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80年，在全國建立農民協會，作為新的工作重點，被提上國家農委工作議程。改革開放40年以來，人們對于農民協會的態度基本一致，均認為農民應該有自己的組織，農民協會應該成立。然而時至今日，全國性的農民協會也未能成功建立。本文梳理了關于成立農民協會問題的始末。
1980年春天，在圍繞包產到戶的政策爭議呈膠著狀態同時，農民協會問題被九號院提上了高層政策議程。四十多年來，農民協會問題雖然持續受到朝野高度關注，但這是唯一一次正式提上政策議程。
建議籌備成立全國性農民協會，是九號院里的國家農委正式提出的。與包產到戶的政策命運相反，農民協會剛進入政策議程即遭擱置。
在杜潤生出版的農村改革著述中，頗多談及農民協會事，但未系統敘述，本文略作梳理。
一、1980年農委工作重點
1979年2月，國家農業委員會成立。根據中央要求，農委設定了1979年的工作重點，主要有：部署落實三中全會兩個農業文件、組織全國農業自然資源普查分析、開展農業現代化試點、重新布局全國的商品糧基地、推進農工商綜合發展、推動農民教育工作和農業干部培訓等。進入1979年下半年，推動在全國建立農民協會，作為新的工作重點，被提上國家農委工作議程。
建立農民協會問題，在高層突然提出，個中原委不甚清楚。從農委會議資料來看，由副總理王任重直接安排，由主持農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任親自操辦。
國家農委推動建立農民協會，工作抓得很緊，工作節奏很快，議程初始設置即相當高端。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會議期間，王任重召集部分與會中央委員座談，重點是征求意見分管農村工作省市和部門領導，討論建立農民協會問題。與會中央委員、省委領導人大都認為，原有的“貧下中農協會”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形勢，應當探索建立新的全國性農民組織即農民協會。
這里所謂貧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是當時農村中以階級成分作為標準成立的農民組織，即貧農和下中農的共同組織。當時農村中的階級劃分，主要有主要有五種，即貧農、下中農、中農、地主、富農。文化革命中，貧協的主要作用，是管制、監督、改造、教育地主和富農。地主、富農摘帽以后，貧協如何處理，王任重曾經口頭向華國鋒匯報。華國鋒表示，地主、富農摘帽的同時，撤銷貧下中農協會不妥，應該考慮新的農民組織。
1979年12月上旬，國家農委在天津召開全國農民教育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是各省（市、區）農委負責人，也邀請了一些地縣教育部門負責人。會前，王任重指示，利用這次會議機會，把有關省（市）“貧協”負責人也請來，一起討論成立新的農民協會問題。當時，文革結束后，有些省陸續撤銷了貧下中農協會，還有十五個省有貧下中農協會。在分管科教的農委副主任何康主持下，座談會開了一周。
12月4日，會議結束前兩天，張平化從北京趕來，召集十五個省貧協負責人開會，專門討論貧協是否保留，是否成立新的農民協會。從會議記錄來看，所有發言者都積極贊成把貧協轉變為農協，認為建立各級農民協會，特別是中央層面建立全國性農民協會組織，不僅有必要性，而且有迫切性。
座談會結束時張平化講話：“農委認為，成立農民協會是一件大事，曾多次征求意見。昨天，王任重同志招致農口各個部長開會，還談到此事。我們一有機會，就找一些同志座談，或個別交談。在四中全會召開期間，曾召集部分中央委員座談。今天的座談，內容生動豐富，比上次更具體，道理說得更清楚。同志們的主張完全一致，就是辦農協。全國性農民協會辦起來以后，貧下中農起骨干作用。與此同時，貧協完成歷史任務，即不必要單獨成立貧下中農協會，這樣可以更好地調動農民積極性。”“這次會議比上次更加明確了迫切性。是時候了，應該及時解決問題，很多同志講越快越好，拖不得，越拖越受損失，確實不應該再拖下去。現在已經在農民中，首先是在貧下中農中，產生了很多意見，不理解，不滿意，也存在不滿情緒。”
