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蘇里下河地區的濕地農業系統是一種非常罕見、獨特的遺產類型，與聯合國糧農組織倡導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理念有機契合。目前繼興化垛田傳統農業系統入選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后，又有高郵湖泊濕地農業系統入選中國第四批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濕地農業正成為全球農業遺產關注、研究和保護的熱點。經考證，里下河地區濕地農業的產生與明清時期治淮密不可分。明清兩朝的治淮策略雖各有側重，但均是以犧牲里下河地區為代價，使當地自然環境不斷惡化，河湖變遷、洪澇頻發，高郵湖濕地的急劇擴大與興化河湖的沼澤化是本時段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有賴里下河百姓的不屈不撓與積極應對，因地制宜地創造出了多種模式的濕地農業，主要包括興化垛田的開發、水陸交錯地的稻鴨共作、湖區的魚蝦蟹混養等。研究、保護和傳承好里下河濕地型農業遺產，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關鍵詞:明清；治淮；里下河；濕地農業；農業文化遺產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簡稱GIAHS）是由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全球環境基金（GEF）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等聯合推動的開放式的長期項目，計劃在全球建立100~150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地。當前該項目不僅成為聯合國的一項標志性工程，更因其倡導的生物多樣性、可持續發展以及傳統農業文明的保護等理念，受到各國政府和學界的廣泛關注。截至目前，中國以11項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位居第一，而且自2012年起，中國農業部啟動了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的申報和評選工作，以為GIAHS之備選。2014年，江蘇中部里下河地區的興化垛田傳統農業系統入選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2017年5月，里下河地區的高郵湖泊濕地農業系統又入選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并成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候選。二者的成功入選，不僅帶動了當地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而且掀起了新一輪的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熱潮，它們所在的里下河地區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研究和關注的焦點。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該地的濕地農業究竟從哪里來？呈現何種獨特類型？關于此的研究不多。學界關注熱點或側重于淮河治理，或側重于農業文化遺產的個案研究。雖然彭安玉、馬俊亞、張崇旺等學者對此已做過十分有益的探究和討論，但未從邏輯體系的層面深入分析二者之間的關系，也就不利于挖掘其蘊含的文化內涵與價值，因此對于當地的可持續發展與環境治理仍需作深入剖析。本文將在學界前賢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已有成果的回顧和探討，嘗試厘清里下河濕地農業系統的來龍去脈，期冀助力于治淮與農業文化遺產研究的不斷深化。
