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淠史杭灌區是新中國最大灌區，其受益區集中于水旱災害最為嚴重的淮河中游地帶。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從治淮目標出發投資了山區的大型水庫；農業集體化過程中間地方政府增強了組織和動員剩余勞動力的能力，1958年確立“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后，短期內地方政府獲得了部分投資物品的分配權，得以結合海量的剩余勞動力的投入去興建灌區渠道和反調節水庫體系。困難時期過后，權力重新上收，灌區龍河口水庫工程被強制下馬。地方政府手里有無必須的投資物品分配權，與灌區規劃和推進過程緊密相關。在治淮方略上出現“排大國”（水利部主張）和“蓄小群”（河南、安徽主張）之爭，大小工程原本是互補關系，因為涉及稀缺投資物品分配權，就有了互斥性，這體現了計劃經濟時期中央與地方的內在矛盾。在集體農業時代，以“農業八字憲法”所概括的各項農業投入要素的增長，均與集體組織的中介作用緊密相關。觀察此一過程中間影響農業投入要素變化的各種因素，可以較為具體地校驗人們熟知的一些關于農業增長的假設。
【關鍵詞】淠史杭灌區 農業投入要素 增產中介 農民主體性
農業始終是一個通過充分利用各種投入要素去影響農作物生長要素的過程，據以促進農作物生長和產出過程的產業。在集體農業時期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淠史杭灌區較為顯著地體現了各種投入要素增加的內在邏輯。今天，工業化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入工業和城市，導致投入要素的極度抽離，由此出現部分地區土地嚴重拋荒。如何有效地實現土地與農民選擇合理投入的再結合，依然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對照集體農業時期的投入要素選擇和今天的農業現狀，我們對下述根本性問題的認識受到了挑戰：各種投入要素對于農作物生產要素的影響——農業增產的有效中介、農村基層組織的內在邏輯和重塑農民主體性。
一、 灌區地理條件及人力影響
淠史杭灌區是新中國建設的最大灌區，灌溉面積1200多萬畝。如果按照自然的流域地理狀況，史河北支流灌河上的鲇魚山水庫灌區也應該計入，總灌溉面積達到1400萬畝。因為灌區建設和受益面積均屬河南管轄，不在安徽規劃和管理范圍內，就沒有計入。在統計上是否計入，是與行政管轄方面是否實現一體化調度和管理有關的，行政管轄決定了水利工程的投資與受益關系。
就全國的水旱災害而言，淮河中游地區的水旱災害特別嚴重。“自1383年（明洪武十六年）至1949年的566年間，志書有記載的水旱災害即達357次，其中旱災153次，水災204次。沿淮沿河易淹，丘陵常旱，水來一線，旱來一片。被水地方，傾家蕩產；大旱之后，餓殍遍地。”換言之，淮河中游地域的抗旱除澇工程的潛在收益很大。
淮河排洪能力不足，除了自然地理方面的問題外，還存在著歷史上的人為選擇帶來的洪澇風險從下游向中游的轉移。12世紀黃河決口，奪淮入海，損害了淮河自身的排水通道。1851年大水，淮河向南決口入江，自此喪失了獨立入海口。1855年黃河在銅瓦廂決口從利津入海，結束了六個多世紀的奪淮過程。在此期間，為了治理黃河，明代潘季馴在洪澤湖東面修筑高家堰，試圖“束水攻沙”，最初的高家堰長度只有十多公里。清代康乾之間第二次修筑高家堰，長度六十多公里，極大地抬高了洪澤湖的水位，拉低了淮河中游的河道比降，進一步降低了淮河的河道排洪能力，導致淮河中游的洪澇問題加重。在淠史杭灌區的尾端，就是臨近淮河的低洼地帶，洪澇和滯水致災較為嚴重。
本灌區在歷史上就是非常有名的古水利工程所在地，其中壽縣的芍陂，據傳是春秋時期楚國令尹孫叔敖主持修建。舒城縣的七門堰起于漢代初年。在黃河奪淮之前的歲月，流傳“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的說法。在淠史杭灌區規劃和建設過程中間，這些古水利工程的效益都得到了最大化利用，不僅提升了灌溉面積，還因為渠道補水增加了灌溉保證率，并最小化了抗旱所需的勞動投入。
據《六安地區志》記載：“1958年，安豐塘納入淠史杭工程的規劃。將原來彎曲狹窄的老塘河裁彎取直，河床全面拓寬挖深，堤身加高培厚，建成以淠河上游大型水庫為水源，暢通的淠東干渠，安豐塘則從淠東干渠引水。成為淠東灌區中的中型反調節水庫。總庫容9100萬立方米，興利庫容8400萬立方米。防洪能力為50年一遇，灌溉面積63萬畝，為1949年的8倍。”“清末至民國期間，七門堰灌區工程失修，渠道淤寒，上五蕩灌田僅萬余畝，下十蕩灌田約四萬畝”。由于旱年水源緊張，爭水往往引起械斗，其中1928年和1944年，七門堰均因上下堰爭水引發械斗，發生過重大傷亡案件。“1958年底，七門堰灌區灌溉面積擴大到12.46萬畝。”1967年，七門堰納入杭埠河灌區規劃，供水和灌溉保證率都大為提高。
淠史杭灌區依托山區建設的六大水庫，攔蓄淠史杭三條河流的來水以灌溉下游農田。“6大水庫組成的水庫群為主要水源。6座大型水庫的總庫容為70.87億立方米。興利庫容為30.54億立方米，渠首以上多年平均來水量56.02億立方米。”
在三個小河流的灌區中間，淠河灌區面積最大，攔截橫排頭樞紐上游4370平方公里的來水，灌溉下游農田。橫排頭樞紐下游的淠河灌區，“1958年8月動工興建，至1972年基本建成，灌區總面積7750平方公里，設計灌溉面積660萬畝，其中自流灌溉431萬畝。提水灌溉229萬畝。受益范圍包括六安縣、六安市、壽縣和合肥的肥西縣、長豐縣、肥東縣和合肥市郊區共7個縣市（區）。境內灌區面積3595平方公里，灌溉面積324.6萬畝，其中自流灌溉267.5萬畝，提水灌溉57.1萬畝，分別占灌區總數的46.4％、49.2％、62.1％和24.9％”。
史河灌區是攔截紅石嘴渠首上游2004平方公里的山區來水。“紅石嘴渠首樞紐工程，位于金寨縣江店鎮西北，梅山水庫下游9公里的老河岔。來水面積2004平方公里，其中水庫以上1970平方公里，區間34平方公里。”“史河灌區以梅山水庫為主要水源，灌區范圍南起大別山北麓丘陵區，西以史河為界，與河南省梅山灌區毗鄰，北抵城東湖、城西湖，東界淠河，總面積3526平方公里，設計灌溉面積285萬畝，其中提水灌溉28.46萬畝，自流引灌256.54萬畝，分屬金寨、霍邱、六安三縣和六安市。”
龍和口水庫是攔截庫區1111平方公里面積的來水灌田。“龍河口水庫1958年11月開工，初期以縣辦為主。1961年4月停建，1965年10月復工續建，列入基建工程，1969年10月竣工。庫區流域面積1111平方公里，占杭埠河流域大潭灣以上總面積1970平方公里的56.4％。總庫容8.2億立方米，底庫容0.53億立方米。”“總控制面積1854平方公里，設計灌溉面積155萬畝。其中六安地區控制面積864平方公里，灌溉面積74.9萬畝（六安縣10.6萬畝，舒城縣64.3萬畝）。從1958年11月建龍河口水庫開始，歷經14年斷續施工，至1973年6月打山渡槽竣工，灌區基本建成。”