在這次講話中，張平化委婉地批評了一些省撤銷貧協：“中央31號文件，指出‘貧協不動為宜’，是針對有些地方要撤銷而寫的。這句話不是要撤，是不撤，實質上是主張不撤銷。如果撤銷了，道理上講不通。這是億萬群眾的切身利益，不能那么輕率地撤銷。”張平化還鼓勵那些貧協負責人繼續做好工作：“中央不贊成撤銷現有的貧協，中央不會宣布撤銷，不會否定貧下中農集會結社。這是廣大貧下中農在黨領導下搞四化建設的需要。十幾個省協會還存在，要自己開展工作，挺起腰桿干工作。只要中央不撤銷，就積極發揮作用。要積極工作，不要消極等待，更不贊成關門走人。”張平化最后說：“從我們了解情況看，成立農民協會，要決斷，越快越好。但是，國家農委無權決定。決斷要有中央，我們要及時反映情況和意見。
二、張平化的闡述
12月6日下午，張平化在全國農民教育座談會上作大會總結講話。張平化的總結講話，只是在開頭部分講了農民教育的問題，3/4以上的篇幅是講農民協會的成立。關于農民教育，張平化在總結講話中表揚了一些基層單位，不但要掃除舊文盲，還有杜絕新文盲，普及五年小學要下大力氣。這一步邁不開，普及初中高中就沒有基礎。然后，張平化將話題轉向農民協會問題。這個大會講話，是張平化作為主持農委工作的第一副主任，對于農民協會問題的再次闡述。
張平化說：“這次座談會整整兩天，參加會議的同志，每個人都發言了，一致主張成立農民協會，名稱也一致，或者簡稱農會，也就是農民協會。主張要有全國的組織，也是個一致的意見，把牌子掛到北京，有同志建議叫中華全國農民協會。沒有一個不贊成的。比上次討論更加一致，更加具體而生動。成立農民協會，不但有重要性，而且有迫切性，迫切性更加講得尖銳突出。”“為什么？重要道理很多，從大的方面來講：中國有9億人民8億農民，各方面都有群眾自己的組織，占人口80%的農民為什么不能有呢！工人階級有工會，青年有團，婦女有婦聯，科學有各種協會，文化系統有各種協會，文學戲劇等十幾個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政治協商，兒童也有組織。如果80%的人民沒有自己的組織，說不出一條道理！”。
在這次講話中，張平化結合他本人經歷，談到農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說明農民組織的重要性。他說：“1927年初，北伐軍到武漢，我參加了毛主席辦的農民運動訓練班。那時，毛主席剛從考察湖南農民運動回到武漢，首先在武漢辦講習所。毛主席說，農民運動不是痞子運動，是革命先鋒。這是我第一次聽毛主席演講。印象很深刻，一直忘不了他的話”。“不久，北伐軍從武漢繼續向北打，5月以后，我們在河南打了幾仗，與馮玉祥部隊會師。會師后的軍官會議上，我們這些軍官對農會組織、農民運動的態度截然分成兩派。一些軍官說，湖南痞子太多，過火了！通過對農民運動的態度，一對照就能看出革命或者不革命，不在于他自己標榜是什么”。“北伐戰爭，從廣東到南京、武漢，所以能一路無敵，就是因為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支援前線，鞏固后方”。
張平化又講到追隨毛澤東建立開辟井岡山根據地的事情，講如何建立農民組織，開展農民運動。張平化話講得聲情并茂，故事生動，引人入勝。但是，他發現這段歷史似乎占用時間過多，說：“歷史不多講了。總之，沒有農村的革命，國民革命不能成功。毛主席講，國民革命，十分功勞，農民占七分。當時，革命不革命，要不要農民運動是個重要環節。”
張平化歸結說：“農民應該有組織，此外還有很多理由，但是，最大的道理是兩條：現實需要的道理，歷史經驗的道理。中國的現代化，需要農民有組織”。
接下來，張平化闡述了農民協會的任務。“大家都講了很多好的意見，我講五條：第一條，維護農民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政府不能侵犯；第二條，在農民群眾和農村干部中進行自我教育，黨和政府有教育農民的責任，但不能代替農民的自我教育；第三條，動員農民自己參加生產建設，加快經濟發展，搞好計劃生育，計劃生育也是生產建設的重要內容；第四條，在黨的領導下加強工農聯盟，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第五條，在黨的領導下，團結各方面力量，建設現代化強國。他說，將來的農民協會章程，還可以寫很多條，甚至八條十條。”
