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鎮的賭博業，聽起來不算什么大奸大惡。對于不少返鄉人士來說，過年期間過幾把“手癮”更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不能忽視的是，因為賭博而鬧得雞飛狗跳、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的事情，每天都在我們身邊以不小的頻率上演。
針對這一現象，呂德文教授（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同樣在近期做過深入研究。而他的研究則揭示了出了一個更為嚴峻的社會現象，那就是：在最近十余年間，“賭博”在多數鄉村已實現去污名化。在他看來，如何認識今日中國鄉村的賭博業態，雖非易事，卻是大事。賭博已成社會之癌，不可不治。
今天將他的文章推薦給大家，希望有所啟發。原文較長，有壓縮編輯。
我調研的鄉鎮是一個典型的中部農村，總人口不到2萬，共17個行政村，100余個自然村。因地處丘陵地帶，人均耕地較少，且無任何工業。總的來說，該鄉算是一個消費型社會，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年輕人（第二代農民工）外出務工。中老年人則在家務農補貼家用。
該鄉集市經濟十分發達。除了少量幾家農資、化肥店，街上全是為鄉民“現代生活”服務的商店，包括超市、飯店、家具店，甚至于養生館、五谷雜糧配方點、快遞服務點等。不過，最大的產業當屬“賭博業”。
根據筆者的調研，該鄉的賭博業態如下表所示：
1、形式
當地的賭博業主要有三種形式：
（一）茶館 準確地說，當地人所稱的“茶館”其實是麻將館。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單單是在集鎮，就有近30家麻將館。全鄉的麻將館大概在100家左右。茶館的規模也不等，一般而言，集鎮上的有十幾臺麻將桌，村里的有三四臺麻將桌。
至于玩法，比較簡單，根據胡牌大小，當地麻將館分為三個等級：（1）打大牌的，胡牌在20元以上，每盤輸贏可在幾百上千元；（2）打中牌的，胡牌一般為5元或10元，每盤輸贏在幾十上百元；（3）打小牌的，胡牌為2元，每盤輸贏只在十幾二十元間。
在一般鄉里人的認知中，“賭博”和娛樂的界限是模糊的。打大牌的茶館，普通鄉民都認為那是賭博場；那些打中牌的茶館，對于大部分有財務自由的鄉民而言，也算是一個合適的娛樂場所，但如果毫無節制地沉迷其間，則算是徹底的賭博心態。惟有打小牌的茶館，幾無鄉民認為它是一個賭博場所。
（二）地下六合彩 六合彩在鄉里也甚是普遍，其覆蓋人群甚至比“茶館”廣。說是“地下”，主要是從法律意義上界定的；對于當地人而言，它是再公開不過的賭博形式。每個鄉民都可以在鄰居、親戚、朋友那里輕易地找到“碼莊”。再不濟，村里的商店也兼著小“碼莊”的生意。
在十多年前六合彩剛到該鄉時，所有人都知道這是賭博。但現在，六合彩卻成了極具鄉間特色的娛樂功能。彩民們天天盯著電視上的天氣預報、動畫片等節目，希望從中找到有關“玄機”。“運氣”這個飄忽不定的東西，也被具象化了。比如，家中有個老人80歲去世了，其子孫立馬會聯想到下一期的開碼數字必定和8有關。
現如今，大部分鄉民都將六合彩當做“小賭怡情”的節目，甚至成為生活中的“盼頭”。
（三）賭場 鄉間有兩個大混混，都有黑道背景。一個大混混經營著大茶館，不定期地在其茶館組織超大規模的“局”，如50元或100元開胡。這種局一年大概舉行三五次，每次個把星期。每次 “組局”時，“大混混”都親自上門邀請那些目標人物去他的茶館玩。
還有一個則專門組織“八點場”，運用鄉間所稱的“龍虎斗”（老虎機）和“掐八點”（推牌九）組織賭博。“八點場”也是一年組織幾次，其特點是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卻未必有隱蔽性，因為普通民眾都知道），每天打一槍換一炮，有時候甚至在山頭野外搭棚。其規模一般在幾十上百人之間，有積極參與的，還有純粹是看熱鬧的，每次賭資都有幾十萬之多。
