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起于20世紀50年代的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思潮對發展研究領域，尤其是對農政變遷的研究貢獻有其獨特之處。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批判侵奪自然、剝奪人的現代資本主義農業；主張重新審視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發展后現代農業；主張用話語分析的方法，研究國家和市場力量推動下的農村變遷和土地流轉。通過論述作為主體的人的消失，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著重指出農民如何在“發展”中被問題化為需要改造的對象、在流動中被規訓為馴服的工人或剩余的勞動力。這一思潮從話語、權力、規訓和生命政治等視角批判和質疑啟蒙主義的哲學基礎，創造多元敘事的空間和可能，為解釋農政變遷提供了另一條理路。
【關鍵詞】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農政問題；農政變遷；發展主義；后現代農業；土地流轉
一、基本概念：農政問題與農政變遷
國際學術界對國家發展過程中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的結構關系與制度安排的轉型變遷以及未來去向等方面的研究和討論常常使用“農政問題”（The Agrarian Question）這一概念。與中國學術界的“三農問題”概念相比，國際學術界的“農政問題”概念界定更為明確，內涵更為廣泛，脈絡延承更為清晰。它將農地納入了研究和分析的框架，構成了農業、農村、農地和農民的四維一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民粹主義、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等思潮對“農政問題”均有深刻的學術分析和理論對話。其中最為經典的當屬考茨基的《農政問題》（1899）、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9）和恰亞諾夫的《農民經濟組織》（1923）這三本著作。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這些經典著作所討論的“農政問題”一直是世界所有國家發展過程中的重大主題。而農村社會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圍繞“農政問題”建構相應的理論，如農政變遷（Agrarian Change）理論。
這里需要對有關概念做出明確界定。農政（agrarian）概念來源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指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這四個方面關于生產與再生產、物質資料與政治權力等的社會關系或階級關系?！稗r政問題”由考茨基1899年作為學術概念正式提出，隨著時代背景和社會條件的變化，其內涵也有相應的調整。本文將“農政問題”定義為：為了實現整體性的國家發展，如何理解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的基本屬性，在農業生產形式、農地所有權形式、農民群體和農村社會方面是否以及存在哪些實質性阻礙因素，如何解決這些阻礙因素，如何使農業生產形式、農地所有權形式、農民群體和農村社會發生哪些轉型以成為國家整體性發展的動力，需要采用什么樣的政治動員以及制定什么樣的國家政策來促進這些轉型和發展？“農政變遷”則是指在國家發展進程中，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的結構關系和制度安排的變化，尤其指在農業生產形式、農地所有權形式、農民群體分化和農村社會管理與治理等方面的變化。
對農政問題和農政變遷的闡釋包括五大最為經典的理論框架，即馬克思主義、民粹主義、新古典/新制度經濟學、生計框架和后現代/后結構主義。農村社會研究需要深入剖析這五大理論對于農政問題和農政變遷的基本觀點和論述邏輯。本文考察的是后現代/后結構主義關于農政問題和農政變遷的觀點和分析。
二、理論溯源：后現代/后結構主義與發展主義
