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清光緒三十一年（約1905年），對中國而言真可以說是多事之秋。那一年發生了許多大事，其中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就是至少實施千年以上的科舉制被廢除了。以前對科舉制頗有微辭的嚴復在廢科舉的第二年說：“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造因如此，結果何如，非吾黨淺學微識者所敢妄道。”
的確，科舉制是一項集文化、教育、政治、社會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institution），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讀， 使整個社會處于一種循環流動之中，在中國社會結構中起著重要的中介和維系作用。 這樣一種基本建制的廢除，不啻給與其相關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約定俗成的習慣行為等都打上一個難以逆轉的句號，也產生了涉及各層面的廣泛社會后果。
當時就有人指出：此舉“關系于社會者至深。社會行科舉之法千有余年，其他之事，無不與科舉相連。今一日舉而廢之，則社會必有大不便之緣”。 本文僅就廢科舉對鄉村教育的影響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城鄉疏離、鄉村中士紳成分的轉換等方面進行一些簡略的探討，較多注重那些反映趨勢或傾向的現象。
一、對鄉村教育的影響
張之洞、袁世凱等疆臣其實也知道：“就目前而論，縱使科舉立停，學堂遍設，亦必須十數年后人才始盛。”他們不過以為，“如再遲至十年甫停科舉，學堂有遷延之勢，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須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為了使士人不存“僥幸得第之心”，民間放棄“觀望”心態以參與私立學堂的建設，故不能不立停科舉。
新學堂是否培養出“國家”所需的多士，確須從一二十年以上的長程進行考察，甚或可以不必論清廷本身的存廢。而民間是否能如其所愿，因廢科舉而積極參與私立學堂的建設，也還可以推敲。當時即有樂觀的預測，以為“科舉廢矣，學堂其必勃然興”。蓋上可“以用于科舉之費而用于學堂”，下則“以求于科舉之人才而求于學堂”，學堂之經費和學生都會“頓增無數”；更因此后“出身皆在學堂之內”，故辦學堂者和入學堂者皆“不患其不多”。
預測者陳冷（字景韓）后來成為著名報人，那時或尚有些“少不更事”，因為其所想像的“用于科舉之費”實在是個很小的數目。中國傳統政治基本是一個不特別主張“作為”的“小政府”模式，因“作為”方面的要求不高，故產生與此配合的輕徭薄賦政策，不提倡政府與民爭利；而教育體制也與此行政、稅收取向配套，大致符合以農業為主的生產方式，全毋需高投入，政府支出的份額亦甚少。但新學制的教育成本就遠高于科舉體制下以民間為主的讀書系統，可能遠超出當時中國社會習慣的負荷。廢科舉當年，《中外日報》的一篇文章便指出：
中國之民素貧，而其識字之人所以尚不至絕無僅有者，則以讀書之值之廉也。考試之法，人蓄《四書合講》、《詩韻》并房行墨卷等數種，即可終身以之，由是而作狀元宰相不難。計其本，十金而已。以至少之數而挾至奢之望，故讀書者多也。
此文所見中國傳統教育投資甚低是個極其重要的因素，稍后候補內閣中書黃運藩也說：“科舉辦法，士子自少至壯，一切學費，皆量力自為，亦無一定成格……鄉間書塾，每省輒盈千萬，官所經營僅書院數十區，？脯膏獎，率多地方自籌；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無勞歲歲經營。” 正因耗費不多，所以才有“鄉間書塾，每省輒盈千萬”的可能。且黃運藩指出了另一值得注意之處，即鄉間書塾皆民間自辦，并不倚靠官力。而新學堂就不同了，《中外日報》的文章說：“今一旦廢科舉而興學校，其所學者必科學也。一器之費千萬金，一師之俸數千金，此斷非數家之力所能及（此從鄉曲多數立論，非指少數之人與地也），不能不合一縣之力成之。而今之縣，稍有余力，均已盡于賠款，蓋有欲興一小學堂而不可得者。即興一小學堂，而其力亦不足以養多人（所收學費不能不十倍于平時鄉塾之費）。即以官力助之，今之官力亦能有幾？”
