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既是工業化的必然結果,又促進工業化的發展和擴散。經濟發展必然導致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持續下降,同時帶來轉變就業結構的必要性。工業化和全球化加快了這一過程,因而給農民尤其是人口密集的發展中國家的小農增加了更多的壓力。為了適應工業化和全球化造成的環境變化,有必要改變公共政策和公共投資的重點,將創造就業、提高勞動力流動性、幫助農民實現勞動力轉移作為今后政策調整的主要方向。
關鍵詞:工業化;全球化;農民收入;就業;公共政策
許多進口農產品的發展中國家的小農擔心自己可能成為全球化的犧牲品,因為貿易自由化將迫使他們直接面對大規模現代化生產者的強力競爭。經濟發達的主要農產品出口國的大農場充分享有規模經濟與先進生產技術,加上政府的大量補貼,有能力大量生產廉價農產品輸入原本出口農產品的發展中國家,或者將后者的出口產品排擠出原有的傳統市場國。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小農可能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失去自己產品原有的國內外市場,直接導致就業和收入的萎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歐美發達國家的大農場主也普遍強烈反對農產品貿易自由化,說明其表面上的價格和競爭優勢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政府的大量補貼和各種保護措施,他們也擔心自己成為貿易自由化的犧牲品。那么,是否農業部門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必然遭受損失?為什么農民看上去這么容易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受到傷害?本文試圖將農業部門和農村經濟的變遷放在工業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解釋為什么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相對地位在工業化和全球化的過程中必然持續下降。因此,農民收入的長期增長不能依賴農業自身的發展;相反,勞動力密集型的非農產業的發展不僅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關鍵,而且也有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長期、均衡、健康和快速增長。
一、全球化與工業化
全球化是工業化的必然結果。在人類發展處于農業社會的千百年歷史中,農業生產是經濟的主體,所生產的農產品主要用于滿足生產者家庭(或莊園)成員的消費需要。當然,農產品也在農戶家庭、莊園、地區之間甚至跨越國境進行交換;但是,從本質上看,農業經濟基本上是自給自足和自我維持的,剩余農產品的交易僅僅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與此相反,工業生產本身就具有外向性質,工業化因而表現為向外發展和擴張的過程。制造業和采掘業的生產是為了盈利,其產品不是為了滿足生產者自身的消費需要,必須通過交換才能實現盈利的目的。因此,市場和其它相關設施的建立及發展是制造業和采掘業發展的基礎,而工業生產者也竭盡全力去發現和打入新市場,同時穩固和擴大原有市場。市場競爭的壓力迫使工業生產者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不斷追求積聚和集中、不斷致力于技術和制度創新,同時根據自己的相對優勢實現生產的專業化以及市場和消費者群體的細分;反過來,這些方面的發展進一步要求要素和產品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以便在更大的范圍內動員和配置資源,提高競爭能力和盈利水平。因此,工業化的過程必然使用一切可能力量(包括經濟的、政治的力量以及赤裸裸的武力)去打破商品交易的現實和潛在壁壘,無論是家庭之間的,還是地區和國家之間的阻礙流通的壁壘都在打破之列,從而遲早將導致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全球化的進程加快了工業化的速度。縱觀當今發達國家的歷史,無論是西歐那些面積相對較小和人口相對較少的國家還是美國這樣的人口和地理大國,開拓海外市場似乎都是工業化迅速發展的重要先決條件之一;而不斷擴張的海外市場又為這些工業化的先行國家提供了加速發展的無窮機會。面對不斷擴大的國際市場,先行一步的發達國家不僅可以更充分地發揮先進技術的比較優勢、更大范圍地利用生產和流通領域的規模經濟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享有長期或短期的市場壟斷地位,同時還可以充分利用以至濫用制定國際貿易規則的權力謀取自身的利益。因此,全球化無疑是工業化國家,尤其是占居領先地位的國家,加速本國經濟發展和進一步工業化進程的主要動力源泉之一。全球化將工業化擴散到世界各地。自然資源并不必然集中在已經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而流通費用,特別是運輸費用則隨著產銷地點之間的距離而增長,因而生產和流通設施的分布趨向于接近主要市場。同時,經濟發展階段的區別通常導致要素價格特別是勞動力和土地價格的區別,發達國家出口產品的目標市場往往同時也是勞動力和土地等資源要素價格較低的地方。