后現代主義或后結構主義一般是指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的一種思潮，原僅指以背離和批判現代和古典設計風格為特征的建筑學傾向，后來被移用于哲學、文學、藝術、美學、社會學、政治學甚至自然科學等諸多領域中。法國哲學家利奧塔在他的《后現代狀態》中第一次給后現代作了界定：“用極簡要的話說，我將后現代定義為針對元敘事的懷疑態度?！彼彩且环N認為人類可以也必須超越現代的廣泛情緒。姚大志認為，后現代主義所懷疑和批判的，是啟蒙哲學。更準確地說，是啟蒙哲學中基礎主義背后的霸權主義、人本主義背后的人類中心主義，以及普遍主義背后的西方中心主義。黃宗智也指出，中國學術界沒有像西方那樣經歷從信上帝到信科學再到懷疑科學所導致的信仰危機，“中國學術界對后現代主義的理解重點，不在懷疑客觀和事實，而在質疑西方現代主義所連帶的西方中心主義”。
后現代主義進入中國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只是星星之火，不構成一個有影響力的理論，無法與主流的新自由主義學說抗衡。但一個理論或思潮的重要與否，對社會的意義如何，并不在于它是否目前在學術界占上風。更何況社會科學總是由多重范式構成，它們時有起落，目前的主流理論也是曾經的邊緣和小眾。而從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進入中國以來，它在發展研究中的成果及其影響尚少有學者進行總結，它在農政變遷研究中的觀點和可能應用尚未有學者進行梳理。因此，在現代性遭遇多重危機的背景下，對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視野下的農政變遷的探討勢在必行。后現代或后結構主義與農政問題和農政變遷產生關聯，主要緣起于對現代性和發展主義的批判。
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主義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信仰。薩克斯等學者通過對發展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如“發展”“進步”“援助”“平等”“參與”“環境”“資源”“科學”“技術”等）的知識考古，揭示了發展的話語表征如何被建立、被運用以及如何被重新裝扮后再次登上歷史舞臺。埃斯科瓦爾進一步指出，以1949年杜魯門的就職演說為標志，發展通過問題化、專業化、制度化這三個機制從西方擴展到全球。孫睿昕將這三個機制的具體含義概括為：問題化是指西方國家通過區分“發達”與“欠發達”，將亞非拉國家建構為需要改造的對象，讓西方的模式成為典范；專業化是指西方國家壟斷所謂的發展知識的生產和傳播，讓其他聲音和敘事無法彰顯；體制化是指國際、國內、本地等各類發展機構形成一個龐大的網絡，將婦女、農民、環境等卷入到發展產業之中。
可以說，“發展是在殖民主義的廢墟上誕生的”，它“蘊藏在竭力延續而非改變殖民式的層級關系的、我族中心的、殖民話語之中”。在這種話語體系之下，“發展就是關于增長、關于資本、關于技術及關于現代性。舍此之外，別無其他”。這種發展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逐漸演變為一種認為只有“我們”（東方、第三世界）成為“他們”（西方、第一世界）才能完成現代化的信念。雖然“發展”依照西方模式進行了幾十年，西方許諾的富足之國并未出現，但發展機器還是源源不斷地制造著新的話語、新的權力關系和新的控制手段。它所觸及的一切，都被不動聲色地去政治化了。既然如此，在發展主義的傳統—現代二分法中，作為落后代表的農業、農地、農村、農民就毫無意外地被納入發展的凝視之中，成為需要被打破的鐐銬和被改造的客體。
三、農業：多功能與分散化
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主張發展后現代農業來對抗現代農業。它對現代農業的批判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它對自然資源的損耗和破壞，二是它對傳統農業的擠壓和排斥，三是它所造成的人的精神的衰敗和淪喪。