自然地理條件下，山區來水較大，暴雨季節容易造成大災，水庫對洪水具有攔蓄能力。同時，所攔蓄下來的洪水，對水庫下游的耕地有著灌溉保證作用，其中梅山水庫和響洪甸水庫，攔蓄洪水的防洪庫容很大，同時對旱季的供水保障率也較高。
由于灌溉效益的擴大，以及旱災引起的產量損失減小，很短時間內六安地區就成為安徽省最有潛力的商品糧基地。新中國成立前此地災害頻仍，人均耕地面積較大，水利工程的作用較為直接地體現為剩余農產品高比例輸出，把人少地多的生產潛力較為快速地挖掘出來了。
據《安徽省志?水利志》記載：“1981年安徽省出售糧食超過3億公斤的有5個縣，其中4個縣在淠史杭灌區。1978年為百年不遇的干旱年，灌區從5大水庫引水30億立方米，引灌旱田729萬畝。這一年灌區糧食總產量達43億公斤，是灌區開發前1957年的2.57倍。1988年人均1畝地的廬江縣提供商品糧達2億公斤。目前，灌區范圍內的壽縣、霍邱、六安、廬江、肥西、長豐等6縣（市）已被國家定為商品糧基地縣（ 市）。占全省七分之一耕地面積的淠史杭灌區，為全省提供商品糧占全省的四分之一，僅1984年就高達15.33億公斤。”
在整個灌區投入使用之后，效益是極其顯著的，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這一地區的水旱災害損失減少帶來的效益極為明顯。由此，從前的重災區變成了商品糧基地。“據六安地區統計局資料：1957年淠河、史河、杭埠河灌區的六安、壽縣、肥西、霍邱、舒城、廬江等6縣的水田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67%，糧食單產約為116.5公斤。自修建灌區、發展灌溉后，水田面積日益擴大，旱作物面積逐步縮小，漚水田得到改造，耕地率相應增加。據1988年統計，上述6縣水田面積占耕地總面積增至85%，糧食單產增至382公斤，為1957年的3.2倍。改造漚水田150萬畝，復種指數提高到118%。”“至1988年，三大灌區累計灌溉面積1.83億畝。據調查，因水利條件改善而增產的糧食已達102.5億公斤。僅增產糧食一項，其價值已超過總投資的三、四倍。”
二、 灌區工程的投入與成本分攤
從淠史杭灌區的興建和運用過程，可以觀察到制約水利投入的各項要素。大體而言，對以工業品為主的投資物品分配權，“一五”時期是集中于中央政府手里，山區水庫的興建得益于這方面的投入要素。在1956年開始加速的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地方政府手里逐步掌握了剩余勞動力的調配權，三個灌區的渠道和反調節水庫體系建設，主要投入是土石方工程，這主要是依靠活勞動投入來完成的。此外，如何有效地分攤水庫淹沒損失和渠道占地，也是制約工程的一種投入要素，移民遷建在集體農業時期也相對容易解決。
在1950年淮河大水災期間，最高決策層受到很大震動，下決心要解決淮河的問題。毛澤東在一年之內曾有過四次批示，其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批示，至今還刻在幾個水庫的大壩上。20世紀50年代，出山口四大水庫陸續建成，其中，為了體現充分攔蓄洪水的設計，梅山水庫和響洪甸水庫庫容都大于20億立方米，庫區淹沒損失很大，這個庫容選擇明顯體現了增強防洪能力解決淮河水患的決心。相比較而言，大別山西面的白蓮河水庫（鄂東最大水庫，12億立方米庫容），來水面積相近，但庫容只有一半，沒有了淮河防洪的考慮之后，能夠承受的淹沒損失就小了許多。
中央政府投入資金，率先進行山區水庫建設，以增加攔蓄洪水的能力。佛子嶺水庫1952年1月動工，1954年11月建成；梅山水庫1954年3月動工，1956年4月除隧洞工程外，主體工程基本完成；響洪甸水庫1956年4月開工，1958年7月建成。磨子潭水庫1956年9月開工，1958年6月基本建成。
水庫修建本身就具有灌溉農田的潛力，地方政府對此也很有興趣，有各種依托水庫設計灌溉的想法。農業合作化過程的推進，使得地方政府手上掌握了最主要的水利投入要素——剩余勞動力的支配權。1956年高級社完成，農村基層政權組織開始逐步完善，有了動員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組織依托，民眾開始按照經驗興建一些小規模的水利工程。1956年1月全國知識分子會議之后，《農業四十條綱要》發布，其中對抗旱特別重視，要求根據各地不同的情況，分別做到可以抵御40天、70天、100天的旱災，這對各地官員的思路有著很大的影響。但是，由于“一五”計劃時期預算和資源分配權力過度集中于中央層級，缺乏至關重要的投資物品配套，地方各種好的想法很難付諸實際行動。
1952年，佛子嶺水庫投建后，六安專區治淮指揮部工程處于11月編成《淠右灌溉工程初步設計書》，設計灌溉面積為108.9萬畝。1954年梅山水庫投建，《梅山水庫工程設計》提出了利用水庫水，按90%的保證率，灌溉下游農田64萬畝的意見。皖、豫兩省同時著手進行開發梅山灌區的準備工作。
在灌區建設過程中，回顧中央決策與地方的配合過程，是有啟迪意義的。1950年淮河大水災引起中央決策層的高度重視，水利部在本灌區上游開始修筑水庫群。這相當于“一條腿走路”，中央有各種投資和組織工程實施的能力，而在中央顧不到的地方，地方政府雖然有各種好的想法，卻無法實施，手上缺乏支持“化設計為工程”的必要資源。到1958年灌區動工時，已有四大水庫先期完工了，但沒有一條渠道對接其灌溉潛力。此后，經過1958年年初的權力下放，加上合作化深入與農村三級政權的強化，六安專區政府具備了把想法變成現實的能力：首先是依托基層政權組織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組織能力，其次是依托中央權力下放獲得一部分資源分配權限，在1958年就開始對接水庫群灌溉潛力的灌區工程建設。這就是1958年開始的“兩條腿走路”方針，體現了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講話中“中央一個積極性、地方一個積極性”的改革思路。
各種投入要素需要相互結合起來，才能夠較好地服務于規劃需要。“1958、1959兩年，國家調撥的6200噸高標號水泥，除用于渠首工程外，所剩不多。于是在壽縣八公山、霍邱四平山辦起了水泥廠。八公山水泥廠人數最多時達4087人。兩廠將燒結的水泥交灌區各縣，再由各縣組織群眾用磨子磨，碾子碾，進行再加工。幾年以后，水泥供應較為充裕，過去使用較低標號水泥的建筑物多數經過加固，至今仍在使用。”“1958年淠史杭工程全面動工。此時，全灌區的設計灌溉面積為1218萬畝。其中自流灌溉面積為923.4萬畝。”
水利建設過程中的努力，不僅是在淠史杭灌區，國內大規模的水利建設為什么是從1958年開始的，都有著同樣的內在邏輯：正是從這一年開始地方政府獲得上級下放的部分權力——預算資金和物資分配權，同時也自下而上獲得了剩余勞動力的調配權，地方政府能夠充分調度的剩余勞動力資源，與稀缺的工業投資物品配套起來，可以落實一些地方性的工程計劃。
