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鄉村，鄉村政治規范、基本社會秩序、土地利益分配、村社集體功能、鄉村共同體塑造、財政資源使用、自給自足經濟與互聯網下鄉等方面都在遭受挑戰。三農學者賀雪峰強調，在鄉村政治、資源下鄉、土地權利、經濟發展、文化建設等方面，要根據中國國情和各地實際情況展開多元探索。探索的核心是將農民組織起來，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和主動性，讓農民做自己命運的主人。賀雪峰的《治村》一書即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通過大量實地調研，探討了當下中國諸多重大而迫切的鄉村治理問題，并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方案。
瞿同祖、費孝通的等學者有一個結論：“皇權不下縣”，鄉村的治理靠宗族、鄉紳的力量。這個結論是否符合歷史真實暫且不論，可以確認的是新中國以來的很長時間里村長的身份具有模糊性，說是干部但沒有編制，沒有干部的福利待遇，拿的不是工資而是補貼；但說不是干部又具有官員性質的很多權力。今天很多地區的村官開始漸漸體制化，從兼職變專職，甚至還能像干部一樣，離開鄉土去別的地方做村長。這一變化，對農村到底意味著什么？賀雪峰對此進行了田野調查和分析。本文摘自《治村》一書。
東南部：經濟繁榮需要職業村官
2015年暑假到浙江紹興柯橋區調研，發現柯橋區村主職干部工資竟然達到了8萬元。注意，我這里講的是村干部工資，而不是誤工補貼，因為柯橋區正在推行村干部的正規化、職業化，要求村干部坐班，按時上下班。與柯橋不同的是，紹興市的諸暨、嵊州、新昌村干部仍然是拿誤工補貼，每個月的誤工補貼只有1000多元。之前到寧波寧?？h調研，發現寧海村干部同樣是拿誤工補貼，尤其是未擔任主職的村干部，包括選舉上來的村委和村支部委員，按每個誤工補貼100元計算，每年拿到手的誤工補貼可能只有二三千元。寧海縣桃源街道村干部中，誤工補貼最高的村支書和村委會主任，一年全部誤工補貼加上街道下發完成任務獎金也只有兩萬多元。諸暨市店口鎮是諸暨經濟最發達的鄉鎮，村干部收入相對較高，一般村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可以達到3萬元，但店口鎮并未要求書記主任脫產，要求脫產坐班的是村文書，村文書每年的誤工補貼也是3萬元左右。
從歷史上看，村干部從來就不是職業化的，也是不脫產的。1949年前的傳統時期不用說了，1949年后，人民公社制度下面，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隊是指生產隊，上面還有生產大隊，也就是現在行政村一級。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干部都是不脫產的，其收入與社員一樣來自工分。人民公社解體以后，行政村設村支部和村委會干部，村支部和村委會成員統稱村干部，有些地方還有村級經濟合作組織（村經聯社），絕大多數地方，村干部主要是村支部和村委會成員，村經聯社主任由村支書或村主任兼任。村干部同樣不脫產，分有責任田，根據工作需要按誤工來計算補貼，一般村干部的誤工補貼要遠低于其從責任田中獲得的收入。在一般農業型地區，在農民大規模進城務工經商之前，農民家庭主要收入來自責任田的務農收入，村干部家庭有務農收入，同時比一般農戶還要多一筆當村干部的誤工補貼，村干部的家庭收入在村莊中就一般屬于中上水平，村干部就是村莊中辦得成事、說得起話的人。
2013年12月23日，浙江省麗水市，在青田縣萬阜鄉萬阜村祠堂里，工作人員在清點村主任選舉的選票。視覺中國資料
進入1990年代，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大量農業勞動力轉入第二、第三產業。在沿海發達地區，其典型表現是鄉村工業化，農業勞動力就地轉入工商業，其中一部分農民通過辦廠經商帶頭致富。在廣大的中西部地區，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經商的收入要遠高于務農收入。由此，在沿海發達地區和中西部農村就發生了村干部職業的不同效應。
中西部：村長要坐班，那只能讓老人和閑人去當
