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六盤水脫貧攻堅調查
通過研究“三變”改革樣本，我們認為，要讓農民脫貧致富，關鍵是要讓農民擁有資產性收入；要讓農民擁有資產性收入，關鍵在推動農民的資產增值；要推動農民的資產增值，關鍵在建立合理的利益制衡機制。
自2014年以來貴州省六盤水市在脫貧攻堅中推行“三變”改革，即“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經過三年多的探索，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全市已有22萬貧困人口脫貧，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2年的4750元提高到2016年的1.2萬元。“三變”改革不僅寫入了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還被評為中國“三農”十大創新榜樣，成為全國脫貧攻堅的一個樣本。我們認為，“三變”改革是對農民脫貧致富、實現全面小康所作的有益探索，是新時期深化農村經營體制改革的創新實踐，有許多經驗值得總結。
一、“三變”改革的目標指向：增加農民資產性收入
六盤水位于烏蒙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4個縣區中有3個國家級貧困縣、1個省級貧困縣，2014年貧困人口達50.99萬，貧困發生率19.55%，比全國高出12.55個百分點。2013年前，全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高達3倍以上，農民如何脫貧致富一直是個“老大難”的問題。然而通過“三變”改革，農民們從原來“面朝黃土兜里沒錢”到現在“入股分紅天天數錢”。
“三變”改革為什么能在短短三年時間內，就讓大山里的農民摘掉了幾十年的“貧困帽”，并且正在逐步走向富裕？這其中到底有什么秘密？
調研中我們實地走訪農業產業園區與龍頭企業，與企業家和農民座談。我們感到，政府推動“三變”改革的目標指向，就是增加農民的資產性收入。
農民收入原則上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勞動收入；一類是資產性收入。研究表明，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靠資產性收入。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一份調查資料，目前我國收入最高的10%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比重已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其財產總額所占比重僅為1%。從國外經驗看，富人的高收入也主要來源于財產性收入。比如在美國，公民的財產性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達40%，擁有股票、基金等有價證券的人占到了90%以上；芬蘭、日本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占比也高達40%左右。
可在我國，農民一直是低收入群體。數據顯示，在農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49.5%，家庭經營性收入占35.9%，轉移性收入占11.0%，財產性收入僅占3.6%，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這一比例更低。四川農民財產性收入占比為2.3%，重慶農民財產性收入占比為2.8%，甘肅農民財產性收入占比為2.1%，貴州六盤水“三變”改革之前農民財產性收入占比僅為1.63%。這表明，農民收入低，主要原因是沒有資產，無法獲得資產性收入；農民要想脫貧致富，最根本的途徑就是增加資產性收入。