在治淮方略上，水利部主張的“排大國”與河南、安徽主張的“蓄小群”是互補和配套關系，但由于預算資金和投資物品的稀缺性，就出現了中央與地方層級的競爭和互斥，變成了兩種對立觀點為自己一方多占預算和投資分配權而辯護。在中央和地方關系上，到底是一條腿走路還是兩條腿走路，主要不是認識上的分歧，也沒有人從認識上反駁這一設想，問題出在資源有限性方面的相互競爭關系。在中央層級，有許多人總是想要砍掉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回歸一條腿走路，把預算和物資分配權集中于中央層級。正是在淮河水利方面，出現了中央與地方爭奪預算的思想交鋒，地方政府主張治淮以“蓄小群”（蓄水工程、小規模工程、群眾自辦工程）為重心，而中央層級就有人力舉“排大國”（排水工程、大規模規劃和國辦工程）為主，誰都不能夠說服對方，結果是缺乏中央與地方的良好配合。計劃經濟時代，這個方面的矛盾一直沒有解決好，導致大小工程規劃未能最優配套，影響了投資效果和經濟績效。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之后，劉少奇、陳云等主持西樓會議，推翻了1958年依據1956年毛澤東《論十大關系》講話作出的“兩條腿走路”的決策。單純著眼于1958年放權后的投資過熱問題，又開始了一輪權力上收的過程，而且權力上收的狀況還超過了1957年下放之前。中央甚至成立了物資部對物資進行最嚴厲的管控，以最大限度地束縛地方的手腳。本灌區的龍河口水庫受到影響被強制下馬，其余的設計規劃要求重新上報批準。
據《安徽省志?水利志》記載：“1962年，中央對1958年后興建的工程項目進行清理審查，要求淠史杭工程在作出修正規劃的基礎上編報設計任務書。1963年秋，對淠、史、杭3個灌區的規劃又重新作了修正。1964、1966年分別完成淠河灌區（第一期工程）、史河灌區、杭埠河灌區舒廬干渠（擴大）等3個《初步設計任務書》。修正后的規劃固定渠道按灌溉田畝定為7級（原為6級）：總干渠控制面積在200萬畝以上；干渠為200～30萬畝；分干渠為30～10萬畝；支渠為10～1萬畝；分支渠為1～0.5萬畝；斗渠為0.5～0.2萬畝；農渠為0.2～0.05萬畝。并重新劃定2條總干渠的起迄點，增設潛南干渠、杭淠干渠。對分干渠以上的渠道及提水灌區的范圍、布局作了部分調整，并且提高了建筑物防洪標準。淠、史、杭3個灌區面積分別改為660萬、285萬（不包括河南省固始、商城兩縣梅山灌區面積）、151萬畝，總計1096萬畝。至此，3個灌區的范圍、主要工程項目等總體設計內容最后確定下來。”此后，由于1975年8號臺風引致暴雨的影響，淮河流域河南境內板橋水庫和石漫潭水庫潰壩，水利工程的防洪能力都重新提高設計標準，灌區的山區水庫均屬混凝土大壩，影響不大，而配套的小水庫和反調節水庫，均提高設計標準進行加固作業。“灌區反調節水庫的設計標準，起初比較低，以后接受了1975年8月河南大水造成水庫垮壩的教訓，普遍提高了設計標準。”
此外，工程設計也受到工業化水平的嚴重制約。灌區動工時工業化水平極低，農村很難得到提水灌溉設備，因此整個渠道工程需要按照最大化自流灌溉的要求設計，導致很多“深切嶺”和“高填方”工程，目的是保證渠道水位高于受灌農田，這加大了工程量和施工難度。
由于投資物品稀缺以及權力過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不得不選擇各種活勞動投入最大化的建設方案。“從1958開工興建至1972年基本建成通水的14年里，在經濟極端困難、物資十分匱乏、技術設備落后的條件下，安徽人民用十字鎬、獨輪車等簡單工具，肩挑手抬，以最高日上工人數達80萬人、累計4億工日的‘人民戰爭’和建設時期每畝不足40元的國家投資，開挖了6億立方米的土方量。”在整個渠道工程和反調節水庫工程中，主要是以人力的體力勞動去完成龐大的土石方工程數量，可見最主要的投入就是農民的活勞動投入，據以開挖和搬運土石，來完成工程建設。
由此，農村基層三級政權組織的組織能力，是工程投入的最關鍵要素，可以說，沒有基層組織的中介作用，就沒有灌區工程。“1976年以前，一般以生產隊為單位成立水利連，大隊成立水利營，公社成立水利團，集中幾個團施工的重點工程成立指揮所。指揮所大多吸收商業、供銷、糧食、交通等部門負責人參加。指揮所下幾乎都有鐵工、石工連（廠）。”“在以生產隊或大隊為核算單位時，民工上堤，隊內仍記工分，參加隊內分配。”“除1960、1961年外，每年參加分干渠以上骨干工程施工的人數都在30萬左右。1958、1959、1966年均超過50萬。農民投工基本上都是利用冬春農閑時間。累計投工4個億以上。勞力使用按工程需要統一調配，不局限于直接為本地的工程服務。”
之所以能以每畝不足40元的國家投資，形成灌區效益，關鍵在于農民投工屬于“自干五”性質，僅僅獲得少量的補助。“創建時期，國家僅對分干渠以上的渠道及其建筑物的土石方工程給予補助。第一期工程每人每天補助0.235元。土石方每立方米補助0.16元。第二期工程因任務艱巨，土石方每立方米補助0.4元。第三期工程民工生活費每人每天0.6元。1961年冬進行的第四期工程，因大災過后，群眾需要休養生息，國家補助范圍擴大，補助標準亦相應提高。分干渠以上工程每工日補助1.2元，支渠也予補助，每工日0.3～0.4元。1963年起，農村經濟逐漸恢復，工程建設依然強調‘依靠群眾，自力更生，勤儉治水’。支渠以上建筑物及干渠以上土石方工程由國家投資，民工每工日0.6元；分干渠、支渠每工日補助0.2～0.4元。分支渠以下，社隊自辦。1982年開始的續建工程，國家投資興建和補助范圍又進一步擴大，投資構成有國家投資、世界銀行貸款、地方財政撥款、群眾勞務投入幾個部分。斗渠和蓄水10萬立米以上水庫的建筑物，由國家投資。農渠上的建筑物國家給材料費和技工工資。土方工程的補助也擴大到小型水庫。不足部分作為群眾勞務投資。”
在建設過程中，安徽省還是做過重點扶持的，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口糧不足，1961年安徽省拿出四分之一強的水利補助糧，支持這個灌區的建設，使得灌區的主體工程能夠堅持下來，沒有因上級要求或者困難壓力而下馬。“灌區建設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民工的口糧問題。民工口糧由集體自籌和國家補助。集體自籌部分由核算單位負責調撥。這一部分糧食群眾稱為‘水利糧’。1960年，中共六安地委和工程指揮部黨委決定，上堤民工每人每月補助口糧10公斤，使民工每月吃到的成品糧不低于15公斤。1961年9月，第四期工程上堤民工每人每天國家發給成品糧0.75公斤。這一年，淠史杭工程分別撥給的水利補助糧670萬公斤。而全省的水利補助糧也只有2500萬公斤。”
