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關鍵在人,缺少具有現代意識、現代思維、現代理念的人,鄉村振興便無從談起。現代社會人的能力建設分為三個層面:一是基礎能力,即每個人生活必備的基本技能,如使用電腦、駕駛汽車等。二是思維能力,思維能力的強弱是超越別人的決定因素。三是品質能力,這是金字塔的塔尖,是最高境界的能力,一個人一旦有了提升自己品質的能力,就達到了做人的最高境界。鄉村振興的實質就是使鄉村具有像城市、像工業一樣的現代性,而社會主體的現代性是鄉村社會現代性的基礎、核心和關鍵。
開啟民智應是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基中之基。雖然近百年前中國農民“貧弱私愚”四大特征今天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面對具有急劇性、顛覆性和不可知性的AI時代,智之不足更加凸顯。智之開啟,源于教育,鄉村教育的萎縮、退化、衰落已是不爭的事實。處在接受義務教育階段的鄉村孩子多達上億,他們分為三個群體:一是留守兒童,多年的撤點并校,使鄉村學校由60多萬所減少到20多萬所,撤并之后,上學距離可能會延長,面臨新的上學難。二是流動兒童,他們隨父母打工地流轉遷徙,有的小學沒畢業就換了幾個學校,沒有一張安穩的書桌。三是流浪兒童,他們談不上接受學校教育。今天城市教育的現代化程度已經十分驚人,西部某省會城市投資180多億元建一所高職院校,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鄉村教育的反差,從某小學教師寫的自嘲詩中可見一斑:一身舊衣服,兩袖粉筆灰,三餐吃土豆,四季常皺眉。五更摸黑起,六節誰替誰。七天一星期,八方游幾回。九天最難熬,拾柴心中悲。好在國家對此已高度重視,大力推進城鄉教育均等化,明確要求讓鄉村孩子上學單程不超過半小時路程。鄉村振興是需要幾代人努力奮斗的事業,愿這一開啟民智的良策善舉全面落地,為鄉村振興打牢人才基礎。
脫貧即可,小富即安,貧困戶躺在低保上,小康戶躺在現狀上。“殺馬特”大多是從鄉村走出來的小青年,雖然不是“佛系”,沒有“油膩”,但“飄一代的輕生活”在一些鄉村青年中比較流行。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曾描寫日本社會正在“流化”,龐大的中流階層已缺少進取心,相當一部分已迅速向只求生活最低保障的下流階層墜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歸入“下流社會”行列,對于那些銳意進取、奮力拼搏者,認為“非我族類”。這種現象在中國鄉村社會也已有苗頭。中國人歷來崇尚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宏偉志向,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大愿景。當然這是名人大家的追求,但小人物也不能沒有理想,每個社會成員都不應放棄夢想、自甘沉淪,這樣的社會才能充滿生機和活力。人類文化傳承分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在進入后喻時代的今天,需要年輕一代走在前面。通過政策激勵、心理疏導、輿論默化、典型引領、社會幫扶等措施激活自甘沉淪者的青春夢想,應是當下鄉村振興的題中之義。
敬畏感缺失、羞恥感沒落、價值觀混亂、潛規則流布是一些鄉村的現實寫照。中國近百年來,傳統道德體系逐漸式微,而新的道德體系尚未真正建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鄉土社會主體流動性帶來的鄉土社會生活的異質性、社會空間的公共性、社會價值的多元性、社會行為的失范性,使傳統鄉里制度、鄉規民約大都失去約束力。充分發動鄉村社會成員廣泛參與,重建與時俱進的鄉規民約、鄉里制度,使社會行為得以規范,多元的社會價值得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做引領,是鄉村社會文化建設的當務之急,以制度文化他律,以道德文化自律,在自律與他律的雙重作用下,重構社會秩序、重塑文明鄉風是鄉村振興的軟實力。
十九大報告對鄉村振興提出的五大目標任務之一就是治理有效。只有實現善治,治理有效才能水到渠成。自從《道德經》首提“善治”以來,對善治的解釋很多,今天看來,主要是指治理主體的多元合作,是政府、市場、社會三位一體的治理結構,是上下互動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過程,是國家與公民關系的最佳狀態。鄉村要振興,善治最關鍵,當下的鄉村社會治理應下大工夫調整治理結構,該給市場的給市場,該給社會的給社會,讓政府、市場、社會各司其職,互相配合,彼此監督,讓農民在鄉村振興中唱主角的意識必須確立。
作者系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國農經學會副會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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