正是從這個角度考慮，六盤水探索提出了“三變”改革思路，其中關鍵是給農民的資源確權。現實中農民有資源，但卻沒有資產。比如土地，實施農村土地承包制度以來，國家雖允許農民流轉土地，但由于沒有嚴格進行確權登記，導致承包地塊的權屬界限不清，不僅流轉不暢，經濟效益實現不了，還引發了不少土地矛盾。再如農村集體資源，以前集體土地、林地、水域等大量自然資源閑置，集體產權主體虛設，名義上“人人有份”實際卻“人人沒份”，農民“拿著金飯碗討飯”。通過確權頒證，農民成為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權利人，真正成為了土地的主人，不僅財產權益得到了保障，過去沉淀下來的土地矛盾也得以化解。原來的農村集體資產通過清理核實、確定權屬關系后，經集體組織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員同意后，就可將集體資產評估入股，集體組織和農民都可以按比例獲得收益。不少農民都津津樂道：“確權頒證給我們吃了‘定心丸’，現在我們農民更有底氣了。”
可以說，通過“三變”確權入股，農民最大的改變就是擁有了資產。目前六盤水全市共有167.98萬畝承包地、40.69萬畝集體土地、14.31萬畝集體林地、4244.69萬平方米水域水面、2.66萬畝集體草地、8.66萬平方米房屋變成了資產入股經營；共整合財政資金6.6億元，引導村級集體資金1.25億元、農民分散資金4.28億元變成了股金；38.89萬戶農民變為了股東，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實現了“貧者有其股”，廣大農民通過資產獲得了資產性收入。
二、“三變”改革的重點舉措：推動農民資產增值
農民有了資產，并不意味著一定能獲得資產性收入。資產性收入是資產增值的結果，其本質是一種投資收入，因此農民的資產要想實現價值增值，必須與市場對接。正是從這一點考慮，六盤水堅持把產業化作為“三變”改革的重中之重。
第一，以產業化聚合農民資產。
六盤水農業發展長期滯后，據農民說：“過去山上‘左邊種苞谷，右邊種玉米’，每畝毛收入只有四五百元。”可事實上，六盤水是野生獼猴桃之鄉、野生刺梨之鄉、紅豆杉之鄉、世界古銀杏之鄉，自然資源豐富，但這些寶貝只有生態價值，沒有轉變為經濟價值。2014年六盤水市政府立足當地低緯度、高海拔、多山區的地理條件和特殊的高原性季風氣候，結合多個少數民族聚集的文化特征，提出了兩個重點發展產業：一是山地特色農業，包括獼猴桃、刺梨、茶葉、藥材種植以及牛、黑山羊等山地畜牧養殖；二是圍繞高原濕地、溫泉、雪山等天然資源景觀和民族文化等元素，發展山地特色旅游業。
可問題是，農民的資源如何與產業對接？以土地為例，過去由于土地流轉費用比較低，每畝最多500元，大多數農民并不愿意流轉，而且還擔心土地流轉后自己就沒有地方種糧食了，生活更無著落。但是發展農業產業首先需要土地集中連片，否則很難實現規模化經營。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政府出面“牽線搭橋”。
在政府引導下，農民和龍頭企業通過“三變”重新連在了一起。農民不僅可以拿到土地流轉費，還能以土地入股分紅，同時還可以在企業務工獲得工資，一舉多得。這樣農民就從最開始的不愿意流轉到愿意流轉，最后爭著要流轉，從而解決了產業發展中土地集中難的問題，為產業化規模化提供了條件。比如鐘山區大河鎮周家寨社區，以前農民都把種玉米、洋芋當成養家糊口的唯一路子，依靠土地怎么也脫不了貧。后來在政府引導下，致富能手村民任龍勇牽頭組建了民潤農民專業合作社，把農民的土地集合到一起栽葡萄、種蔬菜，農民都成了社員，目前合作社資產已達6000萬元。水城縣十幾家龍頭企業集中流轉了農民大量分散閑置土地，形成了百里獼猴桃產業長廊，集中連片種植規模達10萬畝。盤州市共有24家省市級農業龍頭企業、9053家經營企業參與“三變”，農民的40.02萬畝土地都變成了資產入股經營。