在中西部農村，因為農村青壯年進城務工經商可以獲得遠高于務農的收入，同時，他們之前的承包地由年齡較大的父母繼續耕種，他們因此可以同時獲得務農收入和務工收入，其收入水平遠高于之前的務農收入。而中西部地區的村干部因為在職，無法離開村莊外出務工，收入就繼續來自務農收入加村干部誤工補貼，一般來講，村干部誤工補貼要遠低于外出務工的收入，因此，在村莊青壯年勞動力普遍外出務工經商的情況下面，一般農民的家庭的收入就要高于村干部家庭的收入，村干部成為村莊貧困家庭，成為村莊中辦不成事和說不起話的人。能當村干部的村民，本來都是村莊中能說會道、辦事能力強的青壯年精英，結果卻是，這些青壯年精英因為當了村干部而無法外出務工經商，而成為了村莊中貧困戶。這種情況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因此會發生改變。有兩種改變的模式，一是村干部想方設法在農村獲取其他收入機會，如將外出務工農戶的承包地流入以擴大經營規模，搞專業化種植和養殖，開農資商店，當保險代理，做經紀人，經營客貨運輸，等等。凡是農村中存在的各種可能的獲利機會他們都會去爭取。他們可以在當村干部的同時，既種好責任田，又可以從農村獲取其他收入來源，從而獲取不低于外出務工農民家庭收入，他們因此可以當得起及當得成這個村干部。
如果村干部無法從農村獲取其他來源的收入，他們又正年富力強的話，他們就很難繼續當得成村干部，村干部職位就會自然而然轉到那些有能力在農村獲取收入的其他年富力強者。
2014年8月在湖北羅田縣調查，順便調查了村干部收入的問題。
我們調查的羅田縣大河岸鎮屬于大別山區，經濟不發達，按目前的村干部報酬，主職村干部如村支書和村委會主任，一般每年有1萬元左右，一般村干部8000元左右，平均起來，村干部報酬（含全部的獎勵）每月不足1000元，這與當地公務員每月大約3000元工資有很大差距，甚至遠低于大學生村官每月2000元的工資。
正是因為工資比較低，村干部就必須還有其他生產和經營性收入。首先，村干部一般都有承包地，自己耕種，面積不大，收入有限，但確是收入的補充。村干部年富力強，又是村莊權威人物，就可能將外出務工經商而不再種地農戶的承包地低價流入，從而擴大種植規模，形成適度規模經營。
其次，作為村莊精英，村干部在村莊有眾多良好關系，這些關系使村干部可能成為農資經銷的基層代理人，是小作坊主，是小店主，是農技社會化服務的提供者，是農機手，是農村保險代理人，是金融代理人，是農產品收儲販賣人，總之，他們通過為農民提供社會化服務獲得收入。
再次，他們還可能利用各種機會來獲利，比如承包集體水庫魚塘養魚，承包山林種果樹，發展養殖業，等等。
村干部還有機會利用自上而下的轉移資源來充當農村科技示范戶，推廣新型農業技術，借此獲取收入，等等。
舉例來說，羅田縣大河岸鎮石缸山村村支書陳長明擔任了三十年村支書，最近幾年，他在當村支書的同時還做了以下幾件事件：一是自己種茶，是全村第一家種茶的，每年茶葉純收入約有2萬元；也是全村第一個養羊的，現在養有36只羊，每年收入也有大約2萬元；在山上種樹。一般農戶種樹，前期管理不到位，樹苗很快被雜草荒死，陳書記通過精心管理，在10多畝自留山上種出了繁茂的樹林；陳書記還是當地人壽保險的代理人；開過拖拉機，辦過養豬場，甚至搞過客運。因為陳書記所在石缸山村是山區村莊，他利用山區資源優勢獲得了每年遠高于村支書報酬的收入，年收入也比外出務工收入要高。
羅田縣大河岸鎮月山廟村支書許書記，種自家責任田，是養豬專業戶，辦過水泥制品廠。
汪家咀村支書張亞國，種田、種板栗、養豬、開收割機等等，彌補村干部報酬的不足。他說，村干部必須要搞副業，只靠當村干部的萬把元收入是過不下去日子的。
以上都是一些老村干部，當村干部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他們剛當村干部時，農村勞動力還未大規模外出務工經商，他們當村干部的報酬再加上務農收入就比一般只從農業中獲取收入的農戶要高，他們就是農村中有較高經濟收入、有較廣社會關系、有一定政治地位從而有面子、有威望的人。一旦農村勞動力普遍外出務工經商了，而且外出務工經商可以帶回大量現金，可以建新房，可以提高農村人情的金額時，這些老村干部，除非他們子女已經成年且有較好就業（村干部子女考上大學或在外正式工作的機會高于一般農戶），若沒有副業收入，他們就會落入到村莊貧困人群中。他們必須自救，因此就必須在農村尋找各種獲利機會，也因此，他們必須要從農村仍然未被資本完成產業一體化的各個環節獲取可能利益。他們如果找不到這樣的獲利點，他們就很可能不再當得成及當得起這個村干部了。