余永躍、王治河將現代農業定性為“敗家之舉”，從農藥化肥到巨型農機，從連續耕作到單一種植，現代農業在時間和空間上對地力進行無情地剝奪。受其影響，中國臺灣農田土壤90%遭到破壞，因污染嚴重，有些農田不得不永久休耕。單一種植造成了人類所消費的八成以上的食物僅僅來自14種植物。現代農業實際上是一種對農業的“規訓”，它用溫室操控天氣，以農藥化肥催化土地，用專家的判斷和決策來左右農業過程，用實驗室中誕生的現代農業技術將農業推向現代機器化大生產的熔爐。而如今，不到百年就將地力耗盡的美國，需要回頭學習有著四千年歷史的東方農耕。現代農業的破壞性還體現在它的社會層面。首先，規模效應帶來的廉價農產品對小農造成了沖擊，小家庭的農戶無力與之競爭，農戶破產乃至自殺的現象時有發生。無數農業生產單位和農業社區消亡了。在20世紀50—70年代的哥倫比亞，農業變遷的主要特征是現代部門的快速增長和傳統部門的相對停滯，與之并存的還有急劇的社會和文化變遷以及大規模的農民貧困。其次，現代農業也會傷及操刀者本身。20世紀80年代，美國從事現代農業的3%的人口所背負的債務高達2200億美元，相當于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等國家的國際債務之總和。最后，從精神層面而言，現代農業也是破壞性居多?，F代農業的目的就是生產財富和權力，糧食已經成為一種運作良好的政治和經濟武器。農業對社會、資源和環境的意義被它棄若敝履，人的價值與勞動的意義在無人農業中消失殆盡。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將現代農業的興起和傳統農業的衰敗解釋為農業生產的階級基礎不同所致。除了個別品種，傳統糧食作物主要由農民生產和消費，而商品化農作物由資本主義農場主生產，目標市場是城市或海外。這種農業部門內部的斷裂與國家推進“以低價糧食為基礎的工業化戰略”密切相關?，F代部門通過節約土地和節約勞動的技術逐漸接手了生產糧食的工作，為城市的廉價勞動力提供廉價的糧食。而順應這種低價糧食邏輯的農業現代化將小農推入半無產或無產化的境地。
雖然承認這種政治經濟學的解釋有一定的合理性，埃斯科瓦爾同時指出，不能忽視經濟學的文化維度，因為“唯物主義的分析不可避免地也是話語的分析”。埃氏對農業現代化的話語分析的理路是：究其本質，資本的話語是把自然界重新定義為資源，把農民建構成糧食生產者，將資本和技術解釋為變遷的力量。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何在20世紀70年代，小農及小農農業又重新進入了發展話語，成為被改造的對象。所以哥倫比亞政府會推行小農和兼業農民生產激勵項目（PANCOGER），期待通過提高他們的生產力來維持廉價勞動力的供應和巨額利潤的攫取。而綜合農村發展項目（DRI）的首要目標就是要將小農經濟部門“理性地嵌入市場經濟而增加糧食產量”。
針對現代農業的多重危機，弗羅伊登博格（Freudenberger）在他的《后現代世界中的農業》中明確指出，“在我看來，我們在農業方面已進入一個后現代世界。我之所以堅持這一看法，是因為我堅信，這個曾養育了我的現代世界已處于崩潰的邊緣。而與此同時，新的希望的曙光正在微微展露”。有學者提出后現代農業應該是永續農業（或普門農業，permaculture），它表現為有機精致農業、生態綜合農業和休閑觀光農業，具有有機性、生態性和藝術性的特點，并能兼顧效益。它在全球推廣的標志性事件是1991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召開的“持續農業和農村發展”大會和《登博茨宣言》，其中提出了世界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積極發展農業生產，增加糧食生產，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需求；推進農村綜合發展，增加農民收入，消除農村貧困；合理利用和改善農業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2008年7月在中國山西省舉行的“后現代農業與西部大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弗羅伊登博格詳述了他的后現代農業觀。他認為，后現代農業源于對現代農業后果的反思，其哲學基礎是對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重新審視。后現代農業主張以環境為中心，而不是以人為中心。但是，后現代農業經濟與純粹的環保主義不同：（1）它應當能支撐起成熟的、針對農村男女老少的教育和醫療服務；（2）它需要社會承認并尊重農業的崇高地位和職業特性；（3）它強調分散化——只要相互聯系得好，小型的也是很好的。其實，現代農業的經濟體系相當脆弱，不堪一擊，承受不了氣候和社會的細微變化。現代農業需要用化石燃料驅動的交通工具遠距離地運輸食物，去養活數以千計的城市中的上億人口。這一龐大的食物分配系統完全依賴化石燃料和保養得當的鐵軌、公路、機場以及精細的管理，而這種脆弱的食物供應網數秒鐘之內就可能被瓦解。所以，小型的、分散的農業應對自然與社會風險的能力更強，對環境造成的壓力更輕。