據統計，三年來六盤水共引進334家企業，其中包括大北龍集團、溫氏集團、努比亞公司等知名企業，一共扶持了1114個合作社、62個家庭牧場入股。與此同時，政府還將財政投入到農村的生產發展類資金、農業生態修復和治理資金、扶貧開發資金、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支持村集體發展資金等各類資金，量化為村集體或農民的股金投資到各類經營主體，壯大了產業發展規模。
第二，以融資平臺助推產業發展。
產業化的關鍵是資金。無論農民以資產入股還是財政資金量化入股，額度都比較小，而企業資金也是有限的，有時達不到項目建設要求，常常出現資金缺口。在這種情況下，產業發展就需要政府融資平臺發揮作用。六盤水市級財政和各縣區財政每年各安排5000萬元，主要靠平臺公司利用金融杠桿撬動社會資本，放大資金效益。目前全市十幾家平臺公司采用PPP模式撬動金融資金14.13億元、村級集體資金1.26億元、農民分散資金5.07億元、社會資金44.98億元入股到各類經營主體，集中投入各類產業發展。客觀地說，如果沒有政府融資這一平臺，很多惠及民生的投資項目可能寸步難行，有的工程甚至會半途而廢。
盤州市政府的一家平臺公司宏財集團，不僅“救活”了一個農民企業家，還“救活”了一個產業園。盤州娘娘山農業產業園區理事長陶正學，以前從事煤礦、洗煤業，幾年前回到家鄉想帶領鄉親們共同致富。一開始他個人投資6億元為家鄉修路、修水和整地，準備搞農旅融合的農業產業園區建設。基礎設施尚未完工，資金鏈卻斷了。就在這時，宏財集團及時跟進，投入3億元把村里修路整地的基礎設施項目整個買了過來，不僅解決了陶正學的燃眉之急，同時又撬動9億元的民間資本進入，這下園區項目如魚得水，一下子重新注入了活力。有了充足的資金，園區大力發展刺梨、獼猴桃、藍莓特色農業產業2.18萬畝，養殖生豬5000頭、土雞20萬羽，開發建設了天山飛瀑、溫泉度假小鎮等18個旅游項目，核心區8個村實現了村村有產業。2016年娘娘山農業產業園區的高原濕地現代農業和旅游業實現了2億元的產值，當地農民戶均增收4000元。從2012年以來，園區已帶動8個村885戶3288人脫貧，2015年舍烹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2年的4000元突破了10000元，其余7個村的人均收入從3000元變成7000元。
在鐘山區的“三變”改革中，平臺公司同樣功不可沒。區扶貧旅游文化投資有限公司以住建部改善人居環境項目向農發行、農商行等融資貸款100億元，用于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發展；同時吸納了村集體以集體林權、水權、土地經營權等折價入股的30%股份，公司與村集體按7∶3占股分成。在實施人居環境改造過程中，公司又與農戶簽訂了改造協議和經營協議，農民以房屋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等入股分紅。對有條件布局農家客棧、酒吧、超市等商業業態的民居，由公司按照戶均10萬元的標準進行裝修改造，農戶將滿足需求之外的房屋交由公司經營管理，在經營期內按協議約定向農民分紅，公司收回成本后，就交給農戶自己經營管理。
第三，以“平臺+產業”實現農民資產增值。
過去農民一家一戶分散經營，很難準確了解市場需求和市場動態，加之談判能力弱，農產品(000061,股吧)無法很好地與市場對接，價值很難實現。通過“平臺+產業”的市場化運作，農村的土地、特色農產品、自然景觀、民族文化等各種農業資源被全面整合起來，打造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產業園區和全域景區。這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民的弱勢地位，擴大了農產品的市場半徑，既增加了農民當期的資產收入，同時還拉動了市場需求，提升了資產的預期收入。
