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村光棍的社會風險談起
導讀:從農村社會的常識來看，我們一般將年齡超出30歲仍未婚配的成年男子稱為“光棍”，本文以農村光棍為研究對象，重點考察了在農村光棍中存在的越軌、一般違法、犯罪和自殺四個方面的社會風險。這些社會風險問題不容忽視，而其成因，則與當下婚姻的賤農主義傾向與城市拜物教傾向密切相關。正是上述傾向影響了人們的婚姻選擇，進而造成了婚姻資源在城鄉之間的雙向非對稱性流動。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農村光棍的社會風險
（一）農村光棍的越軌風險
越軌（Social Deviance）是一個經典的社會學概念，通常指個人或群體違反某一地域正常的社會規范或制度特別是非正式制度。在中國語境中，“軌”的直接意思是“軌道”，其主要作用就是讓運行的物體如車子在軌道上能夠正常運行，否則，就叫“越軌”或“出軌”。當然，一般來說，根據地域規范特點，從程度來看，越軌基本上也就是指還沒有達到違法程度的社會行為。
農村光棍最常見的越軌表現之一是對婦女的性騷擾。
他們經常在與婦女接近時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突襲或拍打女性乳房、臀部、腰肢和大腿等敏感部位。一般來說，其性質并非十分惡劣，往往能夠適可而止，他們通過這種騷擾來聽婦女驚恐的尖叫聲，然后便似獲得快感般地嘻嘻哈哈逃離現場。當然，也有部分光棍的騷擾方式主要是語言猥褻，例如，他們往往不敢直接騷擾婦女身體，而是說一些非常赤裸下流的話猥褻婦女，如直接用下流語言要求與婦女發生性關系，明知不可并遭到婦女語言回擊時悻悻地離開。源村光棍中，幾乎一半以上的光棍都有過對婦女下流語言騷擾的經歷，超過三分之一的光棍有過直接騷擾婦女身體的經歷。
農村光棍最常見的越軌表現之二是與婦女通奸從而危害一些已婚家庭的穩定。
我在調查中發現，至少有 9 位光棍是有公開通奸行為和通奸故事的，其占比達到了 18.36%，而實際的情況肯定還會高于這一比例。對于家庭的穩定性來說，通奸的危害程度當然比性騷擾更高，但兩者亦有一 定的關系，例如，部分婦女實際上是在多次被光棍性騷擾后逐漸發展到通奸關系的。
案例 ：
花某，40 多歲，因為小時候面部被火燙傷過而留有嚴重的疤痕，嘴角基本變形，相貌比較丑陋，因而很難找到對象，一直單身。
花某與堂嬸長時間通奸，幾乎全村年紀大點的村民都知道?；车奶脣饎t是一位有幾分姿色的農村婦女，僅從相貌的角度來看，不僅村民，就是筆者本人亦很難理解這兩人如何會走到一起。據說，剛開始時，花某僅是借給堂嬸的三個小孩打預防針或看病的機會，對她進行一些語言和身體動作上的騷擾，時間久了后， 兩人就好上了。為此，花某的堂叔夫妻倆經常公開吵架，但花某的堂嬸從不收斂。
村民揣測說，花某應該是學會了一種叫“和合水”的“符咒”，只要上他當，喝了他的“和合水”，就會迷上他，不然，僅論相貌，其堂嬸無論如何應該沒有道理會跟他好上。一些村民甚至說，親眼看見過花某將兩根分離的筷子放在其“作法”過后的“和合水”中，然后兩根分離的筷子在“符水”的作用下居然能粘在一塊。是否真的如此，不得而知。
除了花某外，其余公開化有通奸情況的另外8位光棍，全部發生過引發通奸對象家庭中激烈的爭吵和糾紛，其中，共有3位光棍所引發的家庭糾紛幾乎導致通奸對象的家庭解體，盡管最后離婚未遂，但對家庭所造成的創傷是顯而易見的。最嚴重的一例是，光棍陳某在長期與李某妻子通奸后，兩人相約私奔在外并駢居達兩年之久。
