生的諸多新問題。以中國為例，在過去的近30年里，伴隨著區域經濟迅速發展，中國城市化進程進入了急速發展階段。受多種因素影響，在此過程中，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聚居在城市周邊地區和城區邊緣地帶，形成“城中村”景觀。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這些城中村或城郊村并未隨著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而消失。即便有些城郊村從地理空間上已經不復存在，生活在城郊村的原住民（包括在地戶和早期外來流動人口）也沒有完全實現城市化，對于他們而言，更多的是帶著鄉土氣息上了樓。與此同時，作為功能實體的城郊村隨著流動人口外遷不斷進行著地理空間上的外移。如此，研究者需要對西方中心主義視野下形成的傳統城市化模式在其他地區的適用性問題上進行反思。
城鄉二元結構分析框架除受西方中心主義影響外，還廣泛受到城市中心主義影響。后者實際上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的變異，認為城市社區是社會聚落發展的高級形態，與之相對應，農村是滯后的象征，需要向城市“進化”，農民必須接受城市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從而在文化層面否定農村傳統慣習與價值觀念的平等。在秉持城市中心主義的研究者看來，與農村社會文化相比，城市社會文化代表了更高級的文明形態，城市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優于農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在具體學術實踐中，即便是呼吁保護傳統文化的學者，也經常提及農村文化受到城市文化的影響或沖擊，這些看起來是在替農村社會和文化爭取話語權的學術表述，背后仍未跳出城市中心主義的藩籬。在城市中心主義主導下，研究者將農村視為落后和“問題”之所在，農村聚落和傳統社會長期大量存在，是一種社會“病態”。以此為邏輯，研究者認為需要給農村治病，需要“拯救”農村，而最便捷的“拯救”方式就是從空間上消滅村莊，將其納入城市版圖。
西方中心主義和城市中心主義背后都是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而呈現出的思維固化傾向。具體到中國城市化過程而言，流動人口群體（其主體是進城務工農民）的長期大量存在，本身就挑戰了西方中心主義和城市中心主義。從經驗材料和統計數據來看，進城務工的農民非但沒有在短時間內實現社會身份轉換，而且其同家鄉的各種社會聯系也未中斷。相反，受多種因素影響，他們中有相當部分并沒有打算在其所打工的城市永久生活下去，在以年度為時間單位的考量中，他們在農忙時節或重大節日期間會回到家鄉，在以生命周期為單位考量中，他們傾向于在生命中的某一時刻回到家鄉村落，并在那里度過余生。
筆者認為，在面對當前城市化課題時，研究者需要將研究目光轉到進城務工農民日常生活實踐和生活訴求上，從進城務工農民的生計選擇選擇入手構建一種新的研究視角，以破除城鄉二元對立分析范式中將城市和農村看作是相互對立的社會形態的偏見，進而討論當前城市化發展模式的可持續性以及中國的社會轉型道路的可能性。
2、作為生計選擇的跨地域家庭模式
近十多年有關非洲和亞洲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相關研究表明，與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主要是以核心家庭的舉家遷移進城為主不同，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過程中，出現了家庭成員分裂為進城務工與農村留守兩部分長期并存的社會事實。筆者認為，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市場化的今天，不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有著悠久農耕文明的中國農民在選擇進城時更注重生計上的“安全第一”原則，同時受文化傳統影響，這些地區的農民對耕地有一種天然的偏好。