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現代夢的別樣回聲:鄉村建設的資源與矛盾
【摘 要】本文嘗試結合歷史和當代兩波鄉村建設實踐，在具體歷史脈絡下重新加以“復雜化”，反思“鄉村建設—現代化”這一常見的二元對立假設，分析討論鄉村建設具體行動背后的三類思想資源：現代化、“反現代性”的現代性、本土思想與傳統資源。正是在這些充滿張力的思想資源影響下，當中國傳統鄉土社會面對西方現代化的巨大沖擊而急速轉型時，作為社會“自我保護運動”的鄉村建設、鄉土社會和現代化之間存在著多重沖突與復雜互動，這些矛盾混雜交錯、相互轉化。也因此，鄉村建設存在著在現代化中“實踐出”另類現代化的多種可能性。
【關鍵詞】鄉村建設；現代化；資源；矛盾；雙重運動
一、引言
本文借用“現代夢”這樣一個比喻意向，暫時擱置現代化常見的“史詩”式宏大敘事的角度，而以“農民、農村、農業”為基本立場和出發點，用同樣豐富的脈絡與充分的事實，嘗試指出另一個不同的現代化，它之所以被稱為“夢”，不僅因為其承諾與現實存在差距；也不止于其“美好、中立”形象背后所隱藏著的殖民主義和都市精英主義之武力與思維暴力；現代化的更大“夢幻”，還表現在“敘述者”們浪漫化的表達與其所產生的接受效果上，似乎他們和“聽眾們”都已達成共識——存在著某種“單一純粹”的現代化，因此“沖擊”之后的“反應”也可能是共同的。然而，如果我們回到具體的歷史脈絡和復雜的現實層面，現代化的來源和傳播不僅夾雜著各種政治經濟訴求與諸多來自內、外部的限定與“拉扯”，對現代化的反應也自然充滿著“差異”與張力，“沖擊”所產生的“直接反應”與豐富多樣的“另類反應”共存，它始終作為“現代化”百年史的內在產物，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反復不斷地發生著。
本文所討論的鄉村建設實踐也需要重新加以“復雜化”。非進行一般研究所習慣采取的“對象化”處理，而希望進一步討論：鄉村建設到底“包含/隱藏”著什么？如果跳出以往研究對鄉村建設所做出的“成功或失敗”的評價方式，[1]鄉村建設本身的“兩難”是什么？進一步說，如果我們暫時借用作為“‘宿命’的現代化（康曉光，2008：209）”這一概念，我們有什么資源可以走出一條不同的道路？
二、“另類”的空間：鄉村建設的不同資源
正如我們后來人所看到的，與“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關于中西文化大論戰相呼應，中國知識界也爆發了“以農立國”還是“以工立國”的大討論。（羅榮渠，2008）而歷史上的這一場鄉村建設運動則同時是該討論的發起者之一、實際產物與后續跟進。
類似討論既讓鄉村建設實踐的立場更加清晰，也讓鄉村建設不同團體獲得某種“共同體”的感覺與命名。然而，正如梁漱溟先生曾經說過，“鄉村建設運動遍于全國，卻非自一個中心擴大起來，而是先后由各地發動的；彼此見解互相接近，而不無出入。”（梁漱溟，2005：591）
也即，除了鄉村建設與各種主流發展思路不同，鄉建團體內部也存在諸多的差異與張力，不同表現的背后實際則是支撐它們的思想資源與對未來理想社會（鄉村）的想象不同，它們分別是什么？這些不同資源之間又是什么樣的關系？現實實踐又是如何表現和回應著這些不同脈絡的資源？
在近代百余年來“屈辱自強”的歷史背景下，影響鄉村建設的思想資源及其對話對象可能包括：
（一）“現代化”思潮
近百年來的中西碰撞與全球化進程，西方元素當然是鄉村建設思路的首要來源與參照。（潘家恩、杜潔，2010）它為鄉村建設打開思路并重建價值提供空間，同時還帶來包括現代社團、社會（教育）“試驗”等新的實踐形式。具體又可分為：
1.晚清以來的變革思想與“新民”想象
面對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洋務運動以來的“器物說”到庚子事變的“制度說”，清末官方用了近半個世紀以不同形式學習并引進現成的“西方”，這樣的“拿來主義”甚至延續到今天這一經過革命涅槃后的“制度決定論”。它既規定了我們與西方互動的基本方式，更使不管“器物”還是“制度”背后的西方文化價值都作為“現代化”意識形態而深入人心。
鄉村建設也是產生于這樣的基礎之上，并因其對梁啟超“新民說”的本土化實踐而讓這樣“西化”風潮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正是因為讓“新民”與中國鄉村及社會變革進行了結合，它嘗試跳出一直以來的“自我客體化”，而試圖為社會變革尋找定位“主體”，而這些“主體”不再只是常見的能人志士與民族英雄，而是最為普通但卻多達三萬萬的中國農民。