光棍的通奸越軌與非光棍群體的通奸越軌有明顯區別，前者不僅很難受到地域社會規范的約束，而且還因為自己的光棍身份而具有越軌行為正當化的道德感，并因此而顯得更加無所顧忌。而后者會有更多顧忌，他們不僅更容易受地方社會規范的約束，也會面臨來自家庭內部的強大壓力，且很難有將自己越軌行為正當化的可能。以源村為例，在非光棍群體中，公開有通奸越軌行為且引發嚴重家庭糾紛的，僅有2例，他們與另外9例光棍的公開性的通奸行為一起構成村落內部人們孜孜不倦的茶余飯后的談資。
（二）農村光棍的違法風險
比越軌嚴重的是農村光棍的違法行為。當然，越軌到違法并非斷裂的，兩者往往可以構成一個發展演變的鏈條，如前文述及的花某用鳥銃尋仇的威脅做法，某種程度上當然可以視作是違法行為了。一般來說，光棍的違法行為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偷盜。在村落內部的偷盜行為，其程度一般僅止于違法，很難上升到涉及犯罪的程度，當然，在村莊這個熟人社會以外的地方則很難說了。因此，我們此處所說的違法行為主要討論發生在村莊內部，也即對村落社區的危害。調查表明，約有三分之一的光棍有過偷盜的經歷，其偷盜的目標物主要包括樹木、雞鴨牛羊和衣物。
其二是斗毆勒索特別是聚眾斗毆勒索以及情斗等。因為光棍漢一個，光棍往往在打架斗毆過程中更少顧忌。其特點是，喜歡三五成群糾集社會閑雜人員威脅普通村民，他們作案的標的同樣不是特別嚴重，一般常見的是，找村民“借錢”，金額大多在一千元以內，甚至以200—500元之間為多。所謂“借錢”，其實是勒索要錢，因為他們大多有借無還。不敢要太多，一方面是怕普通村民承擔不了，另一方面則也是躲避犯罪的可能。例如，源村光棍張某，早年打牌輸了時找源村上片五組的湛某借200元錢，湛某沒有同意，于是，他便到鄰鎮引來了幾個小混混找到湛某家威脅鬧事，湛某沒有辦法只好“ 借” 給他 200 元，同時還支付 了幾個小混混的“ 辛苦費” ——每人兩包價格 25 元的香煙。此外，則是因為通奸情況敗露后與情敵的斗毆，如前述花某案例。
其三是聚眾賭博。農村有句俗語叫“ 十個光棍九個懶，九個懶的個個賭”，其意思即是說，大部分光棍好吃懶做，但同時又想為了生存而想不勞而獲，賭博即是一條渠道。特別是，每到春節前后，部分“講狠”的光棍聚眾賭博的行為比較普遍，他們主要提供場所，收取一些“水錢”（即抽提成的意思）。
其四是嫖娼。部分光棍通過通奸行為滿足自我性需求，部分則通過嫖娼來獲得滿足。
與非光棍群體相比，光棍群體在違法風險行為方面的發生概率遠高于前者。在源村非光棍群體中，前述斗毆勒索和情斗的幾乎沒有發生過，嫖娼行為，公開化的僅了解到2例，未公開化的無從查證。聚眾賭博方面，非光棍群體同樣存在這一類行為，發生概率大致相當，與光棍的區別在于，他們中提供聚眾賭博場所的較少，“講狠”的較少。在偷盜行為方面，與幾乎三分之一的光棍都有過各種小偷小摸行為不同的是，非光棍群體中有6例有過偷盜樹木、影碟機、摩托車的經歷，其中有3例是經常與一群光棍集體作案的，被發現后，他們迫于面子、名譽等村莊輿論壓力，均退出了偷盜諸如影碟機、摩托車等需入室偷盜的行為，但諸如盜伐其他村民山林中的樹木等作案標的較小的情況仍然存在。
（三）農村光棍的犯罪風險
一般來說，光棍的越軌和違法行為很容易走向犯罪，其間的轉換并沒有什么因素可控。通常情況下，光棍的犯罪主要涉及性侵犯，少量也會涉及其他人身傷害或經濟財產侵犯，擇要來說有如下幾類。
其一是情殺或情傷。光棍與婦女通奸，一旦奸情敗露，除了一般的斗毆外，嚴重的會造成情殺或情傷。
其二是拐賣或誘騙婦女。從“ 拐賣” 婦女的角度來看，對光棍而言，其實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他們 有可能成為施罪者，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成為受害者。不過，無論如何，無論是施罪還是受罪，作為其連接的重要對象——婦女，則更有可能成為光棍鏈條下的受害者，盡管部分婦女是參與到拐騙行列中的。