有意思的是，中國政府對于后現代農業的態度，既接受又有所保留。農業部副部長屈冬玉2017年4月21日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時表示，雖然中國仍處于發展現代農業為目標的階段，“但我們不能先完成現代農業后再來考慮后現代農業”?！昂蟋F代農業的模式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可持續、生態、有機、都市農業等，可滿足人們的多功能需求。”但屈冬玉同時認為，農業生產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能損害滿足后代需要的能力，如果要實現這一目標，包括基因編輯技術、育種技術等后現代科技顯得尤為重要。另外，化肥的合理使用是科技進步的標志，后現代農業也不能沒有化肥，“有機肥料種的東西就一定比使用化肥的好嗎？現在還不能簡單下這個結論”。顯然，政府官員所理解的后現代農業與學術討論中的后現代農業還不完全是一回事。
綜合來看，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對現代農業的批判和其他思潮比較相似，都譴責現代農業對環境生態、社會文化、小農戶家庭等的破壞和傷害。所不同的是，這一思潮并不考慮和討論農業經營規模的適度以及農業經營主體應當為誰的問題。
四、農村和土地：項目、政策與話語滲透
那么，農村應當如何變遷？土地應不應該進行流轉？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似乎并沒有對此提出明確的主張，更多的是分析和審視發展主義對村莊的影響。
王愛華指出，農村發展項目中最危險的是純粹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即調節多種問題的一套政策，如社會福利、計劃生育、教育等，這些政策引入了一些新概念，也帶來了特定的社會自身秩序的安排，重構了項目對象的日常生活。埃斯科瓦爾也指出，早在19世紀，生命政治在歐洲就表現為社會干預，表現為政府用現代性越來越多地介入社會生活。文化和社會分層的譜系通過農村發展項目被創造出來，“促進了對勞動力的規訓、對剩余價值的榨取和對思想觀念的重新定位”。
塔妮婭·李用人類學家的筆觸記載和描述了印度尼西亞蘇拉威西島的發展干預項目實施情況。項目緣起于資本對土地的追逐。原本屬于個人的土地轉變了權屬，成為國家所有，然后再由部分農民購買得到。在這一過程中，一部分農民失去了土地和生計，被邊緣化；而另一部分購得了土地，積累和擴大了財富。農民的分化和土地的商品化同時發生了，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就是發展專家以發展之名，實現了他們關于村莊的科學化、市場化和去鄉村化的治理過程。
中國的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政府力量自上而下推動的，農村發展的動力首先來自由上及下的國家意志，后者主要體現于歷年來的政策、文件以及各種項目。沿著這條理路，王為徑以知識考古學和民族志的方法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變遷，她的首要關切是國家的發展話語如何形塑了農村、農民和農業。通過政策文本的分析以及一個河北村莊的個案，她揭示了技術統治、商品主導和新村模范三大發展機制的運作過程，也揭示了國家的政策和市場的力量如何改變了個體的命運與集體的記憶?；实囊搿⒎N子的變化，從挖山開礦到植樹造林、從進城務工到種養販賣，中國農村千轉百回的變遷隨著國家政策的發展而起起伏伏。當國家建設需要資源時，農村就提供資源；當國家建設需要工人時，農村就提供“剩余”勞動力；當國家建設需要新鄉村時，農村就會變成各種各樣的新鄉村。這樣一個強國家、弱社會的圖景被她總結為“國家主導下的發展主義”。
孫睿昕用后結構主義的透鏡分析了新農村建設這項系統性的國家工程。他通過對各種政策文本的解讀，揭示了新農村建設戰略的歷史繼承性以及它的現實不連續性。辛允星透過一個羌族村落社會的“觀念史”，看到了“發展”這個觀念逐漸被村莊所接納的過程及其背后的動力，即現代國家的意識形態宣傳和市場經濟帶來的物質生活變革。葉敬忠等通過四川某村莊的土地流轉的故事，質疑了“土地流轉有利于提高農業經營效益、有利于保障糧食安全、有利于促進勞動力流動、有利于農村勞動力的就地就業、是農民的理性選擇”等五大話語。其研究表明，村莊的土地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后，這五大話語無一得到驗證。土地增減掛鉤的政策給予了城市剝奪鄉村的又一件法寶，守望相助的農村社區變成了鐵門相對的水泥森林。
