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南北中國:村莊社會結構視角的中國區域差異
原編者按:農村研究有兩個目標，一是認識中國農村，進而認識整個中國，二是建立具有本土契合性和一定普遍性的社會理論，二者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照搬既有的成熟理論（主要是西方理論）解 釋具有相當獨特性和變動性的中國經驗，就談不上對農村對中國的正確認識。因此，研究者應當以開放的學術胸懷和敏銳的經驗感知力深入到熱火朝天的中國實踐中去，有主體性地吸收成熟 理論，在經驗與理論的反復穿梭中逐步提升理論抽象程度，在此過程中要容許和忍受理論的粗放和不成熟，通過不斷的學術積累與接力，逐步建立具有真正意義的中國社會科學理論體系。這 是“華中鄉土派”從事農村研究的基本觀點、立場和方法，經過多年實踐和探索，我們在上述兩方面都形成了一些積累，準備以學術筆談的形式進行一次階段性的總結和展示，主要包括鄉村 社會性質、農民心理與行為邏輯、農民生活與意義世界、鄉村治理機制、國家與農民關系、農村土地制度與農業經濟、經驗研究方法等10多組筆談。我們期待著與學界同仁就此展開熱烈的、 開放性的討論，協力推進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大繁榮、大發展。
1、早在農民負擔很重、干群關系緊張、“三農”問題嚴峻的1990年代，筆者在全國農村調研，即發現同樣的國家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地區農村實踐的過程、機制與結果有很大差異。如農民 負擔上訪最多、干群關系最緊張、群體性事件不斷的地區，卻大多不是農民負擔最高最重的地區。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農民上訪越多，鬧得越兇，群體事件頻發，就越會引起中央對農民負 擔的關注，地方政府就越是不敢加重農民負擔。而那些農民不愿上訪也組織不起群體性事件的農村地區，農民負擔問題沒有引起中央重視，地方政府加重農民負擔的風險比較小，地方政府就 不斷加重農民負擔，以致于農民不堪重負。
決定農民是否對地方政府加重農民負擔行為進行抗爭的村莊原因，來自農民的組織程度和組織形式。筆者調查的江西宗族村莊，因為宗族具有強大的一致行動能力，面對地方政府加重農民負 擔的行為，宗族可能組織起來，群體抗議，抗議規模可達到數千人，甚至上萬人。這樣的群體抗議，只要一次，就足以引起中央高度重視，就會給加重農民負擔的地方政府以代價昂貴的教訓 。在皖北阜陽地區，村莊內往往分裂為很多派系，有眾多小親族組織，這些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小親族組織面對農民負擔過重問題，往往是三、五人甚至數十人開著拖拉機到縣政府上訪，上 訪目標是要求縣鄉查處加重農民負擔的在任村干部，撤掉在任村干部的職。查處現任，上訪一派當上村干部，被查處下臺村干部一派再尋機上訪告倒續任村干部。村莊內出現分裂幾派之間的 輪番上訪，加重農民負擔成為各派爭奪村莊權力的最好武器。村莊派系斗爭，使得地方政府加重農民負擔，到了村莊一級，就會多少受到限制。
地方政府加重農民負擔很少受到限制的是筆者調查最多的湖北荊門農村。荊門農村不僅缺少江西地區的宗族型組織，而且缺少皖北農村普遍存在的小親族組織，我稱荊門農村為原子化地區， 意思是，農民很難組織起來集體行動，在面對地方政府高額農民負擔時，農民都感到負擔太重，難以承受，卻又都不愿上訪抗爭，因為農民負擔不只是針對我個人過重，個人沒有理由為針對 所有人的農民負擔過重而去上訪抗爭。較少農民上訪和發生群體性事件的風險，地方政府就更愿意加重農民負擔。結果，到了2000年前后，原子化的荊門地區農民負擔是皖北農民負擔的大約2倍，是江西農民負擔的大約3倍，荊門農村卻很少有嚴重群體性事件發生，皖北成了《中國農民調查》所描寫農民負擔最重的典型，江西發生過多起引起中央高度關注的農民群體性事件。
