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農大國家農業農村發展研究院成立大會上講話
當前我國農業發展呈現的特點是： 既取得了巨大成就，又面臨著巨大挑戰?？梢哉f，當前的挑戰不僅來自于現實的困難和問題，更在于新形勢下已經不可能再以原有的發展方式來應對新的局面。所以，這一年多來，大家都在討論關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11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工作和經濟發展的主線。在同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總書記又一次強調了這個問題。2015年年底，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討論的主要內容以及隨即發出的中共中央2016年一號文件，都特別強調要大力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什么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6年3月，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總書記在參加湖南團討論時指出：“新形勢下，農業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為階段性的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要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總書記的這段話，揭示出了我國農業當前面臨的主要矛盾以及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含義：不同農產品面臨著階段性供過于求與供給不足并存的局面，因此不能單純追求農產品產量的增長，也不能只從國內市場供求的視角對現有各類農產品進行生產結構上的調整，而是要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入思考如何在總體上提高我國農業的綜合效益和國際競爭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在1998年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第一次做出了我國糧食已經實現總量大體平衡、豐年有余的判斷。雖然此后的供求狀況又發生過一些階段性變化，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糧食生產能力在持續穩步增長。特別是2004年到2015年，糧食的年產量從8 614億斤增加到了12 429億斤，連續12年增產，年均增產318億斤。由此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我國糧食的供給能力已經基本可以滿足國內的總需求，但突出的問題是，有些糧食品種供不應求的局面在加劇、而有些糧食品種卻出現了明顯的階段性供過于求現象。
所以，一方面我們要為過去的糧食產量連續12年增產感到自豪，因為這樣的成就，中國歷史上沒有過，世界歷史上也沒有過，這個成就表明我們已經具備了年產1.2萬億斤糧食的能力。但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是，消費者對糧食的需求不僅僅是數量在增長，更是對品種、質量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就出現了有些品種滿足不了市場的需求，而有些品種卻出現供過于求的現象?，F在超過正常需求的庫存糧食品種，大多是不符合市場需求的結果。這里講的不符合市場需求，不僅僅是數量上的問題，更突出的是國際競爭力問題。有些品種國內是有需求的，但價格明顯高于國際市場，因此產得出來卻賣不出去，市場被國外的同類品種或替代品奪走了，于是就只能進倉庫。供不應求的品種，最突出的就是大豆。中國是大豆的故鄉，在20世紀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始終是世界上大豆產量、出口量第一的國家。但現在我們的大豆產量比歷史最高水平減少了約三分之一，在世界上的排名已經降到第四位，巴西、美國、阿根廷的大豆產量都比我們高，而我們大豆的進口量卻已經成為世界第一，2015年全球出口大豆的三分之二是我國購買的。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生產出來了卻賣不出去、國內有需求的卻生產不出來的情況？原因當然很多，但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是兩個，一個是農業科技的創新能力不足，一個是農業經營體制不適應國際市場競爭的要求。這兩個問題是我國農業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軟肋，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通過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來解決這兩個問題。