歷史鄉村建設的重要代表晏陽初先生更是對“新民”賦予十分重要的意義與期待，其自我總結早期在中國的工作是推動“作新民”，隨后在亞、非、拉三大洲則是“作天下新民”，甚至還讓“新民”成為他一個兒子的名字。在他的理解中，“新民”將是在中國實現民主制度的基礎，而中國的平民教育，則是使平民——民族的脊梁以適應現代工業和政治所必需的基礎教育。（晏陽初，1992：101）
也即，這樣的“新民”，是現代化所需要并更具適應力和競爭力的“公民”。
然而，“新”和“舊”永遠都只是相對而言，只有存在著某種參照和標準（努力達到或努力擺脫），“新”才成立。可當“新”成為某種本質，并當“求新”成為前進的主要動力時，我們是否已經不自覺地陷落到以“現代化”為圖景的“線性”游戲中？
2.“五四”以來“科學、民主”思潮與“啟蒙”情結
根據《中國現代化史》的分析，“如果說晚清以來的‘烏托邦’思潮保持著中國文化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主體認同和價值選擇。那‘五四’后知識分子所煥發的烏托邦熱情，則表現了其超越西化而重覓未來理想社會的熱忱。”（許紀霖、陳達凱，1995：356）同時，“五四”以來更加激烈的內外刺激也讓許多知識分子轉向超越“書齋”的社會改造。這些都是二三十年代鄉村建設實踐的重要背景與基本環境。
這樣一種對“五四”的開放性閱讀，更在剛剛離世的日本漢學家溝口雄三那里得到充分的展開，在《另一個“五四”》這篇長文里，溝口先生專門談梁漱溟思想與“五四”的互動，他認為正是梁先生開創了另一個同樣重要的“五四”，它“既不同于陳獨秀、李大釗所代表的‘五四’，也不同于以往人們由常識所認為的‘五四’是反對和打壓宗法的、儒教的傳統思想這樣的道路。總之，這是一條與毫不妥協相對立的另外一條道路”。（溝口雄三，1997）
的確，豐富的“五四”不僅直接產生了北大平民教育宣講團這樣的“平民教育”雛形，鄉村建設運動所大力推廣的“合作社”基本思想也是那個時候引進的。而梁漱溟先生總結鄉村建設最核心的八個字：“科學技術、團體組織”，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梁先生在結合中國農村實際情況和他整套鄉建理論的前提下，對“五四”所倡導之“科學”“民主”兩面旗幟的修訂與取舍。
如果說晚清產生了啟蒙的對象——“新民”，“五四”則讓停留在口號和理論階段的啟蒙與其行為主體進行了直接的互動和結合。同時，“‘五四’后彌漫知識界的民族主義激情和對西方的不信任情緒，為現代化批評提供了廣闊的思想空間。”（許紀霖、陳達凱，1995：363）而鄉村建設正是被孕育與呼喚出來的其中一種社會實踐。
（二）“反現代性”的現代性
除上述資源外，兩場鄉建的脈絡和資源中都已包含著西方社會及現代化內部的自我質疑與反思元素，并同時與全球范圍內革命思潮的興衰和傳播緊密相關。因此，這些帶有“另類（Alternative）現代化”訴求的鄉村建設實踐也必須在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雙重歷史語境（尋求現代化與對西方現代化種種歷史后果的警惕）中解釋。
1.現代化的自我質疑與反思
根據歷史學家羅榮渠先生基于充分史料而做出的分析，“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暴露了各種問題，維多利亞時代的西歐文明被沾滿了血污，于是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機，西方思潮發生了大變化。同時在大戰的新形勢下，從俄國和西方輸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持激進的觀點批判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從西方、印度輸入中國的羅素、泰戈爾等人的思想，則溫和地重新估價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羅榮渠，2008：代序第8、9頁）
同時，正如學者汪暉所指，“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成為晚清以降中國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國現代思想及其最為重要的思想家是以悖論式的方式展開他們尋求中國現代性的思想努力和社會實踐的。”（汪暉，2008：65）
