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千村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
摘要：非正式制度對經濟決策的影響是經濟研究的重要主題。基于上海財經大學2015年“千村調查”數據，本文考察了宗族網絡對農村商業保險發展的影響。研究表明，宗族網絡對商業保險決策具有負向影響，擁有更強宗族網絡的農戶購買商業保險的可能性和保費支出更低，即宗族網絡抑制了農村商業保險的發展。進一步研究發現，宗族網絡對不同收入組農戶的商業保險決策具有異質性影響，具體而言，對低收入組農戶的商業保險決策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而對高收入組農戶的商業保險決策無影響。最后，金融教育培訓能夠有效緩解宗族網絡對商業保險發展的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對構建多層次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宗族網絡； 商業保險決策； 替代作用； 家庭收入； 金融教育
基金項目：上海財經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項目“社會資本與商業保險研究”（CXJJ-2016-320）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基本形成。截至2016年末，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超過8.8億，初步實現了“保基本”和“廣覆蓋”的目標。然而由于人口眾多、城鄉發展差異大等原因，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仍不完善，城鄉保障水平差距過大等現象仍然存在。2016年，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月平均水平已達到2600多元，而符合領取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條件的居民每月平均領取金額僅為117元 。由此可見，我國農村社會保障仍處于較低水平，應通過構建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來保障農戶的生活水平。《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2014）提出，要把商業保險建成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支柱，充分發揮商業保險對基本養老、 醫療保險的補充作用，因此研究農戶商業保險決策的影響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國內許多文獻使用調研數據研究了我國居民參保行為的影響因素，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家庭收入、教育程度、風險偏好和家庭人口結構等因素都會影響居民的保險需求 。由于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逆向選擇”現象是保險市場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健康狀況欠佳、年齡越大的居民越傾向于參加保險 。除此之外，社會資本也會對居民的參保行為產生重要影響。何興強和李濤采用2004年廣東省城市居民調查數據研究發現，以獻血、捐款和社會工作等指標構造的社會資本促進了居民的商業保險購買行為 。宋濤、吳玉鋒和陳婧使用農村的調研數據研究發現，農民的普遍信任水平越高，其購買商業養老保險的意愿越強 。
在研究影響農戶商業保險決策的因素時，我們不能僅僅考察收入水平、家庭人口結構等因素，還應考慮我國農村特有的社會文化環境。宗族是中國傳統鄉村社會中重要的組織，承擔著政治、經濟、宗教等功能 。根據上海財經大學2015年開展的以“農村基礎金融服務的覆蓋與使用”為主題的“千村調查”項目數據，2014年超過10%的被調研村莊舉行過宗族會議，這表明傳統的宗族組織在農村地區仍然存在并發揮著一定的作用。實際上，宗族網絡在鄉村企業發展 、村莊公共品提供 、政治和經濟機會 、計劃生育政策執行 、農戶信用評級 、農村勞動力流動 、村莊收入分配 、平滑消費 和家庭融資 等諸多方面影響著農村社會的運行。作為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宗族網絡是否影響了農戶的商業保險決策，促進還是抑制了農村商業保險的發展？在同一社會網絡中，由于抵御風險能力的差異，高收入成員從社會網絡中獲益較少，更多地充當著資源輸出者的角色 。宗族網絡作為特殊的社會網絡，也具有“振貧濟乏”的功能，這種特征對不同收入組農戶的商業保險決策產生怎樣的影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教育逐漸引起社會的重視，那么金融教育培訓對宗族網絡的作用是否會產生影響？
