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恰亞諾夫主義已經成為國際農政研究的主流學術思潮之一。恰亞諾夫主義的農政傳統，在農業方面，重視小農農業生產形式的獨特性和縱向一體化的合作形式；在農民方面，基于“生存小農”的價值結構探討農民貧富循環的分化形態和農民未來穩固存續的命運；在農地方面，重點探討土地社會化的分配形式和土地合作制的未來形式；在農村方面，構想了以農村合作化和支持型國家相結合的發展道路以阻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農村的滲透。結合市場化和全球化深入的情勢，新時期恰亞諾夫主義集中于對全球普遍興起的再小農化進行分析和對社會反向運動進行倡導等。而在中國場域，盡管農業、農民、農地、農村的研究分散著大量恰亞諾夫主義的思想成分，仍需不斷提升應用恰亞諾夫主義分析范式的主動性，開創中國農政研究的學術話語體系。
關鍵詞：恰亞諾夫主義 農政問題 農政變遷 國家發展
一、基本概念：農政問題與農政變遷
在國家發展進程中，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的結構關系和制度安排應該如何設置，即國際學術界通稱的“農政問題”（agrarian question），一直是學術研究和政治治理的重點。與中國學術界的“三農”問題概念不同，國際學術界不僅將“農地”納入“農政問題”的研究框架，同時以整體論的視角將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構建為關系統一體，從而形成以“農政問題”為統一概念指涉的農村社會研究范式（葉敬忠，2018）。
對農政問題的知識考古發現，“農政”（agrarian）概念來源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指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這四個方面關于生產與再生產、物質資料與政治權力等的社會關系或階級關系。而“農政問題”最早由考茨基在1899年作為學術概念正式提出（Kautsky， 1988：12）。隨著時代背景和社會條件的變化，農政問題的內涵也在不斷調整。本文將“農政問題”定義為：為了實現整體性的國家發展，如何理解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的基本屬性，在農業生產形式、農地所有權形式、農民群體和農村社會方面是否存在以及存在哪些實質性阻礙因素，如何解決這些阻礙因素以及如何使農業生產形式、農地所有權形式、農民群體和農村社會發生哪些轉型以成為國家整體性發展的動力，需要采用什么樣的政治動員以及制定什么樣的國家政策來促進這些轉型和發展。在農政問題概念框架的基礎上，“農政變遷”（agrarian change），即國家發展進程中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的結構關系和制度安排的變化，尤其是農業生產形式、農地所有權形式、農民群體分化和農村社會管理與治理等方面的變化，也已成為農村社會研究的重要論域（葉敬忠、吳存玉，2019）。
農政問題研究具有深厚的知識傳統和清晰的理論傳承。對農政問題與農政變遷的闡釋已經形成五大經典的理論框架，即馬克思主義、恰亞諾夫主義、新古典／新制度經濟學、生計框架、后現代／后結構主義。其中，馬克思主義和恰亞諾夫主義構成農政研究的主要學術流派。在此方面的三部經典著作是農政問題研究的源頭活水，它們是考茨基的《農政問題》、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恰亞諾夫的《農民經濟組織》。本文是對恰亞諾夫主義視角的農政問題與農政變遷的觀點梳理和分析研究。
二、理論溯源：農政研究的恰亞諾夫傳統
考茨基的《農政問題》于1899年出版之后，農業經濟學家恰亞諾夫在俄國農業民粹派既有傳統之上，將“農政問題”的研究推進到更高的階段，其中的一個標志便是其于1923年首先以德語出版的《農民經濟組織》，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著名的恰亞諾夫-列寧／考茨基論辯或恰亞諾夫主義-馬克思主義論辯。