張平化對于農民協會，出乎意外的重視。做了大會總結報告的第二天，12月7日，張平化又再次在天津主持有關省貧下中農協會負責人座談。張平化說，“今天會議，主要聽聽同事們對我昨天講話的意見，有什么問題？張平化對前一天的報告做了新的發揮和補充，感嘆有些遺漏，因為年紀大了，記憶力減退。同時談到，他講話從來沒有列提綱的習慣。在會上，他聽大家談了感想和意見，也回答了關于農民協會的具體問題。湖北代表發言說：“人們說，當初成立貧下中農協會主要就是抓階級斗爭，管制地主、富農的，現在不需要了。”張平化回應：“貧下中農協會也是團結中農的政策，不是孤軍奮斗，農民協會成立前，也可以帶領所有農民為四化奮斗。在新的形勢下，貧下中農協會，不是完全不適用，而是不完全適用，有些章程還是可用的”。天津代表問：“農民協會會員，摘帽地主富農，可否參加？”張平化說：“在章程中研究，一般來講，所有農民都可以參加”。
三、王任重的部署
實際上，關于成立全國農民協會，以取代地主富農摘帽后，相互對應的貧下中農協會，副總理王任重有更加集中具體的闡述。或者說，早前一年，王任重就對于成立農民協會有比較成熟的想法。
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指出，“除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來遵守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富、反、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委批準，一律摘掉帽子，給予人民公社社員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員，他們本人成份一律定為公社社員，與其他社員一樣待遇。凡入學、招開、參軍、入團、入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現”。這個事情成為王任重思考農民協會的重要起點。
1979年3月，國家農委在北京向陽招待所（現在的崇文門飯店）召開農村形勢座談會。王任重在講話中，特別批評了在報上宣傳“恐右病”，列舉了一些社會現象，說這就是階級斗爭。“貧下中農協會還有存在的必要。為地主摘帽和重新審查四不清干部，不能由上邊定，都要經過貧下中農，否則地主就會翹尾巴；為“四不清”干部平反，搞得不好，在臺上的干部也不服。”由此可說，王任重對于農民協會的政治定位，不同于一般人理解的農民協會。在王任重看來，農民協會的政治功能，首先是對于原來的地主富農分子繼續進行監督甚至管制。或者說，王任重希望成立的農民協會，主要是服務于新形勢下的農村階級斗爭。張平化在天津會議上所闡述的農民協會的作用，更強調要維護農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與王任重的闡述重點又有所不同。
以天津會議作為依據，農委給中央寫出了關于建議試驗成立農民協會的報告。報告說：12月4日至5日，國家農民邀請了參加全國農民教育會議的省市區貧協負責同志座談。目前貧協在大部分地區處于停頓狀態，少數地區還在活動，但是也很困難。現在，貧協已經不適應形勢要求，座談會一致要求成立“農民協會”；在試驗成立農民協會的過程中，希望中央直接發出指示，或者由國家農委發個正式通知，對于農協開展工作給予支持。
1980年1月6日，張平化在上海向王任重匯報工作，談國家農委當年工作任務，準備給中央寫報告。按照王任重與張平化的討論，農委1980年的工作任務共十條，其中第八條是建議成立農民協會。張平化說，“關于農民協會試點，給中央辦公廳的文件已經發出。湖南、湖北、福建，等三個省取得經驗，就搞全國的”。王任重說：“搞全國性協會，機構不要多，要很簡單。九個省市，一個省出一個委員，中央加幾個委員，搞個辦公室，十幾個人，輪流主持，不駐會的回省里，原來擔任什么工作，就搞什么工作。要創新民主管理形式，有人說話就行”。張平化問：“歸口在哪里？黨群還是農業？”王任重：“歸黨群”。張平化：“農民協會對農口各部門有監督作用，重大問題征求農民協會意見，開會參加，提意見。這樣就好寫了。”又說：“上個月在天津開農民協會座談會，大家很高興”。王任重：“上邊沒有人管嘛”。張平化：“看了中辦文件大家會更高興！農民不搞組織，說不過去”。王任重：“沒有道理”。張平化又說：“你同先念講講”。先念是指當時的中央副主席、主持工作常務工作的副總理李先念。王任重：“是”。王任重又強調：“農民協會要搞小機構。就是搞個渠道，反映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不正確的可以分析么，總比聽不到好。供銷社如果考慮農民，不會一下子劃過來”。王任重：“1958年頭腦發熱，刮了共產風。中央說不再折騰，但是如果聽不到農民的話，不知道能否做到不再折騰。”在這里，王任重更加強調農民協會作為農民利益要求代表的作用，更注重農民聲音表達渠道的功能，這顯然符合現代性民間社會組織的定位。