過去操辦地方塾館（對應于官立或公立學堂的“私塾”是后起的稱呼）多為自愿或半自愿的私人事業，往往是創辦者多出資，而伴讀或借讀者所交束？多帶補充性質，貧富的負擔通常是有差別的；且還有宗族或地方的各類公田及“賓興”等民間建制，對貧寒而真能讀書者而言，上升性社會變動的機會始終存在。新式學堂較前花費大得多，特別是平白增添了可能是專職的管理人員，資金乃成大問題。更重要的是辦學已成集體或官方之事，這一由私向公的轉變可能減弱民間的積極性。
從光緒初年起長期在京師和地方為官的何剛德說：“科舉時代，懸一格以為招，人人各自延師，各教子弟，國家亦不必人人為之延師也。學堂制興，官立學堂，是官為之延師也。官力不足，失學者多，于是合群力而為私立學堂，是私人代為之延師也。” 他這里所說“合群力而為”的“私立”，恐怕更多是指晚清的“公立”學堂，非純粹私立者。不論“官立”還是“公立”，都非讀書人“自延師”，而是他人“代為之延師”，求學辦學的主動性是有差別的。
山西五臺縣的馬儒行后來也說：“往昔村塾，起于村中有士之熱心倡導，及旁人之欽仰，全系自動的設立，而應鄉間之須要……及晚清初辦學堂，因系出自村人熱心提倡，故亦富活潑精神；民初尚有生氣，及后官府督責加緊，強迫亦力，初時固若進步；然戕賊活氣，外力一退，從而衰頹不振。”蓋“學校歸村公辦，成為照例的故事，與村人無親切之意味”，導致“熱心者亦怠于提倡，即提倡人亦疑畏不前”，終不能不日漸衰頹。這雖只是一個村的經驗，但其關于辦學動力內在和外在的區分，與何剛德所說的自延師和代為延師，可相印證。
后來也有學者對那時士紳辦學的積極性進行了“理性”分析，如市古宙三認為，本來反對廢科舉的士紳此后則頗識時務，另辟辦學堂之途以保存其特權，對此非常熱衷，甚至不惜自己出錢辦學。 當年的士紳群體是否能將“保存特權”提升到意識層面，及其是否有基本一致的群體行動，我尚存疑；更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反對廢科舉，一部分支持辦學堂。一些人確曾一度積極參與辦學， 唯其熱情似乎僅維持了很短一段時間。幾年后有人“證諸各地實在狀況”總結說，廢科舉次年，興學之風“大盛，各處學堂，以是年創設者，不可屈指計。以今觀之，自興辦學堂以來，此年之進步，可謂一躍而至極點矣。自是至今，細察各處學堂之狀況，則著著退步，大有一落千丈之勢”。
而其所列學堂衰落的第一原因即“辦學經費之無從籌措”，與陳景韓的預測大相徑庭。當年除少數官立學堂經費較有著落外，公立者勢必涉及地方“公款”的支用。私立者除換湯不換藥一類學塾改辦者外，真正要達到官府規定的水準，開辦費至少需銀數千兩，用于平時開支的“每年經常費至少必一二千（兩）”。以這樣的規模言，有能力“不惜自己出錢”的士紳恐怕屈指可數。通常也只能是先集資創辦，后因無力維持，“遂不免要求地方公費之補助。但地方公費各有所歸，必無閑款可以指撥；即有可歸學務上動用者，亦已為官立、公立各學堂所挹注，必無余力再及于此。其結果遂以無補助而至停辦”。
地方公費的處理是轉型社會中最為敏感的問題之一。近代公田各地皆有，比例不一；受到外來沖擊相對少的地方，公田比例可能很高，如毛澤東1930年調查的尋烏縣，那時公田比例仍高達全部耕地的40％，其中60％為族產，20％為與信仰相關的廟產，10％為學田，還有10％為橋會、路會、糧會一類的社會公益田地。這類田產的收支有“公堂”一類機構處理，過去多由士紳管理，但其用途也已大致固定，要大量轉用以辦新學堂，很容易引起糾紛；后來頻繁發生的“毀學”事件多半因此而起，大致也是導致新學堂發展停滯的一個因素。
另一項陳景韓的想像性預測，即來學者眾，也未必如其所想。官立學堂及待遇同官立的公立學堂，想入學者往往趨之若鶩。但那畢竟是少數，容量有限。且也有例外，主政陜西的樊增祥于廢科舉后兩年說，西北辦學堂有兩難：一無教習，二乏學生，“通都大邑，招考誠不乏人；若荒僻小縣，秀才猶不知書，而況童稚”。若一般私立小學堂，則即使不收費，有時也存在生源不足的問題。
