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批傳推送兩篇長期參與當代中國鄉村建設運動和研究“三農”問題的學者針對媒體問題的討論,文章本身富有洞見、饒有趣味,對于新聞傳播學者來說也有可以攻玉的啟迪。
長期參加當代鄉村建設運動的青年學者潘家恩的《真實的“偏見”與“定見”的效果——以傳媒論述中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為例》一文,以文化研究視角專門深入討論了大眾媒體與鄉村建設議題。作者憑借豐富的鄉村建設實踐經歷,以及一種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對傳媒自身運轉邏輯的考察,展示了媒體是如何以“客觀、中立”為名,對當代鄉村建設實踐進行命名、分類、標簽等建構,并進一步將鄉村建設拉回主流邏輯及其主導的參照坐標下,在論述上壓縮“另類”實踐的可能空間的。這種既增強同時也削弱“另類”實踐的媒體力量,每每讓人聯想到汪暉教授所云某些力量“假裝成批判者或反抗者來加強新的權力結構”的精辟洞見。這種以鄉建為視角的對于媒體“真實的‘偏見’與‘定見’效果”的考察和揭示,對于我們理解當代大眾傳媒的文化霸權地位及其保守性是富有啟發的。
著名“三農”學者、華中科技大學賀雪峰教授的長文《土地問題的事實與認識》,在最后部分辟出“關于媒體”一節(“我一個三農學者怎么就講起媒體來了呢”),專門討論媒體在當前中國土地問題報道上所起顯著作用及其存在的問題。賀雪峰指出:當前媒體介入土地問題時,最大的問題是缺少對土地問題的深刻、深入認識,既無能力也無興趣進入到對土地問題內在機制的理解,而愿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站在道德制高點上下判斷。而如果一味只以媒體自身的情緒與要求為鵠的,總是樂于對表面現象的報道,且自以為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就等同于掌握了真理,并以此來制造媒體焦點事件,進行焦點倒逼,則媒體在土地問題上,就不是充當了理性的建設性力量而發揮作用,而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負責任的力量。
不管是在“偏見”和“定見”之中對“另類實踐”“形反實正”的瓦解,還是“簡單化、情緒化、道德化”地針對社會熱點問題揮斥方遒、煽風點火,兩篇文章同樣提醒我們注意作為一種社會權力機制的現代媒體的利益角色。除了對“怎么樣”(問題機理)的解析,賀文最后還嘗試著提出“怎么辦”——“在媒體到處介入生活之中時,媒體也應反思,媒體也應被介入”。考慮到媒體的“客觀、中立”在今天也依然是個神話,這是“多么痛的領悟”。
土地問題的事實與認識·關于媒體
最近幾年關于土地問題的討論,若離開關于媒體作用的討論,就不公平。正是媒體的介入,使土地問題更加成為公眾事件,成為焦點事件。
媒體討論土地問題的好處是,在短期內,土地問題即可以成為焦點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并因此加速問題的解決。媒體討論土地問題的壞處是,當土地問題比較復雜時,尤其是土地利益巨大而容易引起各方利益激烈博弈時,媒體介入,往往不是解決了問題而是復雜化了問題。尤其是在媒體已經先入為主,試圖借土地利益沖突中的博弈來說事,試圖借土地事件來“焦點倒逼”時,媒體介入土地問題,就可能是無助于問題的解決,也無助于對土地認識的深化,相反倒往往可能造成激化社會矛盾、惡化干群關系的后果。
當前媒體介入土地問題時,最大的問題是缺少對土地問題的深刻、深入認識,尤其是缺少對土地問題復雜性的認識,既無能力也無興趣進入到對土地問題內在機制的理解,而愿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站在道德制高點上下判斷。媒體關于土地問題的報告,往往都是極其簡化,是非分明,既不呈現土地問題的復雜性,又不說明土地問題解決起來的困難性。媒體對復雜土地問題的簡單化報道找借口說,站在弱勢的農民一邊總是對的,對政府進行監督總是對的,通過對焦點事件的報道(甚至是制造焦點事件,如烏坎事件)來倒逼政府解決問題,借地說事,可以推進中國的民主化法治化進程,可以約束公權力,可以加速中國政府公開化甚至加快中國人權事業的進步等等。
但無論媒體如何為自己辯護,若沒有對土地問題本身復雜性的認識,這種焦點倒逼,就一定是以既有想象為基礎進行報道的,這樣的以想象為基礎的報道,就一定不會關心事實是什么,甚至可能通過制造事實來進行報道,這樣的報道就既不能反映社會的真實,也無法為問題的解決提供有用的啟示,這樣的報道就可能只是反映了媒體自身的情緒與要求。最后的結果是,媒體在土地問題上,將成在簡單化、情緒化、道德化,也一定會敗在簡單化、情緒化、道德化上。
當前媒體關于土地問題的報道中,有幾個明顯的誤判,一是關于農地權利的誤判。事實上,對于耕者來講,土地權利越大,耕者耕作越困難,因此利益越是受損,其論證見前述討論;二是缺少對已經嚴重分化的農民的了解,誤以少數既得利益的農民利益來想象全國農民的情況,其典型是以少數城中村農民來想象全國農民情況;三是缺少對地方政府向農民征收土地本身的利益博弈性質的理解。既然是利益博弈,地方政府和農民就各有策略,雖然總體來講,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要處于強勢得多的位置,但農民也并非完全沒有反制手段;四是與征地一樣,拆遷中同樣存在利益博弈;五是在保護農民利益與保護耕地認識上存在錯誤;六是權利話語盛行,媒體總愛在分配領域做文章;七是誤解中國農村土地的性質;等等。
若媒體沒有對土地問題的深刻認識,而總是樂于對表面現象的報道,且自以為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就等同于掌握了真理,并以此來制造媒體焦點事件,進行焦點倒逼,則媒體在土地問題上,就不是充當了理性的建設性力量而發揮作用,而是成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不負責任的力量。因此,在媒體到處介入生活之中時,媒體也應反思,媒體也應被介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賀雪峰《土地問題的事實與認識》,《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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