在“生存倫理”的指導下，農民進城務工時一般不會舉家搬遷到打工地所在的城市，而往往選擇部分家庭成員（比如父母或妻子兒女）留守農村，盡管有時這種選擇是基于不得已因素，但在他們看來，這的確也是一種有效規避生存風險的策略。原有農村家庭一分為二變成“留守農村家庭”和“暫居城市家庭”。對于這種將家庭進行城鄉區域間拆分的現象，有西方學者將之稱為“跨地域家庭”并進行討論。筆者認為，跨地域家庭模式實際上是農民在充分考慮了其所占有的物質、人力和社會資本的基礎上，進行仔細計算后得出的理性選擇，而此理性選擇是一種合力影響的結果，這種合力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來自城市的“排斥力”。雖然自2003年以來，中國即已取消了流動人口收容遣返制度，但時至今日，進城務工農民仍生活在極大的不安之中，這些人很難在城市里獲得一份“體面”的工作，他們成為城市中最窮的人和最賣力的苦工，比如乞丐、清潔工等。即便如此，他們還經常陷入城管或其他行政部門清理的恐懼之中。另外，他們生活空間也充滿各種風險，比如火災。這些隱患，成為地方政府不遺余力地“鏟除”低端行業從業者的重要理由。再者，在長期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受城市中心主義觀念及大多數進城務工農民所從事的職業和工種比較低端等多種因素影響，在過去數十年里，進城務工農民已被嚴重地“污名化”。因此，進城務工農民對于所務工的城市難以形成真正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二是來自農村村落的“牽引力”。在進城務工農民看來，從事農業種植雖然不能掙很多錢，但很多時候卻能發揮維持生存所需的保障作用，留在農村的家庭承擔了贍養老人和撫育幼兒的職能，并解決勞動力再生產問題。被派往城市進行務工的家庭成員，需要通過匯款等形式向農村家庭提供金錢性收入以完成整個家庭的資金積累。將作為社會最基本核算單位的家庭進行分散經營，很大程度上分化了全球化和市場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風險。一般來說，農村的救濟機制主要包括如下幾類：一是物物交換；二是市場交易；三是出售服務換取零用錢；四是互惠性收入，主要分為三種類型：金錢性互惠、服務性互惠和物質性互惠；五是傳統信貸；六是其他臨時性收入，主要包括政府給予的農業補貼、偶爾出現的房屋出租收入、耕地出租收入等。
村落里形式多樣的救濟機制極大地分散了市場化等帶給農民的生存危機感和風險感。而被派往城市務工的家庭成員在面對城市社會時，其救濟機制相對少得多，因此在城市務工的家庭成員，除以金錢形式為留守村落里的家庭做貢獻外，還需要依靠農村家庭分散其生存風險。在農民選擇跨地域家庭模式后，往往在極短時間里就能形成比較明顯的家庭分工協作體系。留守農村地區的家庭負責養老和子女教育問題，進城務工的家庭成員則負責獲取金錢性收入，同時也會在農忙時節回到村落幫助留守家庭成員完成農活。因之形成一條農村到城市的完整聯系鏈條，就像在城鄉之間安裝了一條傳送帶，農村家庭負責將適合進城務工的成員通過傳送帶送入城市，并收留從城市淘汰下來的老、弱、病、殘等不再適宜從事務工的家庭成員。
3、進城務工農民流動的文化機制：農事節律、傳統節日與生計安排
除國家政策等宏觀制度性因素外，進城務工農民的家庭及個人因素以及傳統文化慣習、勞動力市場等因素對農民工長期持續城鄉間流動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筆者認為，無論是舉家遷移，還是個體進城，無論是永久性定居，還是暫時性流動，都是進城務工農民及其家庭基于生計做出的策略性選擇。就流動人口生命歷程而言，當前學界已經有不少著述以生命周期理論為切入點分析了流動人口的流動性特點，而對于年度內流動的情形，則關注不多。一般來說，以年度為單位，進城務工農民的流動大體可分為三種情形：一是季節性流動，主要與農事節律有關；二是周期性流動，主要與傳統節日與習俗有關；三是職業性流動，主要與其從事的職業或工種有關。