一、明清時期的主要治淮策略
宋元以前，里下河所在江淮地區“有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之說，域內土肥水美，物產豐饒。明清時期，黃河南下奪淮，二瀆合一，黃河的多沙善徙特點導致淮河不堪重負，潰堤頻繁，洪流橫溢，不僅威脅當地民生，更重要的是淮域之地乃漕糧北運的運河必經之所，事關京師財賦供應和政權穩定國計根本，所以明清兩代都把治淮列為政府工作的重點。但是，本時期治淮、治河、治運交織在一起，防洪、治沙和維持航運俱要兼顧，情況錯綜復雜，雖屢次大力治理，非但未能根治水患，反而日趨嚴重，且對今里下河地區的生態、生產、文化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直至現今。
第一，逼河南下、護陵保漕的明代治水策略。明中前期，凡治水者皆以“利不當與水爭，智不當與水斗”為圭臬，占據主導地位的是分流治水思想。決策者以為黃河源遠流長，水勢浩大，而所奪淮之道泄洪能力小，汛期經常潰壩漫溢，只有采取分流之策，以殺水勢，分則勢弱，水患自消，而淮域自安。明代最早主張分流的人是明初名臣宋濂。他從歷史經驗出發認為，“自禹之后無水患者七百七十余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又認為“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為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由于宋濂的淵博學識及個人魅力，他的分流治淮策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有影響。
明中期以后，由于淮河河床淤高，堤防不堪重負，多次決堤。明廷憂慮黃河北上，借黃行運無法施行。彼時的總河劉大夏為保漕運，奉旨于弘治八年堵塞荊隆、黃陵崗等七處決口，擋住黃河北流入海，同時修筑了自胙城至虞城的太行堤，逼黃河由濉、渦、潁諸水入淮出海。后因濉、渦等河道淤高，黃河遂北移至沛縣飛云橋入泗水，由泗水全流入淮。至此，黃、淮二瀆徹底合二為一。
明萬歷年間，潘季馴四任河道總督一職，得以全力貫徹落實他的“束水攻沙”“蓄清刷黃”之策，經十余年不懈治理，河道逐漸穩固。但是潘氏治淮的效果依舊不是太好，黃河泥沙逐漸淤積中下游河床，河成懸河，威脅漕運。同時隨著洪澤湖水位的逐漸抬高，大水向上侵蝕位于上游的泗州祖陵，出現所謂“護陵”問題，使得治淮工作更加錯綜復雜，回旋余地很小，日益被動。而且淮弱而黃強，洪澤湖常受黃水倒灌，清口淤高，大量來水下泄不暢，四處漫流，決溢堤壩，鳳泗所處的中游地區，頻年被淹；在下游，湖東屏障的高家堰不斷告急，洪水決口，里下河地區常年被水，運河阻滯。萬歷十九年（1591年），泗州大水，“公署州治，水淹三尺。……至城內積水不泄，居民十九淹沒”。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挽救黃水倒灌清口，威脅祖陵、漕運的危機，分黃導淮被提上日程。
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楊一魁繼任河道總督。他上任后，首先派禮部給事中張企程赴當地查探洪災與祖陵被水情況。張踏勘后認為祖陵被水雖因為高家堰之故，但高家堰工程浩大，“（高堰）屏翰淮、揚，殆不可少。莫若于南五十里開周家橋注草子湖，大加開浚，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嬰溝入廣洋湖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半有宣泄矣。于其北十五里開武家墩，注永濟河，由窯閘出口直達涇河，從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半有歸宿矣”。為保陵、護運，解災民于倒懸，楊、張二人聯名上書，提出“分殺黃流以縱淮，別疏海口以導黃”之策，得到朝廷同意。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楊一魁組織河南、山東、江北民工二十萬人，首先自桃源黃家嘴起挑黃家壩新河，向東越清河至安東（今漣水）灌口，以抑黃強。新河可分泄黃水入海，共長三百余里。其次，辟清口沙七里，在高堰修周橋、武家敦、高良澗三閘，導淮水東流經里下河地區入海。再次，挑挖、浚疏高郵茆塘港，引水南下邵伯湖，經金家灣下芒稻河而至長江，同時，復建芒稻河、金家灣減水閘以調控。同年十月，所有工程竣工。“于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揚安矣。”