有位關心學務的觀察者于光緒三十四年冬調查了南方某縣鄉間的辦學情形。經費不足是明顯的，但更大的困難是招生。學校初設時，“亦嘗貼廣告于通衢，招人就學。乃待之許久，初無來校報名之人。校董不得已，則擇其家有子弟、而其力又足使之就學者，親往敦勸，許以不收學費。然猶應者十一，拒者十之九”。這些不欲子弟讀書者約分三類，或以為“科舉已廢，吾家子弟可不必讀書”；或懷疑“君等開設洋學堂，殆將引誘我家子弟，使吃洋教”；還有的擔心初以不收學費相引誘，到第二年即會要求出學堂捐。雖顧慮各異，“而其不愿子弟就學則盡同”。由于此校董乃“鄉中董事，頗有勢力。鄉人仰仗之處正多，不敢過拂其意”，結果招來學生二十余人，“然推其本心，乃迫不得已，特以此為酬應校董之舉”耳。
可知對讀書前景的失望和對新體制不信任是家長不欲子弟上學的重要原因。稍后也有人觀察到，當時很多人對新學堂“猜疑不信”，尤其對那些與前不同的教學方法有所疑慮，故將新學堂“目之為洋學堂”，而將其教法“名之曰洋教法”。甚至以為“習體操也，謂將練習飛檐走壁，以為竊盜之預備；學唱歌也，謂將練習吹彈演唱，以為優伶之預備；信口詆謗，無所不至”。盡管子弟入學堂的總數“逐漸稍增，亦以大勢如此，不得不然耳”。有些人“子弟雖在學堂，而其詆毀學堂仍如故”。
清季設學堂時，對各級畢業生都有相應的“獎勵”措施，可授以適當的功名，學歷高者尚可能得到實職。但或者這些條款宣傳得不夠廣泛，或者鄉民對新政缺乏實際的信任，以中國傳統對讀書的重視，一些鄉民竟然謝絕免費讀書的機會，科舉制廢除對社會及大眾心態的沖擊強度，似乎還在我們過去認知之上。或因民間有這樣的心態，廢科舉不過幾年，學堂與私塾竟又形成競爭局面，有時私塾還略占上風。宣統三年即有人注意到：“昔之學生，大抵出私塾而入學堂；今之學生，乃有出學堂而入私塾者。”
大約同時，《申報》的一篇文章也說：在學堂與私塾的競爭中，“入學堂者既多，私塾自歸消滅，此固一定不易之理。但默察近年來情形，則有大不然者。即學堂日漸退步，而私塾反日漸進步”。有些塾師原已“翻然變計，閱新書、學師范，投入學界而掌教學堂”，但“近年來因學堂日見減少，教習之人浮于事也，亦有仍退居私塾者”；學生也不乏“原在學堂者后亦改入私塾”。這還是“就蘇、常諸郡風氣早開之地言之，其他荒僻之地，更不知何如”。而“私塾之所以受社會之歡迎”，也因辦學較具彈性，其“善趨時尚者”，教學內容“亦添入算學、圖畫等科”。這類“不新不舊之教法”，頗“能迎合多數人之旨趣”。而新學堂則遵循西式作息制度，又收取各類額外雜費，乃“大招社會一般人之厭惡”，反助私塾“日漸發達”。
親私塾遠學堂的風氣至少在農村是長期延續的，20世紀20年代毛澤東看到的湖南農民，對“洋學堂”仍然是“看不慣”。因為“鄉村小學的教材，完全說些城里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小學教師對待農民的態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農民的幫助者，反而變成了農民所討厭的人。故農民寧歡迎私塾（他們叫‘漢學’），不歡迎學校（他們叫‘洋學’）；寧歡迎私塾老師，不歡迎小學教員”。又約十年后，有人對江蘇江寧縣淳化鎮進行調查，農民仍然認為“新式學校是洋學校，所讀的書是洋書，多不適合他們的需要”，故許多人寧愿把孩子送入私塾。
而廢科舉者最關注的人才培養，至少在從政方面，其后幾年間的成效也不理想。梁啟超在1910年指出，當初廢科舉，乃“欲舉天下之仕者盡由學校，意誠善也。然以今日教育現象論之，欲求完全之大學卒業生以為用，未知期以何年”？為更有效地選任官吏，梁氏乃“悍然曰：復科舉便”！當然，其實際的建議是采取一種類似科舉的開放性考試選官制度。這也提示出，盡管清廷在廢科舉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置既存有功名者，這類舉措似乎并不成功。
與前引嚴復所論相比，梁啟超對科舉制的重新反省要徹底得多。中國傳統政治從思想觀念到實際治理的方式都有其發生發展的統系，且有其社會基礎。古人以為，實際的政治管理必須在教化可及的基礎上。這一觀念也逐漸社會化，成為上升性社會變動的主要途徑。落實在體制上就是從漢代發端到唐宋成熟的通過考試選官的科舉制，任何編戶齊民只要能通過一定層次的考試就可以擔任一定級別的官員，這樣一種“布衣卿相”的夢想曾經是四民之首的士和可望進入士階層的鄉村農業中產階級的持續追求，可以說是典型的“中國夢”。