而閻連科的小說《受活》講述了一個荒誕的村莊故事。受活莊為了能鋪上柏油路，全村人按照柳縣長的安排在路旁給歸鄉的商人下跪，然后路鋪了，電通了，整個鄉富裕了，成了全縣致富的典范。在“致富”這一身具誘惑力的話語面前，“受活人和所有中國人一樣，接受了這一話語敘事的合理性，心悅誠服地承認了身體的可利用性和尊嚴價值的無用性，放棄了對它的自主權”，而“這種實用主義思維的敘事成為變革的倫理，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人的尊嚴和精神存在”，成就了一幅“發展”在村莊成為共識、成為信仰、成為目標的總體圖景。
總體而言，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主要認為農村變遷的主要動力是國家和市場的力量，這兩種動力機制可以用話語分析等工具進行有效的解剖。
五、農民：規訓與抗爭
后現代主義與后結構主義思潮對農民現狀的分析和未來的展望主要從三個方面鋪開：（1）農民作為問題化的對象；（2）農民作為流動人口；（3）農民作為剩余人口。
（一）作為被問題化的小農
20世紀70年代，發展工作者“發現”了小農，并將之建構為一個長期的服務對象，置于自己有效的技術化凝視（technologizing gaze）之下，并被改造為“進步史詩中的溫馴主體”。即便是覆以“賦權”“參與”“尊重本土知識”等溫情脈脈的面紗，還是改變不了發展專家和農民之間主與客、上與下的角色定位。塔妮婭·李說，發展專家與貧困村民之間時時刻刻都凸顯著一種“改善意志”，即通過雙方的良性互動來幫助村民脫貧致富。這種“改善意志”使得援助者和受惠者之間從一開始就確立起一種不平等的權力關系。發展專家聲稱，“傳統農民需要被現代化；他們需要被賦予獲得資本、技術和充分支持的途徑。只有通過這種方式，他們的生產和生產力才能夠得到提高”。農業現代化的結果是農民被以效率低下、生產方式落后為名，驅離了土地，而商業化種植的大豆或小麥，每100公頃的土地只需要1個工人。農民一方面被推上了商品化的浪潮，從為消費而生產轉向為市場而生產；另一方面，技術和資本的入侵使小農的種子和化肥等生產資料都需要購買，自主性不斷削弱。
孫睿昕在解構新農村建設的實踐時，指出新農村建設的“新”主要體現在它的具體策略，即“新型農民”的培育。這種新型農民具有懂技術、會經營、有市場、知法紀、知恩圖報的標準化表征。國家承認農民的自由權利，但也表明，農民必須經過打造才能自由。通過治理空間的部署和主體行為的塑造，國家促使農民“自由”地進化為新型農民。
不同于民粹主義者對小農特征及其純粹性的推崇和維護，埃斯科瓦爾指出，農民并不是對集約化生產或生產剩余產品毫無興趣，“他們絕對是有興趣的，盡管在采取新方法和資源的分配中維持家庭農場的邏輯仍是主要特征”。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是加強農民組織，使他們能夠創造空間，改變現有的權力平衡，而不是急于“為他者代言”。農民并不是被動的受害者，他們也會抗爭。而且這種抗爭不僅指為土地和生存而進行的斗爭，最重要的是符號和意義的斗爭，是文化的斗爭。正如埃斯科瓦爾所指出的，“本土”也是建構的結果。
（二）作為流動人口的農民工
馬格林指出，機械化大生產之后，一部分農民不得不離開農村涌向城市，而另一部分則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業商人。被遣送至工業體系中的農民難逃被城市棄絕的命運，而另一小部分幸運兒——那些農業商人——他們通過投入資本、采用農業技術和使用機械與肥料，得以和政府、資本家和科學家稱兄道弟。前一部分人，就是作為流動人口的農民工。在后現代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視野中，是否允許并且在何種情況下允許怎樣的人口流動，實質上是一種生命政治。
塔妮婭·李研究指出，17—19世紀，統治者的角色發生了重大變化。每一個國家政府都試圖通過國家的繁榮發展和人民安居樂業來證明其角色的正當性和作為政府的合法性。這種新的統治方式是一種“使其生”（make live）的統治，福柯稱之為“生命政治”，即積極干預并使人們很好地生活。“使其生”的另一面是“任其死”（let die），即哪怕有技術、有機制、有能力使人們很好地生活，但統治者卻選擇任一部分人自生自滅。這種選擇的標準可以是國籍、戶口或年齡等，譬如本國的、城市的、年輕健康的人口是需要積極干預的，而外國的、農村的、年邁贏弱的是選擇被放棄的。