其三是性侵幼女。我的調查并沒有直接發現源村的光棍有過性侵幼女的案例，但是，外村一位光棍卻在源村有過性侵幼女的經歷。
其四是強奸婦女。同樣，我在源村的調查亦未發現直接的強奸案例，至少公開的田野資料沒有。但是 這種情況同樣應該有普遍存在的可能性。例如，源村鄰村黃村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時，就發生過轟動周邊幾個村的惡性強奸案件。
（四）農村光棍的自殺風險
與前述各種危害屬于對外攻擊不同的是，光棍的另外一類社會風險則是對內攻擊，即對自我的攻擊，自殺和自傷是其主要形式，其中，又主要表現為自殺。從調查收集的材料來看，光棍群體中的自殺者主要分布在中老年光棍群體中。
光棍的自殺材料，大致可以說明以下問題：其一，以自殺為特征的光棍的內向攻擊行為風險，其發生概率明顯高于非光棍群體。其二，光棍的身份相對來說確實是村落中的邊緣群體，同時，也是招致多重社會排斥的群體，這一點，我們僅從各位自殺死亡光棍的帶有貶損特點的外號即可以看出來。其三，除了我們前述光棍對外攻擊的社會風險外，部分光棍同時還可能產生對內攻擊，也即自我滅亡的社會風險，盡管一些自殺死亡的光棍在死前有各種對外攻擊的劣跡，但僅從其晚年的生命質量和生活來說，仍是十分凄慘的，其境遇令人唏噓。其四，從治理層面來看，我們的調查表明，沒有任何組織或超出個人以外的群體認為光棍的自殺是一個比較嚴峻的社會問題，相反，他們所在村落一般都傾向于從個體認知或最多發展到家庭認知的角度去看待光棍的形成及其歸宿，因而，沒有任何組織或群體對光棍的自殺有過干預的意念。
婚姻中的賤農主義傾向與城市拜物教傾向
從前文述及的農村光棍的越軌、違法、犯罪和自殺等具體內容來看，當前農村光棍的社會風險問題不容忽視。呈現這些社會風險的具體層面僅是首要且重要的一步，而要想探尋應對農村光棍所形成的社會風險的治理策略，還需就問題與策略之間的中間環節即農村光棍的形成原因特別是其深層機理進行必要的討論。
（一）婚姻交換的經濟因素
筆者曾根據光棍自身及其所在村落村民對他們之所以成為光棍的原因認知將農村光棍劃分為四種主要類型：歷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緣分宿命型和經濟貧困型。無論是從橫向分布的角度還是縱向變遷的角度進行觀察，身心缺陷型光棍和緣分宿命型光棍都基本符合人口分布的正常規律，因此，也可以說，因身心缺陷而無法娶妻從而成為光棍，或因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沒有明顯直接原因的所謂唯心的緣分不夠從而注定成為光棍的情況，當屬于正常的分布情況。
然而，筆者也發現歷史塑造型光棍和經濟貧困型光棍卻在過去四十多年間各自分布于前后兩個時期，即改革開放初期及以前主要是歷史塑造型光棍的分布，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歷史塑造型光棍已成為歷史，鄉村社會再也沒有人因為自己的身份是“五類分子”或“五類分子后代”而無法娶到妻子。相應地，改革開放初期以前，光棍形成的原因很少有因為經濟困難而造成的，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因經濟貧困而無法婚配成功進而成為光棍的卻成為最主要的類型，其占比超過了所有光棍的2/3。事實上，以源村的經驗看，當前30—49歲年齡段的光棍中，因為經濟貧困而成為光棍的占這一年齡段所有光棍的比超過 3/4。