也正是通過這些中國知識界“忽然”到來的新轉變，外加隨后1929～1933年大蕭條經濟層面上的嚴重驗證，這些綜合因素無疑催生出了反思“西方式”現代化的某種氛圍。只有回到這樣的語境下，我們才能理解“新派”知識領袖梁啟超在歐洲之行后思想上的巨大轉變，他為何會號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東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而梁漱溟先生何以在本應“自卑”的大時代里保持著如此高亢的民族自尊與文化自信——“近代資本主義的路，今已過時；人類歷史到現在已走入反資本主義的階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梁漱溟，2005：152-157）
正因如此，“理想”和“對照”中的鄉村建設不僅能使中國得到現代化的好處，同時還能“避免西方過度都市化和工業化所帶來精神及物質上的罪惡。”（艾愷，1996：248）
2.革命作為“反現代性的現代化理論”對鄉村建設的影響
西方諸國近百年的掠奪外加現代化和資本主義邏輯的傳播，導致了中國近代以來的“三農”問題。（潘家恩、杜潔，2010）繼續“現代化”似乎提供不了更有效的解決辦法，伴隨著理論界對西式“現代化”的質疑，也同時引入另一種嘗試解決“現代性”所產生問題的方案與思路——革命，特別是從與傳統“西方”有著一定區別的俄國傳來的“共產革命”。而此時，作為現代化“抽取”資源之后某種“廢墟”的中國農村，恰好為這樣的激進變革提供了廣闊的土壤。
雖然“革命”最激烈并又最具規模效果地實踐著“反現代性”，但正如汪暉先生早在1997年就已經提出并分析過的，這樣方案雖然攜帶著“反現代”的特征和目的，但當其在具體脈絡中演繹并受到各種現實力量限定后的結果，無疑也只是某種“反現代性的現代化理論”。（汪暉，2008）
而革命對鄉村建設的影響則具體表現在：
首先，隨著國共第一次合作后的“北伐”，各地農民運動迎來了大發展的高潮，特別在農村地區產生了很大的動員效果，這在某種程度上為鄉建派在農村的實踐開展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性證明與輿論準備。
其次，因為共產黨在各地發展迅速，出于爭奪對基層控制的需要，同時為戰爭和現代上層建筑提取稅賦與兵丁，這對國民黨政權形成很大的威脅與競爭，而尚未完全統一和穩定的國民黨又不可能有真正的實力來大范圍地推廣試驗某種“穩定鄉村”方案，這在客觀上也迫使當時的國民黨政權為“非共產黨”的民間鄉建運動“讓”出一定空間。這一點在梁漱溟的意識里非常清楚，但與一般人以為“鄉建派”被國民黨所“利用”不同，他認為恰恰是鄉村建設在“利用”政權給出的空間來做那些與政權目的相差甚遠的事。（梁漱溟，2005：440）
再次，既然革命某種程度上是“反現代性的現代化理論”，因此它在實踐和理論層面上都引起梁漱溟等試圖更為徹底“反現代化”的“鄉建派”[2]產生與之對話的所謂“第三條道路”，并在實踐中處處嘗試與之有交叉、區分或互動。
因此表面上看，被稱為“改良主義”的鄉建實踐似乎與革命格格不入，但除了明顯的“競爭”與“對話”關系外，兩者還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相互影響——如：延安及新中國成立初期，共產黨的農村方案中亦有梁漱溟當年尚未實現之計劃的“影子”。[3]而晏陽初50年代則在臺灣幫助國民黨完成土改……
（三）本土思想與傳統資源
作為一種嘗試回歸“三農”這樣一個本土議題的努力，鄉村建設實踐除了受“現代化”、“反現代化”這兩方面思潮的影響外，還很大程度上嘗試從本土和傳統中獲取資源。
然而從資源的角度重新進入傳統和本土，并不等同于一般論者對其“復古、保守”這樣不甚公正的指責。因為，正如最為“保守”的“傳統派”鄉建代表人物，都曾經指出：“中國文化到清代的時候，表面上頂光華，頂整齊文密，而內里精神頂空虛，頂糟；外面成了一個僵殼（指禮教），里面已經腐爛。……所以西洋東西進來，一下子就慌了。”（梁漱溟，2005：272-273）
既然如此，為什么他又要處處與西方為“敵”？那是因為其有更為現實及操作層面上的反駁：“中國民族自救運動前期之所為，乃欲舉數千年土生土長之‘禮’而棄之，憑空采摘異方花果一西洋之‘法’以植于中國者，其事何可能邪？”（梁漱溟，2005：257）
因此，梁漱溟從鄉土社會和傳統文化中尋找“鄉村（另類）現代性”的元素和可能土壤。比如其認為“禮俗”是建立鄉土社會秩序最有文化基礎，同時又是最低成本，不造成“分化”與人與人緊張關系的一種傳統資源。
但他也反復聲明：這里說的絕不是魯迅所猛烈批判的“禮教”。因此才需要恢復其“僵化”之前的根本精神，并加以改造。因此他說，“不一定點頭鞠躬算是禮。禮的根本、禮的重要、禮的大端是在制度，不過這個制度運用去行的時候，還是要靠禮貌之禮、禮節之禮。”（梁漱溟，2005：385）這同時也是他為什么不像一些“道學家”一樣停留在純粹的“道德教化”上，而是同時推動合作社建設、農業技術改良、鄉村自衛武裝等，因為只有系統成套的建設才能產生綜合的效果，并為“新禮俗”的建立提供物質基礎。