明代后期楊一魁主導的這次分水治淮影響很大，他主要集中于“桃、清、淮、泗間”，竣工后雖然短暫緩解了祖陵危機，但這次分流只顧眼前之急，忽視長期后果，給淮域尤其是里下河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和漕運帶來嚴重災難。
第二，保漕護運、犧牲蘇中的清代治淮。清代以降，江南的經濟中心地位日重，京師之軍費、官俸、宮需、民生等皆依賴江南貢賦，所以漕運之重，無以復加，即為了漕運這個國家戰略，別的皆可舍棄，正所謂“治黃即所以治淮，而治淮莫先于治河”。康熙帝遂任命靳輔為河督，以“治河之道，必當審其全局，將河道運道為一體，徹頭徹尾而合治之”為基本方略，在確保漕運的基礎上，統籌全局以治淮。康熙十八年（1679），靳輔上書：“當淮流循禹故道之時，淮流安瀾直下，此地未聞水患。迨黃流南徙奪淮，淮流不能暢注，于是壅遏四漫。山陽、寶應、高郵、江都四州縣，河西低洼之區，盡成澤國者六百年矣。”在征得康熙帝的首肯支持下，靳氏治淮繼承并發展了明代潘季馴的“束水攻沙”“蓄清刷黃”“堅筑堤防”思想。他認為分流會導致水勢低弱，泥沙因之沉淀淤積河床，主張束多支于一槽，以水攻沙。在靳輔的組織策劃下，一方面大筑淮河堤防，全面提升堤防質量，從云梯關內開始，修筑起延伸至海口的堅固堤防。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視“蓄清刷黃”，繼續增高擴建高家堰以攔蓄洪澤湖水沖刷清口，使漕運暢通。
整體言之，靳輔在潘氏借清刷黃的基礎上又有一定發展：第一，他提出“黃淮相濟”的思想，讓部分渾濁的黃河水經過低洼地帶沉淀泥沙，變成清水后再注入洪澤湖，增強沖刷清口積沙的能力；第二，他通過在高家堰增修減水壩來擴大汛期淮河洪峰的下泄能力，保護運道免受沖擊；第三，“寓浚于筑”，靳輔一邊強調束水攻沙，一邊高度重視人工挑浚，以沙固堤，收“一舉兩得之計”。此外，他還在浚疏河道中，總結出“川”字河的先進經驗，可以實現迅速沖沙，刷深河床之效。
靳輔還認為：“治水者必先從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則上流自不飽漲。”在海口積沙問題上，他超越了潘季馴的舊識，多次組織海口疏浚。潘氏曾認為，海口積沙無法疏浚，也不必過慮，應讓水流自行沖刷。所以靳輔多次要求屬下“切切以云梯關外為重”，筑堤與挑浚并重，重視海口積沙的疏浚。
這一時期，由于將黃淮二瀆束于一槽，且堤防堅固、河道固定，水流迅猛，來自黃土高原的巨量泥沙在水流的沖刷下被搬運到入海口外，在海口附近的攔門沙、沙嘴淤長迅速。隨著海浪的沖刷，泥沙隨流遷移，在黃海大陸架的平緩斜坡上逐漸沉積。靳輔治水以后，隨著泥沙日益堆積，淮河入海口不斷向海延伸了二百余里，帶動今蘇北地區的大陸線快速向東延展。因此，本時期的淮河河道實際上被變相地拉長了。在淮河源頭海拔高度固定的情況下，下游河道變長使得河床比降降低，河道更顯緩平，降低了流速，泄洪也就愈加艱難。自乾隆時期開始，這個問題開始逐漸顯現并無法解決。
陳應芳在《浚丁溪海口記》中指出：自明末以后，就在運河東堤上設置減水壩，“湖水自是歲歲減而東注，而興與泰視高、寶更若釜然，內洼而外高，其來也日積，其去也日壅，而膏腴沃衍之壤蕩而為萑葦潴澤之鄉”。
因此，就整體而言，清代治淮依舊是以明潘季馴“束水攻沙”思想為基礎，稍有拓展。淮河下游地區，雖然在康乾時期得到了短暫的安流，但這是以蘇中里下河地區的巨大犧牲為代價的。甚至有人認為明清時期的淮河治理是一場徹底的失敗，“至明大筑高堰，而黃淮遂并而不復，為患益劇。陷泗州、浸虹縣、廢臨淮，逼徙清河、邳州。時復旁溢徐海，下侵高寶。前清開國二百余年，幾無寧歲”。
二、明清治淮對里下河地區的影響與環境變遷
