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進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農業的突出問題是在結構方面：有些農產品庫存多，比如玉米；而有些品種比較缺，比如大豆。同時，在農產品質量方面，優質的、品牌的還不多，尚不能適應消費者的需求。
而改革的好處則在于，一是使我們的農產品能夠適應消費升級的需要，也就是提高農業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二是通過改革推動農業轉型升級，提高我們農業的質量、效益和競爭力，使農民得到更多的收入；三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揚長補短，一方面使我們的生產能力得到鞏固，另一方面使我們的資源環境壓力得到改善。從這三方面來講，我們都需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 如何改革？-
我認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抓住兩個方面：一是調整產業結構；二是打造新產業、新業態。
● 調整產業結構 做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調減玉米。現在糧食庫存多，主要是玉米多。我們現在小麥是基本平衡，大米是平衡略余，主要是玉米多了一點。要推進糧改飼、糧豆輪作，甚至有些地方要開展休耕試點，把非優勢產區的玉米面積適當調減下來。
第二件事，增加大豆。我們是大豆原產地，我們的高蛋白大豆還是有優勢的，做豆腐、生豆芽，還是我們自己的大豆好?，F在大豆不能滿足國內需求，我們進口大豆是需要的，是難免的。但我們還要把國產大豆的優勢發揮出來，具體講要搞好目標價格試點，另外開展大豆品種攻關，還有要提高大豆生產效益，包括產業鏈建設。
第三件事，提升牛奶。牛奶大家都很關心，近年來我國的奶業得到長足發展，我們奶制品營養和衛生指標也都符合國家的標準，有的是和世界標準接軌。但現在的問題是，因為我們的奶業曾經出現過問題，而且偶爾在局部地區還出一點負面信息，所以市場對國產牛奶缺乏信心。
● 打造新產業、新業態 把握六大點
1．優化農民就業結構。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隨著經濟的發展將長期凸顯，在新常態下可在三個方面著力化解：一是農村土地實行規模經營，讓流轉出土地的農戶體面、受益、情愿地離開土地，承包土地的農戶實行適度規模經營，培育行之有效、富有活力的新型經營方式；二是推進三產融合，將農業生產與農產品加工、農產品銷售融為一體，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轉型升級；三是進城農民市民化，讓進城農民共享市民待遇和利益均等分配。
2．為農村土地制度注入活力。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需加強制度建設，打好基礎，注入活力。當前重點有三：一是打牢家庭承包經營的制度基礎，其基礎性工作是農村承包土地確權登記頒證，要借鑒成功的試點和已開展實踐的經驗，穩妥有序積極推進；二是加強法制建設，基于已出臺的法律法規與農村經濟現實存有距離，如《農村土地承包法》中關于承包期30年不變的表述與長期不變需進一步予以界定，從維護農民權益出發急需加以修訂；三是加快農村金融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離，現在需要體現經營權的有效實現，成為生產要素，賦予物權的權能，保障經營權的權益。
3．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對傳統產業要打造升級版：在種植業，糧食生產要在品種、結構、質量上提檔升級，加快中低產田改造，具備條件的地方可穩妥開展休耕輪作試點，科學發展大棚溫室種植，向蔬菜、花卉、園藝等工廠化多功能拓展。在畜牧業，發揮龍頭企業引領作用，擴大規模，開拓市場，產業鏈向精深加工延伸，產品大步跨入國際市場。在水產業，充分利用安徽區位和資源優勢，加快提升水產養殖向精養延伸，與休閑漁業、家庭景觀等融合。
4．培育新業態、新產業。一是培育新型產業，在傳統農業基礎和區位條件上，將旅游觀光、休閑度假、民間文化、田園教育、戶外運動、農家餐飲等融為一體，創新供給，豐富人民生活，增加農民收入。二是創建新型業態，如石臺縣天方茶業公司將承包的茶園以萬元1畝價格租給上海、北京等城市居民，簽訂租賃合同，不僅產業有穩定收入，還推動三次產業的發展，促進了城鄉經濟文化的交流與深度合作。三是延伸產業鏈，如蠶桑產業在延伸產業鏈、發揮多功能上展現出老產業新業態；桐城的養蠶戶承包100多畝桑園，利用廢棄桑枝生產的食用菌品質高、口感好，產品暢銷，其收入與養蠶收入相當；肥西縣更新桑樹品種，派生出的優質桑果深受市民歡迎；和縣臺商利用新鮮桑果加工成桑果汁，提升了附加值。如是等等，值得總結推廣。
5．廣泛開展國際交流合作。安徽農業國際合作空間大、潛力大，需在實踐中進一步開拓和深化。一是發揮合作平臺的支撐作用，如安徽與津巴布韋簽訂開發50萬公頃耕地合作經營，與以色列農業部、泰國正大集團簽訂了合作意向，需在此基礎上延伸拓展。二是構建合作聯盟抱團走出去，如安徽農墾集團牽頭成立已有40多家成員的“皖企赴津巴布韋農業合作開發聯盟”，降低了企業風險和成本；安徽朗坤集團牽手12家企業成立 “皖以農業合作聯盟”，促進安徽與以色列深入合作。三是發揮合肥農交會的窗口作用，利用農交會平臺邀請跨國企業參展洽談、交流合作，發揮會展經濟的窗口效應。四是發揮國際合作重點區域特色作用，充分利用區位、資源互補優勢，在已有的基礎上加快務實合作，如在“一帶一路”國家重點開展水稻、瓜萊育繁推一體化經營、農業高新技術推廣應用、糧食精深加工等；在非洲國家重點從事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農產品貿易，帶動農機、農資、農用建筑等上下游產業；在歐美國家重點從事農產品國際貿易和國際品牌創建；在南美國家重點從事糧食精深加工、作物品種培育。