不僅“本土派”從傳統中獲取資源，即使被普遍歸納為“西方派”的晏陽初先生同樣也在回歸熱土中吸收運用著傳統文化中的重要資源，這從他不斷強調“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一傳統儒家“民本”思想便可窺見一斑。而在哥倫比亞大學師從名師杜威的洋博士陶行知，同樣也在很大程度受明儒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影響。
以上充滿差異甚至對立的思想來源充分說明：無論歷史還是當代，鄉村建設的主體和思路本身就充滿著復雜的張力，同時這些思想資源往往也正是其“對話”對象，這既很大程度上挑戰我們在評價時的某種“清晰/二元”傾向，也彰顯出現代化對鄉村建設的多重影響。
三、當鄉土中國走進現代社會：鄉村建設的矛盾與沖突
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經非常確鑿和自信地提出這樣一個總體性判斷：“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而只有當從鄉土社會進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在鄉土社會中所養成的生活方式處處產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組成的現代社會是無法用鄉土社會的習俗來應付的。”（費孝通，1999a：316-321）正是在類似結構性沖突的限定下，鄉村建設的內部和外部從來就存在著各種不同層次的矛盾。
《最后的儒家》副標題之所以是“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因為作者認為“梁漱溟的運動和他的哲學理論一樣也是建立在一種矛盾之上——在政治上的模棱兩可：它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保守的，也的確不是自由主義的，而是一種‘革命的保守主義’……他幻想著一種民族化運動以反對國家化；他認為，政府天生就是鄉村建設的妨礙；同時他也認識到鄉村建設只有含混地和政府聯合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武裝的政治運動并把權力抓在手里。”（艾愷，1996：280、284）
而梁先生本人則認識到，無論是自己思想中看似的“矛盾”，還是鄉村建設的“難處”，其實都應先追溯其所面對之處境與問題本身的“不倫不類”——“……這些矛盾，使中國陷于左右來回的雙重矛盾中。……中國在這種矛盾中，倫理本位的社會便崩潰了，而如西洋一樣的個人本位或社會本位的社會也未建立。在這東不成、西不就的狀態中，處處是矛盾，找不到準轍，沒有法子相安。”（梁漱溟，2005，206-208）
除如此本來就矛盾重重的基本脈絡以及鄉建代表人物個人思想內部的“張力”外，作為組織化的鄉村建設運動從一開始就面對著無數充滿矛盾的“評判/批判”，這些擁有挑剔眼光的批判者以現代性的標準對民間鄉村建設運動提出了過多的期待。其中一個有趣的例證是：民國期間，海外歸來并帶著現代化“真經”的陳序經在訪問山東鄒平歸來后以勝利者的口吻得出了多少有些令人吃驚的結論：梁漱溟仍然沒能把山東農村變成上海。（艾凱，1996：276）
與此同時，在強勢的“單向”現代化基本背景下，鄉村建設團體內部也存在著諸多不同的聲音：比如，許多受西方教育的鄉建同行對梁漱溟先生就有微詞，雖然他們對其個人的品格和學識也公開表示敬慕，“但他們基本上把他看作一個并不十分了解當代世界的‘非科學的’過時儒家。而他們自己則大多把鄉村建設僅僅看成是一個以西方為標準的現代化綱領，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高生產率和教育水平。”（艾凱，1996：275）
總體上說，既然鄉村建設作為一種希望在現代化意識形態的影響和限定下嘗試尋求非主流現代化、非資本主義、非西方發展模式的建設性方案。故這一實踐本身及其所帶出的各種相關問題都不同程度地按照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以不斷地再現、限定與“無害化”，因此，可能存在著如下不同層次的矛盾與“難處”[4]：
（一）現代化與鄉土社會的沖突矛盾
作為對《鄉土中國》所提“鄉土”命題的延伸，費先生在《鄉土重建》中指出，“都市興起和鄉村衰落在近百年來像是一件事的兩面。進一步可以說，鄉村和都市是相克的，都市克鄉村，鄉村則在供奉都市。”（費孝通，1999b：314-318）這當然也是鄉村建設所直接遭遇的很大“麻煩”，但本文把重點放在其他一些易被忽略的“矛盾”上。