在《農民經濟組織》中，恰亞諾夫將農業、農民、農地和農村這四個方面置于家庭農場的“勞動-消費均衡”和“家庭生命周期”的微觀理論之下進行整體分析。與俄國19世紀傳統民粹派極端反對和憎惡農業資本主義不同，恰亞諾夫并不贊同資本主義在貧窮的俄國農村無法建立的觀點（Shanin， 1986：16-17），而是認識到俄國農村中無產階級化和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俄國農業以及世界范圍內的農業正在不斷卷入世界經濟的洪流之中，資本主義經濟中心正使農業逐漸處于依附地位。恰亞諾夫指出，家庭農場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持續存在，面對人口壓力，小農家庭與資本主義企業有著完全不同的應對邏輯，即使勞動的邊際報酬很低，小農家庭農場也會繼續增加勞動投入，為的是獲得更多的產出，即所謂的“自我剝削”。恰亞諾夫認為，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大規模農業并不是農業資本主義的唯一方式，農業被納入資本主義體系也并不一定要建立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組織起來的大生產單元。即便從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小農經濟也能以其獨特的“小農生產方式”抵抗資本主義的滲透。每個小農企業既是世界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小農企業的汪洋大海也會影響整個世界經濟體系（恰亞諾夫，1996：258）。
恰亞諾夫將家庭農場放在動態的國民經濟體系中考察，認為在世界經濟總體向資本主義經濟邁進的情況下，小農經濟和家庭農場不可能獨善其身，資本主義經濟要么通過“橫向一體化”，要么通過“縱向一體化”，將家庭納入其經濟體系中。“縱向一體化”是指資本通過聯合、標準化和監督生產的方式，將大量分散的農民農場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與擴大農場生產規模的橫向一體化相比，縱向一體化對于資本主義企業來說更有利可圖。基于這種判斷，恰亞諾夫提出，應該將小農農場組織起來，走小農合作化的農業道路，努力超越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發展成為未來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體系的基礎（恰亞諾夫，1996：266）。
仔細分析《農民經濟組織》的內容和結構，可以肯定的是，恰亞諾夫撰寫這本著作的目的完全是為了回應考茨基和列寧的兩部“農政問題”專著——《農政問題》和《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并與他們圍繞“農政問題”進行思想觀點的交流和對話。換句話說，恰亞諾夫的《農民經濟組織》是一部典型的“農政問題”的研究專著。在學術和文獻的系譜中，考茨基的《農政問題》、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恰亞諾夫的《農民經濟組織》必須擺放在一起。
在《農民經濟組織》的導言中，恰亞諾夫明確說明了其研究的背景，即過去數十年在馬克思主義和農業民粹派之間關于農業的命運、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農民分化和無產階級化等問題的激烈論爭。顯然，這些主題正是考茨基在《農政問題》中定義的“農政問題”所討論的內容。恰亞諾夫進一步指出，馬克思主義堅持認為農民農場是資本積累的來源，農村是城市工業資本家的國內市場，農民則通過無產階級化成為流入城市的廉價勞動力：而農業民粹派希望在農村找到抵御正在來臨的“資本主義災難”的根本手段。除了這種民粹派與馬克思主義的論戰之外，當時再無其他關于農民、農業、農村和土地的理論和思想（Chayanov， 1966：35-36；恰亞諾夫，1996：2）。可見，恰亞諾夫明確了自己的研究主題，即馬克思主義和民粹派論戰的“農政問題”，并試圖建立自己的理論范式。
其實，恰亞諾夫的思想觀點自1912年就開始陸續發表，并引起不少批評。恰亞諾夫在《農民經濟組織》中把對他的批評歸納為五條：研究脫離了社會經濟與歷史背景，研究沒有采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道德高尚的農民勞動并不存在而農業正在進行資本主義轉型，農民不斷分化并存在殘酷的相互斗爭，理論美化了小資產階級性質的農民農場也支持了反動的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Chayanov， 1966：43；恰亞諾夫，1996：10-11）。可見，恰亞諾夫的《農民經濟組織》是為了回應和對話考茨基和列寧等馬克思主義者的“農政問題”理論思想，一切均圍繞“農政問題”這一主題。
《農民經濟組織》還針對考茨基和列寧在其“農政問題”專著中的某些特殊主題進行了特別的研究和分析。例如，考茨基對農民小生產者的過度勞動（overwork）／辛苦（drudgery）以及合作社等并不看好（Kautsky， 1988：110，115，120-132），而恰亞諾夫則在《農民經濟組織》中用了大量篇幅或整個章節分析農民農場的“自我剝削”（self-exploitation）／辛苦以及小農農場“縱向一體化”合作的特征和重要性（Chayanov， 1966：70-102，263-269）。