可以預測的是，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新的跨入光棍群體的成員，其形成原因仍主要會基于經濟貧困。 因此，我們所要理解的重點是，經濟貧困何以會使得成年男子更難婚配成功？我曾經著重從婚姻消費的角 度重點探討了這一問題，而本文則想進一步深化討論。
婚姻關系的本質之一，是一種交換關系。交換的內容不外乎愛情、地位、金錢、性、安全等。因此， 作為一種交換關系的過程形式，結婚勢必要在這些內容上有所獲取，獲得越多，說明這樁婚姻越劃算。所以， 婚姻從來都呈現出梯度遷移的模式，盡管很多時候也強調門當戶對，但實際上，多數人期望能夠自己相對低級的門能夠對上相對高級的戶。
現在的問題是，將婚姻的經濟交換因素的強調放置到了第一位重要的因素，愛情、地位、性與安全等均成為金錢的附屬物。換句話說，如果缺乏金錢這一重要條件，愛情無從談起，地位也無從談起，安全感也會缺乏，性也不可能得到滿足。問題在于，如果僅僅是部分人或部分群體對此強調，那么，其對婚姻生 活的危害也許會維持在有限的范圍內，然而，當前的情況表明，一些群體越來越認可這一點，因此，婚姻交換中的經濟因素也似乎越來越具備至高無上的合法性的可能。
就農民的婚姻而言，強調經濟因素至上的這一合法性是通過兩個互為關聯又互為對立的傾向來達到的。這即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婚姻的賤農主義”傾向和“婚姻的城市拜物教”傾向。
（二）婚姻的賤農主義傾向
在過去100多年的邁向現代化的步伐中，由于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目標一直是中國強國的訴求之路，因之，伴隨而來的就是，我們將方向的起點視為落后，將方向的終點視為先進，從而，逐漸站在先進的角度貶損一切與落后有關的因素，并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隨著打工經濟大潮的興起和全國乃至全球市場邊界的擴大而逐漸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南京大學張玉林教授為了分析這一歷史轉變現象，制造了“賤農主義”這個概念來形容這一過程。在他看來，“‘賤農主義’是指當代中國逐漸形成的以農為賤的觀念、話語、價值取向和政策取向。它表現為壓制農民的權利、貶損農業和農村的價值，從文化上否定、從物理上消滅農業、農村和農民。從宏觀的角度來講，筆者完全贊成張教授的判斷?？梢院敛豢鋸埖卣f，未來中國農村發展的最大風險不在別的問題，而就在于這種賤農主義的存在及其瘋狂實踐。
當然，在本文中，筆者主要借用這個概念來分析光棍問題，并將其僅限定為“婚姻的賤農主義”，其意是指，從觀念取向、話語取向、政策取向甚至文化取向上否定嫁給農民（包括農民工）進而嫁到農村并有可能從事農業生產的婚姻的合法性。同時，我考慮到賤農主義在婚姻領域的實踐或侵蝕仍是一個過程，也許還沒有達到頂峰狀態，因此，更愿意強調其“傾向”性的一面?；橐龅馁v農主義傾向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觀念取向上以嫁農為賤的傾向。
觀念層次的婚姻賤農主義，也就是人們關于以嫁農為賤的一套集體認知。典型的并為人們熟知的具有大眾色彩的說法是，如“寧要城里一張床，不要農村一套房”，雖然這一觀念表達了人們對于選擇城市還是農村的集體焦慮，但它實質上也同時出現在人們的婚姻選擇中。又如網絡上關于“寶馬女”的故事，其說法是“寧肯坐在寶馬車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車上笑”。從“哭”的角度來看，自然是這種婚姻無法交換到愛情，甚至還會受到煎熬和虐待，因而是痛苦的，但因為能夠交換到金錢或物質（寶馬是金錢或財富的符號），“哭”又何妨？相反，“笑”表明獲得了自己想要的愛情，但卻交換得到的是貧窮（自行車即是貧窮的符號），那“笑”又有何意義或價值？可以說，這種觀念下的選擇在當下并非個例，而是一種時代的集體焦慮。