2、江西宗族型村莊的特征是聚族而居，一個村莊往往為同一個祖先繁衍子孫形成，村莊是團結型的；皖北村莊內有多個分裂的相互競爭的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小親族集團，從而形成分裂型村莊 ；湖北荊門農村，村莊中缺少任何有力的超出家庭的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農民行動單位，從而形成原子化的分散型村莊結構。也就是說，從村莊社會結構上看，有三類相當不同的村莊，一是 以江西宗族村莊為代表的團結型村莊；一是以皖北小親族村莊為代表的分裂型村莊；一是以湖北荊門原子化村莊為代表的分散型村莊。村莊社會結構會影響農民的行動方式和行動能力，并因 此影響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村莊中的實踐。村莊社會結構會對人的行為模式、性格心理，對村莊秩序模式、治理模式，都具有重要影響。村莊社會結構是一項重要的決定政策實踐 、村莊治理乃至影響村民性格心理的基礎結構。因為村莊社會結構不同，而致以上政策實踐、村莊治理和村民性格具有不同的形態。從村莊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看問題，就會有諸多有趣的發現 。
更為有趣的是，村莊社會結構的類型分布有明顯區域特征。華南地區的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海南、湘南、鄂東南、浙江溫州等，大都是宗族性的團結型村莊，時至今日，農民仍然多是 聚族而居，村莊仍然有比較強的宗族意識，村民具有較強的一致行動能力。華南的團結型村莊構成了我們所說中國南方典型的村莊類型。
華北地區，尤其是河南、山東、河北，淮河流域的蘇北、皖北，乃至西北地區的陜西、山西農村，村莊內大多存在多個競爭性的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小親族群體，村莊多為分裂型村莊，不同 小親族之間合縱聯橫成為影響地方秩序的基本力量，以華北農村為代表的分裂型村莊構成了我們所說中國北方典型的村莊類型。
長江流域，從上游的云貴川渝，到中游的湖北、湖南、安徽，再到下游的江浙地區，大部分地區村莊中都缺少強有力的超出家庭的以血緣認同為基礎的行動單位，村莊結構是原子化程度很高 的分散型村莊，這種村莊結構也決定了村治面貌和農民生活的各個方面。
與長江流域村莊十分類似的是東北地區的村莊結構。
以長江流域為代表的原子化程度很高的分散型村莊，包括東北地區的村莊，構成了我們所說中國中部典型的村莊類型。
這樣，我們就可以依據村莊社會結構的差異，劃分出三類相當不同的區域：南方農村、北方農村和中部農村。因為村莊社會結構的這種區域差異，而造成同樣中央政策在不同區域實踐過程、 機制和結果的差異，也造成不同區域農民行為模式和村莊內生秩序模式的差異。
3、為什么村莊社會結構會有如此顯著的區域差異呢？這與不同區域農村的歷史、地理、生態及其與中央權力距離遠近有密切關系。
從歷史上看，大約在1000多年前，中國出現了由北方到南方的數次大移民。南方多山多水，雨熱同期，適宜于高產稻作農業。山水阻隔，極大地降低了冷兵器時代戰爭的破壞性，也使大規模 瘟疫流行受到限制，因此，在最近的1000年中，南方農村較少受到戰爭和瘟疫的毀滅性破壞，而有綿延的村莊成長史。從開基祖到現在，很多地方的宗族已經有數十代人。在數百上千年的村 莊成長過程中，聚族而居，開疆拓土，一個村莊住滿族人，即向另一片地域拓展。區域內部則出現了不同宗族之間的遠交近攻，異姓聯姻，同姓聯宗，宗族及地緣力量不斷重組。聚族而居形 成的村莊，因為有足夠長的成長時間，為了協調內部關系和一致對外需要，而形成強有力的約束性規范，這種規范既包括硬的族規家法，也包括軟的宗族認同。村莊聚居和村莊規范之間互塑 互強，就形成了南方普遍存在的團結型村莊。
華北地區的重要特點是大平原，基本上沒有高山大水的阻隔，又多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擾。且華北地區開發很早，生態脆弱。由此導致華北兵禍連連，瘟疫往往會在一個很短時間造成極大范 圍的毀滅性災難。華北地區在歷史上多次出現千里無人煙，大范圍人口滅絕的慘劇，與華北地區的地形地貌及生態條件有極大關系。