上述這些因素直接導致發展中國家持續獲得不斷增長的外國直接投資,從而開始或加速了當地的工業化進程。伴隨著外國直接投資帶來的經濟增長,本地居民的收入不斷提高,財富的積累、集中也相應發展,加上現在已經可以得到的先進技術,有力刺激了本地居民的工業投資。當然,工業化的擴散過程并不平穩,也不可能為所有國家提供均等的發展機會。由于先進的發達國家通常能夠攫取全球經濟增長的大部分收益,全球化很可能導致窮國和富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收入差距實際上進一步擴大,只有少數國家能夠從低收入國家的群體中脫穎而出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工業化和全球化可能導致國內不同人群的利益沖突。收入的快速增長改變需求的數量與結構;不斷加速的創新和投資不僅導致新部門的建立和發展,也導致原有部門不均衡發展;市場的擴張則為整個經濟的進一步非均衡增長提供了更大的機遇。所有這一切都導致收入和財富在部門間的重新分配。如果能夠同時并且充分的重新配置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收入分配就不成為問題。盡管某些部門的相對增長必然伴隨著另一些部門的相對萎縮,但是,資源的重新配置,包括就業結構的充分調整,可以保證各種資源包括勞動力的擁有者都得到公平而合理的報酬。然而現實卻不是這樣,原因在于各種資源的流動性存在巨大差別。特別是在農業部門,不僅自然資源通常附著于地理條件,而且雇傭大量素質相對較低、人力資源投資嚴重不足的勞動力,農業資源的流動性相對較低,資源重新配置的進程必然嚴重滯后,資源報酬特別是勞動力報酬的增長難以跟上社會平均水平。
二、工業化與全球化對農村經濟的影響
工業化和全球化對農業和農村部門最顯著的影響是降低了該部門的重要性,也降低了該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在大多數情況下,由于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性很低,這一過程必然導致農業勞動力和農村人口人均收入的相對甚至絕對下降。如上所述,工業化和全球化加速經濟增長,導致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長也因此而加快。因為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長刺激對食品和其它農副產品的需求,工業化和全球化將增加農業和農民整體收入的絕對量。但是,由于新的部門不斷涌現和發展以滿足消費者不斷增長和變化的需求,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更快,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迅速下降。與此同時,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人們消費支出中用于食品的比重不斷減少,從而得以享受日益增多的多樣化的非食品類的消費與服務。恩格爾系數的下降是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也是全體人民福利水平不斷上升的明顯標志。顯然,農民作為食品和其它農產品生產者的總體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也必然不斷下降。事實上,如果單獨觀察任何一種商品,或者所觀察的商品分類很細,那么,每一種或每一類商品的需求都會表現出同樣的趨勢,其購買支出在消費總支出中的比重由初期可能的上升必然轉為逐步或者迅速下降,即使住房和小車的消費也不例外。美國汽車制造業和建筑業產值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就已經明顯下降。工業化和全球化帶來的創新和經濟增長加速大大提高了新產品發明和發展的機會。與此同時,工業化和全球化導致的個人收入加速增長引起了對各種產品和服務特別是新產品、新服務的多樣化需求。供應和需求兩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消費者享受的商品和服務的種類不斷增長,而他們支付在任何一種具體商品或服務上的費用占其消費總支出的比重最終必然趨于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消費者福利不斷增進的基本表現形式不僅是消費的具體商品的數量的增長,更是消費種類的多元化。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任何一種商品或服務的總產值或總增加值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最終必然下降,盡管前期可能會出現一個或長或短的上升階段。不過,一種產品或一個部門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下降并不意味生產該產品和就業與該部門的勞動者的平均收入也相應下降。如果就業結構的變化能夠適應產品和需求結構的改變,那么,人和產品的生產者或就業與任何部門的勞動者,只要具有同樣的素質并且付出同樣的努力,就可以得到大體相同的勞動報酬。這就是說,如果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在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產業和不同產品的生產中能夠充分自由地流動,收入分配就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相反,如果某些地區或某些部門勞動力的流動性很差,就業結構在很長時間內無法根據需求和生產結構的變化做出有效調整,那么,份額相對下降部門或地區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就會低于其他部門或地區勞動者的平均收入,也低于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時本部門和本地區可能得到的平均收入。