除了體力勞動投入之外，還有整體的工程設計和測量工作，需要受過專門培訓的技術人員。這一部分人才也很稀缺，不得不臨時培訓大批農民技術員來幫助工作，這部分人員超過受正規訓練技術員人數十多倍。“工程初建時，淠史杭工程指揮部有工程師7人，技術員20多人。”“1958年，六安專區只有一個69人的測量隊，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專區和縣紛紛辦起短期培訓班或初級技校，培養能測量渠道、放樣和計算土方的技術骨干。學以致用，邊學邊干，只3個多月時間，測量隊伍就擴大到1554人。這些人當時被稱為‘農民技術員’，后來有的成了‘土專家’，在區、鄉的灌區配套建設中作出了很大貢獻。”
在工程大規模上馬之時，必須的工業品投入極端稀缺，炸藥、水泥和鋼材尤為緊缺。炸藥和水泥，依然是依靠農民的活勞動投入部分得到解決的。炸藥主要是依靠民間的黑色火藥制作方法解決；水泥是通過臨時建設水泥燒結工廠，由農民手工粉碎之后來制作。“淠史杭工程全面動工，炸藥、水泥、鋼材等建筑材料奇缺。工程指揮部決心依靠群眾，以‘土’代‘洋’，走自力更生之路。1958年7月，中共六安地委、行署各部、局對倉庫物資進行徹底的檢查登記，以最大限度滿足工程需要。并通知各縣‘工程所需器材均以自己解決為主’。”“當時三大渠首、20多座建筑物、20多處深切嶺同時動工，最缺少的是水泥和炸藥。黃色炸藥不足就用黑色炸藥代替。一時間，老弱婦孺拎著籃子端著盆，參加制造炸藥。龍河口水庫開挖明渠，急需炸藥，發動群眾辦硝廠，一個小鎮，參加制硝的就有上千人，半年制成黑色炸藥一萬斤，導流明渠及主副壩結合槽的開挖基本上都用自產的炸藥。”
與水利建設相關，還有一個巨大的投入或者成本，是移民遷建問題。為了建設水庫，數萬移民必須離開世代居住的家園，其中梅山水庫和響洪甸水庫移民人數都很多。由于灌區建設過于滯后，使得移民外遷解決的政策空間狹窄，在灌區效益體現之前，移民往往是占據遷入地居民的有限農業資源，這得不到遷入地居民的充分理解，嚴重影響到移民遷建的效果。其中響洪甸水庫是金寨縣第二個大水庫，淹沒區移民數量大，本縣和附近地區在安排了先期梅山水庫移民之后，缺乏就地安置能力，最后安排外遷到壽縣，受到當地人排斥，移民要求返鄉，主管副省長竟然不做移民和本地居民的思想工作，就簡單地同意移民要求。這樣的結果，相當于是先期遷建投資完全浪費。移民返鄉之后，依然缺乏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陷入長期貧困境地。
在渠道系統建設工程中，挖壓耕地數量也很大，因為這是“一條線”地占壓土地，對公社范圍內的耕地占比很低，所以各公社就有能力進行遷建、補償和處理。最初也是由公社處理渠道占地移民和土地占壓問題。這部分移民較易處理，主要搬家和換地，經濟補償很少。因為有著巨大的灌溉效益預期，移民工作較易得到移民家庭的支持和認同，基本上是就地就近遷移，問題較少。1960年冬天，毛澤東要求對“大躍進”時期“一平二調”進行徹底退賠，搭這一政策的便車，這部分移民也獲得部分的貨幣補償。“至1985年，淠河灌區共挖壓、淹沒耕地12.88萬畝，拆遷房屋6365間，遷移1856戶。史河灌區挖壓淹沒耕地6.69萬畝。1958年到1960年，淠史杭工程是人民公社自辦為主的工程，挖壓土地和房屋拆遷均交公社處理。”“1960年冬根據中央文件指示精神，各縣對灌區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勞力、資金無償使用，房屋、樹木、青苗的挖壓和土地無償征用等都進行清理。工程指揮部補給退賠經費450萬元。此外還支付困難社隊補助費200萬元。”“以后，工程建設中的遷移、挖壓，均按規定給予賠償。賠償的原則是：分干渠以上的渠道、建筑物挖壓、淹沒、遷移，由國家支付；支渠以下由縣、社自己解決。1963年確定了賠償標準，土地賠償根據全灌區當時生產水平，旱地按每畝40公斤、水田產水稻150公斤3年產量計算，每畝耕地賠60元。青苗賠償按用去的種子、肥料和勞力折價賠償，每畝賠償15元。房屋拆遷：補償拆遷中材料消耗部分及拆、運、建工資，每間75元。附屬建筑物，如豬圈、牛棚等，每戶補25元。這一標準大體上延用到1972年工程建成。”
灌區建設過程中，地方政府掌握的主要投入要素是組織剩余勞動力完成土石方工程，據此開發自然地理條件下的灌溉潛力。在集體農業二十多年的時間內，依托基層政權組織的作用，把剩余勞動力充分利用起來進行農田水利建設。一些典型縣份的統計顯示，集體農業二十多年時間內，水利事業所做的土石方工程量，比歷朝歷代工程量累積的總和還要高出百倍以上，接近于自然地理條件下的工程極限。據筆者訪問湖北省蘄春縣水利局的老工程師所知，在集體時期全縣范圍內大中型水庫庫址全部利用，小型水庫庫址除兩處因移民和外縣人為矛盾因素限制外，也都修筑完畢。
在灌區內的舒城縣，新中國成立后“到1985年止，全縣計投工2.4億個勞日，完成土石方1.7億立方米，國家給予投資、補助9081.6多萬元。興建大型水庫1座，小（一）型水庫1座、小（二）型水庫60座，整修塘、破、擋、堰、壩17246處，總蓄水量達8.893億立方米，是1949年的12.9倍，有效灌溉面積51.7萬畝，旱澇保收面積39.3萬畝。以淠史杭水利綜合利用工程為主體的水網化已經形成，做到引蓄提結合，排灌防配套，20年一遇的洪水和70天不雨，不會構成大的水早災害”。
正是通過集體組織的中介，以活勞動投入而形成抗旱除澇工程建設，這種接近于農業“保險費”投入性質：為降低災害損失，依據自然地理條件去安排工程措施。相當多的縣份，在集體農業時期已經通過集體組織的中介，窮盡了縣域內部自然地理條件下的全部抗旱除澇工程潛力，水利工程窮盡本地自然潛力，這近似于以最高保額繳納了保費。
在分田之前，安徽省已經有了各種設計安排，要以工業品投入方式來提高灌溉用水保證率，1980年開始在本灌區規劃，預備實施抽取湖水工程。在另外的地區還有抽取江水的灌溉規劃。這些提高灌區供水保障率的設計，可視為根據工業化的最新進展來加大對農業投入的力度，這相當于是第二步的保險費投入計劃。“1980年，根據灌區續建任務大、工程不配套、用水浪費嚴重等問題，對3個灌區又制訂了續建工程規劃。1980年決定增建以自然河湖為補給水源的抽水站，以提高灌溉保證率。1986～1990年，引用世界銀行貸款，實施的續建配套項目主要有分支以上的渠道、中型水庫的加固和機電灌站的更新改造。”
分田之后，灌區提水灌溉工程也開始大量閑置，使得淠史杭灌區的實灌面積損失很大。而那些相當于繼續追加“保險費”投入的后續工程，也很難向受益的單干農民低成本分攤運營成本，這就根本喪失了經濟上的合理性，不必繼續實施了，安徽的抽取江水工程后來都沒有實施。在一定程度上，由受益人合理分攤水利設施的維護與運行成本，在集體農業解體之后已經難以解決了。這個變化使得水利設施的建設與維護方面出現困境——水利管理機構無法低成本地向受益人分攤成本，反過來影響到水利設施的維護與效益發揮，結果是在農民選擇土地拋荒之前，就已經大批出現了水利事業衰敗的現象。在水利管理機構改革中間，一貫的趨勢是強化水管機構的獨立經營利益，使得這個獨立利益與實際灌溉效益相互脫離。檢索灌區管理人士公開發表的文章，發現其著眼點多集中于如何進行水量計量和水費分攤，還有如何最大化爭取上級的投資撥款，但集體組織解體之后，灌區已經缺乏足夠的能力去對接一家一戶的小農，順利收取水費了。查閱最近三年淠史杭灌區的工作報告，它們都強調灌區灌溉面積1060萬畝、增產糧食500萬噸等與“全國最大灌區”地位相關的數字，實際灌溉面積變成水管機構也很難獲得的數字了。