二、為什么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的生產結構一直在作調整。2015年我國農作物播種面積比1978年增加了10.8%，但糧食的播種面積從1978年的占80.3%降到了2015年的只占68.1%，因此各類農產品的供給才能極大地豐富起來。對農產品生產結構調整起主導作用的，應當是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但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內市場也不是封閉的市場，有些產品必須考慮國際市場對國內市場的影響。從當前的實際情況看，我們在與國際市場農產品的競爭中，存在兩方面的薄弱環節，一是有些產品的科技含量不足，單產低、效益差，農民不愿生產，市場就讓給進口農產品了。二是有些產品單產上來了，但成本高、價格不具競爭力，擋不住進口農產品，市場被人家奪走了。
第一個問題突出體現在大豆上。我記得大概是2001年，朱镕基總理到東北去考察回來，對于糧食問題作了一段很長的批示。朱镕基總理講，他年輕的時候唱《松花江上》這支歌，就知道東北漫山遍野都是大豆高粱，但現在卻到處都是美國大豆。朱總理提出大豆問題的那一年，我們進口大豆剛超過2 000萬噸，而2015年我們進口大豆是8 123萬噸，比那時增加了三倍多。目前我國的大豆需求量的87%要依賴國際市場進口。
既然國內市場的大豆需求在快速增長，但我國的大豆產量卻為什么不增反降呢？我認為主要是科技原因。1968年我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下鄉時，對農業是完全陌生的。但下了鄉，各級領導就反復對我們講，把農業搞上去，主要就是把糧食單產搞上去。那時候就知道有一個《中國農業發展綱要（1956—1967）》，是1956年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的。當時提出的糧食單產目標是白龍江以東、黃河以北地區畝產要達到400斤，黃河以南、長江以北地區畝產要達到500斤，長江以南地區畝產要達到800斤。所以各級領導都要求我們努力生產，爭取使我們的糧食畝產上綱要、過黃河、跨長江，就是要達到400斤、500斤、800斤。我在黑龍江兵團（后來改為農墾）整整10年，臨走的時候玉米畝產有350斤，小麥有300斤就不錯了。但是現在再回去看，已經超過“綱要”提出的“跨長江”的目標了。就全國來說，2015年的谷物平均畝產已經接近800斤了。但離當年制定農業發展綱要已經過去整整60年了，唯獨大豆這個品種至今也沒能上“綱要”——畝產260斤。2015年全國大豆的畝產是247斤，歷史最高水平是2002年的畝產252斤。大豆的畝產60年了還沒能上“綱要”，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含量不高，對大豆在育種、栽培技術等方面都存在科技創新不足的問題，否則就沒法解釋為什么全球大豆平均產量能達到370斤以上，而我國大豆畝產卻連250斤都難以達到。
如果不能努力使我國的大豆在單位面積產量上趕上世界平均水平，我們的大豆就不會有國際競爭力，農民也不會愿意種大豆。如2015年，國家對東北地區大豆制定的目標價格是每斤2.4元，畝產250斤，毛收入只有600元。但是同期國家對東北地區玉米臨時收儲價是每斤一元錢，畝產1 000斤毛收入就是1 000元。在這樣的比價之下，農民當然會選擇種玉米。結果就是大豆的種植越來越少，進口量不斷增加；而玉米已經過剩了，卻還在不斷增長，于是庫里就存放了超過一年的玉米產量。要化解這個矛盾，就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大農業科技創新的力度。大豆單產的效益就上不去，農民就不愿種，就只能把國內的大豆市場讓給進口大豆。
第二個問題則帶有相當的普遍性。我們現在糧食的產能已經在12 000億斤左右，可以基本滿足國內的需求。2015年的總產量是12 429億斤，2016年是12 325億斤?，F在國內的糧食總需求大概在12 900億斤左右，所以我們每年還存在五、六百億斤的糧食產需缺口，因此適量進口是必須的。但問題是只有五、六百億斤的缺口，而我們去年進口的各類糧食加在一起卻接近2500億斤。為什么要多進口這么多糧食？一個是國內供給和需求的結構存在很大差異。如大豆一個品種的缺口就超過1 500億斤，2015年實際進口的大豆是1 625億斤， 即進口的2 500億斤糧食中， 大豆占了三分之二。這說明僅僅大豆一個品種的供求缺口就比我國糧食供求的總缺口還大得多；反過來也說明，通過進口滿足了大豆的需求之后，國內生產的其他糧食品種一定存在著供過于求的現象，比如玉米。其實我們的小麥和稻谷在目前這個階段都有一定的供過于求現象，至少是滿足需求之后，還略有節余。2015年進口的糧食中，除了大豆還有800多億斤其他品種。而其他糧食品種我們自身的供給并不是不夠，不僅夠，而且還有節余。那為什么還要進口？主要是因為與國際市場相比我們的價格不具競爭力。同樣品種、同樣質量的東西比人家貴。所以就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一部分產品不是產不出來，而是產出來之后可能賣不出去。除了品種、質量、食品安全等問題之外，賣不出去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價格。同等的產品價格比別人貴出那么多，消費者也好，經營者也好，當然會選擇價格更低廉的。這幾年我國農業應該說發展得很好，但是需求增長更快。因此能看到，我們的多數農產品，特別是對人民群眾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那些重要農產品，沒有一樣不在進口。糧食要進口、棉花要進口、油料要進口、奶要進口、肉要進口、糖要進口。進口的原因，多數品種不是我們自己生產不出來，而在于提供的產品沒有價格競爭力。