明代中葉以后，潘季馴承萬恭“束水攻沙”思想而有發展，大筑高家堰以“蓄清刷黃”，堅修堤防以固定河道，黃淮局勢得以穩定。但由于根本的泥沙來源問題沒有解決，黃河水性依舊濁重，泥沙依舊沉淀河床，導致入海通道逐漸被抬高成馬鞍形，下泄不暢，中游潴積，明祖陵與漕運岌岌可危。于是疏導洪澤湖及淮河之水南下入江成為新的選擇。清代則基本繼承前朝的治淮策略，以保漕為重。如此，承擔泄洪入江通道的洪澤、寶應、高郵、邵伯等諸湖時常潰堤漫溢，過量的黃淮水與泥沙不斷灌侵、流經和潴積在海拔較低的里下河地區，給當地自然生態環境造成深遠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高郵湖的形成與濕地擴大。
高郵湖地區地處古泄湖淺洼平原，春秋時期該地區演變為淺洼平原，局部零星分布些小湖泊。目前見于記載的有二，即《魏書》所載之津湖與《水經注》所載之樊良湖。唐代《初學記》也記載有：“山陽郡有樊良、射陽湖、津湖。” 津湖、樊良湖即是今高郵湖的前身。另據《水經注》記載：當時吳王夫差為北上爭霸需要，開鑿了流經高郵湖運道的邗溝，“自廣陵北注樊良湖(又作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支、射陽二湖”。
北宋時期，高郵湖區不僅小湖數量增加，水面進一步擴大，且出現了多個大湖。秦觀曰：“高郵西北多巨湖，累累相連如貫珠。”這些大湖皆首尾相連、水系相通。同時期的發運副使蔣之奇寫道：“三十六湖水所潴，其間尤大為五湖。”五大湖指的是甓社湖、珠湖、平阿湖、新開湖，以及樊良湖。
1194年黃河奪淮以后，由蘇北入海長達661年。由于明清兩代政府堅持以保漕為主的治河政策，在黃河北岸高筑堅堤，在南岸分流，里下河地區經常被巨量的黃河水所灌侵，高郵湖區自此進入巨變期，區域內的諸小湖不斷增大、連片擴容。洪武初年，“高郵湖”之名首次見于史冊。約至明隆慶年間，高郵湖區已由宋元時期的“五湖”擴大為“五蕩十二湖”。據嘉慶《高郵州志》可知：五蕩為杈兒蕩、馬家蕩、聶里蕩、黃林蕩、三里蕩；十二湖為張良湖、鵝兒白湖、五湖、平阿湖、石臼湖、七里湖、塘下湖、姜里湖、津湖（今屬寶應）、新開湖、甓社湖、珠湖。不過直到民國時期，當地還保留著原來張良、鵝兒白、新開、珠湖等十一個湖的湖名。如前文所言，萬歷年間潘季馴治河的后期，他所倡導的“束水攻沙”的弊端逐漸顯露，由于黃強淮弱，泥沙淤積河身，入海不暢，明祖陵一浸再浸，洪澤湖大堤一決再決，事關明王朝祖宗陵寢所在及漕運大計，明廷于是任命楊一魁為河道總督，施行分黃導淮之策。分泄淮河洪水經高郵湖、邵伯湖入長江，這是淮河入江之始。但由于此入江水道過于狹小，每遇暴漲，洪水不及宣泄，就停滯在高郵諸湖內；此外，洪澤湖減水閘的多次開放，每次都導致湖水向東傾瀉而下，不可阻遏，本就低洼的高郵湖區里下河地區，頓成澤國，導致高郵諸湖水位一升再升，終至聯并成為一個巨湖，即今日“高郵湖”。正如明隆慶《高郵州志》載：“黃河之道頻年淤塞，而淮水不得入海，千流萬派會于高郵，而高郵遂成巨浸矣。”據廖高明考證：五蕩十二湖等諸湖最終合并為高郵湖的時間約在萬歷中期（公元1600年）前后，其原因在于“萬歷二十四年，總河楊一魁分疏黃淮，建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三閘，又浚高郵茅塘港通邵伯湖，開金灣，建金灣三減水閘，泄淮水由芒稻河入江”。這里亦可清楚地看到，當今高郵湖濕地的形成與擴大正是當時治淮的“副產物”。明末顧炎武在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中也記載道：“黃入淮，沙泥淤墊，勢漸高于里河。淮入海滋不利，時破高家堰而南……諸水悉奔注高、寶、邵伯三湖，漭漾三百余里，粘天無畔。”
但是，高郵湖畢竟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工干預尤其是大量黃河泥沙入湖，把原先的諸多小湖水面擴大相連的結果。所以高郵湖相較其他自然湖而言，岸線漫長曲折，消落區地形復雜，有復雜多樣的水生植物群落，即湖區的濕地面積較大。據目前測得的數據顯示：高郵湖是中國第六大淡水湖，總面積760.67平方公里，水位5.55米時，水面積648平方公里、葦灘和堤壩面積112.67平方公里，濕地面積占總面積的14.8%。濕地面積大、水生生物多，這些相對有利的條件為大規模開展濕地農業提供了可能。
第二，興化河湖的沼澤化傾向。
隨著黃水多次南泛，以及導淮入江的施行，大水裹挾著巨量的泥沙傾入里下河中部的興化地區，由于當地地形低洼，出口不暢，內澇長期淤積，于是泥沙逐漸沉淀，導致河道淤淺，湖泊出現沼澤化傾向。其實從萬歷以后，這種趨勢已漸漸顯現。河臣吳桂芳上書說：“淮揚二郡，洪潦奔沖，災民號泣，所在凄然，蓋濱海汊港，歲久道淹，入海只持云梯一徑，致海壅橫沙，河流泛溢。”后明廷雖發帑浚之，然大多旋浚旋淤，阻塞依舊。