三、 集體農業時期的糧食增產中介分析
在分田到戶之后，出現了“積極性多打糧食”的政策論證邏輯，各地的地方志寫作中間，對此都有積極反響和落實，這明顯是出于政策呼應而產生的“后生產史料”，對于這一部分史料需要對照實際進行仔細甄別。
例如，淠史杭灌區的中心受益區，在《六安地區志》中，通過評論和議論，大量寫入了“積極性可以多打糧食”的故事。“1978年發生一百多年來罕見的特大旱災，全區230多天未降透雨，水庫干涸，河水斷流，人畜缺水，抗旱種麥難度極大，安徽省委及時發出允許借地給農民種‘保命糧’的應急措施。規定：誰種誰收誰有，極大激發了廣大農民抗旱的積極性，有力推動了秋種的進展，超額完成秋種任務并獲得大幅度增產，全區夏糧產量47871萬斤，創歷史最高記錄。在借地的基礎上，原屬地區管轄的肥西縣（1983年劃歸合肥市）山南公社，在全區、全省首先闖出‘禁區’，搞起了包產到戶。1979年‘包產到戶’不脛而走，農民說‘大呼隆干了幾十年，把人捆死了、拖垮了、磨老了、窮悚了’、‘山南能干我們也能干’，到年底，全區實行‘包產到戶’有7491個生產隊，占總隊數的16.8％，成為全省包產到戶的最多地區。”
但是在同一本中間，在水利專章有別的說法，較為具體的抗旱過程是：“1978年3月至9月總降雨量為300年來歷史上同期的最少年份……淠史杭灌區主要水源的五大水庫的全年產水量只有17.99億立方米，為1959年至1977年平均年產水量46.1億立方米的38.4％。4月1日灌區開始放水灌溉，五大水庫總蓄水量為20.83億立方米，5月31日減少至7.32億立方米，6月30日又減至3.76億立方米，7月上旬先后停止供水。因旱情嚴重，只好抽死庫容抗旱，至8月31日，總蓄水量僅2.46億立方米。10月30日減至1.56億立方米，達建庫以來總蓄水量的最小值。”“為抗御旱情，全區各級黨政部門抽出1萬多名干部帶領200多萬名群眾投入抗旱斗爭，既充分發揮淠史杭灌溉工程的骨干作用，又開辟新的水源，共挖引水渠道400多條，修筑攔河壩8500處，打土井和磚井7.7萬多眼，北京市派出打井隊在壽縣、霍邱、六安縣的瓦西、灃東、汲東干渠下游打井704眼，成井681眼，其中農用井663眼。開動電動機1044臺、1.8萬千瓦，柴油機7836臺11.33萬馬力；動用水車3.4萬多張以及其他提水工具30多萬件，從河、湖、庫提水。舒城縣安裝電動機、柴油機500多臺、上抽龍河口水庫底水，下提巢湖水，共提水7000多萬立方米，使30萬畝雙季稻大旱之年仍獲豐收。壽縣在瓦埠湖汊溝打壩，安裝柴油機120臺提水上崗，造墑搶種小麥10萬畝。六安縣安裝虹吸管，從響洪甸水庫吸水15立方米／秒，保證六安城關居民和工業用水。全區全年共計引水、提水近36億立方米，從而保證全區糧食總產量仍達21.5億公斤，比旱情較重的1966年增長60.5％（含肥西）。是年全區動用抗旱資金共6173萬元，因提水抗旱耗用柴油1.98萬噸，機油637噸，電5273萬千瓦時。”
綜合的抗旱后果是：“1978年為百年不遇的干旱年，灌區從5大水庫引水30億立方米，引灌旱田729萬畝。這一年灌區糧食總產量達43億公斤，是灌區開發前1957年的2.57倍。”
如何判斷這兩個截然有別的說法？到底是積極性多打糧食，還是引水灌田多打糧食？這一甄別過程也不復雜，只要追問糧食到底是怎么生長的。如果積極性不能夠轉化為影響糧食生產的各種要素，顯然就不能夠影響增產效果。但是，積極性增產已經成了主流經濟學定理和“政治正確”，各種“后生產史料”充斥志書的時候，借助于常識來仔細辨別各種說法的真偽，就成為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
人的主觀條件不可能直接介入或者干擾農作物的生長，這是常識。糧食作為一種植物，與其生長發育關系最為密切的要素，除作物本身外，還有光、熱量、水分、空氣、養分、土壤等方面。如此一來，1978年安徽分田對于增產的影響，就需要考察人們對于分田的積極性是否有效地影響到了有利于作物生長的條件，由此鑒別各種說法的真偽。
筆者原本就是長江邊上種水稻的農民出身，對于農業增產的各項要素的理解，與曾經作為“農業八字憲法”的那個著名概括，有著一致性。基本上，這八條措施涉及了各種干預農作物生長的要素和條件——“水肥土種密保管工”，除了田間管理一項，個體農業與集體農業差別不大之外，其余各項都是集體農業優于個體農業。肥料因素方面，如果是農家肥占主導的前工業化時代，也是個體農業遠不如集體農業（在化肥時代個體農業與集體相當）。在水利、土壤改良和工具改革方面，個體農業差距最大。工具方面不要說機械化，一些傳統的農具例如“流篩”（新中國成立前只有大地主家庭在使用），在回歸個體農業時也都消失了。
合理密植和提高復種指數（單季稻改雙季稻），都是為了增加光合作用的時間和效率，這個也往往是和種子與品種改良聯系在一起的。水稻密植就是通過引入矮桿作物，除了增加光合作用效率之外，還要求增加籽實在干物質（凈初級生產量）質量中的比重，縮短生長周期，給后季作物騰出時間。從水稻產區的插秧習慣看，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的各種設計，現在都被徹底放棄。
從直接影響農作物生長的要素出發，可以看出在分田前夕水稻產區的各項增產要素初步齊備了，此后除了化肥一項之外，并沒有新的增產要素投入和增加。依據地區志記載的六安地區的糧食產量，新中國成立后播種面積有緩慢下降的趨勢，總產量卻穩步上升。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數字，是1973年勞動力平均年產量超過1噸，農業人口平均糧食占有391公斤，這個可以看做是突破溫飽線的臨界線。這恰好出現在灌區全面建成的次年，不是偶然的。
在水利要素之外，可以觀察一下六安地區肥料、種子和復種指數的變化，借以了解各種要素是如何結合進農作物生長過程的。
首先，從化肥生產和銷售情況看，進入20世紀70年代之后，增長強勁。化肥使用數量的快速增長，也是糧食增產最強有力的要素之一，六安地區“1971年，隨著化肥生產逐漸恢復，貨源有所增加，是年共銷售化肥84737噸。1979年增至266105噸”。“建國后，化肥施用量急劇增長，全區由1952年110噸，耕地畝均0.1公斤，增長到1985年42.79萬噸，耕地畝均63.8公斤。低于全省平均74.4公斤。”
對灌區的水田種植制度，復種指數提高的作用較為明顯。“50年代以前，以冬季漚水，一年一熟為主，兼有油——稻、麥——稻、肥——稻，復種指數120％。50年代中期，推廣‘三改’（改變午、秋收成比重、改一年一熟為二年三熟，改變廣種薄收習慣）措施，擴大間種、套種，平均年復種指數提高到160％。60年代，基本上穩定一年二熟和二年三熟，秋種夏插、冬漚夏插并重，兼有部分雙季稻種植，平均年復種指數減少到130％。70年代，發展雙季稻，以一年三熟為主，一年二熟、二年三熟仍保持一定面積，平均年復種指數160％。”