在《農民經濟組織》的英文版中，對恰亞諾夫有深入研究的法國教授巴西勒·凱爾布萊（Basile Kerblay）撰寫序言指出，1917年3月的俄國革命使很多左派農業官員和農業經濟學家重新思考俄國的農政問題，俄國國內出現了多種農政計劃方案，正是在此背景下，恰亞諾夫使用“農政問題”這一概念于同一年撰寫出版了《農政問題是什么？》（What Is the Agrarian Question）。凱爾布萊明確指出，恰亞諾夫的六十余本出版物全部是研究和討論俄國“農政問題”的，而且代表了那個時代理論和實踐的最高水平（Kerblay， 1966：xxvi， xxxvi-xxxvii）。另一位對恰亞諾夫頗有研究的美國教授丹尼爾·索納（Daniel Thorner）在《農民經濟組織》的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作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繼承者，考茨基和列寧在1899年同時出版的《農政問題》和《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都認為資本主義大農場必將吞并小農生產，正是針對這一論斷，恰亞諾夫通過研究否定了小農必將消亡的觀點，并認為農民家庭農場的競爭力遠遠超過一些大規模資本主義農場（Thorner， 1966：xviii-xix）。
恰亞諾夫在1908年—1928年之間頻繁到德國、比利時和意大利等西歐國家考察研究，對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內正統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機會主義之間長達二十余年的“農政問題”大辯論（1894年—1914年）必然十分熟知。凱爾布萊指出，恰亞諾夫的思想和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內修正主義派的思想對理解農民農場都做出很大貢獻（Kerblay， 1966：xxvi，lxvi）。雖然對于考茨基和恰亞諾夫是否有過面對面的交流互動不得而知，但是他們之間關于“農政問題”的觀點碰撞是存在的，而且考茨基本人似乎對恰亞諾夫的思想并沒有尖銳的批判（Kerblay， 1966：lv；Shanin， 1986：17）。
可見，圍繞“在資本主義進程中俄國農村社會該往何處去”的核心關切，恰亞諾夫依托專業的農村調查機構和先進的農村調查研究方法對俄國農村社會的獨立性和可能的發展形勢作出奠基性的探索，力圖提出基于“俄羅斯精神”的回應方案，旨在探索俄國獨特的現代化道路。恰亞諾夫思想的成型來源于三個契機：一是對俄國廣布而多元的小農社區、小農階級以及俄國民粹派激進政治運動的接觸與了解，二是俄國地方自治局豐富的統計數據，三是處于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轉型時期（范德普勒格，2020：23-25）。
隨著恰亞諾夫相關著作的翻譯和引介，恰亞諾夫思想逐漸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傳播，形成了一股“恰亞諾夫熱”，其思想往往與馬克思主義和形式主義形成爭鋒焦點（黃宗智，2014a：5）。恰亞諾夫思想對西方學術界的農政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隨著時代背景和社會條件的變化，不斷發展著的恰亞諾夫思想已經脫離原生的俄國社會情境，在市場化和全球化時代，恰亞諾夫的思想魅力并未消退，許多學者開始自覺闡釋和捍衛恰亞諾夫的思想或圍繞恰亞諾夫的核心思想進行討論和爭鋒。在“恰亞諾夫熱”的背后，有恰亞諾夫主義的信仰者，也不乏恰亞諾夫思想的反對者。爭鋒的背后，依然潛藏著對恰亞諾夫思想的簡單化理解，如認為恰亞諾夫維護小農的絕對穩定性，自然成為“站在人民一邊”的宣言者；認為恰亞諾夫的立場是崇尚一種與資本主義隔絕的理想形態，具有浪漫化傾向，是過時的和不具有解釋力的（熊春文，2017）。對恰亞諾夫思想的簡化理解雖然有助于傳播和明辨其立場，卻影響了學界對恰亞諾夫思想及其理論發展的多層次理解。學術界既需要正本清源，即對恰亞諾夫的農政思想做出準確把握，也需要對恰亞諾夫農政思想的發展脈絡做出梳理，探究恰亞諾夫的農政思想如何歷經不同的社會情境仍具有解釋力，如何成為一種有影響力的恰亞諾夫主義或恰亞諾夫主義“宣言”（秦暉，1996：20-21；范德普勒格，2020：51）。
三、農政變遷：縱向一體化、貧富循環、土地社會化與農村合作化