當然，科舉制的開放性很多時候是理想大于實際的；且隨著中式者的積累，獲得舉人以上的士人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真能得官。但正如前引《中外日報》的文章所說，這樣明知有些僥幸的體制“足以相安千余年而不見其不可終日者，則以若輩雖多終身不得之人，而要無日不有可得之理想，故其希望之心不絕。即此希望之心，彼乃借此以養生盡年，而得以悠游卒歲矣”。 伴隨著不甚高之教育投入的是上升性社會變動的不絕希望，正是科舉制保障了這一夢想的持續，并以一定數量的成功范例鼓勵之。
我們切勿低估這樣一種體制保障帶來的社會后果，據毛澤東在1930年以口述采集的方式進行的調查，江西尋烏縣的教育水平相當高，全縣識字率達40％，因女子基本不識字，男子識字率可能高達80％。到1930年時全縣雖僅有舉人1人，卻還有400個秀才，即平均每1000人中有秀才4個。這里的新教育也有一定成效，全縣10萬人口中有初小學生5000人（5％）、高小學生8000人（8％）、中學生500人、大學生30人，還有6個出洋學生。
尋烏這樣的教育水平部分或因其公田比例甚高，似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覺。另一湖南人楊開道在1927年曾說，中國“一百個農民里頭，不過有五六個人能識字；至于受過普通教育的人，則不過一個二個罷了”。故“農村社會里面的人民，多半沒有知識”。楊氏是專門研究農村的社會學家，其所說與尋烏的現象相去太遠，究竟應采信何者呢？一方面，應充分考慮中國的“地大物博”，尤其在公路和鐵路尚少、機動車僅為少數人使用的時代，各地情形可能很不一樣，區域性的差異和多樣化是非常實在的。另一方面，像楊氏這樣的留學生常據其所學的西方數據來認識中國社會，實際僅處理有限的區域，復推而廣之，故其所論未必具有代表性。
更接近實際的狀況或許是，像尋烏這類地處贛、閩、粵三省交界處的偏遠地區，一般或視其為“落后”的典型，但在大變動的時代，反可能是一個“禮失求諸野”的代表，即表現出那些交通更便利的地區一二十年前的狀況。也就是說，在很多鄉村，識字率雖未必低到百分之五六，但讀書人的數量日益減少、平均識字率逐漸降低應是一個相對普遍的傾向。這一傾向的形成，與廢科舉是有一定關系的。
梁啟超說，科舉制“實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發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國貴族、寒門之階級永消滅；自此法行，我國民不待勸而競于學”。 但隨著布衣卿相夢想的保障不再，而新式教育的投入又日益昂貴，鄉村中人讀書的愿望減低（如前述一些家庭寧愿放棄免費讀書的機會），而讀書的代價則增高，那些仍希望走此路的寒門之家比過去更困難了：清季官立學堂雖不收費，但辦學層次較高，數量亦少；而民間之塾館改為學堂者，基本是收費讀書，且因變為他人“代為之延師”，就學者的花費多是平均分攤的。
何剛德看到了今昔的重大差別：“從前寒士讀書，無所謂學費也。且書院膏伙，尚可略資以津貼家用。今則舉學中田產，悉數歸入學堂；而學生無論貧富，一律取費；且膳宿有費，購書有費，其數且過于學費。”據其觀察，因學制轉換而造成的中國人“失學之數，至少亦在百與五之比例。此九五之數，國家欲擴充學堂，徐補此闕，力必不足；若用強迫手段，使此九五之數各自謀學，勢更不行”。即使還有出洋留學一途，然一般寒士是難以企及的。
這樣，新學制最大的問題，就是貧寒而向學之家的子弟失學愈來愈普遍。還在廢科舉前兩年，陳黻宸在和孫寶？論及擬議中的廢科舉時就說：“學校興辦不善，科舉豈可驟廢。科舉廢，天下更少讀書人矣！今之學校，非強有力者、廣通聲氣善鉆營者，往往不能入。此種學校何益天下！使并科舉廢之，而天下寒賤之士缺望，將皆廢書不觀矣。”廢科舉后，舉人李蔚然也指出，科舉誠多弊端，但尚能“公平”對待貧富。而“今學堂學生，近城鎮者入之，僻遠不與；有勢力者入之，寒微不與”。 兩人皆觀察到新學制對貧寒之家的實際排斥現象，而李蔚然更預見到后來日漸明顯的城鄉差別。
二、城鄉疏離與鄉居精英的流向城市
廢科舉一個影響深遠的社會后果即中國的城鄉漸呈分離之勢。傳統中國士人以耕讀為標榜，多數人是在鄉間讀書，繼而到城市為官。舊制或候缺或丁憂或告老，讀書人多半要還鄉。新制則“學生”與城市的關聯越來越密切，而與鄉村日益疏遠；大學（早期包括中學）畢業基本在城市求職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樣要落葉歸根。前者不止是人員的流通，它還意味著信息、資金等多渠道的流通，使整個社會處于一種循環的流動之中。后者實際意味著以前的循環流動在很大程度上逐漸衰歇，并走向中止（這當然有個過程，且各地情形不一）。
