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紹地區的農民為何會為了場面上的消費而勤扒苦做、精打細算？一方面要想盡辦法增加收入，一方面又毫無理性地擺出排場？主要是在富人求異、一般村民求同的進程中，村莊熟人社會即形成了一種以消費論高低的地方性規范。在富人通過場面消費來主導文化再生產、排斥最弱勢群體為村莊邊緣人的過程中，村莊內的一般村民則苦苦追趕，以免被排斥出局。
有資產、無存款
在浙江寧波寧海調研，農民說，“我們這里過日子容易，攢錢不容易”；紹興柯橋的農民說，“我們這里人的資產多，存款少”。寧海和柯橋都屬于浙江的經濟發達地區，在全國百強縣中也名列前茅，為何農民攢錢不容易，存款少？同時又資產多，過日子容易呢？
寧波和紹興是浙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也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可以說，寧紹農村是全國最富裕的農村了。我到寧波、紹興農村調研過多次，十分驚訝于農村場面之大之鋪張。只要有宅基地，農民一定會建別墅式的住房。2015年在寧海桃源街道調研，村里正在進行舊村改造，每戶劃得三間宅基地，幾乎所有農戶都自建四層別墅式住房，建筑面積普遍有400平方米左右，僅建筑成本就達60萬元左右。寧紹地區農民建房并不像華北農村農民只追求高大而不在乎裝修，而是必須要有與外在相匹配的內部裝修。
因此，花60萬元建的房，至少要花40萬元來裝修，一套住房建下來，花費百萬元是很常見的事情。凡是到過寧紹地區以及杭嘉湖平原乃至江浙農村的人，都一定會看到農民修建的高大精致的別墅式樓房，它們向所有人展示了以江浙為代表的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民的富庶。
有趣的是，即使父輩所造房子仍然相當好，寧紹地區的農民似乎認為每一代人都應當建造屬于自己的房子。改革開放以來，寧紹地區乃至“長三角”地區農村一直處在建房的亢奮之中，至今不息。對于一家三口、最多五口的農戶來講，400平方米的住房實在太大，真正住得上的，按當地農民的說法，最多也只有一半。
與高聳且裝修精致的農民住房一樣可以展示寧紹農民富庶的是酒席檔次。在柯橋安昌鎮調研時發現，一般酒席，一桌花費是4000多元，婚喪嫁娶最少要置辦20～30桌，多則要置辦50桌，甚至更多，僅酒席花費就要10萬元以上。我們問農民，有沒有人辦1000～2000元的酒席，村民反問道：1000元的酒席有什么可以吃的呢？實際上，按村民的說法，4000元一桌的酒席，真正能吃掉的也不過1/3，大部分都浪費掉了。
除了建房子、辦酒席以外，場面上很重要的一個消費是買車。買車的主要目的顯然不是代步，而是不能落后。若是買不起好點兒的車，就不如不買，因為車價高低都是明擺著的。建房、辦酒、買車等場面上的消費，數額巨大，對于村中辦廠經商的富人群體來講，這些支出當然只是九牛一毛，算不得什么。
問題是，就是在富庶的“長三角”地區，絕大多數農民的主要收入還是來自“上班”。所謂“上班”其實就是在附近工廠打工。他們打工的收入與外來農民工打工收入相差不多。工廠雇工時關心的是利潤而非工人是哪里人。
當然，本地人在附近工廠打工或“上班”較外地人有幾個優勢：一是更可能做技術工或管理者；二是能從事相對輕松的工種；三是年齡比較大的當地人也容易找到適合的工作，與中西部農村老年人只要能動就仍然下地種田一樣，寧紹地區農村老年人只要身體健康就一定會想方設法掙錢；四是不用租房，不用付房租。即使如此，當地農民“上班”所獲收入也不會比外來農民工高很多。因此，相對于巨額的場面消費，寧紹地區、“長三角”地區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一般農民，其收入就十分有限了。
要依靠有限的收入去應付巨額的場面消費，一般農戶的辦法就是精打細算，不該支出的地方一律不支出。在浙江農村調研時，多次聽到浙江人對外地農民工尤其是貴州農民工的評價，其中之一就是貴州人太喜歡吃喝了，每次發了工資都會成群結伙地大吃大喝?？聵騾^有一個村支書說，他們這里的人都將錢看得很重，一般不會亂開銷。他講了親身經歷的一件事情。
他到四川推銷布料，坐火車遇到一對農村夫婦帶上初中的兒子到杭州旅游，這家人經濟條件并不好，甚至家里還沒有蓋樓房。這個村支書就認為這對四川夫妻太破費了，干嘛要花錢讓上初中的兒子到杭州旅游？攢下錢來蓋房子不好嗎？不蓋房子也可以置辦家業。四川的那對農民夫妻說，“人生一世還不都是為了子女，讓子女見世面比置辦家業更重要。”村支書對我們說，四川夫妻的一番話讓他很吃驚，他認為他們的話是有道理的。他反思的結果是，紹興人太看重錢，掉到錢眼兒里去了。寧紹地區的農民正是通過勤扒苦做，精打細算，才有了顯示出當地富庶程度的場面消費，也才會出現“有資產、無存款”，“日子好過、攢錢難”的局面。
精致的身份“包裝”
現在的問題是，寧紹地區的農民為何會為了場面上的消費而勤扒苦做、精打細算？一方面要想盡辦法增加收入，一方面又毫無理性地擺出排場？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探究與寧紹地區經濟發展同時產生的經濟分化與社會分層現象。改革開放以來，寧紹地區乃至整個中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因為集體企業、個體私營企業和“三來一補”的發展，出現了“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景象，鄉村工業快速發展。在《土地管理法》出臺及嚴格執行之前，包括寧紹地區在內的沿海地區，農村集體土地被大量用作工業發展用地，整個東部沿海地區出現了相當均勻的工業擴張和經濟增長，幾乎每個村莊都辦了工廠，都有人經商。其中差異在于，蘇南地區多為集體辦的鄉鎮企業，浙江省多為個體私營企業，“珠三角”多為外來“三來一補”企業。