我們谷物的幾個主要的品種，國內的平均價格要比國際市場高出30%到50%。比如進口玉米，現在到岸價基本上不超過每噸1 600元。而2015年我國東北地區生產的玉米，對農民的臨時收儲價就達到了每噸2 000元，加上收儲的成本和運費，到關內的銷價不會低于每噸2 200元。再如國家對東北地區生產的大豆制定的目標價是每斤2.4元，從農民手里收過來每噸就是4800元，但進口大豆的完稅落地成本價格一般不會超過3 500元?，F在新疆的棉花，國家制定的目標價是每噸18 900元，但是進口的價格每噸不會超過14 000元。我國最重要的食糖生產基地是廣西，如果一噸糖的出廠價格達不到5 000元，農民和糖廠就都很難賺到錢，但是進口到岸的食糖價格每噸不會超過3 000元。我們國內生產的豬、牛、羊肉的價格，要比從國際市場進口的價格高出一倍。2016年全球農民出售鮮牛奶的平均價格是每公斤1.85元，而我國農民出售鮮牛奶的價格是每公斤4.05元。這樣的價格怎么去和國際市場競爭？幸虧我們的市場體量大，進口的那些農產品大部分我們都消化得了；而別的國家產能小，能出口的那些農產品對我們來講數量有限。但是，在糧、棉、油這樣的大宗農產品上，國際市場的價格對我們的壓力是在與日俱增，實際上已經影響到我們的生產。
之所以要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像總書記講的那樣，我國農業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主要矛盾不在數量，當然有品種、質量的問題，但就整體來看，關鍵在于農業效益不高，農產品價格的國際競爭力不強，這是我國農業存在的明顯軟肋。按照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去理解，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第一是要從整體上提高農業的綜合效益，第二就是要提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所以，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不是在名詞、概念上做文章，而是有著實實在在的內容和非常明確目標的。這樣的改革雖然也會涉及到區域之間的農業結構調整、品種之間的生產結構調整，但僅僅作這樣的調整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我們的農業這個產業，它面臨著必須從整體上提高綜合效益的問題；我們的所有農產品，都面臨著從整體上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問題。這就是推進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含義。
正是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我國農業的發展就必須有擔當、有志氣。要看到我國農業當前所面臨的危機，這個危機就在于我們的農業不是產不出產品來，而是產出來后可能賣不出去，賣不出去就只能堆在倉庫里，財政對此背負不起，庫存時間長了還會降等降級甚至變質。怎樣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就是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這個角度去看中國農業大學建立國家農業農村發展研究院的意義，就可以認識到，當前我國的農業問題，不是單純地依靠經濟措施就能夠解決的問題，而是需要各方面的協調，需要農業的技術政策、經濟政策、社會政策等各層面的配合，才能形成合力去化解難題。而中國農業大學各涉農學科齊全，整合好自身的力量，完全具備為國家在農業決策方面當好參謀的條件和素質。下一步農業政策的改革與完善面臨著非常重要的幾個問題，第一是良種，這是農業的核心競爭力；第二是節本，節約成本；第三是降耗，降低消耗；第四是確保農產品的質量和食品安全；第五是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第六最根本的是要讓農民有積極性。只有實現了這六個目標，才能使我國農業的整體效益得到提高，才能使我國各類農產品的競爭力得到提升。所以，我們要以全球視野來審視國內農業所存在的那些突出軟肋，運用各種學科、各方面的知識進行綜合性的研究，才能為扎實推進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起到并起好決策咨詢的作用。