良種的選育和使用方面的成績，也很突出。
1950年國家制定《五年良種普及計劃》，1958年貫徹“四自一輔”（自繁、自選、自留、自用輔以國家調劑）種子方針，各級成立選種領導機構，生產隊成立選種小組，全區選留種規模進一步擴大，隨著良種的逐步普及，70年代建立三級良種繁育體系——生產隊建種子田，人民公社建種子隊，各縣建良種繁殖場。1978年國家投資在舒城縣進行種子“四化一供”（品種布局區域化、種子生產專業化、種子加工機械化、種子質量標準化，以縣為單位統一組織供種）試點。由于沒有建立穩定的良種繁殖基地，良種供應難以滿足需要，生產用種大部仍以生產隊自選自留為主。
1979年普查，全區農作物品種共有12類，30多種，1936個品種（品系）。其中水稻370個，大小麥144個，棉花10個，蔬菜375個，瓜果264個。在總數中推廣良種占70％，地方品種約占30％。水稻、小麥、棉花和油菜良種化程度，分別達到種植面積的90％、85％、100％和70％。
水稻種子四次更新。第一次始于50年代初、中期，重點推廣勝利秈、中農4號，取代天生稻、黃皮川，使水稻畝產由130公斤上升到150公斤。第二次始于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中期，重點推廣中稻399（南京1號）、南京11號和老來青、農墾58等單季晚粳，使水稻畝產提高到170公斤。第三次更新是圍繞高桿改矮桿、單季改雙季進行的。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重點推廣矮腳南特、廣場矮、珍珠矮、二九矮、取代蓮塘早、中性白、勝利稻，水稻畝產增加到200公斤。70年代中后期重點推廣二九青為代表的早熟早稻品種以及武農早、早熟農墾為代表的雙晚品種，加速雙季稻的發展，水稻畝產250公斤。第四次更新始于70年代末，大力推廣雜交稻汕優6號、汕優3號、四優6號、四優3號、威優6號、威優3號等。雜交稻種植面積由1976年55.8萬畝、1979年23.2萬畝、1984年76.9萬畝增加到1985年129.7萬畝，使水稻畝產提高到330公斤。雜交稻的推廣，給全區糧食生產帶來新的增產途徑，自1976年栽培以米，常年畝產400公斤比常規稻增產二至三成。
小麥種子三次更新。第一次于50年代，重點推廣矮粒多、南大2419代替三月黃、和尚頭，畝產由30公斤上升到50公斤。第二次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重點推廣吉利麥、華東6號、豐產3號、內鄉5號、阿夫等取代南大2419、矮粒多，小麥畝產增產120公斤。第三次80年代，著重推廣揚麥2號（早白）、揚麥3號（早江）等品種，使小麥畝產提高到150公斤左右。
從各項能夠干預農作物生長的要素看，六安地區的各種糧食增產要素在分田之前，業已逐步齊備。從統計數字上看，勞動力人均年產出數字和人均糧食占有數字，在分田前后處于窄幅波動狀況，推測糧食產量業已接近飽和產量區間，同時影響農業生產的氣候和光熱等不可控要素存在年際變動。
就全國的情況看，南方水稻產區的增產要素齊備，在分田之前多數縣份業已齊備，化肥供應充足的縣份，分田后增產的狀況并不多見。北方旱作農業區的產量增加過程持續到90年代初期，因為旱作物的良種選育和旱地化肥到1990年前后才算是齊備，此后的狀況是旱作區產量逐步領先并反超南方水稻產區，全國的糧食結構發生顯著變化，旱作區糧食占比持續提高。
四、 集體農業時期的管理權及其內在邏輯
從水利管理機構的改革方向看，獨立經營利益的設置和獲得，在喪失了集體組織的支撐之后，實際上已經沒有了低成本實現的渠道。而從水利事業興廢目標看，個體農業無法解決水利所需的各項投入與成本分攤要求，這就不可避免地帶來水利事業的衰敗。借用經濟學“外部性內部化”的觀點，個體農業很難在灌溉效益方面實現外部性的內部化，以此而論，水利事業的投入和運行成本，其合理分攤均無法脫離農村集體組織的中介地位。
在農業生產過程中間，活勞動投入的選擇，較為具體地與集體組織的管理績效聯系在一起。考察集體組織的管理權威及其有效性來源，可以揭示農業生產各項投入要素的影響條件。
可以觀察到，有三個傳統參與了農村基層政權的管理權與執行力的形成過程。
通過土改的斗爭會所形成的新型鄉村權力網絡——這個網絡由私人領域向公共領域轉化，同步確立的新規則有：剝削是不對的，欺負人也是不對的，在農村通過斗爭會來確立政治與經濟平等觀念，并重新分配了話語權——中農以上的家庭不怎么敢講話了，這是較為重要的政治改造過程。
把管理權起作用的政治領域，從私人領域改造為公共領域，最先是在紅軍的“三灣改編”中間實行的，后來在工廠管理中間也有“鞍鋼憲法”與此呼應，在鄉村化私人領域為公共領域的過程，是結合土改組織農會和斗地主來實現的。在管理權行使過程中，實現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積極互動，要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可以命名為“毛式公共領域”，在這個公共領域中通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積極互動來共同完成管理事務。
經過土改的農民組織和斗地主的公共領域建設過程，開始在鄉村社會中建設起有執行力的政權組織，這結束了秦始皇以降的“皇權不下縣”和“鄉紳自治”，代之以公社-大隊-小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此外，農村還存在著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禮俗社會傳統，宗族房頭勢力從來就沒有消失過；同時法理社會的新規則，也跟著共產黨的基層政權建設而進入鄉村。
黃宗智曾經認為“村村斗地主”是不對的，因為這不符合基于土地占有狀況和根據土改政策計算的剝削率實際。但毛澤東認為在蘇聯和東歐國家，政府沒收土地直接分給農民是一種恩賜，不斗地主就分田是右傾。1964年他還說地主沒有斗好：“有些地區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隊很弱，現在看來問題不少。”不過，到了“四清”和“文革”時期，毛澤東肯定會“同意”黃宗智關于表達性現實和客觀性現實的區分及其內涵的政治意涵差異。在政治家的理解中，是把土改對基層社會的政治改造看做基礎性的建設，這與學者進行較為規范的學理分析之間，存在距離。
杜贊奇對于國民黨在華北建政的失敗有詳細的研究，并與共產黨人的基層政權建設過程做了對比。“鄉村政權內卷化造成一種惡性循環：國家捐稅的增加造成贏利型經紀的增生，而贏利型經紀的增生則反過來要求更多的捐稅。在這種環境下，傳統村莊領袖不斷地被贏利型經紀代替，村民稱其為‘土豪’‘無賴’或‘惡霸’。”“國家政權內卷化是整個民國時期的普遍現象”。“共產黨政權的建立標志著國家政權內卷化的終結”。“合作化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實現了‘政權建設’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近年來中國的‘開放搞活’又使一些歷史弊病重新出現，一些學者開始將鄉村干部視為國家政權與村民之間的‘承包者’或經紀人。管理機構與集體結構的分離、土地的逐漸私有化以及基層政權的削弱，肯定會造成國家對地方社會的失控。”