具體而言，恰亞諾夫主義視角的農政問題與農政變遷主要表現為小農生產的獨特性與縱向一體化合作、小農的生存屬性與貧富循環分化、土地社會化分配與土地合作制、合作制 + 支持型國家的農村道路。
（一）農業生產：小農生產的獨特性與縱向一體化合作
恰亞諾夫對農業的關注集中在對小農農業生產形式特殊性的探討，而小農農業生產形式的特殊性是在小農農業生產形式與資本主義農業生產形式二元框架的對比中凸顯出來的。小農農業生產以其兩個特征而與其他生產形式相區別，即以家庭作為生產單元和非商品化的家庭再生產（Friedmann， 1980）。具體來說，小農農業生產形式的特殊性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關于小農農業生產形式基礎性質的界定。范德普勒格（2020：9）指出，恰亞諾夫在《社會農學》一書中將小農農業視為“平衡的藝術”，小農農業不僅是滿足人類生存的物質性功能部門，而且是人、自然和社會協同進化的“藝術”活動。農業的藝術正是取決于人、自然和社會巧妙的協調與交織。而小農農業借助于人、自然和社會關系的協調成為有機整體，這些經過調整的平衡關系并非靜態停滯的，它們是動態變化的，并將轉化為農業可持續性的愿景。因此，小農農業不是單純的自然資源攫取性活動，而是維系著生產與再生產的平衡。而小農農業的發展不能純粹利用自然科學理論或固定的經濟規律做出解釋，小農農業生產形式的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需要做出改變（Ploeg， 1993）。
其次，小農農業生產形式具有區別于資本主義農業生產形式的社會特性。第一，從農業生產方式的內部構成原則來說，小農農業由土地、資本和勞動力三個要素組合而成，而各要素配置服從于“勞動-消費均衡”體系原則，即家庭農場的經濟活動的確定取決于“勞動辛苦程度”和“家庭消費需求”的動態平衡，農民農場的規模取決于家庭的消費需求和勞動力之間的關系（恰亞諾夫，1996：58）。資本主義農業則以理性計算為原則組織生產，目的是以低生產要素和低勞動力成本實現利潤最大化，而大規模持續擴張是資本主義農業生產形式的典型邏輯。第二，從農業生產形式與市場的關系來說，小農農業生產形式代表著農業對市場的制度化遠距（institutionalized distantiation），小農農業生產并不以利潤為目標，其基本動力產生于滿足家庭成員消費需求的必要性，其中勞動投入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條件（恰亞諾夫，1996：28；吳曉燕，2006）。資本主義農業生產形式則高度商品化并置身于對市場的依賴之中，從而服膺于市場價值規律的競爭性淘汰。第三，從農業生產形式的多功能性和附加值來說，小農農業生產常以農業集約化的經營方式即集約化的耕作方式或勞動密集型作物的種植方式吸納勞動力，以此有效地增加農業總收入（恰亞諾夫，1996：91）。因此，小農農業生產具有相對于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的較大優越性，小農生產的經濟系統能夠抵御大型資本主義農場的沖擊，從而維護自己的地位（恰亞諾夫，1996：256）。
最后，關于小農農業生產形式的變遷方向。恰亞諾夫認為，小農經濟在私有制下得不到鞏固，應限制家庭農場農業生產的自發性，將國家資本主義成分引入未來的農業組織之中。恰亞諾夫的設計是，通過“縱向一體化”,即以小農家庭農場為主體的合作社為農業生產、農產品加工和銷售提供服務，來使小農家庭從市場獲得收益，而不是使擁有資本的公司或資本家實現資本盈利（恰亞諾夫，1996：266；黃宗智，2014b）。可以說，恰亞諾夫并非固守小農農業的“小生產”，而是呈現為混合型的觀點，他所設想的農業現代化和新型農村發展的道路是“小農家庭農場 + 合作社 + 支持型國家”的形式（潘璐，2020），他希望推行合作制形式的縱向一體化，以此同農業生產有機結合，并達到適當的深度和廣度（恰亞諾夫，1966：268）。
（二）農民群體：小農的生存屬性與貧富循環分化
恰亞諾夫特別關注小農階級的獨特性以及農民分化的特殊形態。首先，恰亞諾夫認為“生存性”是小農行為的本質屬性。農戶的生產和消費具有動態的均衡性，“家庭農場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產生于滿足家庭成員消費需求的必要性”（恰亞諾夫，1996：28）。恰亞諾夫認為，農民家庭的經濟行為具有獨特的體系，遵循著自身的邏輯和規則（吳曉燕，2006：4）。基于小農生產和消費的均衡邏輯，恰亞諾夫關于小農階級的觀點常被歸結為“生存小農”。這直接啟發了諸多學者，如阿拉吉（Araghi， 1995）同樣認為，小農擁有對生產方式和生產產品的直接可獲得性，小農概念的核心特征是生存。弗蘭克·艾利思（2006）從經濟行為的屬性界定小農，認為小農是“主要從農業生產中獲得生活資料，在農業生產中主要利用家庭勞動的農戶，農民部分地參與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的投入和產出市場”。以恰亞諾夫的農戶“勞動-消費均衡”體系為原型，詹姆斯·C·斯科特（2001：19）勾勒出農民特有的道義經濟學，即農民的行為動機和村社的制度安排都以“避免風險”和“安全第一”的生存倫理為內在指向。可見，不同概念詮釋試圖結合不同情境拓展小農的概化含義，但均將小農的“生存性”置于中心位置。