三、如何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我國農業供給側存在的這些問題到底如何進行改革？實際上這方面的改革已經開始了。很多在座的同志都知道，黨的十八大以后，新一屆國務院從2013年上半年就開始進行研究。第一步研究的就是棉花和大豆，2014年開始推出了新疆棉花目標價格和東北四省區大豆目標價格改革，現在看，棉花的改革效果明顯。2013年國家制定的新疆棉花臨時收儲價格是每噸20 600元，現在已經降下來近2 000元了。到了2015年的夏天，國務院又研究確定，對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油菜籽停止實行臨時收儲政策，國家給予一定補貼之后，完全按市場價格進行購銷。到了2015年9月，國務院又決定把東北四省區的玉米臨時收儲價格從上年的平均每斤1.12元降到1元。2016年的中央1號文件又進一步提出，對東北四省區的玉米取消臨時收儲價政策，實行按市場價格購銷。這個文件執行至今已差不多近一年了，總體來講推進得不錯。剛開始對農民有很大震動。2016年3月我到東北玉米主產區作專門調查，8月再次去調查。當時感覺到農民非常擔心，國家臨儲不收了，賣不出去怎么辦？價格到底會跌到什么程度？農民當然知道實行新政后玉米的價格會下降，因為比國際市場高出那么多的價格是保持不下去的。但是沒想到玉米價格跌幅這么大、跌得這么快，從2015年國家以1塊錢一斤的臨儲價收購，到2016年秋收后有的地方降到了不足0.6元一斤。但為什么說進展總體不錯呢？第一它使整個東北四省區的籽粒玉米播種面積減少了2 300萬畝，大概比2015年的播種面積減少了10.5%。第二從東北目前的玉米市場價格來看，因為四個省區不平均，但是從每個省的平均價格來看，遼寧省的玉米價格大概在0.8元上下，吉林省在0.75元上下，黑龍江大概在0.60元到0.70元之間。這個價格與進口玉米的到岸完稅落地價格來比，差距已經很小了。如果從加工企業保障自身原料供給的安全性角度看，隨時想要隨時都可以到當地市場上去買，并且與進口玉米的價差很小，那就寧可買國內的也不會去進口，這就把市場拿回來了。第三是價格與補貼分離后，價格跌下來了，補貼卻增加了，農民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的補償。中央財政拿出了390億元去補貼四省區種植玉米的農民。黑龍江種植玉米的面積最大，離中心市場距離最遠，價格也降得最多。但全省平均，黑龍江種植玉米的播種面積，每畝地補了150多元錢，這對那些適合種玉米的地方，農民的日子就還能過得去。綜合起來看，對東北四省區的玉米實行“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改革，應當說既有必要、也有成效。但改革當然不僅僅限于玉米的定價機制、補貼政策和收儲制度，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至少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去努力尋求新的突破。
（一）改革價格形成機制
要想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要改革價格形成機制，如果不從這方面發力，仍然把政府制定主要農產品的價格作為保護農民利益的主要手段，最終就會使結果背離愿望。我們靠不斷提高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價的辦法，雖然在一個時期內使農民得到了實惠，但當國內的糧價因此而明顯高于國際市場價后，國家收儲的糧食就賣不動了，農民產出的糧食也就賣不出去了，實際的市場價格就必然會大幅度下降。因此，必須把價格與補貼分開，價格由市場供求來決定，補貼則在價格以外另行支付給農民。所以，改革糧食價格形成機制，同時必須也改革現行的農業補貼政策。
很多同志都知道，2004年推出在小麥、稻谷主產區實行最低收購價的政策，為什么要這樣做？因為2003年糧食產量只有8 614億斤，遠遠滿足不了需求。所以如果不采取強有力的措施，第二年的糧食供求總量肯定會出問題。于是2004年的中央1號文件中提出了幾大措施，一是減免農業稅；二是對種糧農民進行直接生產補貼和良種補貼、購買農機具補貼，后來又加了一個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綜合補貼；三是對市場緊缺的小麥和稻谷這兩個品種在主產區實行最低價收購政策。這三項政策一出臺，確實充分調動了農民積極性，當年糧食產量增加了775億斤，一舉化解了糧食供不應求的嚴峻局面。但就在那一段時間中，我國的整個國民經濟進入了快速增長的階段，年增長幅度都在10%以上，但同時也出現了生產要素價格快速上漲的局面，土地價格、資金價格、勞動力價格都在快速上漲。當然這反映在各個行業之中，而反映在農業上，這三種要素價格的快速上漲，就必然導致農業生產成本的大幅度提高。
于是農民覺得政府原來定的最低收購價格水平低了，要求提高。實行最低價收購政策后最初幾年的效果非常好，表現在哪里呢？第一，當時的最低價是略低于市場價的，因此并不需要真正啟動按最低價收購對市場托底的做法。開始四年，沒有啟動按最低價收購的托底政策，糧食就都從市場走了。第二，2004—2007年連續四年政府制定了最低收購價，因為沒有實際啟動，所以最低價的水平也連續四年沒有提高過。這個政策在開始那四年可以說成效非常突出，就是推出了最低價收購這樣一個政策，讓農民心里有了底，但并不需要采取對市場托底的實際行動，就讓糧食產量連年增產。但是到了2007年就不行了，因為糧食生產成本上升得太快，農民覺得國家2004年定的最低收購價水平低了。于是國家從2008年開始提高最低價，以后年年都提高，直到2014年。2004年最開始定的最低收購價格，小麥每斤是0.72元，到了2014年是1.18元，提了63.9%；早秈稻每斤是0.7元，到了2014年是1.35元，提了93%。中晚秈稻2004年是每斤0.72元，2014年是1.38元，提高了92%。粳稻2004年是每斤0.75元，到了2014年是每斤1.55元，漲了一倍還多。2004年定的最低價是連著四年沒有動，到了2008年才開始調，7年時間就漲了這么多。玉米最初沒有實行最低收購價格，但為了東北種玉米農民的收益，2007年開始實行了臨時收儲價格政策，當時是0.7元一斤，到了2014年變成1.12元，提了60%。這么大幅度的提高，同時又因為全球金融危機，對大宗商品的需求減少，價格低迷。從2012年開始，全球糧食市場價格開始下降，所以就出現了中國的糧價在上升，國際糧食市場的價格在下降的局面。到了2015年，我們這幾個品種的價格就比國際市場高出了30%～50%。所以政府運用價格政策來作為調控經濟的手段，一定要考慮其合理的區間，超過了合理區間就會出現反效果。