在杜贊奇的分析中間，權力的文化網絡、贏利型經紀和內卷化，都是很有說服力的概念，得到了學界的認同。他認為合作化才是政權建設目標的實現，但毛澤東則更為重視土改的政治建構作用，這是另外一個很有價值的對照。今天學界較為重視農民的主體性問題，這中間可能隱藏著農民主體性生成的社會結構條件。
再來對照梁漱溟的看法。他長期組織鄉建運動而遭遇到“農民不動”的困擾，1951年在川東地區參觀土改，親眼看到了農民“動與不動”的條件是什么。1981年88歲高齡的梁漱溟重新閱讀了1951年5—8月參加西南土改第一團工作時的日記，得出他自己對土改的理解：“當時領導工作者為尚化雨，系山東人。工作中雖不免有些小錯誤，進退失宜，然使我領會共產黨著眼不在分田土，而在農民樹起脊梁，昂起頭來當家作主，意義甚深。”在另一篇土改發言草稿中他寫道：“消除社會上一些不平等的關系，人對人的隸屬關系或其近似者之消除。‘站起來’是一目的，不是手段。站起來恐怕要經過斗爭。自卑心理必須去掉。過去我最恨的是不關心公共事、國家事，散漫消極，各自關門過日子，不問外事。老區人文化水平不高，政治意識組織能力是強。自己的問題總要自己解決，旁人代他解決是空的。附帶說的，我看今天在有領導有計劃有秩序有系統的斗爭是一種教育，是教學作之作。”“人與人關系的空前變更，每人自己精神上心理上空前的變更。抬起頭，站起身來，并且會自己組織起來辦事情”。所以，土改斗地主不是可有可無的程序，更不是為了滿足有怨報怨、有仇報仇的情緒需要，而是為了激發群眾的政治主體性和能動性所絕對必需的，這么操作之后農民才會真正地“動起來”。1981年梁漱溟給此草稿重新加了批注：“對于土改運動的了解是我在解放后識見上一大進步”。
在鄉村治理這個至關重要的領域，真知識是什么反而成了疑問，再一次帶來了鄉村治理的內卷化過程。賀雪峰在多年的農村調研中間重新發現了地方治理的內卷化現象，而這個內卷化又與農民的政治行為能力出現的兩極分化有關，背后則是道德喪失規約能力：“要么為個人利益而結幫，要么落單成了孤零零的原子化的個人，農民兩極分化。”“國家無法從農民中獲得強有力的支持。治安的群防群治不再可能，群眾路線代之以線人制度。”“一旦離開有道德和正義感的人民群眾，政府和權力就變得赤裸裸、孤零零，政權就失去了權威與力量，失去了號召力與動員能力，政權就不得不與地方勢力聯合起來維持秩序。”“這樣的維持僅僅是一種擺平，是不可持續的，因此是必然要內卷化的。即這種維持是以地方勢力不斷地攫取利益、不斷地侵蝕公共資源為前提的，其結果是社會資源不斷地滋養壯大了一個龐大的地方分利集團。”
應該說，賀雪峰所說的那種有道德和正義感的群眾，并不是自然消失的而是一個人為的過程。1981年9月，毛澤東時代的老勞模呂玉蘭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根據自己的觀察寫出提案說，因為宣傳導致“老黨員、老干部、老模范、老貧農、老積極分子受孤立。有人說他們：年紀老大、思想僵化、沒有文化、不懂四化”。
在上述對比中間，我們可以看到農民主體性的生成，與土改的政治動員有著密切關系。土改后政權執行力并非僅僅體現在官員掌握的權力和規則本身，還得到群眾中間積極分子的支持，正是依靠干部和群眾的共同參與，才實現了政權運作的低成本和高執行力。在鄉村地域中，管理權過度專業化，并且單獨由干部掌握，還不僅會降低執行力，同時還會拉高政權運作成本。
我們來回顧一下鄉村政權組織的內在狀況。經過斗地主這樣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后，更接近于私人領域的舊有的權力文化網絡被掃除了，代之以新形成的公共領域和新規則，結合官方的宣傳推動，在“三灣改編”時期確立的干群平等和積極互動這樣一種毛式公共領域初步建立起來。這相當于是一個政治平臺，其上就有費孝通所分區的禮俗社會傳統（特別是宗族房頭勢力對于法理權威的干預或者平衡作用），以及法理社會的傳統加入，共同形成了鄉村政權的三個面向。因此，任何意義上把鄉村政權視為國家代理人，從而對立于村民利益的簡單看法，都是淺薄的。反過來，在具體考察集體組織的管理績效時，簡單地把農民投入水平視為干部監督的函數，也是極其單薄的想象。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深刻邏輯在于“斗爭會”，通過干部（工作隊）引導民眾參與和有引導的評議，打擊舊時代和舊權力領域的代表性壞人，消解與財富不公平占有相關的影響力集中于個人的不均衡現實；同時還通過內在于斗爭會的組織和宣傳作用，去引導群眾參與和干部與群眾的積極互動，這也是引入公權力規則的塑造過程，最后終結了縣以下的私人領域和私權力的主導局面，打下了黃仁宇所說的建設一個有效的底層結構和數目字管理的基礎。要實現這樣的變革，其前提條件就是，終結私權力主導下的私人領域規則，把縣以下的領域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改造為公共領域，引入公權力起作用的規則。鄉村權力起作用的方式，還往往與民眾的觀念有關系。杜贊奇提出“權力的文化網絡”，李放春在土改研究中也強調“翻身先要翻心”，都看到了在鄉村權力運作中，需要造就一種非常不同的意識形態或者世界觀，來幫助實現管理權力的運作。這個翻心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建構和主體性塑造過程，此后的組織與農民個人的關系將會大不同。
從經驗角度，可以從毛澤東時代的先進典型及其帶頭人狀況，來校驗鄉村政權執行力的來源，例如陳永貴和李順達等勞模，其個人權威主要來源于群眾的自發擁護，這不是韋伯三種權威分類中間的任何一種，而是外在于三種分類的非正式權威。這些人更接近于古代儒家所說的德性政治領袖，他們的模范帶頭作用及其受到的自下而上的擁戴，都不同于自下而上的法理型權威的賦權模式。
在集體農業時期，基層組織的生產性功能是其主要方面，但是這種基層組織還往往以禮俗社會的規則，去接管和替代國家機器的職能，這也是一個較不引人注目的方面——毛澤東時代公檢法機構人少且機構簡約，但社會秩序要好于今天，就因為在基層組織內部的熟人社會和禮俗傳統接管了很大一部分職能。改革開放后，到了90年代末期，城市單位制解體之后，國家機器的規模持續膨脹，這相當于是以法理社會接管了此前禮俗社會的秩序維護職能，結果是成本過高但效果不佳。
在中國的集體農業研究中間，對機會主義行為異乎尋常地重視。相當一批學者重視機會主義行為，并將其作為中心性的事件，去呈現集體農業時期的基本面貌。這種研究方法與前述甩開農作物生長要素，用農民的心理態度積極與否去解釋增減產的邏輯有關系。機會主義與行政組織和管理行為有因果關系，這在邏輯上不成問題，需要仔細甄別的是，機會主義策略的存在肯定無法達到最優，但在多大程度和范圍上影響了農業生產。