其二，話語取向上以嫁農為賤的傾向。
從話語上來說，主要在于對農民的一系列標簽化的指稱或表述，在婚姻上則主要是指構建一套以嫁農為賤的具體說法。話語上的以嫁農為賤的傾向與觀念上的以嫁農為賤的傾向是緊密相關的，甚至可以說，兩者很難完全區分出具體的邊界。我們知道，不僅僅是關于嫁給農民的婚姻方面的話語，事實上，整套關于貶損農民的話語都是同時產生巨大作用的。我以為，過去100多年中，對農民偏見最大的話語構建莫過于晏陽初的“愚貧弱私”的表述，在晏先生看來，中國農民的特點就是愚蠢、貧窮、體弱和自私自利的集成體，因而非得加以教育不可。試想，誰愿意與一個“愚貧弱私”的集合體接觸交往呢？誰又愿意嫁給這樣的集合體呢？
事實上，今天我們的公共傳媒等角色還創造了眾多看起來更加隱晦的話語來污蔑嫁給農民的婚姻，如“鳳凰男”這一詞語的創造即是如此。所謂“鳳凰男”，就是指集全家族之力于一身，從山溝溝里勤奮苦讀并成功地飛出來的農村男子——“鳳凰”。“鳳凰男”的身份表明，其特征在于，男性、農村（而且特別強調那種山溝溝里的農村）、勤奮努力、奮斗成功（不然就不是“鳳凰”）、背負整個家族的希望，等等?！傍P凰男”的性格特點，歸納起來說有如下幾點：“吝嗇、敏感、自卑、自負、精明”。顯然，僅看這些表述就能夠知道，誰愿意嫁給這樣的人呢？
關鍵是，鳳凰男的話語不僅僅是一種創建，而且在現實生活中還被不斷拿出來宣揚，以致有時候這類人即使成功婚配，但在與對象吵架的時候都還容易被冠以“你不要這么‘鳳凰’，好不好？”的蔑視，“你不要這么‘鳳凰’”就意味著，“你”說什么都是錯的，因為你“鳳凰男”了，這就是話語的力量。它不僅存在，而且還透過眾多形式而發揮其威力，例如，眾多電視傳媒節目或電視劇都能夠反映這一點，如各種電視相親節目，各種諸如《婆婆來了》、《雙面膠》等家庭電視劇的熱播及其對農村人與城市女婚配成功后的各種不幸和煩惱的描述等，都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于以嫁農為賤的話語認同。
退一步說，“鳳凰男”即使“再差”，好歹也還是“鳳凰”，他們尚且因為其出身為農的身份而遭到標簽化的蔑視，更何況更多沒有跳出農門的普通農民和農民工，他們只會在婚姻境遇中招致更多的鄙夷和污名化。
其三，政策取向上以嫁農為賤的傾向。
政策取向上，公開的“發文件”以表明“嫁農為賤”的政策宣示還是沒有，但其內在邏輯卻潛在地以其他形式存在。從調查的情況來看，政策取向的以嫁農為賤的傾向主要是服務于所謂鄉域經濟、縣域經濟或市域經濟發展的，而其牽引杠桿則是風行于鄉鎮、縣城或地級市的房地產業。如一些鄉村的廣告橫幅所標示的“你愿意嫁給一個沒有房子的他嗎？不愿意，那就要他給你買房吧”等等。這些宣示，最終反映在實踐層面就是，即使同處農村婚姻圈內的女性，在選擇農村男性作為婚嫁對象時，越來越注重考慮對方是否在鄉鎮或縣城擁有住房。我曾經在江蘇省盱眙縣的某個鄉鎮、河北省青龍縣的某個鄉鎮、浙江省奉化市的某個街道等地的調查表明，都出現了這一傾向。問題在于，并非所有農民家庭都能在鄉鎮或縣城乃至市域買得起商品房的，然而，這一傾向越來越成為現實且越來越被人們接受和認可時，也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可能因此而無法成功婚配。