清代以降，蘇中的河湖淤塞更甚。順治十六年（1659年），漕堤崩潰，“興化墊焉”。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南巡河工，途經蘇北，見民廬田疇盡被淹沒，詢問下屬，告知“高寶等處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至壅塞”，于是下令“將入海故道浚治疏流”，并派人“往被水災州縣逐一詳勘”淤墊情形。此后雍正、乾隆、嘉慶、道光諸帝都曾多次指示地方官員組織民夫浚淤，但大多是旋竣旋淤，聊勝于無而已。
興化位于古射陽湖的核心區南部，曾是水域最深處。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為北上爭霸，開挖了連通江淮的邗溝，“東北通射陽湖”。一直到北宋時期，射陽湖都是我國首屈一指的大湖。宋《太平寰宇記》記道：“射陽湖長三百里，闊三十里。”北宋文豪范仲淹路過射陽湖時曾云：“渺渺指平湖，煙波極望初。”清《鹽城縣志》亦記載：“射陽湖所從來久遠矣，湖最深且闊，能受諸州邑水，東走入海……”北宋末，黃河南侵后帶入大量泥沙，射陽湖開始逐漸淤塞，湖面萎縮，演變成大大小小許多的湖泊蕩地，但仍廣且深。元代時，隨著射陽湖被泥沙漸淤漸高，宋以前波瀾浩蕩的壯闊景象已不復存在。元代詩人薩都剌在其《雨中過射陽》等詩中則云：“霜落大湖淺，蘆蕩飛花雪”“菰蒲雁相語，秋雨鳴敗荷”等語，可以推知此時的射陽湖雖然依舊廣大，但因泥沙淤積，湖水很淺，生長著繁盛茂密的菰蒲、荷花、蘆葦等低濕地淺水植物。
明清治淮，為保護祖陵、漕運，巨大的射陽湖承擔了部分的分流、排洪任務，導致湖區加速淤墊。《嘉慶續修一統志》卷九十三：“明嘉隆間，黃淮高漲，潰高寶諸堤，并注于（射陽）湖，而潮沙溢入，日漸淺淤，而盈溢侵諸州縣。”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嵇璜親至里下河地區踏勘，上書奏稱：“射陽湖彎曲太大，泄水不暢，竟有東西僅隔里許而南北繞長灣至數十里者。”說明本時期興化地區湖泊河道的沼澤化特征已很明顯。
由于黃河泥沙的大量傾入沉淀，頂托湖床，古射陽湖湖水持續外泄，湖面顯著縮小，一些彼此不相連的陂塘、小型湖沼開始出現。至清代末年，湖區的主要湖蕩有得勝湖、蜈蚣湖、郭正湖、平望湖、廣洋湖、大縱湖及九里蕩、馬家蕩等，而得勝湖、蜈蚣湖、平望湖、大縱湖等均位于今興化市境內。大量湖蕩的出現，說明明清時期興化的大部分地區環境已經出現沼澤化傾向。
從本時期的地方志記載也能讀出興化地區河湖明顯的沼澤化趨勢與進程的不斷加快。據明嘉靖《興化縣志》記載，境內當時已是湖蕩密布，有旗桿蕩、蓮花蕩、烏巾蕩等三十六蕩之多。到了清咸豐年間的《重修興化縣志》所載則更為仔細，在明代方志所載的興化城北之烏巾蕩、城東之旗桿蕩“廣闊三里，北入海溝河”基礎上，新增加了癩子蕩、高家蕩、楊家蕩等，城東、北共計“六十四蕩，其名多不可考矣”。大量蕩地的出現顯示該地區的湖泊已轉變為沼澤水蕩，蓮藕叢生、蘆葦密布。這種沼澤水蕩的出現，為興化垛田農業系統的誕生提供了基礎。
三、里下河地區濕地農業的形成與模式
經過明清時期五百多年的大規模治淮，里下河地區形成了湖蕩并存的大規模濕地，陸地、水域和水陸交錯地（灘涂）并存，且三者一直處于相互作用與動態變化中。另一方面，頻發的水災使得莊稼種植型的傳統農業遭受到毀滅性打擊，一度民不聊生。基于如此復雜而變化的土地類型和日益嚴重的洪澇威脅，當地勞動人民沒有屈服，積極應對，相繼因地制宜地創造出了多種農作模式，即在沼澤地帶施行“垛-菜/林-溝-漁”立體生產系統，在水陸交錯空間內實行稻鴨共作，在湖區實行魚鴨混養和魚蟹混養。
（一）沼澤地帶的垛田開發與利用
里下河大部分地區海拔僅1~2米，地勢低洼。每年夏秋，位于鍋底洼的里下河地區短時期內匯集大量河湖來水，在中部最低處的古射陽湖湖區（核心在興化）形成所謂“諸水投塘”之勢。加之下游海潮與上游來水常常同時出現，交相夾擊，大水經年不退，澇災頻繁，興化遂成為洪水重災區，有“洪水走廊”之稱。