比如：追求并努力完成“現代治理結構”的行政體制與分散小農和傳統社區自治存在著矛盾，并以大幅提高“治理成本”和“干（部）群（眾）沖突”為兩大表現形式。因為這套照搬自西方的制度對城市或許適用，但卻不適應于分散的小農村社經濟，除了維持不了較高的“制度成本”外，它還將導致農村基層管理混亂，公共負債增加。這點在梁漱溟所處的時代，就被他敏銳地發現了：“非鄉村自身生出一個力量來，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單靠外力（政府的力量）絕對不行……（因為）鄉村是政府力量所不達的地方，因警察沒有那么多。”（梁漱溟，2005：397）
而在2004～2006年逐步取消農業稅之后，當舉國上下歡呼所謂“后稅費時代”來臨之際，雖然可能向鄉村過分提取的“黑手”被“砍斷”了，但那個“無手”卻依然龐大的“怪物”仍內在地存活著。
比如，作為“后稅費時代”進一步“惠農”舉措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政策，本應取得更大的成效。但正如有調查所指，“在新農村建設資源分配中，大多數政府主導實際上已經淪為部門利益主導，它們追求的并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普遍性的‘精英俘獲’已經導致精英農戶得益多，而多數小農被‘客體化’和邊緣化。這既不利于‘農民主體’地位的實現，更可能因‘大農吃小農’而產生農村進一步分化等新問題；……還可能造成合作社發展的虛假繁榮局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目標、重點與政策研究”課題組，2009）
因此，即使這個已完成工業化并具有充足資源以“反哺”“三農”的政府，當其回過頭來想真正回饋“三農”時，也可能無可奈何地受到條塊分割與部門利益的限制，更受制于原有的“路徑依賴”及以“都市化”為中心的現代化強勢邏輯之影響。
（二）鄉村建設與現代化的矛盾
梁漱溟先生有個十分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他說“中國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強似鐵鉤。亦許握鐵鉤的人，好心好意來幫豆腐的忙；但是不幫忙還好點，一幫忙，豆腐必定要受傷。”（梁漱溟，1932：288）因此，除上面分析的矛盾外，鄉村建設與現代化也存在著不同方面的直接沖突：
1.以鄉村建設為“名”、實為國家/地方“政權下移”的現代政權建設與民間以“鄉土/社區”為本的鄉建精神相沖突
突出例子無疑是山西閻錫山的“村政”試驗和國民黨以“保甲制”[5]為主要特征的農村政策。
根據張鳴先生的分析，閻錫山這位唯一的民國“不倒翁”，從辛亥革命獲得山西政權，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止，一直牢牢坐在“山西王”的位置，即使在中原大戰失敗后被迫下野，仍能遙控山西。（張鳴，2001：76-84）之所以能做到這點，其“秘密”在于所謂“村政”——“閻錫山以政治上的軍國主義，行政上的警察化和經濟上農業國家資本主義的三位一體，迅速實現山西的富強……實際上，他一箭數雕，既把原來鄉村存在的各種名目的獨立和半獨立的武裝統統收在自己的名下，從根本上免除了鄉村地方勢力潛在的離心威脅，又建立起一套鄉村準警察體系與預備兵部隊，為日后擴軍擴張做準備，同時，在這個偏遠的小省，他迅速地從農村聚斂了巨大財富，用于主要是軍工業的工業建設，……從這個意義上，閻的‘成功’體現在真正實現了從清末開始的國家政權下移，并以政權的力量完成了對個體農民的超常榨取，而對農村的控制更強化到了極致。”（張鳴，2001：78-87）
然而，也正是這個被梁漱溟評價為“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梁漱溟，1991：892）卻名噪一時的省級“村治”試驗。有研究者認為“1927年以后，山西的自治系統墮落成為一種以控制為主的官僚政治，它不過是把官僚政治下放到地方。這樣，閻的計劃因不為鄉建運動所承認而名譽掃地。”（艾凱，1996：244）
而對于充滿“裂隙”的國民黨來說，名義上的鄉村建設可以從早期的“地方自治”一直延續到后來的“實驗縣（江寧實驗縣、蘭溪實驗縣）”。但這個以“鄉村/地方自治”為名義而實際卻是“防共反共”的改革，“雖然對鄉村的控制得到了一點加強，但農民的負擔卻因此而加重，既無任何促進鄉村建設的作用，也達不到防止共產主義的效果，甚至適得其反。”（張鳴，2001：108）因此，隨著共產主義“威脅”的日益加劇，他們很快“放棄了‘自治’這塊帶有西洋味的遮羞布，直接斥諸傳統最赤裸裸和冷酷的資源，恢復并強化‘保甲制’……1934年，更將此制推廣到全國，但又有礙于此制太過赤裸地違背孫總理關于地方自治的‘遺教’，蔣政府不得不以‘新生活運動’等做一些修飾。”（張鳴，2001：112-118）