廢科舉后不久，即有人擔心，“吾國官無大小，所居者城市也。今日大聲疾呼爭權利以興學者，皆城市之民也”。官立和層次較高的公立學堂也多在城鎮，即使“偶有一二富鄉，搜集種種捐款，建設一二學堂，所教者紳族也、富室也；林林萬眾，裹足不入”。若“長此不改，一二年后，城市大鄉，貴族學校林立，官可以報績，紳且據以自豪”，而鄉間恐怕“除百一紳富家外，大多數學齡童子皆將不識一丁”。鄉村“讀書種子既絕，而市民、非市民之階級，由此永分：市民之學堂日益增多，非市民之負擔日益增重；市民有權利而無義務，非市民有義務而無權利”；其潛在的禍患難以量計。 這一擔憂與前引舉人李蔚然的觀察是吻合的。
二十多年后，黃炎培總結說，科舉制在歷史上的好處，即在使“貴族教育移到平民教育身上”；科舉既廢，教育本應更加平民化，然興學校的結果，“轉不免帶多少貴族教育的意味”，為“科舉時代所料想不到”。主要即體現在“學校的設置既偏于都市，學費的征取更足使中等以下社會人家無力送他的子女就學”。教育的城鄉差別當然并非只有負面的結果，有些人反可能從中獲益。安徽鄉間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風氣的傳統蒙學教育，對少年胡適就曾大有幫助，使他得以在上海的新學堂連續跳級。 但多數人對新學堂的體驗似不那么理想。
傳統教育不僅投資極低，其“應用”亦甚廣，低層讀書人多可留在本地任塾師或從事一些地方事務。而新學制不僅教育成本激增，產出之學生卻多顯得“無用”。民初山西五臺縣永興村的鄉民即說：“民國的書房，真是討厭！娃們念的書，今年這樣，明年那樣，換的真熱鬧，也不見念成一個。看人家前清時候，書房里念的書，不只是哥哥念了兄弟還能念，就是爹爹念了兒還能念，爺爺念了孫子還能念哩。書老不換，人家還進秀才、中舉人；現在書倒換的勤，也不見念成一個呀！”
也許新學堂教科書的更換頻繁這個現象在山西特別明顯，太原縣的前清舉人劉大鵬更早就注意及此，他說：“鄉村之學堂，現名為國民小學校。兒童所讀者，皆是教科書。然教科書之本，亦無一定標準，年年更改。”劉成禺所見則相反，在他眼中，后來的新學校才是“無論貧富雅俗，小學課本，教法一致”；傳統童蒙教育的內容卻是有差別的：各蒙館最初多授以《三字經》、《千字文》等，但書香世家此后就開始傳授“四書”白文，逐漸過渡到八股試帖一類“舉業”；而“市井鄉村貧窮兒童”等則繼之以《四言雜字》一類，期“能識日用字，寫柴米油鹽賬而已”。
不同的觀察不排除地區差異的存在，但在很多地方，教育是否那樣重實用也還值得進一步考察。前引《申報》之文就指出，舊時蒙館所教讀者，從方塊字、《三字經》到五經古文等，“讀書數十種，費時五六年”，多為“所學非所用之物”，除“號為士者，尚稱有用”外，其余“為商為工為農者，則于此等書籍毫不相關”。作者認為，如此“誤人子弟之教法，一經道破，無有不恍然思返者”；但實際的情形是，由于“相沿已久，人竟深信不疑，絕不究其實效之如何”。該文歸咎于“科舉之錮習，深入人心已數百年”，非一朝一夕所能“ 除而悉去之”。
其實恐怕不是那么簡單。中國古有“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說法。究竟何謂“文德”固可以有各種解釋，但多少總帶點兒“知識就是力量”那一西諺中“知識”所具的“力量”之意味。在真正“士為四民之首”的時代，如劉大鵬所言，士人“平居鄉里，所言所行，使諸編氓皆有所矜式”；(45) 身為楷模的士人觀念對追隨的大眾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士人推崇的“知識”對老百姓未必很實用，卻得到他們的承認，因而也具有影響力。
民國《霸縣新志》說：“二十年前鄉間子弟得一秀才，初次到家，不特一家人歡忭異常，即一村及鄰村人皆歡迎數里外。從此每一事項，惟先生之命是從。先生一從都邑回家，則必聚而請教。即先生有不法事項，亦無敢與抗者。自科舉停，功名人不出，其視舊功名人又如彝鼎圖書，以為不可多得，親敬更甚于前。”至于“一般新界人，其自命亦頗覺與舊功名人相抗”，然一般鄉民對其“敬心終不若”，蓋“不知其讀書與否，故其心常不信服也”。 這里“不知其讀書與否”一語頗具深意，通常“新界人”多是受了些教育的，但地方老百姓恐怕不承認其所學為“讀書”。