過去我們把糧食價格提得這么高， 最重要的原因是把對農民的補貼放到價格里面去了，所以叫“價補合一”的最低或臨儲收購價政策。現在要把它分開，實行價補分離，才能使我們的糧食價格回歸到市場能夠接受的合理水平。從這個角度來講，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必須把握好價格形成這個關鍵，產生一個合理的價格形成機制，同時又要去推進農業補貼政策、重要農產品收儲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這是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體制創新方面的重要一環。
（二）推進科技創新
單純地依靠價格保護、依靠補貼是培育不出競爭力的，還是要大力推進科技創新。比如我們的大豆。即使再提高價格，農民種出來了，也賣不出去。只靠價格保護和補貼，要讓農民愿意種大豆，東北大豆的目標價格需要達到每斤3.5元～4元，否則農民是不會種的。而3.5～4元一斤，就是7 000元到8 000元一噸，這差不多在國際上可以買兩噸半大豆了。所以要著眼于科技創新，當然這是個慢功夫，又涉及到科技和市場如何結合，科技和企業如何結合，科技和推廣如何結合，以及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如何調動等。這些問題不解決，是難以推出什么重大科技創新的。在科技創新方面我們要高度關注，比如大豆這個產品，如果再過五年、十年仍沒能推出重大科技創新，很可能我們的大豆就會變得像大熊貓一樣，需要國家的特殊保護，否則就沒人愿意種它。在這方面我們要有危機感。
（三）推進農業經營體系創新
我國耕地總面積不小，有18.6億多畝，但是農民的數量也多，于是人均經營的耕地面積很小，效率也就上不去。農村改革初期，中央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發了5個一號文件進行指導，其中198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第一次提出要延長農民的土地承包期，延長到15年。但就在這個文件中，同時也提出了鼓勵耕地向種田能手集中，這就涉及到農戶承包土地的流轉、集中和規模經營問題了。因此，農村土地的流轉，實際上這30多年來一直都在進行。最近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發出了關于推進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文件。這件事應該說農民和基層一直都在做，但一直沒能從理論上、政策上把關系真正講清楚。實行農村集體土地由農民家庭承包經營后，理論上的概括是“兩權分離”，即土地的所有權是農民集體的，而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是農戶的。那么土地流轉，流轉的到底是個什么權呢？土地的承包權與土地的經營權能不能分開？對這個問題，至少在現行的有關法律中還沒有明確講到這一點。2013年11月12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里，提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边@里講的還都是“承包經營權”，還沒有把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開。而在三中全會閉幕一個多月后，在12月23日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總書記的講話中，才第一次提出要把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開。他說我們“順應農民保留土地承包權、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意愿，把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實現承包權和經營權分置并行，這是我國農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創新。這將有利于更好堅持集體對土地的所有權，更好保障農戶對土地的承包權，更好用活土地經營權，推進現代農業發展?！