如此自上而下的“鐵鉤幫豆腐”，不僅讓那些民間推動的“自下而上型”鄉建實踐遭遇尷尬，更可能因為影響深遠的“保甲制”之推行而客觀上導致“鄉建終結”！⑥
因為，無論是哪一派的鄉村建設，都希望鄉村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潮流中能盡可能減少被剝奪，并以此為基礎以發展當地農民力量，重新恢復日益式微的傳統鄉土低成本治理與秩序。而自上而下“保甲制”的全國強制推行卻導致了國家對農民的剝奪因此有了“保障”而“正常化”，這既強化“劣紳驅逐良紳”，更可能讓那些因艱苦的鄉建工作而暫時離去的“劣紳們”重新歸來。
難怪，我們此處看到梁漱溟先生少有的憤怒：“我們要退出官辦的鄉村建設事業。如不退出來，則鄉村建設事業將缺乏活力。”（梁漱溟，2005：395）
2.鄉建之“地方本位”與現代化所要求的“國家本位”發生沖突
“地方—國家”一般會被理解為政治或軍事上的對立，但同時其也可能是經濟和基本發展模式上的分野。另一位通過經濟“在地化”而構建“鎮治”典范的鄉建領袖盧作孚在建國初年令人扼腕的“自殺”則讓我們充滿遺憾地感受到其中的張力。
作為不滿18歲就參加同盟會并因創辦民國最大民營航運企業民生公司而被譽為“中國船王”的盧作孚，其所代表的產業資本通過鄉村建設來支持農村社區的發展，創造性地實踐出一種“化解過高的企業投資風險，同時減少政府和農民之間交易成本的新模式。既整體改造城市郊區農村，讓農民能夠隨著其企業化進程逐步改善自己生活，最終實現產業資本與鄉土社會的雙贏。”（溫鐵軍，2005）
除了讓產業資本與“本地”鄉村建設相結合這樣的大方向外，盧先生的具體做法更值得我們關注——他創造性地提出“和平紅利”，即讓產業資本及各項建設的收益留在當地，既不上繳，也不自謀私利，以成為幫助“地方”開展鄉村建設的原始積累，這樣的累積方式頗似80年代一些能將“利潤”和“就業機會”留給本鄉本土的鄉鎮企業，它不僅根本上挑戰了那些讓“資源”單向流往外部大城市的發展模式，并憑此自我“造血”，為某種低成本的良性治理保障了基本條件。
而正是這樣的一個盧作孚，卻因焦慮和困惑中的掙扎，于1952年2月8日在家中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促成如此悲劇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以下分析頗為大膽地從“地方—國家”角度提出其中一個可能的因素：
隨著1949年“開天辟地”的到來，橫掃一切“舊勢力”的國家力量空前強大，與此同時，雖然初期堅持的是“新民主主義”路線，但隨之到來的朝鮮戰爭殘酷地將中國打入“蘇聯陣營”并以“一五”計劃和“過渡時期總路線”為特征進行了戰略調整，（溫鐵軍，2009）雖然1953年才正式提出有別于新民主主義路線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此前整個城市社會的“三反”、“五反”必將營造出充分的“劇變”氛圍，可當如此自上而下的國家邏輯被套用到一個充分“社區化”的地方就可能存在問題（這就如80年代那些合法經營又“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本村老板一般不會被本村人指為“剝削”，因為他們將主要收益“本地化”了。）——當此前還被國共兩黨和地方百姓普遍尊為“民族英雄”、“功臣”和“北碚開拓者”的盧作孚，迅速而突然地，因為國家的工業化和路線調整，而被一些他所熱愛的“鄉親們”指認為可能染指“剝削”的資本家，而其苦心經營數十載的地方區域化發展也要在國家戰略與國家利益面前不容置疑地“被犧牲”時，如此巨大落差，無疑給這位經歷過風風雨雨并堅韌不拔的實業家以巨大打擊。
作為“地方—中央”沖突的另一個例子，同樣也是一位鄉村建設領袖。
曾任馮玉祥秘書并在豫西老家鎮平進行鄉村建設實驗的彭禹庭開創了“自治、自衛、自富”為特征之地方主義，（徐有禮等，1999）并因此而拒絕中央政府的控制。結果，當蔣介石1930年掌握河南的權力后，擁有地方武裝并以“剿匪”威震一方的他卻在1933年被“土匪”暗殺了。正如分析所指出，“在南京政府決心實行地方社會官府化，并要徹底清除‘地方自治’的所有殘余時，象彭禹庭這樣的事業是很難生存下去的。”（費正清、費維愷，1994）
可見，類似的沖突和“難處”充滿著整部鄉村建設史，它同樣可以部分解釋當代那些嘗試“社區本位”的村民互助合作組織必將遭遇的內在困境。
3.“革命話語”與鄉土社會及鄉建的內在張力