通常來說,制造業和商業部門勞動力的流動性相對較高,而農業部門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農業部門勞動力的流動性就很低。在農業部門由小農占統治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流動性不足引起的收入分配問題特別嚴重。農業生產的規模小,通常意味著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企盼在非農部門獲得就業機會;農戶經營規模小,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通常也意味著教育和其它形式的人力資源投資不足,因而農業勞動力缺乏抓住非農就業機會的能力。由于就業結構的調整遠遠滯后于生產和消費結構,農業和農村中的大量過剩勞動力被迫與家庭成員或鄰居分享就業,同時也分享數量有限且相對份額已經下降的收入。因此,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持續擴大。全球化從兩方面加強了發展中國家小農的不利地位。首先,當發展中國家經濟開始起飛時,世界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發達國家所占領,同時高效率技術已經趨于資金密集型并日益向這一方向發展。因此,發展中國家就業和勞動力結構的轉換空間十分有限。其次,在發展中國家大多數小農不得不依賴小規模農業生產維持生計的同時,來自農民充分享受生產、流通和金融領域規模經濟和低成本生產技術并且往往得到政府巨額補貼國家的進口農產品大量涌入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市場或第三國市場,嚴重加劇了發展中國家小農面臨的市場競爭。盡管最終可能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全球化必然將發展中國家的小農推入一個痛苦的轉型時期。轉型時期的長度和痛苦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工業化開始時的國內外初始條件。一個國家開始工業化的時間越晚,典型的農場規模越小,農戶的數量越大,轉型就越困難,需要的時間就越長,農民經受的痛苦也就越深。政府對農業科研與推廣、基礎設施建設、農村教育、社會保障計劃和制度建設的政策支持和公共投資也是決定轉型時期初始條件重要因素和幫助農民度過轉型期的有效措施。由于農業占國民經濟的份額持續下降,最重要的政策措施是創造非農就業機會并且幫助農民抓住這些機會。
三、中國的現狀與面臨的挑戰
過去50多年里,盡管中國農業生產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農業占國民經濟的份額仍然表現出快速下降的規律。由于農業勞動力占全國就業的份額下降不夠快,農民被迫與家庭成員或鄰居分享有限的生產資源以維持生計,農戶的經營規模不僅沒有擴大,其平均水平還有所降低。如上所述,生產份額和就業份額的差距不斷擴大,以及農戶經營規模過小,必然導致中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相對較低并繼續相對下降,同時也使得中國農民難以面對進口農產品的強力競爭。從經濟恢復后的1952年到改革前夕的1978年,按可比價格計算中國農業的實際GDP增長了70%,26年里平均每年增長2%。與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同時期的發展相比較,中國農業的增長可以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然無法與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農業所取得成就相提并論。從1978年到2003年,農業實際GDP在25年里增長了200%,平均每年增長4.5%。然而,盡管農業生產幾乎實現了奇跡般的增長,由于其他部門的增長更快,農業GDP占國民經濟的比重持續下降,從1952年的50.5%下降到1978年的28.1%,再進一步下降到2003年的14.6%①。與此同時,農業部門實際就業的勞動力份額也明顯下降,但速度相對較慢:1952年農業部門就業人數相當于全國總數的80.3%,1978年下降到70.5%,而2003年又進一步下降到49.1%。這就表明農村人均收入必然不斷相對下降:1952年80.3%的勞動力分享50.5%的GDP,1978年70.5%的勞動力分享28.1%的GDP,而2003年則有49.1%的勞動力分享14.6%的GDP。進一步的對比表明,1952年農村勞動力人均生產的GDP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84.4%,1978年這一數字下降到39.9%,2003年則進一步下降到29.%。如果沒有大規模收入轉移,生產結構和就業結構失調程度的日益加劇必然導致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而大規模收入轉移至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大可能出現在中國。上述統計數據的簡單比較為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的變化提供了符合邏輯的解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與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978年為1:2.57,1985年縮小到1:1.86,而2003年又擴大到1:3.23,盡管農業部門在改革過程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一事實說明,要將農民人均收入提高到可以與社會其它居民相比較的水平,根本的途徑只有一條,即大規模轉移農村勞動力,確保減少后的農業勞動力占全國就業總量的比重與農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大體相當。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安定不僅僅取決于農民收入的絕對水平;從長期的角度看,它在更大的程度上取決于是否能成功地縮小不同居民群體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農民人均收入與其它階層大體相當的必要條件是純收入或可支配凈收入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比例大體上等同于人口的分布。換句話說,農民作為總體獲得的凈收入占全國居民凈收入的比例應當大體相當于農民人口比例。這一條件可以用公式表達如下:
公式(6)和公式(7)清楚的表明,農民凈收入總量占全國居民收入總量的比例與邊際消費傾向即恩格爾系數正相關,同時與生產、流通成本負相關。現實世界中現階段邊際消費傾向可能相當穩定,但農產品生產和流通成本的上升卻很迅速。消費者越來越多的購買加工食品,其食品支出總額中由流通、加工、包裝、金融等部門得到的份額越來越大,而初級農產品生產者得到的份額則日益減少。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大發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恩格爾系數持續下降,農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也日趨下降,因而公式(4)和公式(5)的數值不斷下降。如果要保持農民人均收入與其它居民大體相等,就必須不斷相應降低農民占整個人口的比重,及保證公式(6)和公式(7)最左邊的分數值也相應下降。現實生活中農民的凈收入不僅僅來自于出售和自身消費的食品價值,他們也生產和出售非食品農產品并從中獲得凈收入,同時從出口食品中獲得凈收入。此外,中國農民從非農就業或家庭經營的非農產業中獲得收入增長非常迅速。如果我們假定農民從非食品類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從食品出口及從非農產業得到的收入分別相當于其總收入的一定比例,并且用k、m、和n表示,那么,公式(3)就可以重新表達為公式(8):
計算結果表明,在目前情況下,如果要讓農民的人均收入與其它居民大體相同,農民的人數就應當減少到僅僅占全國人口的24%(假定勞動力的比例等于人口比例)。這就是說,大約一半的農業勞動力,或1.85億農業勞動力,需要轉移到非農產業。顯然,短期內是不可能實現這一目標的。但是,向這一方向的努力一天也不能拖延,因為不斷擴大的人均收入差距必然威脅社會和政治的安定,因而也威脅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用同樣的方法計算,如果中國實現在21世紀中期趕上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和收入水平,需要轉移出農業部門的勞動力數量必然更加巨大。如果將中等發達國家的邊際消費傾向、恩格爾系數等參數代入上述公式,同時假定農民從非食品類農產品的生產、食品出口和非農就業中得到的收入比例保持目前的水平,如果仍然要保持農民人均收入與其他居民相同,農民占就業總量的比例必須減少到3.8%。這就是說,到2050年必須為大約3.5億農民創造非農就業機會,或者說,從現在開始每年必須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創造800萬額外的就業機會。[2]另一個相關的重要問題是中國農戶經營規模。盡管中國農業勞動力占就業總量的比重在過去50年里已經大幅度下降,但是,部分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長,部分由于土地面積的限制,農戶平均經營面積反而有所下降。實際從事農業的勞動力絕對數量從1952年的1.73億增加到1978年的2.83億,再增加到2003年年底的3.65億。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可耕地的總量就基本保持不變甚至略有下降,因而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實際耕種的土地面積持續減少。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平均每個農戶4.4人,2.82個整半勞動力,經營8.8畝耕地,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每年生產1362公斤糧食、15.4公斤棉花、89.9公斤油料作物、174.1公斤豬牛羊肉、148.8公斤水產品、55.2公斤牛奶,當然也生產其它一些產品,其中大約30%～50%的產品用于出售,其余部分用于自己的生產和生活消費。與歐盟國家平均每個農戶經營30～50公頃、北美平均每個農戶經營300～500公頃相比較,中國農戶的經營規模只有0.6公頃,因而生產率很低,不僅僅導致中國農戶凈收入低,而且也導致中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也低。與主要農產品出口國相比,盡管中國農民平均收入很低,但是單位產量農產品所分攤的勞動力成本卻很高。因此,全球化可能給處于困難的轉型期的中國農業經濟,特別是處于不利地位的小規模農戶,帶來巨大的額外壓力。全球化可能帶來一種使上述狀況進一步惡化的危險,即當我們最需要集中公共資源和政策支持擴大就業并轉變就業結構時,政治領導人的注意力可能被各種現代化的標志性成果吸引過去,將更多的公眾資源和政策支持用于高科技技術和產業的發展,從而忽視了轉變就業結構、轉移農村勞動力的重要意義。開放政策向政治領導人和公眾打開了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門,發達國家幾百年工業化的偉大成果突然呈現在我們眼前,現代高科技的發展更使我們眼花繚亂。反觀我們自己的近代史,幾千年的文明古國、泱泱大國不僅在經濟發展上大大落后,而且背負著多次被列強蹂躪和侵略的恥辱。因此,無論是政治領導人還是公眾,一個自然的反應就是集中可以動員的資源實行趕超戰略,首先是發展重工業,然后是發展高科技,其目的不僅是為了恢復和提高民族自豪感,而且也是為了保證國家安全。盡管這樣的政策目標很有吸引力,但其實施的結果往往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失衡,尤其是不能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長期實施這樣的政策不僅因為降低資源的配置效率而延緩整個經濟的增長速度,而且可能因為嚴重傷害農業、農村勞動者的利益而積累威脅社會和政治安定的風險。
四、未來的前景