現在成問題的反而是：對機會主義策略過度重視本身，就是一種最大限度的機會主義研究策略。這種策略是把各種增產的中介要素都甩開，完全用積極或消極的心理狀態去解釋一切，結果妨礙了我們對于農業增產要素和鄉村組織特點的理解，也妨礙了對農民主體性的理解。這種研究等同于用一葉障目的方式，遮蔽了學術應該關注多種政治、經濟和生物學的要素，這種把全部研究合法性僅僅授予一個單一因素的主張，明顯是有害于學術研究展開和進步的。又由于各種“后生產史料”對于此種研究結論的高度附和，使得這個機會主義研究策略，反而有著與時俱進的架勢。
五、 余論
農業與農民問題的核心，看來是如何培植合理的農業主體的問題。各項增產要素的引入，與家庭這樣一個過小的耕作單位，不能夠完全嚙合，使得集體農業時期的成就較大——根本原因是釋放了部分被個體農業所抑制而無從發揮集體努力的增產潛力。在集體農業時期，依托組織中介，去興修水利、改良土壤、選育良種并大范圍推廣，變革耕作制度變革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光合作用效率，還包括增進勞動效率的工具改革措施，這些至關重要的投入要素，都不是個體農業能夠輕易突破的。
在集體農業解散、引入個體農業時期，很多現象解釋了個體農業、集體農業與工具配合之間的關系，原本水稻產區抗旱多數已經機械化了，分田后漢代發明的龍骨水車又重新占據了優勢。南方地區小型拖拉機的耕作，基本上逐步廢棄（也有人認為這是為了節省成本，增加凈產值）。這說明，集體與個體農業在兼容各種“外部性內部化”的增產措施方面，確實有著非常不同的潛力。
時至今日，農村成為低成本勞動力再生產基地，工業和城市成為農村勞動力汲取的外來要素，這極大地減少了農業生產過程的活勞動投入要素。大量青壯年流出農村參與工商業，使得活勞動投入下降到最低水平線以下，這導致南方部分水稻產區耕地拋荒尤其嚴重。這一方面體現了土地所承載的生存壓力減輕，人們能夠更好地安排產品結構和規模耕作，但是，實現這種突破的根本性障礙在于：無法實現穩定的經營規模與投入成本、風險相互匹配，這使得土地流轉和規模化進程并不順利。這是工業化對于農村和農民的再定位，是工業改造農村和農民的顯著后果，而不是基于農村和農業自身發展需要出現的情況。
同時，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上升，國民消費結構變化，農業的多層次發展空間日益展開，這一空間往往是資本密集型的經營模式，而農民承接這個轉型的能力不一。較為集中的大棚蔬菜和水果種植，往往還密集分布于北方地區，例如河北、山東的大棚種植就很突出。自然條件稟賦不一，顯然加大了總體的經營成本。
從可持續發展角度看，要充分利用可使用的農地，合理安排，盡可能多產出可再生資源，降低對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和環保負擔。由此，需要尋找一種把農民的努力與土地的生產潛力發揮相互匹配的制度鏈接，需要尋找一種有效的制度中介，更合理、更充分地利用中國稀缺的土地資源。
這與前述工業按照需要改造農業和農民的狀況，是因果相關的。工業化對農業和農村的改造，最重要的是通過人口遷移的“推力”和“拉力”相互作用來實現的。其內在機制是工業和城市以較高的工資水平所形成的拉力，以及農村好生活平均支出水平高漲到農業收入無法支持的高度后，所形成的推力。新的制度中介需要回應拉力和推力的內在作用，讓農民在種田中間，通過充分利用稀缺耕地，獲得好生活的必需收入，這是關鍵的一環。
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城市單位制解體并逐步地回歸陌生人社會之后，農村還有些老傳統在起作用，塘約村的經驗能夠出來就是一個例證。農村的市場化及其瓦解作用，還沒有那么嚴重，現在著手如果能夠培養出或者扶持塘約村那樣的村集體組織出來，如果能夠有三分之一的村集體組織強化，也是很大的成績。塘約道路能夠產生，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種禮俗社會基礎上的自發重建。
在塘約道路中間，最有推廣價值的就是強化村集體組織，據以聯系到全部村民和土地。村民全部回鄉就業，把糧食種植業發展為商品農業，這一模式肯定是難于推廣的；而村集體流轉全部耕地，進行有效經營，這是有普遍價值的。在耕地大面積拋荒的情況下，如果村集體能夠集中土地，搞好水利和道路，引入機械化的耕作，至少每個村能夠容許十來個年輕人回鄉種地，一方面可以避免稀缺土地資源的拋荒，一方面也給少數村民在鄉就業的機會。從宏觀看，可以以村集體對接國家的財政支農政策，充分利用土地資源，并增進糧食安全。
總而言之，農村的組織問題不能夠放任自流，需要上級的介入和“法理權威”的幫助。以政府力量去扶持禮俗社會的重建和德性政治領袖的成長，肯定會有助于塘約道路的推廣。在發展方向上，如果以恢復“耕地種糧”為基礎來進行規劃會更好。如果一個年輕人，能夠獲得50—60畝地的凈收入，大概就可以不去打工了，這樣就能夠留住一些有技術學習能力的年輕人。這相當于在鄉村構建一種有效的“拉力”機制，幫助年輕人回流農村和農業。同時，在塘約村的經驗中間，村黨支部非常關注減少各種人情往來方面的“非必需支出”數量，這也是減少鄉村“推力”機制的一個有效安排。
同時，村集體還可以作為普通村民土地及其收益的托管人，哪怕是種糧食，每年也應該給出一點點地租給原戶主，例如每畝地30—50斤糧食。這是接續村民資格的社會性價值的體現，同時不排斥村民資格的安排，還是中國革命所揭示的最小化政治上的負外部性的要點所在。
目前中央政策性支農資金不少，如果被大戶和商業資本套走，則無助于農村和土地的復墾。因此，政府的努力方向，應該是配合村集體組織的強化，去培植合格的政策對接主體，而不是扶持資本下鄉。
農村的組織資源，始終難于在法理權威基礎上單獨重建，或者反過來，也難于單一地依賴禮俗社會權威起作用，只有在平等的成員資格基礎上，結合各自的條件培養出德性政治權威來，才會有適合于農村地區的管理結構的合理運作基礎。
關于農民的主體性成長，需要強調的是，自身通過對土地的投入而獲取合理回報的制度中介，才是農村政策的關鍵，核心是一個聯系所有村民利益的組織。簡單的外部輸血和扶貧，應該是針對那些喪失勞動能力或者貧病家庭的救濟措施，需要作為社會保障措施去通盤考慮。
農業和農村政策，依然需要回到如何讓農民愿意種地，并通過種地實現小康方向上來。同時，為了更好地支持可持續發展目標，依然需要考慮幫助種地的農民，獲得或者提升其合理干預農作物增產的各種要素的能力。這樣，才能夠幫助農民工掙脫工業對農村的衰敗性改造，讓部分青年農民能夠自覺地掙脫“拉力”和“推力”的強大鏈條，轉而投向農業本身，這才是農業或者農村發展政策需要集中關注的主題。
作者系三農問題研究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7年第6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