其次，關于農民分化形態的研究。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小農是“過去的生產方式的一種殘余”（恩格斯，2009：512），在資本主義“大生產”取代“小生產”的過程中，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階級對立逐漸侵入農村和農民家庭（考茨基，1955：132-133）。恰亞諾夫與馬克思主義對農民分化的認識不同，恰亞諾夫依據農戶的“家庭生命周期”，認為農民家庭自身的獨特社會規則能夠避免受到兩極分化規律的支配，農民家庭的多樣性分化并不是“社會分化”，而是家庭“人口分化”的結果，“農場規模的差異主要是由隨著家庭建立時間的變長而出現的家庭規模的擴大這種人口過程造成的”（恰亞諾夫，1996：254）。在“人口分化”的作用下，農民分化呈現的是一種“貧富循環”的多元理性。提奧多·沙寧（Teodor Shanin）認為，恰亞諾夫的學說可以很好解釋俄國農民分化的現實，農民特有的分家規則和婚配邏輯保證了村社系統的經濟平衡。在俄國村社，農村社會法則是財產在兒子間平分，家庭越是富裕，人口規模越大，財產就越需要均分成更多份。因此，分家析產的過程也是富農家庭經濟力量下降的過程。然而在缺少生產資料的貧農家庭，婚姻不是基于年輕男女的自由戀愛，而是由雙方父母做主；父母以家庭生產資料互補的方式為兒女婚姻做決策，這將帶來貧困家庭境遇的改善。因此，農民家庭呈現貧富的流動性或循環性，這挑戰了農民必然兩極分化的基本論斷。（《【農政與發展】系列講座特6講：“進步社會”里的農民》，2016）
最后，關于農民未來命運的探索。恰亞諾夫認為，小農的生產-消費的均衡邏輯以及農民分化形態說明小農具有穩固的生存彈性，難以符合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規律和階級分化規律。因此，恰亞諾夫主張，小農本身可以發展出可替代的現代化策略，小農有能力反抗資本主義現代化（Cox， 2002）。恰亞諾夫指出，“在我們面前是幾百萬的小農，他們有自己的習慣和自己對于農業的理解。他們是無人能驅策的自由人。他們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觀念行事”（范德普勒格，2020：26）。恰亞諾夫認為小農具有解放自己的潛力，小農特質能夠激活更人道、更有效的發展，將小農從依附和被剝削的歷史地位中解放出來（轉引自潘璐，2012）。
（三）農地權屬：土地社會化分配與土地合作制
恰亞諾夫認為，小農家庭農場的土地利用形式同樣并非遵循利潤最大化的邏輯，而是仍然服從于“勞動-消費均衡”體系，在土地不足時，農民家庭往往采用農業集約化的經營方式。這是以嚴重偏離適度經營規模水平而達到家庭的基本平衡。但如果購入土地可以改善家庭農場內部均衡，農民愿意支付的地價遠在資本主義的地租價格之上，最終“勞動農場的土地評價原則會成為市場的決定因素，并將資本主義的土地價格排擠出去，土地從資本主義農場向勞動農場的明顯轉移便會發生”（恰亞諾夫，1996：234）。
在土地的分配形式上，恰亞諾夫認可一種“土地社會化”的分配方案，這是基于俄國村社慣習的土地分配形式。“應該依靠俄國農民的村社生活傳統和勞動觀念，按照農民習慣上認為‘土地是無主的，誰勞動誰就有權使用’的習俗，把俄國現有的土地私有制改造成‘社會化’”，可以通過村社實行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并保證結果平等，并設置共耕地（金雁、卞悟，1996：122）。“土地社會化”具有不同于土地國有化的優勢，其優點在于分散化和權利無害性，因此可以規避土地國有化的集中壟斷和官僚化的缺陷（師建軍，2006）。據此，恰亞諾夫認為土地國有化的壟斷式土地集中方案尚未成熟，因此，“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將從前的大農場的大部分土地分割為較小的單位”（恰亞諾夫，1996：267），以在縱向一體化的基礎上將土地合作與農業生產有機結合起來。
（四）農村發展：合作制 + 支持型國家的道路