明中后期以后，隨著治淮方略的調整，興化地區水患頻繁，河湖決溢、雨澇、壩水以及潮災此起彼伏，百姓漂溺與田廬盡沒等的慘況不絕于史，且愈演愈烈。在日趨嚴重的洪水面前，興化先民沒有逃避退縮，他們為了保護祖祖輩輩生活的家園，想方設法抵御洪水，創造性地開發出垛田這一全新的農業生產模式。他們在湖蕩沼澤區域選擇稍高的地塊，挑挖河泥以培高，因地制宜育新種，在湖中形成土垛，再在垛上種植，遂成萬千垛田。明嘉靖時期，當地還是“水蕩過半，民藉魚蝦菰蒲為生”的生活節奏；到了萬歷年間，則已經是“大多土寒地濕，不宜果實”。清咸豐年間，除去報荒豁免的田地共超過19795頃，新增田畝1800頃；再到民國時期，興化田地達到了23272頃，又再增了近2500頃。在縣域沒有變化的情況下，增加的田地基本上都是來自于垛田的開發。
筆者調研時多次詢問當地老農，他們告知湖蕩堆垛之法：第一，選地。堆垛要選擇好較淺的湖蕩河溝，風小浪平之湖灣處最為合宜。第二，罱泥。即兩人合作撐小船，用泥夾（俗名罱子）夾取河溝湖蕩中的淤泥和水草的混合物(學名葑泥)，一年數次往垛上堆泥渣、澆泥漿，如此反復，垛便以每年幾厘米十幾厘米的速度緩緩增長，形成垛田。第三，扒苲。采用的工具與罱子類似，但不同于夾取爛泥，而近似于挖泥，所以扒苲的河泥多帶有貝殼、水草等，更肥沃也更富有建構性，是堆垛和田間土質肥沃的保證。
垛田的地勢很高，遠遠望去如同水中高高聳起的一座座小島，大大高于當地的整體地形地勢，高者高出水面可達七八米，低的也有兩三米高。這樣，如此高的地勢，在面對頻繁降臨的洪澇災害時，就可以高“垛”無憂了。而且高聳的垛田還增加了耕種面積，除了垛頂的平面，垛子四周之坡面，皆可稼穡，以收增田擴產之效，洪澇之時更是一家數口的可靠衣食保障。
垛田四面環水，地下水資源豐富，上升形成濕潤的“濕陣”線，非常有利于水杉、池杉等耐濕樹木的生長，由于光熱條件充裕，在垛田地區發展林業具有很好的便利條件。垛田主要是由葑泥、河泥構成，富含有機質。當地百姓又在林下大量種植蔬菜，培育出來垛田香蔥、油菜、龍香芋頭等特色農產品；河溝內放養青蝦、螃蟹、黃鱔、甲魚等，進行特種水產養殖；此外，河溝淺水中還可種植種類多樣的水生蔬果。在清康熙《興化縣志》的記載中，“蔬”類下排在前列的均是菰蒲、蘋藻、薺、荇、藕、芹等水生或喜水植物；至于“果也”，更俱是“蓮、茭、芡實、茨菇、野荸薺”。在時間序列上，按照不同時節，普遍施行多熟制，充分利用土地、水和光熱資源，既產生了極高的經濟效益，又塑造了變幻多姿的獨特景觀。
明代中后期以來，興化地區的垛田先民面對洪災沒有消極逃避，而是積極應對，努力變害為利，在沼澤湖蕩地帶罱泥堆垛，因地制宜發展生產，把“諸水投塘”之地改造成“九夏芙蓉三秋菱藕、四圍香菜萬頃魚蝦”的世外桃源。這種順應自然、改造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成功案例是我國先祖們一直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最佳典范，也契合了“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IAHS）”的創設理念，能夠順利成功入選，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水陸交界區的稻鴨共作
里下河地區的稻鴨共作是當地最具代表性，同時也是最早建立和較為完善的一種濕地農作模式，其濫觴可追溯到“以鴨治蟲”技術，即以鴨消滅稻田里的蝗蟲等害蟲。學界前賢據明代農書《治蝗傳習錄》認為其可能脫胎于我國江南的稻田養鴨技術，由閩縣人陳經綸約在明萬歷二十五年（1579）所創，其后經人推廣，才被轉用到稻田滅蝗上。但實際上，里下河地區早就有田家放養鴨子的習俗，當地種稻和養鴨的歷史可分別追溯到史前和春秋時代，這一點早已為近些年的考古發現所明證。
宋元之際，高郵湖區水域面積的擴大，加之連通長江水系，使湖內增加了大量洄游性魚類，漁業資源進一步擴充和豐富。無獨有偶，這一時期亦是水禽業快速發展和興盛階段，證據之一便是地方優質品種“高郵鴨”的出現。高郵湖區養鴨歷史要晚于水產業，但發展十分迅速。鴨子可水可旱的生物特性本就極其適合湖泊濕地環境，而高郵湖濕地更是養鴨的絕佳之地，湖區廣袤的湖蕩河溝和草灘內有大量魚蝦、螺螄、蜆蚌和水生植物，為高郵鴨提供了豐富的飼料。北宋時期，高郵鴨就已名揚四海，熙寧11年，高郵鄉賢秦觀曾請專人給時在徐州的恩師蘇軾捎贈高郵土產，并賦詩一首《寄莼姜法魚糟蟹·寄子瞻》，“鮮鯽經年漬醽醁，團臍紫蟹脂填腹。后春莼茁滑于酥，先社姜芽肥勝肉。鳧卵累累何足道，饤饾盤餐亦時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高郵鴨蛋名列秦觀給恩師的“禮單”之中，說明宋時高郵湖濕地水禽業已聲名遠播。因此，最遲到明代“高郵鴨”已成為享譽全國的一個地標性物種，這是高郵先民與高郵湖濕地經久磨合的產物，并與人工濕地稻田有機結合。