1980年2月2日，在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結束時，王任重講話部署當年農村工作，也談到了農民協會：“農會到底搞不搞？將來把貧下中農協會改成農民協會，中央辦公廳發了文件，各省可以搞一個兩個縣作為試點，多數同志要求中央搞農會，有工會為為什么沒有農會？華主席、鄧副主席講，不是不可以有，是因為機構太多，還要考慮，沒有說不搞。”
四、鄧小平的表態
1980年3月26日，萬里同志秘書于廉電話告訴國家農委辦公廳副主任金豐：“關于農民協會問題，小平同志有批示，即送來，請照辦”。隨后，批示傳達到農委。
鄧小平批示是：“此件壓在我處，始終徘徊，未加處理，現在，我傾向不再設貧協，至少一二年內不考慮。”這個批示的時間是3月22日。
從農委會議資料可以看出，國家農委關于建議成立農民協會的報告是1980年元旦前后報送中央。報送時，王任重還專門給中央秘書長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胡耀邦沒有簽署處理意見，而是將這個報告轉呈送鄧小平批示。這個時候，華國鋒還是中央主席兼國務院總理，但是胡耀邦沒有請華國鋒定奪，而是請鄧小平定奪。這顯示華國鋒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決策權威已經不復存在。而此前，王任重是直接秉承華國鋒的旨意做出安排，并報送報告。3月28日，萬里秘書于廉又電話告訴張平化，此件小平直接批給了萬里，沒有批給王任重，請把批示內容轉告王任重。由此也許可以判斷，從這個時候開始，農口決策體制已經出現了從王任重-華國鋒模式到萬里-鄧小平的模式轉變。
鄧小平否定關于成立農民協會的意見，但沒有給出任何理由。鄧小平的這個決定，顯然給國家農委的工作造成了尷尬。此前，國家農委已經在幾個省做出了成立農民協會的試點部署，并在全國范圍打了招呼，要成立農民協會。鄧小平批示后，國家農委辦公廳值班室用電話通知各省，不再籌備成立農民協會。
1980年6月4日，張平化主持農委辦公會，辦公廳負責人的工作匯報中談到農民協會問題。“下邊對農委電話通知意見強烈，特別是有試點縣的湖北、湖南、四川省等地，共同問題是，現有的貧協怎么辦？正在試點的農民協會怎么辦？”“一方面，前一段中辦正式發了文件，說貧協不動為宜，另一方面，國家農委又電話通知，說農民協會不辦了，究竟聽誰的？”針對這些問題，張平化沒有馬上答復，而是說：“今天不討論，打印送黨組成員先考慮，適當時候請示萬里同志，是否提交黨組會討論”。
此次黨組會之后，農民協會事情再也沒有研究過。依據現有文獻，看不出黨組各位有何考慮，以及是否請示過萬里。在農委內部，農民協會再也沒有進入議事日程。也許，從主持農委工作的張平化來說，指示將各地關于農民協會意見電話記錄讓打印分送黨組成員，本來就是一個托詞。也許，就張平化的真實考慮來說，此事鄧小平已經表態，這已經是最后的決定，沒有必要再研究甚至上報萬里。
從各地情況看，在鄧小平批示之后，農委專門給下邊打了電話，各省隨后紛紛撤銷了貧下中農協會，已經啟動農民協會籌備的地方，特別是有幾個省已經在縣級開始農民協會試點，也迅速下馬。由此，農民協會問題在高層政策議程中銷聲匿跡。
五、事情背后及后來
鄧小平為什么否定建議成立農民協會的報告？鄧小平自己沒有任何解釋，農委黨組會上也沒有討論，我們難以妄加解讀。如批示本身所說，做出這個否定性批示，對于鄧小平來說并不輕松，“始終徘徊”。
在本人看來，鄧小平“始終徘徊”直接原因，起碼有兩個。其一，在全國建立農民協會，這確實是一件大事。據時任農業部副部長李友九說，五十年代毛澤東曾經否定中央農村工作部關于建立農民協會的提議。顯然，成立全國性農民協會的政治影響，遠遠超過在國務院或者黨中央設立一個部門，這是一個中國最大的階層或階級組織。不論是理論上，還是政治上，要成立的理由又那么充分，可謂理直氣壯，無可辯駁。對于鄧小平來說，也許真正的否定理由又不便明說，所以只能不解釋。其二，鄧小平知道，這件事情是華國鋒已經同意的，職能部門經過了充分醞釀，已經做好各種必要的籌備，似乎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單等一個批示下來。此時，華國鋒還是中共中央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在名分和正式權力結構中，還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在批示中直接否定華國鋒同意的事情，無論如何會有所顧慮。