恰亞諾夫雖然崇尚俄國公社的傳統，但并非對村社文明表現出一種浪漫主義的“天真”，而是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對農村生產關系的影響機制。恰亞諾夫認為在俄國農村，無產階級化和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的發展是無可置疑的事實，這構成農村生產關系變革的動力。“正是這種將閉塞而孤立的家庭農場轉變為小商品生產者的貿易聯系始終是把分散的農民農場組織起來的第一種手段，并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向農村滲透開辟了最初的途徑”（恰亞諾夫，1996：258）。
但恰亞諾夫認為俄國農村的發展道路并非要在資本化和集體化的二元形式中選擇，他試圖找尋一條與農民共進共退的“中間道路”。在此方面，恰亞諾夫再次闡發了合作制的思想，希望農村合作的形式能夠抵制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滲透。恰亞諾夫主張一種垂直整合的合作制觀點，主張在農村建立合作聯合組織聯結中央機構，以此為實現更大范圍的合作組織創造條件。農村“應當通過合作社聯合組織和合作社聯合會體系努力使每一個農民農場與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央機構建立起直接的聯系，以此把每一個農民農場匯入計劃經濟的主流”（恰亞諾夫，1996：269）。恰亞諾夫希望借此超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剝削，構建一種農村合作化和支持型國家在更大范圍、更高層面實現農民合作社聯合的農村發展模式，而非蘇聯的集體農莊式發展道路。
總體而言，農政問題與農政變遷的恰亞諾夫主義思想來源于獨特的社會時勢，即俄國在帝國主義鏈條中處于最弱的位置，雖然當時資本主義在俄國有所發展，但在俄國農村并未呈燎原之勢。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或市場關系完全開化的時代背景下，恰亞諾夫一方面看到小農和農村的均衡優勢；另一方面也認可資本主義在農村滲透的現實，認為小農經濟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并不能獨善其身。最終，恰亞諾夫選擇了一種“混合的就是美好”的方案，即在肯定小農生產和小農家庭獨特性的基礎上，通過縱向一體化的合作制聯盟形式聯結支持型國家，以此消滅農村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并阻止農村農民階級的兩極分化。
四、恰亞諾夫主義的理論發展
恰亞諾夫的農政思想是對俄國農政變遷現實議題的直接回應，構成當代農政問題研究的基本學術線索。作為極具影響力的社會思潮和學術范式，恰亞諾夫的思想始終是農政問題研究的靈感源泉以及不斷開拓的動力所在，后續學者沿襲恰亞諾夫開創的研究傳統，結合社會情勢的變化，對恰亞諾夫的農政思想進行再闡釋，從而形成獨具特色的恰亞諾夫主義流派。
恰亞諾夫所要回應的經典農政問題是“在資本主義進程中俄國農村社會該往何處去”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而經歷百余年的歷程，資本主義的縱深發展以及由此衍生的全球化已賦予恰亞諾夫主義農政研究新的內容。目前，恰亞諾夫主義成為國際農政問題研究的主流學術思潮，恰亞諾夫主義的農政問題研究已不再執著于“資本主義正確與否”的方向之爭抑或尋求超越資本主義的替代性方案，而是不斷深化原有的經典理論，并結合全球化和社會反向運動廣泛興起的情勢變化，對目前小農階級存續性和農民權爭奪的議題做出闡釋。新時期恰亞諾夫主義農政問題研究的視野更加宏大且論域更加廣泛，更加聚焦于深度市場化背景下農業、農民、農地和農村的結構性轉型。
新時期恰亞諾夫主義農政問題的研究將全球范圍內普遍興起的“再小農化”作為主要關注點。在農業生產方面，在恰亞諾夫小農農業生產形式和資本主義農業生產形式的二維框架基礎上，范德普勒格（2013：1-3）認為在全球化時代，農業生產模式已經分化為小農農業、企業農業、公司農業三種類型，而企業農業和公司農業則完全依托市場化的商品生產，并日益與農業工業化的趨勢相連接。但優質農產品生產、能源生產、農地管理、景觀維護等多功能性的創建幾乎總是以小農生產為基礎的，從而體現出一種農業生產的“范圍經濟”（Saccomandi， 1998：136），小農生產形式在增加生產性就業，提高收入和增加產量方面更具優勢。而在資本主義農業生產形式中，具有多功能性和附加值的生產則受到抑制（范德普勒格，2013：190），這是在市場化深入發展時期對恰亞諾夫主義宣言的再次肯定。同時，一系列“農業生態運動”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恰亞諾夫主義的擁護者。這些農業生態運動包括以有機農業、低外部投入型農業、節約型農業等為主題的運動，這些反向運動對工業化農業和化學農業進行反思，旨在對農業進行深刻重組，并重新回歸協同生產的模式，使自然恢復為與人類協調生產的角色。因此，這些反向運動正在使農業變得更加小農化（范德普勒格，2020：73）。同時，如“社區支持農業”“巢狀市場”“短鏈農業”等都旨在加深城鄉互助，以激活農業的多功能性，賦予農業可持續性和農村社區發展的動力（楊嬛、王習孟，2017），這些社會反向運動無疑再次印證了恰亞諾夫主義。