此外，還有一部分我們所稱“中堅農民”的群體，就是年富力強的農民，在農村找到了除自家承包地以外的獲利機會，包括租種他人耕地以達到適度經營規模，規模養殖，手工藝活，開拖拉機，農資、保險代理，販賣販買，等等，這些年富力強的農村留守人員就成為村干部的最好人選。正是這樣一些可以留守村莊并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收入且家庭生活完整的年富力強的中堅農民為村干部提供了最佳后備人選。這些人既然留守村莊，并有來自村莊的穩定收入，他們也當然愿意當村干部，以擴大社會關系網絡，獲得政治資源，獲取當村干部的誤工補貼。
對于廣大的中西部地區來說，農村人口持續外流，村莊出現了空心化，村集體經濟空殼化，無論是地方財政還是村集體資源都難以養活一個龐大的職業化、正規化的村干部群體，村莊中的事務也沒有繁雜到非得有正規脫產村干部來處理的地步。當前中西部地區農村，村干部所拿誤工補貼一般在5000元到1萬元，部分地區村干部的誤工補貼可以達到1萬多元。這樣一個水平的誤工補貼顯然是無法與外出務工一年可能有3萬～5萬元收入相比的。因此，中西部地區，無論是村干部還是地方政府官員都認為村干部報酬太低，認為應當提高村干部報酬，給村干部更好的保障，以調動村干部的工作積極性。然而即使將村干部報酬提高一倍，達到每年兩萬元，村干部的收入仍然低于外出務工的收入。提高村干部報酬同時要求村干部職業化，村干部仍然不能滿意。湖北潛江市積玉口村村支書說：“上級若給我2～3萬元工資讓我當脫產干部，我就不搞了，因為養不活家庭”。他還說：“當村干部，重要的是要有副業?！焙北O利縣黃歇口村村支書說：“村干部都是有副業的，不然他們吃什么？”他還說：“一個村支書一年必須要有5萬元收入，不然村里的人情都趕不起，他還當什么書記?！?/p>
無論如何，當前農村中，村干部與留守農村的中堅農民之間形成了親和關系，包括村干部在內的村莊中堅農民成為村莊治理中的骨干力量，是農村秩序得以維系的關鍵。滋養壯健中堅農民的又是當前農村中仍然存有的獲利機會。一旦資本完成農業產業縱向一體化，獲利機會就會失去，中堅農民也就失去了存在空間，從而也使農村精英最后可能留守的空間消滅了。
職業與業余：工資vs當地人均收入
在沿海發達的農村地區，村莊一般分化為三大群體，一是辦廠經商的老板群體，其資產大都在數百萬上千萬元，人數不多，能量極大；二是一般務工群體，主要靠進廠務工包括中層管理和做技術來獲取收入，家庭年收入在10萬元左右；三是少數缺少勞動力的家庭，或者存在身體智力殘疾成員的家庭，年收入不到5萬元，僅能解決溫飽問題。
在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村干部工作并不一定很繁雜，但當了村干部一般很難再進工廠，嚴格按八小時制上班。若村干部只能拿誤工補貼，一年收入只有1～2萬元，一般農戶當村干部就會影響其進廠務工獲得收入，因此，在村干部誤工補貼比較少的情況下，沿海發達地區，一般農戶家庭年富力強者當不起村干部。相對來講，村莊經濟條件比較好的富人，他們經商辦廠，要與外面交往，若當上村干部，他們就多了一個與外面打交道的政治身份，就可能憑借村干部的身份來助力自己辦廠經商。紹興柯橋的一個村支書說，“我的工資收入每年只有8.8萬元，我的面子（村支書）在外面值88萬元還不止?！睉{借村支書的名份，可以在外面（上級政府、商界）獲得辦廠經商的極大便利，因此，富人當村干部，他們根本不關心誤工補貼的多少，而是希望借村干部的政治身份來實現自己辦廠經商的利益。這個意義上講，在沿海發達地區，村干部位置非富人莫屬。
發達地區的村干部除了可以利用村干部身份來謀取個人辦廠經商的利益以外，因為發達地區經濟發展，集體土地具有了較強的財產屬性，甚至在村莊中有越來越多的項目落地。項目落地就要搞“三通一平”的建設，村干部就可能憑借其優勢位置來獲取這些“三通一平”的土方工程。一個土方工程可以有幾十萬元的利潤，這個利潤就會刺激村莊一些雖然不是老板但比較狠甚至與黑社會有說不清道不明關系的人來競爭村干部，他們試圖通過賄選當上村干部，再在村干部位置上通過承攬村莊項目落地的土方建設工程找回利益。