事實上，南北朝時期的《齊民要術》對此就曾早有記載：“鴨，靡不食矣。水稗實成時，尤是所便，噉此足得肥充”。南宋時，稻田養鴨的情況在當時已被推廣，詩人楊萬里曾見過衢州農村的男女老幼冒雨插秧的情景，其《插秧歌》寫到：“秧根未牢蒔未匝，照管鵝兒與雛鴨”，可見農民不僅在稻田養鴨，而且已掌握分時段放鴨的技術了。這種技術受地域、水源和農業生產類型等因素制約，有自身變化規律：南方稻區優于北方，平壩、淺丘優于山區，放牧優于圈牧結合，又優于圈養；放牧場地以稻田為主體，也利用溪溝、塘庫、湖泊等水域。縱觀高郵湖濕地變遷歷史不難發現，這些優勢條件和因素遲至在明代就已初具雛形了。
明清時期，隨著治淮帶來的巨量洪水以及泥沙南下，高郵湖水域面積擴大至天文數字。加之區域內人口膨脹，而可耕種土地卻不斷萎縮，而且為避開洪澤湖上游夏秋季節水漲對稻作帶來的威脅，湖區不得不改變耕作制度，由稻麥兩熟改種生產發育期短的一熟稻，這就為水稻單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稻鴨共作可以說是當時生產條件下的必然且唯一的選擇。一方面，鴨子以田間的雜草和害蟲為食，可去蟲除草；田間的奔走穿梭又能起到中耕渾水增氧的效果，有控草和刺激水土營養加速循環的功效；糞便還是優質有機肥料，補充水稻生產營養所需。另一方面，稻田為鴨子提供優質水資源、動植物飼料以及活動與休息區域。
以高郵鴨為核心的稻鴨共作模式，既是對食物鏈原理和動物物性的高度利用，也是時空結構中生物群落演替的合理配置；既收水稻除蟲增產之功，又有鴨子增肥、鴨蛋增優之效果，可謂一舉多得，高度體現了當地先民的勤勞精神與因地制宜積極應對不利環境的智慧創造。
（三）湖區的魚鴨蟹蝦混養
里下河地區的最大特色是廣闊的水域與豐富的水資源，取之不竭的水產是上天帶給本地百姓的最大饋贈。高郵龍虬莊遺址表明，當地水產業產生于新石器早期。當時原始人類已能熟練地在湖泊水面上作業，他們攫取湖中豐富的魚、貝、蝦、蟹、鱉等水生動物作為主要的肉食來源之一，以菱角和芡實等水生植物作為食物補充，從而保障人類文明的延續和農業的發展。
宋元之后，淮水南泛，里下河地區的河湖加劇擴充，濕地面積大、水生物種多，尤其是盛產各種淡水魚蝦，被譽為“江北淡水產品博物館”，當地百姓積極利用此條件，幾乎達到家家捕魚捉蝦、戶戶撈蚌摸蟹的地步。我們從此時期的文人雅士關于里下河地區農業的記載和詩句中可見一斑。
隨著當地水產品的聲名遠播，需求愈大，而野生資源的限制使得大力發展水產品養殖成為必然。當地百姓養魚養蝦已有近千年歷史和數十代之功，經驗和知識累積到了相當先進系統的地步，尤其是創造性地發展出魚鴨蝦蟹的混養技術，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養殖的品種除高郵鴨外，從四大家魚的青、鰱、鯉、鯽，到當地特產的青蝦、螃蟹、長魚、黑魚、虎頭呆子、昂刺、甲魚、鯰魚等等。明清時期，里下河地區的魚、鴨、蟹等水產便已名聲在外。據清道光《續增高郵州志》載：“郵湖產魚甚多……收鮮魚或腌咸魚販賣，各處得倍利者多矣。”
清代末年，本區的勞動人民將稻田養鴨的經驗和原則“移植”到了廣闊的水體空間上，創建了“魚鴨混養”和“魚蟹混養”模式。水域是養鴨、養魚和養蟹的主要場所，鴨取食病魚、水生昆蟲的幼蟲，鴨糞小部分以有機腐屑的形式被魚所食，大部分經游離分解促進浮游生物生長；魚與蟹天性上又共生互利、優勢互補。其中，鴨子可旱可水的特性，將種植業、漁業和養殖業有機結合，三個子系統緊密結合、互為補充，可以說達到了濕地農業水土立體化系統利用與經濟效益有機結合的高峰，《三續高郵州志》有云：“魚蟹及鴨毛野鴨絨輸出為甚。”
明清時期的里下河地區，充足過量的水本是首患，但當地農民從危機中看到了轉機和商機，通過大力發展與水相宜的水產業，再靈活發揮水生動植物的生物特性，創造出了魚鴨蟹蝦混養模式，從而化水害為水利，充分發揮了水的資源效應。這種因地制宜、變害為利的創舉是古人留給今人的寶貴財富。