彭湃在1926年也注意到，鄉村私塾中的八股先生教小孩讀“關關雎鳩”、“子程子曰”等，“不會念的就罰跪、抽藤條、打手板、夾手指等酷刑，簡直只有把這小孩們快點弄死罷了。然而農民們不但不以為怪，并說這個先生明年還要請他再干”。到縣教育局將其換為師范生或中學生，“今日教什么算學，明日教什么格致，再教什么歷史、地理、古文、體操；廢止了野蠻的酷刑，而用文明的面壁、記過和扣分。表面上多么好看”，結果念書的小孩們反而懷念以前的私塾，以為那時“沒有這樣多麻煩和苦惱”。
約十年后，有人到鄉村中實地考察“現在一般未曾受過教育的人對于知識階級所抱的”態度后說：“過去鄉村中，秀才先生或書塾老師有極大的潛勢力。他是一鄉中的審判者，一鄉中的號令者，一鄉中的指揮者；他是一鄉中所‘佩服’的人；假如這位秀才先生或鄉塾老師，果真是道德高尚，則他的話差不多即可成為號令。”村中如有爭議，“往往請求他去批判”；有“新事情發生了，則一般民眾大都不約而同去聽受他的意見”。后來學校畢業的學生則不然，“雖則現在一般知識界的學問、理解力較之過去均屬優良，但鄉村中人士對于他們卻全抱著不信任的態度、懷疑的心情；不但不愿聽他們的話，簡直亦不敢聽他們的話”；實即鄉民“懷疑知識界，不信任知識界”。在作者的新眼光中比過去更優良的“知識界”，卻得不到一般鄉民的信任。
鄉民對新學的不敬有時也因物質方面的不滿，如彭湃所注意到，與縣教育局派來的新教師相伴隨的，是“增加了學生的學費，附加了什么農產品的捐稅”。(50) 另一方面，如馬儒行所說，過去塾館的老師是請來的，“東家待師隆重，徒弟對師恭敬，先生亦感快愉”。且“生徒之成績佳否，即知先生之教訓勤惰。所賺束？，不過應得之報酬，非其主要目的為賺錢也。社會上對之，亦甚隆禮。其人人格正直，則賺錢雖少，人亦優禮看顧”。自學校歸村公辦，即他人代為延師，“先生成為雇工，學生本強迫而來”，師徒關系通過中介的“學校”而建立，與前大異。因“待師之禮既薄”，老師“教生之心自冷”，也不如從前負責了。
我要重申，中國的地大物博非常實在，不同地區可以差異很大。錢穆在無錫蕩口鎮果育學校讀書時，全鎮之人“對果育諸師長皆備加敬禮”。且此尊敬是從私塾延伸而來，“其時科舉初廢，學校初興，舊俗對私塾老師皆知敬禮，今謂新學校尤高過舊私塾，故對諸師敬禮特有加”。新尊敬超過以往的一個例子是，該校唱歌先生華倩朔每周往返于蘇州無錫間，每當其歸舟駛過全鎮時，“鎮人沿岸觀視，儼如神仙自天而降，其相重視有如此”。
但在其他很多地方，鄉民對新舊教育的“信任”的確不同。彭湃在1926年說：“農民的思想一半是父傳子子傳孫的傳統下去，一半是從戲曲的歌文中所影響，而成了一個很堅固的人生觀：以反抗（革命）為罪惡，以順從（安分）為美德。”就教育而言，“舊教育（如滿清時的八股先生）教其安分守己、順從地主、尊崇皇帝，為農民所最歡迎；如新教育反抗命運風水……等時，都為農民所討厭”。
新學在鄉間得不到“信任”，自容易導致新學生在鄉村中不受重視。胡適剛從美國回來時就注意到：“如今中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游民。這都由于學校里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 且不論胡適所說的原因是否對，他的確抓住了社會對此類中學生需求有限這個關鍵。如果一個中學生什么都不能做（有些事或亦其不愿做），便不能不追求更高的學歷或到外頭去討生活。
廢科舉后二三十年間，鄉村新式讀書人離村的現象是明顯的。彭湃在1926年說：“廿年前，鄉中有許多貢爺、秀才、讀書六寸鞋斯文的人。現在不但沒有人讀書，連穿鞋的人都絕跡了。” 楊開道大約同時也觀察到，一方面是農村最缺“領袖人才”，而鄉村讀書人向城市浮動已成“普通潮流”：“一般有知識的人，能作領袖的人，都厭惡農村生活，都拋棄農村生活到城市里去。農村社會費了金錢來教育他們的優秀分子，本想他們來作農村社會的領袖，來作農村社會的改造者；但是他們放棄了他們的責任跑了，剩下一班沒有知識的農民，教他們怎么樣能改善他們的生活？”