對此，本文使用上海財經大學2015年“千村調查”項目數據，以姓氏占比衡量宗族網絡，對上述問題進行研究。本文采用的“千村調查”數據覆蓋了全國30個省市（西藏地區除外）的農戶情況，具有相當高的代表性。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第一，非正式制度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學術研究的重要主題。本文在農村社會經濟轉型背景下，考察了基于宗族網絡的非正式保險制度對商業保險這種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有助于理解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之間的互動關系；第二，現有文獻在研究社會網絡的作用時，較少關注社會網絡對不同成員的異質性影響。針對宗族網絡內不同收入成員獲益不同這一特性，本文考察了宗族網絡對不同收入組農戶商業保險決策的異質性影響；第三，宗族網絡的作用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在金融知識逐漸普及的進程中，金融教育培訓不僅促進了商業保險的發展，還有效緩解了宗族網絡對商業保險發展的抑制作用。此外，本文的研究對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和發展農村地區的商業保險等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啟示意義。
本文余下部分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相關文獻進行評述，并提出研究假設；第三部分是數據來源及描述統計；第四部分實證檢驗宗族網絡對商業保險決策的影響；第五部分為結論與啟示。
二、文獻評述及研究假設
在發展中國家，由于正式制度還不夠完善，非正式制度在社會運行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風險分擔機制是經濟研究的重要主題，因此非正式制度，特別是社會網絡對實現風險分擔的作用引起學者的關注。Fafchamps和Lund利用菲律賓北部村莊的調查數據發現，在遭受外部沖擊時，來自親朋好友的捐贈和借貸會增加，即社會網絡的風險分擔機制并不是作用于村莊層面，而是局限于親朋好友范圍內 。實際上，這種風險分擔網絡的形成主要取決于地理距離或者親屬關系，而職業差異或者收入相關性并不是形成風險分擔網絡的重要因素 。De Weerdt和Dercon利用坦桑尼亞數據發現，社會網絡有助于食品消費在村莊層面達到完全保險，而非食品消費只能達到部分保險 。郭云南、姚洋和Foltz指出，宗族網絡可被視為一種信用機制或擔保機制，使得其成員能獲得更多的私人融資，從而有助于農戶實現平滑消費和風險分擔 。Townsend使用印度南部三個貧困村莊的數據發現，家庭消費較少受到當期收入和支出的影響，即社會網絡為家庭提供了保險 。Munshi和Rosenzweig指出，基于種姓網絡的非正式保險制度是印度農村人口流動率低的重要原因。農村勞動力一旦進入城市工作，由于種姓網絡中的其他成員無法有效監督其行為，因此轉移勞動力面臨著喪失非正式保險的風險。只有當進城工作獲得的收益大于喪失非正式保險的損失時，農村勞動力才會選擇進城工作 。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等正式制度對風險分擔的作用更加突出，因此許多文獻研究了非正式保險制度和正式保險制度之間的互動關系。從功能上分析，非正式保險制度、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都具有風險分擔功能，互為替代品，因此三者之間很可能存在“替代作用”或“擠出作用”。非正式保險制度通常先于正式保險制度而存在，因此可能會阻礙正式保險制度的發展。Jowett采用越南數據研究發現，非正式風險分擔網絡對自愿參與公共醫療保險具有負面影響 。范飛采用CHNS數據研究發現，以家庭饋贈為指標的非正式保險機制降低了醫療保險需求 。同時，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之間也存在替代關系。收入狀況是影響參保決策的重要因素，支出水平較低的社會保險對低收入者更具有吸引力，因此通常會“擠出”商業保險。Cutler和Gruber采用CPS數據研究發現，由于Medicaid計劃放寬了對孕婦和兒童的參保資格，在社會保險參與率大幅上升的同時，商業保險參與率卻下降了，這意味著社會保險對商業保險具有“擠出作用” 。Gruber和Simon利用1996-2002年的CPS數據，用更穩健的方法再次驗證了“擠出效應”的存在 。Rask和Rask使用NMES和其他數據也發現了“擠出效應”，這意味著社會保險降低了參與商業保險的激勵 。
現有文獻探討了非正式保險制度的風險分擔功能，并指出非正式保險制度和正式保險制度之間具有“替代作用”，但是鮮有文獻直接考察具有中國鄉土特色的宗族網絡對商業保險決策是否具有影響，從而促進還是抑制了商業保險的發展？宗族網絡作為特殊的社會網絡，嵌入農戶的社會經濟生活，是農戶重要的社會關系。在農村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和人口大規模流動的背景下，雖然宗族網絡的功能可能被部分地替代，但其在風險分擔和平滑消費方面仍然發揮著一定的作用 。由于路徑依賴和文化慣性，即使在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和商業保險品種不斷豐富的新形勢下，農戶很可能仍然會選擇依靠宗族網絡來平滑消費。同時，相比商業保險，宗族網絡所提供的非正式保險制度具有便利程度高、信息不對稱程度低和道德約束力強等諸多優勢。綜合上述觀點，本文提出：
假設1 基于宗族網絡的非正式保險制度對商業保險具有“替代效應”，因而宗族網絡對商業保險決策具有負向影響，抑制了農村商業保險的發展。