對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村勞動力流動歷史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出為了迎合資本和發展的不同需求，農村勞動力如何被以各種各樣的手段加以規制和篩選的生命政治。20世紀80年代初期，農村勞動力被“戶籍制度”嚴格控制。有研究認為，當時主要是考慮到城市的高失業率，政府把城市就業的優先權給了剛剛從“上山下鄉”運動中返城并等待分配工作的城市年輕人。農民的到來并不受到鼓勵，來了也被遣返回村，只有少數幾個行業是例外，如航運和采礦業。直到1984年，農民向城市流動才得到了準許。彼時，他們被要求自帶口糧，所謀到的工作也大多是有一定危險、報酬低廉、臨時性的。他們被鼓勵“離土不離鄉”，例如在鄉鎮企業。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鄉鎮企業的大量破產倒閉，“農民工”重新回到市場中，大規模的外出務工浪潮開始醞釀。到20世紀90年代初，農民工的數量已達到5000~6000萬，并保持持續快速的增長。這樣大規模的人口流動被描述為社會穩定的威脅，并造成了犯罪率、勞動糾紛的增加，以及社會結構及其他服務的更大壓力。盡管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已經創造出巨大的工人需求，但國家并不愿意放松對勞動力流動的控制。暫住證和政府收容制度被創造出來，用以管制進入城市的流動人口。90年代中期，當國有企業釋放出大量的下崗工人時，這種控制一度更加嚴格。進城務工者的社會地位被刻意壓制，尋求較好的工作對他們來說愈加困難。然而盡管存在諸多限制，勞務輸出地為了可能回流的匯款，仍舊采取各種措施鼓勵當地人口流出，如提供類型多樣的技能培訓。這些政策措施共同創造了這樣一種現實：務工農民的收入被沉重擠壓，而制造商和投資者因這些勞動力的廉價而獲益。這也就是阿甘本所說的“排他性包容”——認同其工人身份，但卻否定他們作為人的其他權利。
近年來，鼓勵務工農民留在城市（如為其子女提供越來越多的就學機會）和鼓勵返回家鄉（為返鄉人員創業提供補貼和稅收優惠）的雙重政策并存。甚至教育也成為了一種治理術，一方面調節和配置人口的流向，另一方面引導社會資源和家庭資源的流動。通過這些“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特定人口類型被生產出來：被規訓的、馴順的、對社會無害的。生命政治也可以被理解為通過采用一系列的福利手段（如針對身體、健康、生存和居住等方面）來增加人口的“實用與順從”。
總的來說，生命政治作為一個實踐權力的新型巧妙方式，在最近幾個世紀的人口狀況中被廣泛觀察到。它與國家的治理分不開，但相比之下它是一種更為間接的方式，溫和而巧妙地潛藏于日常政治行動和話語之中。它“通過規則的執行和技術的規制，可以在人口中間造成解體、排斥、暴力甚至是死亡”。當代農民遷徙的歷史中，各種形式的生命政治交替上演。遷移的生命政治決定了他們能否遷移、向哪里遷移以及遷移多久。由于被排斥的處境和有關權利的被剝奪，農民工常常成為自己國家的“他者”。在這樣的背景下，只有極少數農民工可以沿著階層之梯向上流動，其余大多數則在其整個生命過程中被束縛于同一個身份。對于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農民工來說，如果沒有宏觀層面根本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要擺脫這樣一種循環似乎很難。
（三）作為剩余人口的農民
在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中，農政變遷的形態之一是農民因為經濟或非經濟的力量被迫離開土地，成為既沒有生產資料也沒有人身束縛的“自由”人。自20世紀90年代起，農村結構發生了急速變遷，大量人口或者失去了土地，或者因為生產率低下無法以務農為生而不得不舍棄田園。這些現象不僅在非洲，在印度、東南亞也都普遍存在。農民無法在鄉村繼續以傳統的方式生存，只能去城市謀生。這部分“相對剩余人口”暫時不被資本所需要，他們存在的意義在于充盈勞動力市場，資本家借此向雇傭工人施加壓力，削弱他們抗爭或談判的意志與能力。
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對此提出了質疑。因為這種發展轉型的敘事背后有一個假設，那就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每個國家的大多數人口遲早都會完成從農業向工業、從鄉村向城市的轉變，只是或快或慢而已。但是，當無就業的增長席卷全球，當印度的25萬年輕人手持2~3個大學文憑站立街頭，那“工作在哪里呢？”既然資本在全球追逐和尋覓廉價的土地與勞動力，那么它找到更為廉價的替代品后就會輕松逃逸，若是如此，那這些“相對剩余人口”就會成為永不被需要的絕對剩余人口。這就是塔妮婭·李所說的“任其死”的真正含義。實際上，遷移暗含著資本與勞動彼此追逐這一歷史事實，但并不是所有“自由”的勞動力都能夠找到對應的資本。早在殖民地時期，被剝奪的失地人口就未能被種植園、礦山和當地的其他工業完全吸納。相反，資本家寧愿自討麻煩，從遙遠的其他地區招聘工人，因為這樣一來，雇工就與他們的原住地遙遙相隔，更易于操控和規訓。