梁漱溟1929年從廣州北上，考察了江蘇昆山、河北定縣及山西太原等地，他也發現：“有錢的人，多半不在村里了。這些年內亂的結果，到處兵災匪患，鄉間人無法安居，稍微有錢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同時，“有能力的人亦不在鄉間了，因為鄉村內養不住他，他亦不甘心埋沒在沙漠一般的鄉村，早出來了”。 因內亂離村只是原因之一，更多人可能是到城市去尋求發展的機會。這些人當然不盡是讀書人，但讀書人的比例較高，如前引江蘇江寧縣的統計，常住人口中男性文盲為82.2％，外出人口中男性文盲僅為63.9％，便可見一斑。
當時上海《民國日報》的一篇文章說，盡管不少讀書人喊著“到民間去！到鄉間來！”的口號，實在的現象卻恰相反，“年年大批的畢業學生自鄉村跑進都會，不見一個返到鄉間”，甚至“鄉村小學的教師寧愿來都市為書局報館抄寫”；致使鄉村頹敗，“只剩下少量的具有十八世紀頭腦習慣的人在過著十八世紀的生活，用中古的技術求得生產來供給自己”。問題是不但“沒有一人關心及鄉村，總集團于都會”，這些18世紀的村民“還要供給都市”。作者認為，“這樣畸形的偏重的趨勢再不能繼續下去”，各方面的人都應到鄉間去工作，以“造成美麗的安適的豐富的鄉村”，更要“讓鄉村與都市平行的前進”。
楊開道此前也提出，“農民缺乏知識，是我國農村生活衰落的一個主要原因”；故“一班優秀分子不應該跟著普通潮流，去過城市的生活，而厭棄農村生活”，反而應該“到農村社會去服務”。1932年11月，《申報月刊》組織上海一些教育家舉行以“今日青年的煩悶與出路”為題的講談會，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教授俞慶棠就說：“青年的職業，不應該專向城市里去找。因為城市里面粥少僧多，時鬧失業恐慌；青年要在城市里找職業，恐有登天之難。近年來我國鄉村的衰落及離村問題極為嚴重，我們希望城市里的青年們應該回到鄉村里邊去，作歸農運動，幫助農民改造鄉村，建設鄉村。”
前引胡適所看到的中學生高不成低不就的現象，恐怕更多是他們進入城市的情形，與俞慶棠所見相同，說明城市也未必“需要”和接納這些知識青年，而新式大學的花費又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支付的，故這些人的“煩悶與出路”確已成一大社會問題。俞氏提出的一些具體建議當然充滿城市人對農民和鄉村的想像，但她和其他許多人所共見的讀書人“離村問題”確實存在。
重要的是鄉村讀書人心態的轉變，莊俞早在清末就注意到，新學堂教育出來的學生“驕矜日熾，入家庭則禮節簡慢，遇農工者流尤訕誚而淺之”。在耕讀相連的時代，四民雖有尊卑之分，從天子到士人都要對“耕”表示相當的尊敬；在耕與讀疏離之后，乃有這樣的新現象。如黃炎培所說，包括鄉村教育在內的平民教育，“不但沒有造福平民，且給平民前途以很大的危險”；即“在教育還沒有能造成好環境時，早早誘導平民脫離他們的固有生活；即使事實上一時不得脫離，先養成他們厭棄固有生活的心理”。
故章太炎指出：“自教育界發起智識階級名稱以后，隱然有城市鄉村之分。”所謂“智識階級”，其實就是新教育建制的產物。太炎敏銳地認識到，由于“城市自居于智識階級地位，輕視鄉村”，進而產生了整體性的城鄉“文化之中梗”。后來逐漸引起世人注意的讀書人之“脫離群眾”，部分即因傳統的耕讀生涯中止所致；民初的讀書人學西人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雖未必皆去鄉村，多少仍提示出城鄉的分離。
在科舉制廢除后，傳統士紳的數量只能日漸減少，而新學生又往往離村，則所謂“鄉紳”的成分便可能出現變化，鄉村中的權勢也可能出現轉移。毛澤東1930年在江西興國縣永豐區看到，當地管理公田的“公堂”，仍“多數把持在劣紳手里”。他們“不是富農也不是地主”，而“大半家里有些田，但不夠食”。因其田產“不夠食，所以要把持公堂，從中剝削”。在該區的一、二、四鄉，公堂由“劣紳管的占十分之六，富農管的占十分之四”。但在第三鄉則出現了有意思的變化：“民國以前，劣紳管的最多，因為那時公堂要有功名的才能管得。民國以后，富農管的最多。與一、二、四鄉恰好相反，十分之六是富農管，十分之四是劣紳管”。
文中所說的“劣紳”，恐怕更多是泛指有功名的傳統士紳，蓋文中并未出現和“劣紳”對應的“正紳”或“良紳”等。永豐區地處興國、贛縣、萬安三縣交界處，第三鄉是其中自然條件最好的一鄉，通常無水旱災，地租的比例也比一、二、四鄉要高10％。可知“劣紳”在自然條件較差的多數地區尚能繼續維持權勢，但也已受到沒有功名的“富農”之有力挑戰；在相對富庶的第三鄉，“公堂要有功名的才能管”這一規則已失效，呈現出明顯的權勢轉移。