2、灰色
在我調研的鄉鎮，賭博業有一個較長的產業鏈。
在這個鏈條里面，處于高端的是兩個大混混，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制定了“消費”及服務標準，其組織性也較強；處于中端的是那些打中牌的茶館及各個碼莊，他們是鄉村賭博業的中流砥柱，在賭博的去污名化、培養基本“賭徒群眾”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處于低端的，則是那些數量不多的小茶館，客觀上為賭博生態的塑造提供了掩護。
兩個大混混在組織賭場方面都可謂是輕車熟路：
組織大麻將局者，在鄉里人的形象中是一個“鄉紳”，從來都是客客氣氣的，組織的牌局也甚是“文明”，像是去一個高檔會所。幾乎從未聽說過其耍什么黑招，所有人卻都對其敬畏有加。有時候，鄉里人明知其組織的是鴻門宴，卻也得裝得很高興的樣子前去“送錢”。
組織“八點場”的大混混，則風格迥然，其霸道、陰狠、血債累累是寫在臉上的。2015年即有兩起惡性時間：
一婦女因欠了“八點場”的高利貸，被逼無奈躲在一個山頭兩天，最后在山上自殺身亡。鄉政府為了安撫受害者家屬，讓其丈夫及小孩吃低保；還有一位鄉民被高利貸所逼，自殺身亡。其家人將死者棺材拖至鄉政府門口討說法。派出所出面調解，讓債主賠了17000元，鄉政府再“人道主義救助”了4萬元，終于息事寧人。
但就該鄉的賭博業而言，他確實做得很是成功，幾乎達到了企業化運作的水平。一個成功的“八點場”，需要符合幾個要件：
（1）安全。一是場所的的安全，不在固定場所、固定時間開設賭場，大大提高隱蔽性；二是現場秩序，在合適的地點安設明哨、暗哨，以防止公安機關的打擊，同時防止現場有人鬧事。
（2）組織。他有一個成熟的運作團隊，其核心圈有五六名小混混，負責賭場的設備、坐莊、放貸、安保、服務等。外圍還網羅了不少協助者，兼職幫忙網絡賭徒，或者討些“抽紅”。
（3）賭資。為了讓賭局維持下去，提供資金周轉是非常必要的一環。而賭場上的周轉資金，一般都是高利貸。在“八點場”上借錢：借1萬，只能拿到8000賭資（2000元算是利息），且要求當晚還清；不能還清者，則每天再加500元利息，一月一結。
（4）利潤。賭場的利潤主要源自兩個方面：一是正常的賭博輸贏（或“抽紅”）；二是高利貸。組織者既可以自己坐莊（有時伴隨著出老千），也可以不坐莊。如果是自己坐莊，則可以從賭桌上獲利；組織者也可以不坐莊，而是通過“抽紅”來獲利。
3、生態
賭場之存在，是以休閑娛樂之茶館為基礎的。鄉里賭場之盛、組織者之明目張膽，實則是因為他們找到了讓賭博寄生的社會生態：
茶館及六合彩之覆蓋面之大，使得鄉里人對賭博的接受度極高。盡管人們對賭場及茶館之本質比較清楚，但在茶館不勞而獲的體驗，與在賭場押注、在地下六合彩押“特碼”企求一夜暴富的心態，并無本質區別。
本質上，茶館為賭場培育了基本的賭徒群體。如果說茶館是賭徒們日常生活的蓄水池，讓其保持了賭博習慣的話，那么賭場就是泄洪區，積蓄日久的賭徒心態，可以從賭場中找到更大的刺激。鄉里的賭場看似是不定期的，但春夏秋冬，避開農忙這些時間點都是很有講究的。
茶館培養了一種畸形的消費習慣。為了吸引顧客，各個茶館絞盡腦汁擴展服務內容、“提高服務質量”。而今，一些大型的茶館，其服務標準是：為打牌者及其家屬免費提供午餐（午餐按照當地待客的最高標準定制）、茶水、接送小孩服務等；一些茶館為了吸引顧客，甚至進門即發5元紅包。
久而久之，茶館成了很多鄉里人的第二家庭。比如，很多人快到午餐時分，就拖兒帶女找個茶館消費去了。這種營銷模式，和賭場如出一轍。那些“八點場”，對所有到來的賭徒，無論其是否參賭，都報銷車費、進門即發20元（或一包煙），并設有好吃好喝招待。鄉民們甚是享受茶館及賭場制定的服務標準，以至于每個人都默認了“顧客就是上帝”的宗旨，吃好、穿好、玩好，是他們的潛在意識。
4、“癌癥”
在以前的傳統社會和工業社會，物質匱乏，賭博是少數有閑有錢人的“特權”，少數無錢的“爛賭鬼”也會招人唾棄，大多數農民也不認為自己可以在賭博上浪費時間和金錢；然而，到了物質豐裕的時代，農民們早已被卷入消費社會的邏輯之中，他們身在農村，心在花花世界。賭博，在某種意義上起到了麻醉精神生活的作用。