如前所述，革命本身也是現代化和泛政治化所派生出來的一種話語和實踐，其勢必要將農民都建構成“革命化”的主體，然而革命卻不能解決鄉村中的所有問題，而且其深層目標正是內嵌于現代民族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之中，鄉村建設相反地提出可否暫時在某種程度上將鄉村“獨立（受保護）”于城市，以此嘗試部分地恢復鄉村“自主”。因此，革命無論與“鄉土社會”自身的特點，還是與試圖保護“鄉土自主”的鄉建實踐，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內在沖突。當革命成為最大的現實與氛圍時，鄉村建設似乎永遠都是不夠“先進”、脫離“實際”和不可被整體采用的“想象性方案”。
（三）鄉村建設與鄉土社會的矛盾
畢竟鄉村建設多是由外部力量在某種預設判斷與“愿景”指導下的社會介入實踐，雖然力求“本土”與“鄉土”，但不可否認的是，其“科學性/外部性”仍然與“非規范”的鄉土社會存在著某種沖突。比如，費孝通先生指出鄉土社會具有“熟人社會”和相對少流動性并對外來文字需求不大等特點，雖不點名，但實際針對的是鄉村建設“科學派”代表人物晏陽初的基本理論與認識。費先生巧妙地通過自己久居城市兒子在鄉間的遭遇故事進而分析指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已開始拋離鄉土社會，文字是現代化的工具。鄉土社會的文盲，并非出于鄉下人的“愚”，而是由于鄉土社會的本質。（費孝通，1999a：321-332）
費老當然不是將“鄉土”本質化和定型化，而是提醒我們，“文字下鄉”也可能成為另一種強勢力量，而“博士下鄉”等外加的“道德光環”更容易強化這樣的權力等級關系與“對象化”效果，并因此而遮蔽鄉土社會的環境特點與差異性。
這些提醒，同時也讓我們敏感到鄉村建設和鄉土社會“既得利益者”所已經發生的實際沖突。如“定縣平教會雖在生計、衛生等方面取得成效，但卻因《債務調節法》的頒布而得罪地主與高利貸者。更因嚴厲禁賭導致地主豪商的反抗。結果實驗縣剛剛成立一年多，力主‘實驗’的縣長就被迫辭職……表面上看，定縣的試驗是因中日戰爭的爆發而終止，但實際上，鄉間保守勢力已開始了對種種革新的反撲。”（許紀霖、陳達凱，1995：470-471）
（四）當代新限制“：環境危機”、“能源危機”、“人類安全危機”
比起歷史上的鄉村建設，雖然沒有當年如此嚴肅的時代命題“：鄉建救國”⑦！可當代現代化與鄉建實踐卻同時面對全新的危機與挑戰——發展的可持續。它不僅讓我們看到近年來大面積發生和隨時可見的“百（千）年一遇”自然災害，它更伴隨著農村生活方式的快速“非農化”，大大削解了如此相對于城市來說“低能耗”之生活方式對危機所具有的“緩沖”作用。而即將全面“對接”農村的“消費社會”與“（具有高消費能力的）成功人士”新意識形態更是無處不在，以致鄉村建設推動者賀雪峰先生奔走疾呼的以“低消費、高福利”為必須的應對戰略。
更加可怕的是，隨著各種危機的紛紛到來，各種利益主體在“理性”和“識時務”的“兩害相交取其輕”中不斷博弈——君不見，前幾年電視和公益廣告還可以不乏“真誠”地談點“環境保護”、“節約能源”、“電池回收”之類，然而一場“金融海嘯”，讓“健忘”的我們又一次全民動員，為“過剩”資本尋求有效的“避難所”：“家電下鄉”、“汽車下鄉”、“建材下鄉”不約而同地在美麗外衣下全面推開。
而每一個都同樣可以讓我們毀滅的危機就如此合理地相互“轉換”著，以“危機”解決“危機”似乎成了這個時代的真正絕望！而“三農”又一次成為危機與成本轉嫁的首選對象。（溫鐵軍、劉海英，2009）
幾年前，筆者曾經在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三年多艱辛并飽受非議的生態農業實踐基礎上總結道，“鄉村建設，來自資源的限制既明顯又易被忽視。生態問題絕不是少數人制造出來的預言故事，它就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現實。對于整個國家來說，它意味著能源緊張、環境污染、物種急劇減少；對于普通農民來說，它意味著自己及子孫后代是否還有田可種（土地板結），是否還有水可澆（水位下降、環境污染明顯），是否還能種的起地（種子、農資、灌溉成本增加）等問題。而對于普通消費者來說，它意味著是否還有可能讓自己和家人吃到健康無污染的食品！”（潘家恩，2007）⑧因此，當代的鄉村建設實踐增加了很多諸如生態農業、生態建筑、市民農業、消費者教育之類的工作內容，同時將“可持續視角”和“環境敏感”滲透到每一項相關的工作中。