彼€講，“家庭經營在農業生產經營中居于基礎性地位，集中體現在農民家庭是集體土地承包經營的法定主體，”他說，“農村集體土地應該由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農民家庭承包，其他任何主體都不能取代農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農民家庭承包的集體土地，可以由農民家庭經營，也可以通過流轉經營權由其他經營主體經營。但不論經營權如何流轉，集體土地承包權都屬于農民家庭?！彼貏e強調，“這是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根本，也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根本。”這就把農村集體的土地誰能承包、承包到戶后的土地可以怎樣經營、土地的承包權與土地的經營權是什么關系等這些問題都講透了，下一步要把這些根本問題變成政策、變成法律，那樣農民就放心了，就敢于流轉自己承包土地的經營權了。
對于流轉土地，過去確實有很多農民不放心，總是擔心流轉了土地的經營權，到最后就怕連土地的承包權也給弄丟了。現在推出三權分離之后，進一步在法律上、制度上加以規范，通過對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登記、頒證，通過修訂相關法律，落實中央提出的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長久不變”的政策，我想農民承包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局面會變得更好。當然總書記也講了，有序流轉承包土地的經營權，也是一件政策性極強的工作。他再三強調，土地的經營權流不流轉、流轉給誰，必須要讓農民自己選擇，不允許采取強制性的措施。
目前，大約有30%的承包農戶全部或部分流轉出了自家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流轉的總面積大約占農戶承包土地總面積的三分之一。根據農業部前不久公布的數據，全國農村現在經營土地面積在50畝以上的經營主體有350萬戶，這350萬戶一共經營的耕地是3億5千萬畝，平均每戶經營100畝。這很了不起，因為一個農業經營主體要經營100耕畝，差不多得有十戶農民把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流轉給你，你才能種這么多的地。問題是100畝的規模在我們這里確實不小，但和新大陸國家比就算不上什么規模了，但這還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問題是，經營100畝農地的經營主體，他能采用什么樣的技術手段來經營土地。
就這個問題，可以去看一看日本、韓國，看一看我們的臺灣省，在那里經營幾十畝、上百畝地的農戶已經不在少數了。而且純粹從技術角度來看，他們的農業現代化程度也已經相當高了。但是問題在于無論是韓國、日本還是我們的臺灣省，在生產糧、棉、油等大宗農產品方面，在國際上都是沒有競爭力的。這反映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土地密集型的農產品生產，不僅需要相當規模的土地，更需要有現代化的大型農業機械作業。而當前的現代化大型農業機械，它的作業單位都是以萬畝為目標的，上萬畝、幾萬畝的農地經營規模，才能夠充分發揮出這些大型機械的效率，土地經營的規模小了就用不上。日、韓和我國臺灣省的農戶經營，之所以在土地密集型農產品方面缺乏競爭力，很重要的原因就在這里。我原來在黑龍江兵團時，也是機械化的農業生產。一臺54馬力的履帶式拖拉機加上所配套的農機具，只要三、五個人就可以耕作約3 000畝耕地，在那時也是很高的水平了。但現在再回到黑龍江去看，最新型的進口大型拖拉機是550馬力的，在秋翻地的搶農時季節，如果息人不息機，一晝夜可以翻地5 000畝地。以這樣的拖拉機配套上全部農機具，沒有上萬畝的耕地面積，它的效率根本就發揮不出來。所以如果流轉不了那么多的耕地，買了這樣的農機具就會閑置、就會虧損。但沒有這么大的耕地面積，是不是就用不了這樣的現代化大型農業機械？而用不了這樣的機械，是不是就永遠沒法和國外競爭？在日本、韓國、我國臺灣省看到的似乎就是這樣的結果。但在我國不少地方看到的卻并非如此。我們的農民很聰明，很有創新和創造能力。自家的承包地面積不夠，加上流轉來的耕地面積還是不夠，但是550馬力的拖拉機和全套的農機具照樣買，因為買之前就知道，這不是光給自家用的，而是要給周邊其他的農戶提供服務的。黑龍江現在發展了不少以農戶土地經營權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克山縣有一個很知名的仁發合作社，一千多農戶把自己的土地經營權入股，現在合作社經營的土地面積達到55 000畝，所以它就可以使用世界上最先進的農業機械設備，并且取得明顯高于一般農戶的經濟效益。黑龍江五?？h的農民水稻合作社，以經營權入股的土地面積也達到四萬畝。這樣的土地經營規模，當然什么先進的農業機械就都可以用。到全國各地的農村去看一看，就會發現，并非只有通過土地經營權入股才能實現現代化農機具的大規模作業。不少地方的農民創造了土地托管、代耕等新的經營形式，就是有些家里主要勞動力外出了，但又不愿意流轉土地的經營權，于是就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請服務組織或服務專業戶來耕作自家的承包地。幾十戶、幾百戶這樣的農戶連在一起，照樣可以為機械化大規模作業提供足夠的空間。