在盤州賈西村的刺梨產業園，合作社理事長聶德友向我們介紹，前些年山上的野刺梨果滿山遍野，好多都爛在地里，當地農民堅信，種玉米、土豆比這種填不飽肚子的小果子來得實在。但聶德友在東南亞考察發現，刺梨是維生素C之王，可以食藥兩用，在國外都是用來做藥材和高端保健品。于是他瞄準市場需求建立了刺梨產業園區，流轉了村里的土地進行刺梨種植，標準化種植基地有13500畝；同時利用刺梨花季、中藥花季作為蜜源，投資蜜蜂養殖，興建了500箱蜂房和一個蜂蜜加工廠，形成了種養結合的立體生態農業。現在一包不到150克的刺梨干售價將近20元，一瓶60克的刺梨維生素C含片市場價格為160元，一瓶500克的刺梨花蜂蜜更是賣到了300元。園區的農民說，“我們做夢都沒想到，原來爛在山里的小果子竟然變成了這么值錢的寶貝。”
而水城縣則通過打造野玉海景區實現了農民房屋的增值。政府以集中搬遷的方式，在景區建設千戶彝寨，圍繞“吃住行游購娛”六要素，提升寨子的生態文化內涵，開發寨子的旅游承載功能。搬遷農戶與景區管委會下屬公司合作建房，按政策規定，搬遷安置戶人均住房面積25平方米，而管委會通過融資擴大建房面積，按照山地旅游度假房來打造，使每一棟房屋都兼具農戶居住、旅游度假、實體經營等功能，貧困戶不僅能住得安穩，還能依靠房子就地生財。趙音寫就是其中的一家安置戶，他家房屋由一樓經營性門面和二樓住房組成，除去實際居住的103.98平方米，以空出的21.02平方米入股平臺公司的“彝寨水秀”文化旅游項目，作為客棧經營，占股16.87%。目前景區旅游經營火爆，很多像趙音寫一樣的貧困搬遷戶家里的客棧天天爆滿，一房難求。
三、“三變”改革的利益機制：牽引與制衡
過去企業與農民之間進行土地流轉，是“一錘子買賣”，農民只管自己拿了多少錢，而不管地種得好不好。道理簡單，因為土地流轉出去后，企業賺錢還是虧本跟農民沒多大關系，彼此利益不關聯，農民對于企業發展置身事外，積極性不高。可通過“三變”改革，企業的利益牽引與制衡機制發生了變化，農民和龍頭企業家的利益關系被重組。
對于這種改變，六盤水潤永恒公司董事長胡君深有感觸。潤永恒是一家以生產獼猴桃產品為主的民營企業，采取流轉農民土地的方式種植獼猴桃。胡君介紹說：“過去公司流轉了農民土地后，再雇用農民干活，工資采取當日點工結算。可農民在基地干活敷衍了事，出工不出力，原本只需要一兩天就可以干好的活，非得要三四天才能完成。結果基地到處雜草叢生，苗木成活率極低，直接經濟損失達800多萬元。”其實這樣的遭遇在別的農業產業園區也出現過，有的企業家告訴我們：“我雇農民種刺梨，看著他們栽好苗，沒想到我前腳一走，后腳他們就把苗給拔了。你知道為什么？因為農民巴不得再種新的，他們還能掙一次錢。”
然而“三變”之后，農民的土地從一次性流轉改成了土地經營權入股，農民變成了股東。有了股權作紐帶，農民與企業就從原來的租賃關系變成了合伙關系，雙方利益被捆綁在一起，風險共擔，利益共享。這樣農民就從以前的旁觀者變成了參與者，用農民的話說：“原來是我給你打工，現在是自己給自己干。”
企業利益關系理順了，利潤“蛋糕”就能做大。那么“蛋糕”做大以后如何瓜分？實際上，利潤分配體現的是企業利益的制衡。在“三變”改革的企業中，由于交易成本不同，存在多種利益制衡方案，這其中既有保底分紅，又有按比例分紅，還有保底分紅與按比例分紅并行，同時還有實物分紅和按年限分紅。
第一，固定分紅。
在六枝特區月亮河鄉補雨村，合作社面向以土地流轉入股的農戶采取的就是固定分紅，基本模式是：第一個五年耕地700元、旱地400元、荒地200元、荒坡50元；第二個五年分別上漲為1000元、700元、300元、100元；第三個五年提高到1500元、1000元、500元、200元，第三個五年的紅利為封頂紅利。鐘山區大河鎮周家寨村將200畝茶林入股合作社，由合作社統一經營管理，村集體每年可獲得保底分紅5萬元。采取這種固定分紅的企業，農民或村集體作為投資者均不參與經營管理，與企業之間并不是合伙經營關系，而是一種資源租賃關系。農民或村集體將土地、茶林等資源出租給企業或合作社，然后獲得固定收益。這種收益雖然名義上是入股“分紅”，但實際上是一種租金。