根據王任重在2月2日會上傳達，關于農民協會問題，鄧小平自己也有過支持性的表述。王任重說：“華主席、鄧副主席講，不是不可以有，是機構太多，要考慮，沒有說不搞”。也就是說，當王任重向華國鋒、鄧小平請示的時候，鄧小平說了類似華國鋒的話，起碼是迎合了華國鋒的表態。在王任重這個表述中，似乎農民協會只是個機構太多的問題，更直接說是個行政性問題，是在中央部門增加一個機構、幾十名干部編制問題。顯然，問題沒有這樣簡單。
從當時高層決策體制內部看，關于農民協會問題決策過程，還有個重要的揭示。也就是，在當時的高層決策運行中，當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總書記胡耀邦遇到自己不能定奪的事情時，不是請示中央主席華國鋒，而是請示副主席鄧小平，顯示華國鋒的實際性權力已經退居其次。批示是一種正式的權力運行程序，其正式程度還高于內部會議的講話。華國鋒的權力褪色，鄧小平成為最后決策者，雖然從道理上講順理成章，但是從過程上來看，肯定是發生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點上。因為，華國鋒曾經是實際上的最高決策者。權力的轉換發生在什么時候，具體說是在何種政治機會窗口中，現在并不清楚。但是，農民協會的決策過程，肯定具有重要標志意義。
關于農民協會，后邊的故事相當簡單，因為再也沒有正式進入高層議事日程。或者說，只是說說而已。2001年12月，杜潤生在《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的講話中說：“80年代中期，我去見鄧小平同志。他問：農民有什么問題？我說：農民需要代表自己利益的組織，能否搞農民協會？鄧說：黨就代表農民的利益。我說：黨代表全民，代表政府利益，農民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鄧說：可以考慮，如要必要就搞，再看三年。”（《杜潤生文集》下冊，山西經濟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1219頁）。1990年代初期，一些老同志再次提出建立農民協會，中央領導批示給中央政策研究室調研，再沒有下文。（余展高文斌主編《我認識的杜潤生》，山西經濟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255頁）。1990年秋天，九號院被撤銷，人員正在遣散分配的時候，杜潤生、王郁昭、張根生、劉堪等十幾位農口部長以個人名義聯名上書，建議成立全國農民協會，那時我是王郁昭的秘書，這封信由我安排校對打印報送，泥牛入海無消息。1980年代中后期，九號院撤銷前，在杜潤生的直接領導下，成立了一個中國農民企業家聯誼會。當時單位里有說法，這將來就是農民協會的基礎了。但是，這個聯誼會不僅沒有擴展為農民協會，現在，連農民企業家的身份認同也找不著了。
中國的改革已經40年，改革啟動之初朝野各界就有成立農民協會的呼聲，但是迄今沒有任何進展。我們似乎說不清阻力何在。如果以對包產到戶的態度為基準，改革的思路可以分為兩個陣營，如果對農村集體經濟的強調重視為基本，也可以分為兩個陣營，而且，這兩個思路的對立，可以說是貫穿始終的，因此，一些具體的政策措施的消長，都可以從這里這種思路的分野中找到答案。但是，似乎農民協會不是這樣。不論對是家庭承包制持何種政策態度，不論對發展集體經濟持何種政策傾向，人們對于農民協會的支持都態度一致，那就是，認為農民應該有自己的組織，農民協會應該成立。問題在于，雖然對家庭承包、集體經濟持不同政策立場的人支持成立農民協會，但農民協會就是無法成立，而且看不到公開反對力量何在。
2018年11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改革記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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