1935年河北濮陽某村的一份調查報告說，1920年以前，“村政完全掌握于舊式知識分子、家族長及一小部分地主的手中”。后來地主、富農及知識分子都參與花生及小鹽業的經營，“現在的村長佐、里排長，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花生行、棗行、鹽行的東家、小股東及經紀人”。故該村“今年以來的政治中心，已經由秀才、舉人及家族長的宅第，轉移到地主、商人及高利貸者所組成的三位一體的商店之中”。此前有權勢之人中“不營商業者，都因貧困化而喪失了固有權威”。
在這兩處鄉村的基層權勢轉移中，都未曾看到新學生的身影，與舊式讀書人衰落相伴隨的是“富農”和經商者的興起。如果這些新興的掌權者也逐漸納入下層鄉紳的范圍，則鄉紳的受教育成分顯然降低，而其行為也可能會出現相應的轉變。
早在廢科舉當年，前引《中外日報》的文章便認為：“廢科舉設學堂之后，恐中國識字之人必至銳減。而其效果，將使鄉曲之中，并稍識高頭講章之理之人而亦無之。遂使風俗更加敗壞，而吏治亦愈不易言。” 魯迅在1907年便觀察到“事權言議，悉歸奔走干進之徒，或至愚屯之商人，否亦善壟斷之市儈，特以自長營？，當列其班”。古所謂專制統治不過一獨夫，今則“頓變而為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遑論“興國”！
山西舉人劉大鵬有切身體會，他在1913年聽人說：“各村董事人等，無論紳學農商，莫不借執村事從中漁利，且往往霸公產為己產，肥己之家。村人多陋劣，敢怒不敢言。其中有狡黠之輩，非入其黨即與抗爭，往往大起釁端，赴縣構訟。官又以若輩辦公，且為袒庇。” 十多年后，他得出了自己的判斷：“民國之紳士多系鉆營奔競之紳士，非是劣衿、土棍，即為敗商、村蠹。而夠紳士之資格者，各縣皆寥寥無幾。”再后來，連“紳士”的資格和標準也混亂：“紳士而反成痞棍，痞棍而竟成紳士。”
類似的記載充斥于他那一二十年的日記，此不贅。應該說，劉大鵬對“民國”本身及其世風是有些偏見的，他自己在當地其實也受到相當的尊重，只是未達其所希望的程度而已。到1928年末，他“赴縣成立嚴禁洋煙大會，系紳學農工商所組成，會員凡五十余人”。這里的“紳、學”分列值得注意，若非因其個人好惡而視新學界之人為“學”，而是轉述，則“紳”與“學”當時已被視為兩類人，正體現出鄉村中“紳”與“士”的疏離。
劉氏這樣的舊士紳尚長期居于鄉村，但在廣大地區，新讀書人“離村問題”確實是嚴重的。這一現象曾引起李大釗的注意，他在1919年就認為“中國農村的黑暗，算是達于極點”。究其緣故，“都是因為一般知識階級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專想在都市上活動，都不愿回到田園；專想在官僚中討生活，卻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農村中絕不見知識階級的足跡，也就成了地獄。”
應該說，民初讀書人眼中的“鄉村”，既是實在的，有時也是一個承載著多種想像的象征符號。當年那些嘗試新村和菜園一類自食其力的“互助”生活者，就曾把鄉村視為未受或少受污染的清純處所，想像著與純潔農夫共同勞作、打成一氣的新生活。到1922年，顧頡剛等學術精英在探討學術界生活獨立問題時，鄭振鐸便主張“淡泊自守，躬耕自給，棄都市之生活，專心去鄉村讀書”；沈雁冰更提出一種現代“躬耕讀書”法，集合同志二十人組織“合股公司”，因鄉村沒有圖書館不便治學，還要集資買書帶去“大家公用”。只有常乃德認為這種鄉村純潔的想像是“中了古人的毒”，其實“鄉村的環境并不比城市好，恐怕還要壞一點”。
經常返鄉的李大釗或比這些人更了解鄉村的實際，故看到其“黑暗”的一面。在鄉村讀書人漸養成“厭棄固有生活的心理”之同時，胡適和俞慶棠皆已注意到城市未必接納來自鄉村的中學生。故李大釗看到的“受害者”是雙向的：常在都市中游蕩的知識青年固然成了“鬼蜮”，而失去知識階級的農村也變成了“地獄”。兩者都極大地影響了后來中國的發展，特別是雙方的結合為后來中國的政治革命提供了最主要的人力資源。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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