所以這幾年農民的創造，是兩條路都在走。既通過土地經營權的流轉發展土地的規模經營，又通過擴大服務的規模，讓更多的小規模農戶也實現了現代化的農機具作業。我們說沒有規模經營就很難有現代農業，但是規模經營不見得只是土地的規模經營。土地經營權的流轉、集中、規模經營，是實現農業經營規模的一條途徑。但農業社會化服務規模的擴大，一個服務組織可以用現代化的農業機械去為幾十、幾百戶農民服務，在幾千畝、上萬畝的耕地上進行大規模的機械化耕種，通過這種方式，使每一個農戶都可以用上最先進的現代農業機械，這同樣是規模經營。大家知道我國每年播種小麥的面積大約是3.6億畝，而小麥收割的機械化水平，已經超過90%了。但那并不是90%以上種小麥的農戶都去買了聯合收割機，而是農業部協調其他部門，推動農機服務組織跨區作業等來實現的，這樣絕大部分自身不購買聯合收割機的農戶，通過花錢購買服務，就都可以實現機械化收割了。再比如，現在我國農業上對無人機的使用絕對是世界第一。一臺無人機飛上去，無論是噴藥還是施肥，一般情況下，小型無人機十分鐘一畝地沒有問題。我到無人機作業的地里去問農民，他們告訴我，噴撒一畝地，矮桿作物10元錢，高桿作物15元，一季最多噴三次也就可以了。這樣，一畝地追肥和植保的作業，花30元或者45 元錢，既不用農民自己到地里去噴撒，又安全和節約。買無人機的服務組織或專業戶，當然知道那肯定不只是為自家的那點地買的，而是要為周圍幾千畝甚至更多的農地提供服務的。
從農業經營體制的創新來看，我覺得除了要推進新型城鎮化以逐步減少農民，讓土地經營權更多地流轉、集中，實現耕地的規模經營——當然這個過程會很長；更應該看到農民在這方面的創新和創造，包括擴大服務的規模。用擴大現代農業技術的服務規模來彌補我們耕地經營規模的不足，這可能是我們農業經營體系創新方面的一種獨特要求。坦率地說，我國要真正實現70%的人口能夠在城鎮定居，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即使實現了這個目標，還會有四、五億人在農村生產、生活。正因為這樣，我國一定要走出一條有自己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包括符合自身國情、農情和農民心理的規模經營之路。人、地比例與我們相近的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省的農業，他們的農業現代化起步比我們早，但是我敢自信地說，他們到現在沒走出我們這種以擴大生產服務規模來實現規模經營的路。這就說明中國農民的創造性是相當強的。
所以至少要有兩種規模經營，同時也要重視兩種經營主體。一種是在自己經營的土地上提供農產品的經營主體，另一種是給提供產品的農戶提供生產作業各環節服務的經營主體。這兩方面的經驗都要認真總結，這樣才能為經營體系的創新提供更開闊的視野，因此要更多地去總結和提升基層和農民的新鮮經驗。
（四）發展農村新產業、新業態
中國農民的數量很大，短期內很難快速下降。面對這樣一個現實，一定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注重發展農村的新產業、新業態，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根據農業部前些日子公布的數據，2016年我國農村的電商服務點已超過40萬個，網購的商品達到2 200多億元，可能數據較保守，今天上午阿里巴巴的主管講他們一家就搞了900多億元。但即便是2 200億元，農村網上銷售的貨值也比去年增加了46%?？梢娺@是一個很受歡迎的方式，網購既可以讓消費者買到新、特、優的農產品，更可以給農民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再比如農家樂、鄉村旅游、體驗農業的發展也非常迅速。上個月我到浙江省德清縣調研。浙江鄉村旅游搞得好，和它的生態環境肯定有非常大的聯系。總書記講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句話早就在浙江叫響了?？倳浨安痪米髁伺局?，在全國都叫響了。我住在德清縣一個村子里的農家樂里面，跟這個村的黨支部書記聊天，他提了一個很好的問題，說綠水青山也不是現在才有的，我們德清老早就有綠水青山了，但那會兒怎么就變不成金山銀山呢？我說那你怎么看？他說第一條說明現在城里人富了，想到鄉下來玩了；第二條說明農村有條件了，能接待他們了。我想他講的非常重要，從經濟的角度看，就是現在有新的需求出來了，也有新的供給跟上來了。
回來以后我查了一下統計數據，比如201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1 195元。七億多城鎮居民中五等分，收入最高的那20%，人均收入是65 000多元。第二等的是38 000多元。這表明，現在的城鎮居民中，至少有40%的人口，他們的家庭年收入是超過十一二萬元的。同時，2015年全國城鎮居民的家庭中，每百戶擁有的家用汽車是30臺。從這個角度來講，這40%的收入較高的城鎮居民，特別是自己買了汽車的家庭，節假日就可以出去玩了，于是鄉村旅游才能發展得起來。
另一方面，如果沒有這幾年中央強調統籌城鄉發展，把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重點放在農村，以及建設美麗鄉村等等，你想去、能去農村，但去了沒路、沒水、沒電那也不行。但是這幾年農村的電、水、道路都在加快發展，新一輪農村電網改造正在推進，農村安全飲水工程，水利部一直在做，大部分已逐步解決了。2016年底全國鄉村道路的通車里程可以達到400萬公里。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和農村建設的新發展，這兩個東西對接，于是鄉村旅游才開發出來了。按照國家旅游局統計，2016年全國國內旅游人次達到44億人次以上，其中30%是鄉村旅游。鄉村旅游的發展，直接帶動了農家樂、民宿等等，這就為農村創造了大量新的就業和收入機會。