6．加快美好鄉村建設。一是編制好美好鄉村規劃，彰顯區域特色、鄉村特色、現代特色、節儉特色；二是基礎設施建設，把鄉村交通、文化、醫療、網絡、教育、環保等建設納入城鄉統籌，加快補短板，縮小城鄉差距；三是創新資源利用，將生活垃圾、人畜糞便通過科技創新轉化為沼氣、有機肥，充分利用潛在資源。將美好鄉村建設與休閑農業有機結合，讓農民積極參與，創新業態，增加收入、豐富生活；四是堅持共享發展、精準扶貧，把貧困地區的鄉村建設放到重要位置，統籌規劃，加大扶持，加快建設，使當地群眾共享改革成果。
總而言之，我們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我們農業的生產更加符合市場、更加適應消費、更加提高效益，提高競爭力，使我們的生產和消費兩端、使我們的農民和市民兩方面都能夠得到好處。
- 改革有哪些風險？-
農業的特殊性決定“去庫存、降成本”過程具不可控性，不能低估改革的復雜性，要切實搞好風險應對，做好為改革付出成本的準備。
● 糧食減產甚至滑坡風險
糧食生產存在自然和市場雙重風險，實行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政策，政府托市收購農民糧食，事實上替農民分擔了部分市場風險，這是近年來農民種糧積極性得以調動，糧食不斷增產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糧食“十二連增”是政策資源累積和透支生產環境基礎上取得的，糧食產能并不穩固，特別是隨著非農就業機會增多和農民收入主渠道變化，糧食供給彈性有所加大，需求剛性特征隨總人口增長、城鎮化推進等更加明顯，發生產量和價格波動的基礎依然存在。
測算發現，2009－2013年，玉米臨時收儲價格對種植面積的彈性系數從0.21增加到0.65，這就意味著，玉米臨時收儲政策對穩定種植行為的效應在遞減，價格變動會帶來更大的生產波動。如果去庫存等結構性改革的力度和節奏把握不好，就可能帶來糧食產量的較大波動甚至多年下滑。
從歷史來看，我們有過不少教訓。1982－1984年，政府連續多年提高糧食收購價格，糧食連續幾年豐收后出現賣糧難問題，價格隨之走低，隨著1985年取消糧食統購改為合同訂購，糧食種植面積減少6000萬畝，產量大幅減產6.9％，之后連續4年仍未恢復到1984年的產量水平；1998年糧食生產進行第二次結構調整，農民種糧意愿下降，1999－2003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和產量持續多年下降。2003年全國糧食產量較1998年減少15.9％，年均遞減3.4％。
● 區域性農民減收風險
近年來，政府持續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力度，有效避免了糧食增產條件下“谷賤傷農”問題的發生，農民從糧食增產和糧價提升中得到雙重實惠，家庭經營性收入得以持續增長，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引擎之一。為了解決庫存高企等問題，2015年國家下調玉米臨儲價格，對玉米主產區農民收入帶來一定影響。2015年我國玉米單產785.6斤／畝，臨儲收購價降低0.13元／斤，農民種植玉米平均每畝收入就減少102元，初步估算使實施玉米臨時收儲的東北三省和內蒙古農民共減收251億元。
2016年國家開始按照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原則和保障農民合理收益的要求，將玉米臨時收儲政策調整為“市場化收購＋補貼”，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穩定農民收益，但在生產成本持續快速上漲和國際農產品價格持續走低的條件下，政府補貼對價格下降造成的減收的替代作用不能過高估計。特別是我國玉米生產和流通組織化程度滯后于市場化進程，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沒有根本緩解，取消政府托市收購后，很可能造成“賣糧難”問題重現。
從歷史上看，在糧食豐收集中上市時，容易出現加工企業不愿收購甚至競相壓價的情況。目前我國農民收入在持續多年較快增長后疲態已經顯現，其中作為增收主引擎的工資性收入受經濟減速影響，增速從“十二五”前兩年超過20％下降至目前的個位數，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家庭經營性收入再出現較大幅度減少，部分區域農民收入不排除陷入增長徘徊期的可能。
● 政策效果“漏損”風險
當前我國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進行的，這要求我們必須以全球視野和戰略眼光來理解并求解農業供給側結構性問題。加入WTO十多年來，我國農業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升，農業發展已經深度融入國際市場，這既為我們利用國際農業資源和國際農業市場調劑國內農產品供給，減緩農業資源環境壓力，參與全球供應鏈建設提升農業競爭力創造了條件，但同時也帶來國內產業和農民利益保護壓力加大的挑戰。在加入WTO之際，我們為爭取對制造業、服務業薄弱領域和環節的保護支持，在農業方面作出過高承諾，導致目前在應對國外低價農產品進口沖擊上手段不多，國內農業宏觀調控效果受到影響。
目前我國農產品平均關稅水平只有15.2％，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糧食、食糖、棉花等重要農產品實行關稅配額管理，但配額外關稅最高也只有65％。從農業價格支持政策實踐看，由于關稅門檻過低，國外大量享有補貼的低價農產品涌入國內，打壓了國內農產品市場價格，侵蝕了支農惠農政策效果，這是導致農產品收益率下降的重要原因。2004－2014年，我國三種糧食平均每畝成本利潤率由49.7％下降到11.7％，兩種油料平均由54.6％下降到－0.8％，棉花由30％下降到－30.1％，糖料由11％下降到－7.1％。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果生產支持、進口管理等政策工具不能形成合力，國外低價農產品沖擊和市場價格波動就可能擾亂國內改革的步伐和節奏，造成政策效果“漏損”。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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