而在大批人寄生于賭博場的過程中，它也將社會中最赤裸裸的兩極分化呈現于人們面前。以至于，鄉民們竟然不自知地有了一種對權勢的畏懼感。
一種賭徒心態也在鄉村社會蔓延開來。農民幻想一夜暴富，早已習慣于及時行樂，不勞而獲也是普遍的意識形態。其結果是，人們對因賭而生的丑惡現象，喪失了基本的價值評判能力。哪怕是高利貸逼死人事件，鄉里人也僅僅是唏噓一番，甚至于，無聊者還拿這種事當做談資，調侃茶館關門歇業是全鄉為其志哀。
至于賭博鬧出的家庭糾紛，則數不甚數。比如，2016年發生了一件傳遍全鄉的丑聞。一位在家帶小孩上學的奶奶，因天天在茶館賭博，入不敷出，不僅私吞了在外打工的兒媳婦寄回來的人情錢，還不斷編排各種理由索要兒子兒媳婦的血汗錢；不少留守家中的中年婦女，打牌之豪氣遠超男子。有一個女子，曾在茶館連續奮戰五天五夜，期間連臉都沒洗一回。
賭博也在慢慢腐蝕當地政治社會生態。就在筆者下筆的前幾天，一個逼死多條人命的“大混混”，竟然得意洋洋地到各個茶館“宣傳”中央最新精神：“像我這樣的（組織’八點場’），是要被抓起來的；（我已經不干了）你們竟然還在明目張膽地開茶館”！
5、治理
值得警惕的是，賭博也在侵蝕基層政府和執法機關的公信力。
筆者在調研該鄉的賭博時，意外發現早有鄉民在當地網絡論壇上舉報該鄉甚為繁榮的賭博業。每次當地政府都認真回復，如一個回復說，派出所經過暗訪，這些茶館基本上都是休閑娛樂性質的麻將館，并無賭博發生云云。舉報者、旁觀者當然不服，一大堆抨擊基層政府不作為的留言接踵而至。
就筆者的調研而言，基層政府的反應符合一般邏輯，卻未必是全部真相。不可否認，賭博認定有一定的難度。它的認定主要有兩個要件：（1）組織者是否以營利為目的；（2）數額是是否巨大。兩個要件的認定都存在一定的主觀性和模糊性。
然而，就鄉里的幾個賭博形式來看，除了“八點場”完全符合這兩個要件（甚至還因涉黑原因而遠超這兩個要件），以及六合彩因“地下”之原因，可以認定為是賭博性質外，其他形式都多少有點爭議，也易于讓人鉆空子。
而如果按是否“抽紅”這個營利方式作為定性標準，則可能殃及一大批那些打5元麻將的茶館。從主觀動機看，絕大多數參與者，甚至于包括組織者，都無心從中獲取“不正當”的利潤，休閑娛樂的性質要明顯得多。
對賭博業的治理和打擊是兩碼事。一般而言，打擊是專門機關的職能，黨委政府并不參與。因此，鄉間賭博業的治理主體實際上是鄉鎮派出所。可是，如上所言，專門機關打擊農村賭博行為，存在非常大的技術困難。最直接的是，派出所并無足夠的警力處理如此之多的事務。甚至于，單單“八點場”和麻將局，派出所也沒有足夠的警力和能力進行打擊，只能對那些茶館進行階段性排查。
這種做法無可厚非。但久而久之，一些有經營頭腦的茶館老板，給派出所長送點小禮，請其在必要的時候提前打聲招呼，也是常有的事。類似“微腐敗”，更增加了鄉民們對基層政府的不信任。
如欲有效治理，則必定涉及到鄉村政治社會生態的總體改造。甚至于賭博不是治理的主要對象，農民的閑暇方式才是治理的主要內容。我調查的這個鄉鎮，幾無公共娛樂活動。一年一兩次的廟會，也僅僅是高齡老人的娛樂方式，中青年并不參與。而有錢有閑的恰恰是那些中年人，以及在家帶小孩的年輕婦女。
鄉間這幾年興起了廣場舞、腰鼓隊等娛樂方式，鄉鎮黨委政府也對針對大操大辦做了些許移風易俗的工作，但從治理賭博這個社會之癌的角度上看，還差太遠。
賭博是社會之癌，它與鄉村衰敗、道德滑坡、法治不彰、權力腐敗等都有密切關系。賭博業或許是很多農村地區最大的第三產業，其參與者之多、利益相關者之眾、產業鏈之長、創造的GDP之大，都是別的產業難以望其項背的。而安置好農民的生活，讓其有更為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才是有效打擊農村賭博的治本之道。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吧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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