中國農業的未來發展和農民收入的未來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成功地轉變整個國民經濟的就業結構以及農業內部的產業結構;而就業結構轉變的方向和速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的政策、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因為這些因素直接影響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演進的方向。顯然,最首要的任務是創造并長期保持一個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在迅速增長的勞動力密集型行業中發現并獲得大量非農就業機會的環境。通過大量創造非農就業機會來轉變就業結構并不僅僅是為了農民或農業勞動者及其家庭成員的利益。減員增效可能是企業甚至整個行業發展的成功戰略;但是,它決不可能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有效戰略。我們不能想象一個國家在大量勞動力資源閑置的情況下可以實現最快的長期經濟增長。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勞動力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資源。中國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顯然依賴于有效開發和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而就業結構的轉變不僅是改善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條件,也是提高現有勞動力資源生產率的必要條件。同樣很明顯的是,大量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部門是擴大中國農戶平均經營規模的必要條件,因而也是提高中國農產品國際市場競爭力的必要條件。因此,中國農業的長期增長和農民收入的持續上升有賴于非農產業的迅速發展,尤其是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迅速發展;發展農業和增加農民收入不僅需要日益增多的現代技術和要素投入,需要日益增加的非農就業機會。現階段農業內部的結構調整可能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因為農業內部不同部門、不同產品的盈利水平和勞動力密集水平有很大差異。改革開放以來農業內部的結構調整已經為農業部門的迅速增長和農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做出了巨大貢獻。據估計,結構調整對農業總產值和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大約為50%,即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經濟和農民收入的增長有一半來自于資源轉向生產報酬更高的部門和產品。[3]可以預見,由于工業化和全球化的進程將進一步改變消費者的需求結構,今后農業內部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可能為加快農業經濟和農民收入的增長做出更大的貢獻。很明顯目前農業結構調整的目標是增加農民收入。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允許并鼓勵各種資源轉向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改革開放以來政府逐步減少了對農業生產的干預,農民可以將更多的資源轉移到報酬較高、勞動力密集程度較高的部門和產品上去,包括園藝產品、畜禽產品和水產品,以及非食品類作物。這種結構調整不僅有利于中國的農業生產更好地實現勞動力資源上的比較優勢,而且同時為農民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要實現農業、農民收入和整個國民經濟更健康的長期增長,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以實現充分就業的政策也許比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政策更重要。下面列出了我們認為最重要的若干政策;當然,每一項政策都需要配套的公共投資和支出。(1)鼓勵建立并大力發展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私營小企業;(2)鼓勵開發和推廣有助于吸收更多勞動力的勞動力密集型技術;(3)創立允許并幫助勞動力在不同部門和地區流動并提高其流動性的政策環境,同時提供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不斷改善這一環境;(4)增加對有助于創造就業機會的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5)增加對農村教育和就業培訓的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幫助農民提高搜尋和抓住非農就業機會的能力;(6)增加對農村制度建設的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幫助農民轉變生產和就業結構。很長時期以來中國就需要大幅度轉變現有就業結構。我們相信,上述政策建議不僅有助于實現這種轉變,有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而且有利于提高全體人民的福利。當然,農民和農業部門可能相對受益更多;然而,這不僅是對過去和現存失衡狀況的補償,也是整個經濟長期健康發展和全體人民福利持續改善的必要條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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