第二，按比例分紅。
盤州市巖腳村將180戶農民的500余畝閑散土地聚集起來，入股到噠啦仙谷農業產業園區七彩花田項目，園區、農戶、村集體分別占股50%、45%、5%，各自按股比分紅。而在水城海坪村，351畝集體荒山荒坡入股彝族風情街項目，村集體及村民與景區管委會分別按30%、70%的比例占股分紅。按比例分紅遵循的是同股同權原則，農民與龍頭企業家利益共享，風險共擔。
第三，固定分紅+按比例分紅并行。
在賈西村刺梨產業園，合作社與農民達成協議，在刺梨產業未見效益之前，農民可以獲得每畝每年400元的固定分紅；產生效益后農民除了繼續享受保底固定分紅，還可以按照10%的占股比例獲得收益分紅。在盤州勝境街道沙淤村，村集體將林地600畝入股興盛養殖場，前兩年保底分紅每畝500元，從第三年起有效益后，除保底分紅外再按每年收益的1%分紅。凡采用這類分紅的企業，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企業的產品（刺梨、牲畜）從開始種植（或養殖）到最后上市中間需要兩三年的時間，這期間農民雖然以土地入了股，但土地沒有收益。為了降低談判的交易成本，企業與農民達成協議，在企業產生效益前，農民與企業之間是一種資源租賃關系，固定分紅是土地（或林地）的租金；而產生效益后，農民又以企業股東的身份參與分紅。
第四，實物分紅。
在鐘山區周家寨村葡萄種植合作社，農民與合作社采取的就是實物分紅方式：在合作社盈利后，農民可按入股面積獲得30%的實物分紅，以每畝種植200株葡萄計算，農戶可分得60株葡萄的果實。可企業為什么要選擇實物分紅呢？原來合作社的葡萄園劃分了很多個片區，分別分配給不同的農戶種植，農民付出的勞動強度不同、技術管理水平不同，種出的葡萄質量就會參差不齊。為了確保葡萄質量達標，合作社要經常派人監督檢查。為了降低監督成本，合作社與農民協商選擇了實物分紅，由于分配的是果實，農民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就會自覺自愿種好葡萄。由此可見，對于劃片分種的農產品，實物分紅可以降低企業的監督成本，提高經營管理效益。
第五，按年限分紅。
鐘山區的智能停車場金融扶貧項目采用的就是按年限“12345”分紅。貧困農民以“特惠貸”每人5萬元入股，與物業管理公司按照4∶6的比例投資；貧困戶按照投資金額第一年8%、第二年10%、第三年12%享受收益，三年間可分得固定收益0.4萬元、0.5萬元和0.6萬元，累計1.5萬元，若無特殊情況，絕大部分貧困戶三年即可脫貧。三年后達到脫貧條件的按出資額1∶1自動退出，并償還貸款本金5萬元；若三年后因病因災仍未脫貧，則還貸后重新辦理貸款繼續參與投資經營。入股的渡口村貧困戶曹運江給我們算了一筆賬，他們一家4口獲得貸款20萬元，2016年分紅1.6萬元，本人在物業公司當保安，月工資2000元，僅第一年全家收入就可達4萬元以上。這種分配方式體現了保障扶貧與效率扶貧的結合，既讓貧困戶的基本生活有保障，又鼓勵他們積極主動就業。
四、結論與啟示
通過研究“三變”改革樣本，我們認為，要讓農民脫貧致富，關鍵是要讓農民擁有資產性收入；要讓農民擁有資產性收入，關鍵在推動農民的資產增值；要推動農民的資產增值，關鍵在建立合理的利益制衡機制。
在“三變”改革中，既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又要發揮政府作用。農業產業化、規模化經營要以市場為導向，實行市場化運作；同時政府要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利用好融資平臺引導產業發展，為貧困居民提供就業指導、技能培訓等公共服務。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副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濟時報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