由于非正式保險網絡通常是基于收入或支出沖擊來分配資源的，從而不同群體受益不同。在印度的種姓網絡中，收入波動風險較大的農村男性從非正式保險網絡中獲益較多，而高收入群體從種姓網絡中獲益較少，這導致后者進城工作的意愿更強烈。實際上，Munshi和Rosenzweig根據1999年的REDS數據指出，在種姓網絡中，捐贈者的收入比接收者的收入高90% 。這意味著社會網絡的保障作用具有異質性，不同收入群體從中受益不同，其中高收入成員承擔著更多的責任。宗族網絡也具有“振貧濟乏”的作用，以明清時期徽州為例，富人有通過設置義田、義倉、學田等多種方式幫助弱勢族人的傳統 。進入現代社會后，雖然宗族的組織能力弱化了，但在社會壓力下，高收入成員仍然承擔著一些救濟貧弱族人的道義，較少從宗族網絡中享受到保障。對低收入成員來說，宗族網絡內嵌于日常生活中，并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功能。參加商業保險雖然有助于實現風險分擔，但是并不一定會減少低收入成員對其他宗族成員的轉移支付，反而可能會減少低收入成員從宗族網絡中獲取的收益，因此宗族網絡的存在可能會抑制低收入成員的商業保險需求。由此本文提出：
假設2 宗族網絡對不同收入組農戶的商業保險決策具有異質性影響，具體而言，宗族網絡對低收入成員的商業保險決策具有負向影響，而對高收入成員的商業保險決策影響較小。
三、數據來源與變量描述（省略）
（一）數據來源
（二）變量的定義與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分析（省略）
（一）宗族網絡對商業保險決策的影響
（二）宗族網絡對不同收入組農戶商業保險決策的異質性影響
（三）進一步討論：金融教育是否緩解了宗族網絡對商業保險發展的抑制作用
（四）內生性問題
（五）穩健性檢驗
五、結論與啟示
非正式制度對經濟決策的影響是經濟研究的重要主題。基于上海財經大學2015年“千村調查”數據，本文對宗族網絡影響商業保險決策的作用進行研究，并得到以下結論：（1）由于基于宗族網絡的非正式保險制度對商業保險具有“替代效應”，從而宗族網絡抑制了農村商業保險的發展。具體而言，宗族網絡對商業保險決策具有負向影響，擁有更強宗族網絡的農戶購買商業保險的可能性和保費支出更低。（2）在將樣本分為低收入組和高收入組后，本文發現“替代效應”主要存在于低收入組農戶中，而宗族網絡對高收入組農戶的商業保險決策無影響。（3）金融教育不僅有助于促進農村商業保險的發展，還能緩解宗族網絡對商業保險發展的抑制作用。
本文的發現有助于理解傳統的非正式制度與現代制度之間的互動關系。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的情況下，農戶難以完全依靠外部制度實現風險分擔和平滑消費。而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網絡通過減少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問題構建了有效的非正式保險網絡，從而有效彌補了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不足的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內嵌于農戶社會經濟生活的宗族網絡仍有其生存空間，在風險分擔和平滑消費方面仍發揮著重要作用。功能上的近似，使得宗族網絡對商業保險具有替代作用，從而抑制了農村商業保險的發展。但是在金融教育、金融知識逐步向農村滲透的過程中，宗族網絡的風險分擔功能逐漸弱化。
本文的研究不僅進一步豐富了宗族網絡相關的文獻，也對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具有重要的啟發。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僅包括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等正式的保險制度，還應包括基于宗族網絡的非正式保險網絡。現階段，我國農村社會保險的保障水平仍較低，農戶在遭遇重大意外事故時，往往無法通過社會保險來覆蓋家庭意外支出。而由于收入水平較低以及農戶對商業保險存在認知不足和信任不足等問題，農村商業保險覆蓋率仍較低，商業保險的補充保障作用有待提高。在面臨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不足的雙重困境下，宗族網絡以及其他非正式保險機制仍是農戶重要的風險分擔方式。因此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層次性。
雖然宗族網絡的確為保障農戶的生活水平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宗族網絡的保障功能存在較大的缺陷。第一，隨著城鎮化和市場化的不斷推進，宗族的組織性可能會不斷弱化，主要依賴于宗族網絡來實現風險分擔的農戶的風險暴露程度會進一步加大；第二，在發生意外事故時，宗族成員提供的以私人借貸形式的轉移支付仍要求借款人償還，因此借款人的風險并未轉移。從長遠來看，需要構建以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為主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為發展商業保險，政府應根據農戶需求，開展有針對性的農村金融教育，提高農戶的金融認知，加強農戶保險意識。同時，保險公司應簡化保險理賠流程，增強農戶對保險公司的信任。當然，提高農戶的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也是發展商業保險的重要舉措。
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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