六、農政變遷的多元敘事
在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那里，人、哲學和現實都被解構。哲學失去了尊位，作為主體的人早已死去（Man is end），或成為了監獄中的犯人，瘋人院里的瘋子。正如海德格爾和?？滤裕茖W和技術在當今世界實際上已成為一種自主的力量，支配著人類的所有事務，人類在這種受管制的生命中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每個個體都處在非自由的狀態，喪失了主體性；即便是反抗，反抗時采用的也是被規范化了的話語。而眼前呈現的總是某種“統一性”和“連續性”的“現實”，但它必須被懸置起來，因為這種統一性和連續性往往是“闡釋”的產物。闡釋具有彌合事物之間的差異和事物本身的裂痕或縫隙的功能，因此有的工作就是要“抹平斷裂，剔除異質，尋找規律，統一口徑”。一旦這樣推及開去，就會發現“我們平時用以考察和把握世界的種種觀念和分類原則其實都是有待于被審視的話語的產物”。因此，我們“必須對那些既定的綜合，對那些通常我們不做任何考察就欣然接受的種種分類，對各種先入為主的環節進行質疑，問一個為什么”。
正因如此，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不能簡單地接受狹隘的唯經濟增長的“發展”，不能簡單接受這種“發展”對現實世界的殖民，不能簡單接受農政變遷就一定是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小農農業向公司農業、從小農戶土地生產向大規模土地生產、從農民向工人的轉型。有學者將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對發展主義的批判總結為新發展主義。新發展主義是“西方左翼基于后現代主義立場對以往發展主義理論和觀念的全面清算。它主張第三世界各國擺脫西方現代性的價值尺度，選擇一條尊重各民族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符合第三世界國家社會實際的‘另類’發展方式和路徑”，以相對替代絕對，以多元替代一元，以經濟—社會替代單純的經崇拜。故此，埃斯科瓦爾提出了混雜文化、替代路徑等概念，主張解構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發展主義的幻象已經破滅，后現代的社會變革應當以多元文化主義態度尊重各個民族的文化、歷史與世界觀，建立基于本土知識的、傳統和現代智慧相結合的、人與自然共存的發展模式。
這也正是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對農政問題的復雜性和農政變遷的多元性的有效回應?，F實中的農業既有多功能與分散化的后現代農業，也有集中單一種植的公司農業。土地制度既存在界定明確的公有制、私有制，也存在主體模糊不清的集體所有制、部落共有制，土地的權屬還可以分解為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等權利。村落的文化因為現代社會不同程度的制度和權力滲透，也出現了完全不同的組合和形態，既有對傳統文化的承繼，也有對現代文化的接納。流水線上的工人、街頭的小商小販可能某個時期就是農民，而農民企業家也可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農政變遷的道路，顯然更是千差萬別。
需要指出的是，對現代性的批判與反思以及對農政問題與農政變遷復雜性的討論不能說是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的獨創，因為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民粹主義等，都不乏深厚的傳統。但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的獨特魅力，在于它質疑啟蒙主義的哲學基礎，在于它從話語、權力、規訓、生命政治等視角所進行的批判。它徹底質疑了一元論、線性論、基礎主義等，從而打開了多元敘事的空間，釋放了無限的可能。后現代或后結構主義與其他理論流派的交流和對話的意義，也正在于此。
作者簡介：葉敬忠 ,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汪淳玉，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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