新時期的恰亞諾夫主義者對“去小農化”的論題存疑，認為小農階級并未被徹底摧毀，小農生活方式依然廣泛存在，而所謂的“去小農化”和“再小農化”都可以被視為貧困人口應對生存的多元化表達（Johnson， 2004）。“再小農化”具體表現為量上小農群體人數的擴大以及質上小農自主性的增強。再小農化的運作機制在于對社會和自然世界廣泛而根本的重組，是小農在被國家機器、規制系統以及農業企業剝奪的情境下為自主性和可持續性斗爭的場域（范德普勒格，2013：183）。在現代化轉型背景下，小農已經發生顯著變化。沙寧指出，小農的變遷通常是由社會中非小農的部分所決定的，工業化的擴張、城鎮化、市場經濟、大眾媒體等在小農社會的解體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小農的形態在此過程中確實發生變化（Shanin， 1971）。沙寧的“作為一個過程的小農階級”、范德普勒格的“新小農階級”（范德普勒格，2013：1-2）都從一個側面說明：小農群體正在日益去階級化，在市場化和全球化時代，將小農群體視為“落后生產方式的殘余”或“小農已死”，都無助于描述當今小農群體動態變化的現實，小農本身可以成為與時俱進和動態更新的群體。這再次印證了恰亞諾夫經典的農政觀點，即小農本身具有文明化的可能，小農具有解放自己的潛力。但在全球化和市場化時代，小農仍然需要為農民權而奮斗，諸如“農民之路”等社會運動都要求對農民賦權。馬克·埃德爾曼（Marc Edelman）指出，“農民之路”的核心主張是農民作為全球化和工業化時期的弱勢群體，需要得到特殊保護，同時農民應該掌握食物主權，應該有權決定自己的食物體系、生產方式、技術使用、生產目標和環境承載限度（葉敬忠，2016a：132-133）。
在土地權屬方面，新時期恰亞諾夫主義者將土地與自由相關聯，深切關注農民的土地權利。土地構成重要的社會保障資源，確保獲得土地是農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險。薩圖尼諾·博拉斯（Saturnino M. Borras）指出，底線是希望貧窮的農民不會被驅逐出他們的土地，且希望他們總能夠被賦予談判和協商的權利（葉敬忠，2016b：162）。而從大農戶到小農戶的土地再分配可以使過小的生產單位更接近最佳規模，使生產要素更經濟地整合在一起，從而有助于提高農業產出（Lipton， 1977：106-107）。農民獲得土地的分配方式不再是恰亞諾夫考察的依托村社內生性和循環性的土地分配方案，而是更加依托于國家干預的作用，可以通過國家干預進行徹底土地改革，把可耕地的產權從地主轉移給小農和無地勞工（Griffin et al.， 2002）。除此之外，由貧窮農民群體發起的“無地農民運動”具有對土地所有權民主化的訴求，其焦點在于“建立一種民主的農業模式，保證每個人都有工作、土地、水和種子”（馬麗雅，2008），這場運動已經催生超過四十萬名新興的小農生產單元（Veltmeyer， 1997）。
在農村社會中，重新思考社會轉型中鄉村的價值成為恰亞諾夫主義關注的核心。從鄉村存在的價值來看，農村是區別于城市和荒野的獨特人文環境，農村能夠扮演重新思考文化與自然問題的角色（Rolston， 1994：175-177）。當前，農村轉型面臨的重大境況是人口流動，一些人口流動形式會逐漸削弱鄉村的活力，有些流動形式卻能夠推動鄉村復興，其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就是文化，即在人們的價值判斷中重返鄉村、改善鄉村是否重要（范德普勒格，2020：51）。可以說，農村不僅是地理空間和經濟空間，也是文化空間，農民依托“重返鄉村”的價值面向以及“匠人工藝”，可以將農村改造成“魅力鄉村”，農村發展將更加文明化，農村蘊含著推動發展與轉型的有效力量。
基于新時期社會情勢的變化，恰亞諾夫主義的理論發展更加兼容了全球化和市場化因素的考量，激活了學術理論和社會實踐兩方面的潛力，一系列社會反向運動的興起迎合了恰亞諾夫主義的觀點，也成為恰亞諾夫主義持續保持生機的秘密。這成為恰亞諾夫主義“初心”的印證：農政學者要成為“學術活動家”，即學術研究者要在全球化和工業化背景下積極投身于賦予小農存續性以及農民權基礎性的倡導活動之中。總體而言，新時期的恰亞諾夫主義沿著恰亞諾夫開創的農政傳統研究路線，將市場化因素深度納入其中，從而不斷豐富其解釋力，而恰亞諾夫主義也持續鼓舞著一系列社會運動，構成引領社會重視農業農村價值以及農民權和土地權的鮮明旗幟。