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出現了生產過剩，集體性質的鄉鎮企業經營效率明顯不如個體私營企業，蘇南以及浙江一些地區的集體企業改制為個體私營企業。持續的經濟發展不僅吸引了大量外來勞動力，而且形成了產業集群。村莊熟人社會內部由此出現了大量辦廠經商致富的企業家群體，這些企業家經濟收入很高，收入水平遠遠超過了一般村民。這些在村莊熟人社會中產生并生活于其中的企業家群體或富人群體，因為經濟收入高，就可以將自己過去的舊房拆掉建豪華別墅，他們買得起豪車，辦得起豪華婚禮，并提高了酒席與人情往來的標準。
在熟人社會中，這些富人的“場面”消費不僅會刺激本村村民，而且直接與村民發生聯系?；閱始奕?，無論是人情的標準還是酒席的標準，一開始大致是一樣的。送人情一次1000元，還人情也一次1000元。吃酒席一桌3000元，辦酒席也就不能低于一桌3000元了。對村莊富人群體來說，在場面上的消費是九牛一毛，一般村民卻感到越來越吃力。最終，少數貧弱的村民難以負擔，他們被排斥出這樣的場面消費，成為熟人社會里辦不成事、說不起話的邊緣群體，甚至是陌生人。大部分村民則會想方設法通過勤扒苦做、精打細算，在場面消費上跟上形勢。
勤扒苦做、精打細算，就必然要在不該消費的地方節儉，家庭中的老年父母就一定要參與到力所能及的生產中去，生活就沒有那么精致從容，家庭成員甚至容易為了利益發生爭執乃至公開的沖突。相反，富人群體家庭收入高，生活中的精致不是包裝出來的，而是從內向外展示的：他們可以讓父母退出生產而有更多機會外出旅游，顯得更懂孝道；他們可以讓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顯得更重視子女教育；他們有更多時間和經濟能力進行文化娛樂活動，顯得更有品位。他們當然也更慷慨?！案蝗饲螽悺?，他們有能力追求不同于一般村民需求的更高消費和品位。一般村民則是竭力求同，少數最為貧弱的群體更被排斥出村莊場面消費的競爭。
在富人求異、一般村民求同的進程中，村莊熟人社會即形成了一種以消費論高低的地方性規范。富人通過在村莊內的消費將熟人社會變成了自我實現的場所，富人的場面消費主導了村莊內的文化再生產，成為標準，成為規范，成為對弱勢群體的排斥機制。在富人通過場面消費來主導文化再生產、排斥最弱勢群體為村莊邊緣人的過程中，村莊內的一般村民則苦苦追趕，以免被排斥出局，因此喪失了其消費的主體性和文化再生產的主體性。在村莊這個熟人社會中，三個不同的群體——富人群體、一般村民和貧弱群體，通過面對面的互動，共享了一套由富人群體所發明、主導并暢游于其中的場面消費與文化再生產，形成了對一般村民極為不利、將貧弱村民排斥出局的公共生活上的政治正確。
在這個過程中，人數很少的富人群體獲得了體面、尊嚴和美好的感受，大多數村民卻疲于奔命，最弱勢群體則被排斥出去，產生強烈的無力感、自卑感，徹底成為村莊中的失敗者，甚至會自暴自棄，被富人所主導的文化與價值自我論證為失敗者。最為重要的是，這個過程是自然而然進行的，是所有人都認同的，是從弱勢群體也參與其合法性建構中來的。
在這樣一個合法建立起來的剝削性的場面消費不斷展示的過程中，一般村民苦苦追尋，失敗的邊緣群體退出村莊公共生活與競爭，回到家庭，這種后退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無力的反抗。問題是，為什么作為多數人的一般村民缺少主導自己消費的能力，喪失了文化主導權？
當富人很少時，他們炫富、高消費就只是特例，沒有人跟進。富人無法主導公共生活。而當富人數量有了一定的規模，且一般村民也開始有能力跟從時，少數富人的場面消費就逐漸對所有人產生了示范壓力，這種壓力到了一定程度就會成為霸權性的，就會無條件演變為所有人必須遵從的規范。但若是村莊中富人群體與一般村民之間的流動性降低，富人群體相對穩定，一般村民也很難再有上升空間，村莊內可能出現結構的固化，比較典型的是富人與一般村民之間出現明顯區隔，彼此的聯系大幅度下降，各有各的朋友圈，各有各的文化。此時，一般村民反而具有了文化的主體性。
當前中國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仍然處在快速變動中，村莊社會結構也在重構。在熟人社會內部，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由人情、消費等構成的互動越來越具有階層性質?；蛘哒f，正是熟人社會的背景為村莊中不同群體之間的互動提供了動力，在這個動力作用的過程中，村莊中不同收入群體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個不同的階層：富人階層、一般村民、貧弱群體。正是富人群體所主導的場面文化造成了沿海發達地區越來越畸形的場面消費，造成了農村中的文化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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