總之，我們呈現并分析以上多重矛盾與沖突，是為了進一步指出：一方面，鄉村建設所需要面對的是諸多直接或間接的“難處”，各個不同層次的矛盾混雜交錯、相互轉化。而當前我們所感知并觀察到的社會行動，本身就已經是經過各種矛盾沖突與現實張力共同限定下的產物。故鄉村建設不可以被簡單的約化，而需不斷地“再（歷史）脈絡化”。另一方面，如此復雜矛盾綜合形成了鄉村建設實踐的“特殊環境”——既是“自毀”也是“他毀”，既是崩潰或癱瘓下的“廢墟”，也是充滿“誘惑”和“路徑依賴”的“現代性戰場”。曾經有效的一些“方法”和“資源”，卻已多被指為“落后”或“過時”，一些曾經擁有有效動員力（諸如“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類似做法也因更大環境的改變而失效。
四、作為現代化“另類”反應的鄉村建設
通過以上各層面的論述，筆者嘗試將鄉村建設放置在經濟史家卡爾·波蘭尼50多年前所提出“雙重運動（doublemovement）”（卡爾·波蘭尼，2007）的獨特視野與框架下：雖然百年中國已經產生了各種影響深遠的變化和一定程度上的破壞，同時它也將催生出中國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前述復雜多樣并充滿張力的資源和矛盾正是這種互動反應機理的深層緣由。
因此，筆者嘗試提出以下判斷：鄉村建設是中國現代化轉型過程中超越現代化意識形態而延續至今的一種社會運動，是一個原住民人口大國的“三農”在追求快速現代化發展而被迫承接“負外部性”以及傳統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崩潰的雙重影響下，知識分子與農民結合起來嘗試在外部環境與資源約束下，尋找非主流現代化、非資本主義、非西方發展模式的努力，以及因此而與各種困難和限制斗爭的過程。是故，中國鄉村建設正是“后發現代化”國家在追求現代化（及其衍生出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內在產物與對應物。其同步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從一定意義上可看作某種“另類現代性”，它的內部及其與主流現代化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張力與沖突。因此，它同時在社區本土、民族國家和世界體系這三個層次的脈絡進行著回應、反抗與互動。
就像恩格斯所認為的：“我們的小農，正如任何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殘余一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恩格斯，1971）在資本主義及各種論述內部，“三農”問題始終無法很好地被回應與內在包容，故被派定為一個邊緣化的位置，只能模糊地指稱為“落后/拖后腿”進而以“他者”的身份進行“轉移”與改造。農民更是被線性進步的歷史觀排斥在歷史之外。（張慧瑜，2008：530）
可不管怎樣，農業作為人類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存條件這一前提仍需被正視。因此，在資本主義邏輯內，一方面通過外部殖民或不合理的世界經濟體系以轉移農業生產壓力及現代社會所產生的過剩人口；另一方面資本主義把希望寄托在“化學農業”、“石油農業”與“生物農業”所帶來的新增長。然而，這些又十分現實地遭遇到當下“能源危機”、“環境危機”和“人類安全”等諸多限制。
因此，鄉村建設的主要努力即希望改出資本主義體系與現代化發展路徑以及其所產生的路徑依賴，進而緩解其對“農民權益、農村治理、農業可持續（即‘三農’問題）”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同時，鄉村建設不應拘泥于具體對象或具體范圍內的行動，它不僅直接面對“三農”，還應包括對背后所支撐之某種“現代化視野”的徹底反思——根據長期參與中國當代鄉村建設實踐及國際社會運動的香港學者劉健芝的總結，“鄉村建設作為一種實實在在的行動，還可以是一種不同的視角、立場和生活態度。”（劉健芝，2008：217）
本文僅是一個初步的嘗試，希望可以挑戰“鄉村建設—現代化”這一常見的二元對立假設。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村建設將不等同于單純的行動，它既是實踐命題，更是理論命題。之所以是理論，因為它要對抗一種敘述；但同時它又必須是實踐，因為它要改變那樣的一種現實！
【注釋】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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