今天，興化垛田地區在借鑒明清時期的生態混養經驗的基礎上，經過多年探索和實踐，成功打造了一套河溝放養與池塘精養相結合的水產模式，先后建有旗桿蕩、癩子蕩、得勝湖三個大型養殖場，建構起了生產與保護同步、大宗與特種并重的水產供應體系。魚蝦、魚蚌、蟹魚等混養的規模逐年擴大。如今，里下河濕地的高郵鴨、雙黃鴨蛋、興化紅膏蟹、淡水大青蝦等更是馳名中外的商標品牌，成了當地最有代表性的名片。
四、結語
綜之，明清時期的治淮是以犧牲蘇中里下河地區為代價的逼河南下、保陵護運，導致巨量的黃河水沙南下，里下河地區的環境不斷惡化，河湖變遷、洪澇頻發，高郵湖的湖區急劇擴大與興化河湖的沼澤化成為本時段最具代表性的事件。顯而易見，明清時期的治淮極大地改變了里下河地區原有的自然環境與生態面貌，進而又對百姓的生活和農業生產產生了深遠影響，且這種影響在前期很長時間內是極負面和毀滅性的。但在無數濁浪滔天的日子里，世代生活于此的里下河百姓沒有屈服，他們積極應對，隨環境變化而不斷調整農業結構和農作方式，創造性地發展出“濕地”和“農業”相結合的最佳方式：注重治水與治田并舉，優先發展水產水稻水禽業，并將養魚、養鴨、養蟹與種稻、植樹等多種經營巧妙結合的復合型生態農業系統。得益于先人對惡劣環境智慧性的利用和改造，今天的里下河濕地不僅有“秋水共長天一色”的自然風光，也有“千垛縱橫碧水花，蟹黃蝦紅處處鴨”的獨特濕地農業景觀。從農業文化遺產角度看，里下河地區的濕地型農業不僅是獨一無二的的遺產類型，而且與聯合國糧農組織所倡導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之理念有機契合，堪稱完美典范。傳承和弘揚好這一珍貴農業系統，充分研究和吸收其背后因地制宜的理念和當地先民不屈不撓的與水斗爭精神，不僅僅是因為可以帶動當地農民增收致富這樣表象性的動力，更是對祖先及子孫后代的責任所在，乃至增強我國在聯合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中的話語權，從而踐行文化自信都功莫大焉。所以從這個維度來看，明清時期的治淮對里下河地區的影響，也許正應了那句古語，“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作者簡介：盧勇（1978-），男，江蘇泰州人，南京農業大學人文社科處副處長、中華農業文明博物館常務副館長、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教授，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NRI）訪問學者。研究方向：水利史、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研究，在此領域共主持包括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項目子課題、江蘇省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等20多項，發表學術論文50多篇。論著先后榮獲第四屆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優秀科普作品金獎、江蘇省第十三屆哲社優秀成果著作類三等獎等。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先后協助地方政府將江蘇興化垛田、廣西龍脊梯田等成功申報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IAHS）和5項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個人先后獲江蘇省青藍工程青年骨干教師、江蘇333高層次杰出人才等榮譽稱號。陳加晉，男，南京農業大學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博士生。陳曉艷，女，新疆塔里木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講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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