正是婚姻的賤農主義傾向，使得農村的女性資源亦更愿意往賤農主義的反面所在地流入，這即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即婚姻的城市拜物教傾向。在婚姻的賤農主義傾向下，農村光棍的產生和增多越來越成為可能，而在婚姻的城市拜物教傾向下，不僅農村光棍增多的形勢更加嚴峻，而且，城市亦容易出現剩女也即城市女光棍現象。顯然，這是現代中國婚姻的悲劇。
（三）婚姻的城市拜物教傾向
與婚姻的賤農主義相對，婚姻的城市拜物教是指將嫁城里人或嫁到城市生活并從事非農職業作為一種如神靈般崇拜的婚姻追求的現象。而且，我們這里所說的城里人或城市還只是泛指，它的主要特點是經濟物質上的富有，因而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都應比我們所說的“市民”或物理意義上的“城市空間”要大，因此，
廣義上說，婚姻的城市拜物教就是指將嫁給經濟條件較好的人當作如宗教般追求的現象。與賤農主義邏輯下建構的“屌絲”或“鳳凰男”相反，在城市拜物教邏輯下，人們制造了“高富帥”或“白富美”或“孔雀女”一類標簽化的語詞。
城市人口的性別本來是相對平衡的，但由于在婚姻的賤農主義傾向的背面存在著婚姻的城市拜物教傾向，因而，大量農村女性人口流入城市的婚姻圈。盡管農村男性亦從農村的婚姻圈轉移到城市中，但未必能如農村女性一樣可以進入城市的婚姻圈，部分農村男性能夠在城市通過自由戀愛成功婚配的僅是這一群體中的幸運兒。因此，農村男女的婚姻匹配在城市中遭遇時，性別之間并非平等的，從而在城市與農村之間造成一種“雙向的非對稱性流動”。也即是說，農村的女性能夠流向城市中的男性，特別是可以補充城市社會中處于底層的婚姻交換的劣勢群體，如果僅在城市的婚姻圈中，這一群體是難以與城市女性婚配成功的。
在傳統社會，由于城市與鄉村的邊界相對較為封閉與隔離，無論從實踐上還是理論上來看，鄉村婚姻 與城市婚姻均主要在各自的圈內進行循環交換。所以，除了部分身心缺陷或緣分宿命所導致的光棍有一定的分布外，其他大部分男子能在各自婚姻圈內自我消化。而隨著鄉村與城市邊界的接觸和開放，婚姻資源 能夠在城鄉之間充分流動，其途徑則與鄉村勞動力向城市大規模流動的打工經濟的產生有關。然而，如果 從婚姻在城鄉之間的交換而言，農村女性對農村而言是接近凈流出狀態，相反，城市盡管從理論上有向農村同樣流向的可能，但是，在婚姻的賤農主義傾向和城市拜物教傾向的雙重作用下，城市里的女性極少選擇下嫁到農村與農民結婚。
（四）農村光棍的政治經濟學
與其他資源和市場一樣，當婚姻市場是自由而開放的，而在婚姻的賤農主義與婚姻的城市拜物教的雙重作用下，婚姻資源因為婚姻市場中的分化而會在以經濟因素作為重要標桿的指向下出現嚴重分化。也因此， 無論是理論上，還是現實生活中，占據經濟因素優勢位置的一定也能夠擁有更多的婚姻資源，而位居劣勢位置的則更加無法獲得有效的婚姻資源。因此，我們會看到，農村光棍現象普遍存在，而城市中或以城市為代表的婚姻資源配置的高端位置中，有些人可能形式地或實質地要重復占據很多婚姻資源，如有些人可 能除了擁有一個妻子外，還可能在形式甚至實質上擁有更多“ 妻子”，所謂“ 小三”、“ 二奶”、“ 情婦”、“ 長 期保持或發生不正當性關系”、“ 生活作風糜爛”、“ 生活腐化”、“ 道德敗壞”、“ 外面彩旗飄飄，家里紅旗不倒” 等太多語詞或說法都是對這些社會現實問題的社會語言學的反映。理想的婚姻市場模型是，婚姻資源可以在城鄉這個更加一體化的統一市場中實現自我循環。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建設》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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