五、恰亞諾夫主義在中國的應用
在中國，有學者利用恰亞諾夫主義的相關思想進行創新性的理論探索，如黃宗智（2014a：5）融合了恰亞諾夫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建構出“綜合小農”的論說，即中國小農是維持生計者、受剝削的耕作者與追求利潤者的統一。而部分學者也將恰亞諾夫主義、馬克思主義、新古典經濟學和黃宗智的學說結合起來，提出“社會化小農”來描述深入卷入市場化但經營規模仍比較小的農民（鄧大才，2006）。雖然恰亞諾夫主義作為一個思想元素融入理論創建之中，引領了學術爭辯，但將恰亞諾夫主義作為指導中國農政問題研究的獨立的整合性范式仍未獨立出來，甚至在馬克思主義和主流經濟學提倡規模效率優先的研究范圍中，恰亞諾夫主義的思想難以得到完全重視。也有學者雖然并未明確提出利用恰亞諾夫主義分析問題的指向，卻不自覺地應用恰亞諾夫主義的某些思想成分，對中國農業、農民、農村和農地問題進行分析。在農業方面，這些學者堅持小農農業優勢論并構建以小農生產形式為基礎的多元化發展模式。有學者從生產過程、市場應對和成本管理方面論證小農農業生產方式的合理性，認為小農農業生產形式并不會消亡，其未來發展方向是產加銷的縱向一體化合作，綜合性的家庭制小農經濟以及以家庭農場為基礎的適度規模經營（張德元，2004；韓俊，2014a；黃宗智，2014b）。在農民方面，這些學者倡導“小農立場”。小農具有持久生命力，并在當代農業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小農的存在對社會穩定、糧食安全、食品安全、社區秩序、景觀創造、鄉村復興和文化保護等具有積極的維護和促進作用（付會洋、葉敬忠，2017）。國家為數量極其龐大的弱勢農民群體提供底線保護，是國家制定“三農”政策的根本立場（賀雪峰，2015）。在農地方面，這些學者堅持土地權利的農民歸屬和土地保障功能論。有學者主張地權應當歸農，政府不能隨意調整土地（秦暉，2007）。農村大量的隱蔽性失業之所以沒有造成大的社會動蕩，其中土地對失業人口的吸納起了重要作用，土地仍然是大多數農民安身立命之本，是其維持生存和發展的基本依靠（韓俊，2014b）。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在為農民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同時，也是中國歷次經濟“危機”軟著陸的基礎，因此應該警惕私有化趨勢對鄉村社會的摧毀（溫鐵軍，2014）。在農村方面，這些學者堅持“村社理性”的“比較優勢”。“村社理性”具有社區成員權認定和文化共同體保障的雙重屬性（何慧麗等，2014），農民可以在進城務工經商失敗后返回家鄉熟人社會生產生活，從而使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賀雪峰，2014）。因此，“找回村社”正是農民所需要的（賀雪峰、龔春霞，2010）。在以上對農業、農民、農地和農村的分析和論述中，均內含恰亞諾夫主義的思想成分，但中國農政研究尚未得到更加系統的理論整合，目前不完全具有與國際相對成熟的農政研究進行對話的基礎。
總體而言，恰亞諾夫主義本身并不是封閉的思想體系，其可以結合不同社會情勢不斷豐富自身的思想外延。從全球化的“再小農化”分析，社會反向運動倡導，到中國場域的農政問題研究，恰亞諾夫主義的研究論域不斷結合時代變化和國情意識做出拓展。可以說，恰亞諾夫主義的不斷“復活”實質映合人類社會對人與社會價值的根本追尋。但是，恰亞諾夫主義農政研究范式仍然需要更加系統化提煉且更加具有中國化的表達性。首先，中國學術界應重新梳理當前農業、農民、農地和農村問題的研究論域，以“農政問題”為核心重新整合國內關于農業、農民、農地和農村的學術研究，重點集中于農業生產形式、農民群體分化、農地所有權形式以及農村社會管理與治理四個方面議題的整合，以此形成與國際農政問題研究領域對話的共識基礎。其次，結合中國問題和中國經驗，學者可以自覺應用恰亞諾夫主義或其中的優勢元素指導中國農政研究，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從而為國際學術界農政問題探討貢獻中國智慧。最后，學術界應充分發揮恰亞諾夫主義的現實指導功能，從而更好地服務于以小農戶為主體的鄉村振興事業。
(作者簡介：葉敬忠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張明皓時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博士生，現為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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