城里人已經有這個新需求了，如果農村提供不了相應的條件，那這個需求就得不到滿足，而且城里人到鄉村去旅游，需要的是和在城里生活不一樣的體驗，包括文化和傳統。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到浙江省江山市的一個村子里調查，隨便走到一戶人家，推門進去，跟家里老太太聊天。我說你們村真漂亮，她說山水都是天成的，村子里主要是搞得干凈。她說嫁到這個村60年了，剛嫁過來婆婆就教育她，說女人在家里持家，至少做到四個“凈”。第一是院子里、屋子里的地面要凈，干干凈凈人家才愿意走進來；第二是桌面要凈，桌子上一塵不染，人家才愿意坐下來跟你聊聊天；第三是灶面要凈，灶面干凈人家才敢喝你煮的茶、才敢吃你燒的飯；第四是臉面要凈，穿著的衣服可以是補過的，但一定要干干凈凈。她說，婆婆教她的“四凈”，她如今也教給了自己的兒媳、孫媳。他們這個村子的家家戶戶，都把這四句話一直傳到了現在，傳了上百年，所以這個村子和村子里的每戶人家，才能都這樣干干凈凈?？追蜃诱f：禮失而求諸野。意思當“禮”在廟堂之上、在市井之中已經尋找不到的時候，只有到鄉村才能把它找回來。這說明，很多優秀的民族傳統、民俗民風、手藝技巧等，在農村保持得比城市更久遠，但如果我們再不抓緊去開發這些好東西，等到有一天連鄉下也沒有了，那就無處可找了。
四、結束語
從上述四方面來看，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非常艱巨。但是我們沒有退路，必須下決心推進這項改革。我之所以強調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就是想講，不要想把中國的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問題看得那么簡單，以為農業轉移人口的城鎮化是很快就可以實現的，以為農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是很快就可以流轉、集中，實現規模經營的。現在整個農民工總量2.8億人，其中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為1.7億人。但近年外出務工農民工的增長速度正在明顯減緩，進入21世紀初時，一年可以增長800萬人，慢慢的每年只能增長500萬人、300萬人、200萬人。2015年全國外出農民工總量只增加了63萬人，只增長0.4%。2016年增長0.3%，增加50萬人。我們當然要積極推進以人為本的城鎮化，但是必須要看到進城轉為市民這件事沒有那么容易，尤其是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之后。總書記在2013年底中央召開的城鎮化工作會議上，講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他講在人口城鎮化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我覺得這句話分量很重。我們是要推進人口城鎮化，但是從中國人口的總量來看，急是急不得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應當更努力地想辦法通過讓農村的一二三產業融合，通過發展農村的新產業、新業態，讓農民能夠在農村找到更多的、不是簡單依賴耕地的就業機會，讓他們在農村能有更多的收入來源。否則完全指著把人都轉到城里去，我想沒有那么快。2016年4月，總書記在小崗村還講過另一句話，他講規模經營是發展現代農業的基礎，但是要改變農業現在這種分散、粗放的經營方式，是需要時間和條件的。在時間問題上他講，對于改變農業分散、粗放的經營方式，我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我想這兩句話是一脈相承的，一個是講改變人口的城鄉結構，一個是講改變農業分散、粗放的經營方式，都需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
所以從目前的形勢看，我個人覺得，在經濟發生變化的內外壓力之下，只有靠堅韌不拔、勇不回頭的改革精神去推進，才能突破我們當前所面臨的各種圍困，使得我們的農業能夠戰勝新的挑戰，從而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作者簡介：陳錫文，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原副組長。
（2016年12月，中國農業大學成立國家農業農村發展研究院，中國農業政策領域著名學者陳錫文受聘擔任研究院首任院長兼首席專家。本文即根據陳院長在中國農業大學國家農業農村發展研究院成立大會上的講話整理而成，并已經作者審定。）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三農學術（微信公眾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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