也就是說，在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村干部誤工補貼最多只有1～2萬元，完全不足以讓村莊年富力強的村民來當這個村干部，除非當村干部不影響他“上班”“做生意”“辦廠”，或者當村干部可以為村民上班、辦廠經商乃至當包工頭提供便利。這樣一來，村干部職位的競爭者就變成了要么指望當村干部來為自己辦廠經商提供便利的老板，要么是指望當村干部來包工程賺錢的包工頭。這些老板和包工頭都是富人，一般村民既當不起也沒有當上村干部的機會，因為他們沒有時間來當村干部，以及缺少競選村干部所需投入的資源（賄選）。也是因此，在沿海發達地區，富人治村不可逆。
盡管如此，發達地區的村干部仍然要分兩個層次，一是作為具有政治地位和主要代表的村支書和村委會主任，書記、主任是主職村干部，具有政治地位，具有決策權，富人要當的村干部主要是主職村干部。主職村干部以外還有非主職的村干部，包括主要是辦理村莊日常事務的村文書等人，這些非主職的村干部要么由年齡比較大的村民擔任，要么有其他兼業收入。若每年只有1～2萬元誤工補貼，年富力強的村民是難以當事務繁雜的非主職村干部的。
紹興柯橋為村干部提供不同于誤工補貼的工資，其工資水平大致相當于鄉鎮公務員的一半多一點，比當地村民平均務工收入要高，應該說，這樣一個村干部的工資水平對吸引村莊中年富力強者當非主職村干部是有效果的。有了這樣的工資收入，村干部的職業化是有可能的。
即使如此，在柯橋，村支書和村委會主任也大都仍然是由富人老板來當，因為富人當村主職干部有政治上的收益，雖然一般村莊精英當專職村干部（包括書記主任）也因為有了較高的工資收入而當得下去。本來按照柯橋區的要求，拿了工資的村干部包括主職村干部必須要按時上下班，要正規化、職業化，實際上，一些老板當了村支書，不可能放下工廠的事情不管天天來上班，他們因此放棄工資，而雇人在村里上班，或由他信任的人當副書記，代理書記日常工作。或者說，雖然柯橋區為村干部提供了可觀的工資收入而讓一般村民可以當得起村干部，村主職干部卻由于富人的競爭而大多仍然由富人來當，一般村民很少有機會當上主職村干部。
沿海發達地區農村經濟發展水平高，村莊事務比較繁雜，因此有了村級組織正規化、村干部職業化的要求，發達地區的村莊中逐漸有了一個越來越職業化由非主職村干部所構成的為村民提供日常性服務的脫產干部隊伍，地方財政也為他們提供與其職業相匹配的收入。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農村工作的進一步繁雜和日?；?，沿海發達地區就可能出現一支越來越正規化、職業化的脫產干部隊伍群體。也許，這個脫產的職業干部群體可以改變之前沿海發達地區富人治村不可逆的趨勢。典型的如上海和蘇南農村，村干部的職業化、正規化，已經到了很高的程度，與浙江農村相比，甚至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
村長身份應該多元化
將村干部職業化甚至有人提議應當公務員化，就將本來是流動性很強的村干部職位固定化。這樣一種固定化不僅與村民自治相悖，而且使村級治理喪失了靈活性。村干部既是國家管理農村的代理人，又是農民向國家反映情況的當家人，相對靈活的村干部職位使村級組織在上聯國家、下聯村民方面具有了巨大優勢。正規化的村干部隊伍歷史上沒有過，在未來很長時期也不是基層組織的發展方向。
就當前農村情況來說，沿海發達地區農村開始出現村干部職業化有其合理性，而從全國來說尤其是中西部農村來講，村干部作為不脫產干部拿誤工補貼的狀況具有長期合理性，千萬不要貿然改變。至于有人覺得自己當不起村干部，強烈要求上級增加工資，其中原因在于，這些人本來就缺少當村干部的條件：他們沒有積極創造條件利用不脫產的時間去獲取其他收入來源，指望只靠誤工補貼來維持村干部在村莊體面的中上層生活是不可能的。村干部或者創造其他的農村收入機會，或者由已在農村獲得收入機會的年富力強者來當這個不脫產的村干部。
國家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農村保留各式各樣的獲利機會，千萬不要支持資本下鄉搞縱向產業一體化，將所有農村獲利機會都集中到了少數工商資本，而讓農村“中堅農民”缺少了生長的土壤與空間。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網 2017-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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