目前華北地區人口主要來自元末明初的山西移民，村莊歷史多在500年左右。華北沙質土壤，容易開墾，且華北地區農業開發早，土壤都是熟地，一旦出現區域性人口滅絕，外來移民可以在很 短時間填補人口缺口，并極快地繁衍人口，在不長時間即出現人地關系的緊張。華北地區沙質土壤便于運輸，使農民可以相對遠離耕地居住。缺水和集中打井進一步強化了農民聚居傾向。華 北脆弱生態易生匪盜，為防匪盜，農民更有集中居住的動力。因此，華北村莊大都是聚居，在聚居的村莊中，為處理村莊內部的相互關系，就必須形成與村莊社會結構互塑互強的規范。與華 南宗族型村莊的差異在于，華北村莊中一般不存在大規模的血緣聯合體，血緣組織一旦成長到一定規模，即自動分化瓦解為互不統屬的小親族群體，華北村莊因此是分裂但仍然具有強有力規 范的結構。
長江流域地處中國南北交通要沖，易受兵禍沖擊，比如湖湘地區、四川地區、長江三角洲，都是歷受兵禍影響甚巨地區。長江是中國最大的河流，其年徑流量是黃河的6倍。長江的季節性泛濫 使得長江流域很難形成穩定的生態。因此，直到現在，長江流域村莊多為散居，散居村民，既靠農業，又靠漁業，半農半漁，撈魚摸蝦是農民重要的生活來源。這樣一種散居結構和相對多樣 的生態條件，使得村莊在成長過程中，很難形成如華南農村苛嚴的宗族規范，也難以形成如華北農村嚴格的村莊規范。長江流域的農民有很強的迅速溢出村莊規范約束的能力，從而有很強的 發展商品經濟的空間。較早發育起來的商品經濟又會進一步瓦解村莊規范。或者說，長江流域兵禍頻仍、長江泛濫以及相對多樣的生態條件，使長江流域形成了以散居為主，同時又只有相對 薄弱規范的基礎結構。在長江流域，村莊社會規范沒有對個人形成絕對的籠罩性的壓制，從而使長江流域村民有著更大的選擇機會，包括對商品經濟的選擇。
云貴地區和東北農村，村莊歷史都不長。云貴地區的漢族大體是清朝中后期才由四川、湖北等地移民定居形成，東北則是遲至晚清才主要由山東、河北移民定居形成，這樣，在這個不長的時 期內，村民定居形成村莊，但村莊內仍有很多規范的空隙，村莊沒有來得及成長、成熟，也就是沒有來得及進行內部整合，形成村莊結構與規范的互塑互強，即遭遇到20世紀的革命沖擊和市 場經濟滲透，從而，使得這些地區與長江流域農村一樣，村民最早最快地從之前的村莊社會結構中解放出來，每個人都率先成為國家的公民，建基于村民個人以上的村莊基礎結構很快瓦解。 這就是中部地區多原子化的分散型村莊的由來。
4、一旦可以從村莊社會結構的差異上劃分出南方農村、北方農村和中部農村，這種劃分就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而且具有方法論的含義。
相對于當前一般中國農村研究中的區域研究、類型研究和個案研究，從村莊社會結構角度劃分出來的中國農村區域差異研究，不僅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驗證性，而且具有很強的理論預見性和廣 泛的理論適應性。最近幾年，我和所在學術團隊運用以上區域差異研究成果來討論鄉村治理和農民生活，屢有所獲。可以說，區域差異研究既源于經驗研究，又超越了經驗研究，形成了一個 具有一定普遍意義的社會學中層理論。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中國農村社會學研究多從個案進入，個案研究往往遭遇代表性困境。區域差異研究可以為具體個案研究提供區域和類型定位，從而可以借個案研究來獲得關于中國農村 的整體理解。同時，中國農村區域差異研究為具體區域個案的中國農村研究者提供了社會學意義上的他者，從而可以讓具體的農村研究獲得立足全國農村的問題意識，具體研究的結論也因此 能夠擴展到對中國農村整體認識的深化上去。
從村莊社會結構角度來理解和建構中國農村區域差異，從而形成關于南北中國的區域差異的認識，是不同于當前主要依靠經濟發展水平來劃分的東西中國的新視角。這個視角豐富了主要依據 經濟發展視角的對中國區域差異的認識。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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