相對而言，農事活動是比較有規律的，一般以年為單位，每個農忙與農閑時段的交替都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特點，這也為農民安排可延續的生計方式提供了便利。以小麥、玉米種植為例。根據小麥生長習性，一般三四月份需要灌溉一到兩次，六月上旬收獲。小麥收獲后為玉米種植，玉米生長周期一般為三個月，十月初收獲，之后進行小麥種植。由于華北地區灌溉水源較少，農業灌溉需要花費很大力氣，留守家中的老人、婦女或孩子往往難以應付這樣高強度的活計。因此，需要進城務工的家庭成員回家幫忙干農活。除灌溉外，其他勞動強度較大的活計還有夏季小麥收獲與玉米種植，以及秋季玉米收獲和小麥種植。在過去機械化不普及的年代，這些活計都需要大量勞動力以及大量勞動時間。現在農田水利設施已經基本完善，一般農戶十幾畝旱田，灌溉大概需要三四天時間，收獲小麥和種植玉米需要四五天時間（期間如果需要灌溉則要延長二到三天）。這樣算下來，在小麥和玉米種植過程中，進城務工的家庭成員至少有半月到二十天時間需回村落家庭從事農業勞作。
在人均耕地較多的平原農村地區，農民更傾向于尋求季節性流動和職業性流動較強的工作，這樣有利于他們在農忙時節回家耕種，農閑時間外出打工。由于從事農活耽誤一定時間，季節性流動的外出務工收入在整個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相對于周期性流動而言略低。當然，就目前筆者在人均耕地較多的冀東南高村調查的資料來看，現在一般農村家庭總收入仍以外出務工收入為主要積蓄來源，而這種狀況在十多年前并不明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隨著農業機械化發展和農田水利設施的完善，種植業需要的勞動力越來越少，農村家庭能夠派到城市務工的成員越來越多。另外，人們發現城市務工雖然存在一定風險，但其收入相對可觀，與此同時，農產品價格受市場波動影響越發明顯，種植農作物帶來的收入相對較少且充滿市場風險。因此，近些年來，農民在進行生計安排時，往往傾向于將外出務工收入當作積蓄的主要來源，而將種植業作為一種輔助性收入來源。
在人均耕地比較少的山地地區，受到自然資源稟賦影響，農民可以選擇的生計方式有限。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民往往會選擇盡可能多的派出家庭成員到城市務工以獲得金錢性收入，同時由于農事活動相對較少，這些人更傾向于選擇周期性流動工作，他們往往在大型傳統節日時回到家鄉。自2006年以來，珠三角、長三角等地接連出現季節性“用工荒”問題就是例證。當然，作為一個社會問題，造成“用工荒”出現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但從“用工荒”出現的時間點來看，多是出現在春節過后，至少可以說明，進城務工農民在進行生計選擇時深受傳統文化慣習影響。
4、結語
作為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一個社會事實，聚集了大量流動人口的城郊村需要引起研究者的格外注意。在進城務工農民生計選擇的影響下，城郊村有可能會長期存在，并成為一種有別于農村和城市的獨特社區形態。當研究者將研究視線轉向進城務工農民的日常生活與個體感受時，也許會發現，許多進城務工農民并沒有真正想成為“市民”或實現“完全城市化”。
鑒于此，筆者認為，研究者有必要檢討過去由外而內的研究思路。研究者在關注當前城市化發展模式時，需要破除傳統的城鄉二元對立分析框架，同時要正視大量進城務工農民的現實生活訴求，在西方城市化發展模式之外，探索一條適合當前發展實際的中國城市化道路。
具體而言，在關注城市化問題時，研究者有必要從以“城市”為核心轉到以“人”為核心，建立一種內部視角。實證和經驗研究表明，在對待留城與否的問題上，進城務工農民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即傾向于選擇永久居住在城市的人和傾向于（或基于各種因素被迫傾向于）選擇暫居城市的人。這兩種人之間并沒有明顯的界限。總體而言，由于受到國家政策和制度因素影響，以及個人社會、經濟與人力資本等影響，進城務工農民尤其是進入到大城市務工的農民更傾向于選擇暫居城市，即城市之于他們更多地意味著掙錢的場所，而不是全部生活的空間。在北京地區的田野中，不少進城務工農民告訴筆者，他們最終還是會回到家鄉，因為那里有他們的“根”。從更現實的意義上來說，他們所謂的“根”實際上就是在家鄉村落里占據一席之地的家庭，那里生活著他們的父母和子女，還有他們熟悉的各種生活規則和智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7年第5期（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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