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介紹歐洲多功能農場（multifunctional farm）的發展，并與大家討論多功能農場是否是一種新的模式，是否能賦予農民更多的權力。在基于“農業工業化食物體系”和長食物鏈的“生產主義模型”中，農民被告知做什么，又被告知怎樣做。所以，在某種意義上，生產主義模式中的農民受到農業工業化食物體系的控制。
1、多功能農場產生的背景
2000年歐洲農業爆出很多丑聞，瘋牛病和其他食品污染事件使“如何維持歐洲農業的生產方式”成為社會政治領域中的重要議題。歐洲的農業補貼一直處于很高的水平，例如歐盟2001年的預算中有50%投資在農業，但與此同時，我們卻看到農業正在毒害人們的身體，因此，社會對食品安全、環境可持續性以及田園鄉村產生了新的訴求，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對鄉村開始感興趣，希望能在鄉村找到美好的景色而不是受到污染的自然。
這種社會新需求導致了歐洲農業政策的變化，例如，《2000年議程》（Agenda 2000）啟動了以“高競爭力、可持續性和優質產品”為口號的“新共同農業政策”，旨在降低保護價以鼓勵競爭，其總體目標是減少價格補貼以使歐洲農民適應世界市場價格；通過積極影響內部需求和出口水平，提高農產品在歐盟內部和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提供環境保護補貼，支持農民的可持續性行為，以達到食品安全和環境友好的新標準。
農業生產的主流模式反應如何呢？生產主義模型指導下的農業部門為農民設定了更嚴格的規定：要求他們增加對農場的投資，更加依靠機械化生產（如擠奶機）以保障食品安全；建立避免食品污染的新技術服務體系，制定針對環境可持續性的嚴格標準。新共同農業政策的主要執行部門是農協、農民合作社等生產組織，他們對食物鏈中的新標準進行談判，希望在政治層面爭取到更多的農場投資和收入補貼，提高知識與技術水平以滿足新的社會需求。這一套生產主義的市場化推進策略，將農業進一步鎖入巨大的食物生產鏈條之中，其結果是農場附加值的減少和食物鏈附加值的增加。從2008~2012年，食物的工業生產價格和消費價格均穩中有升，而同一時期的農產品農場交貨價格卻波動巨大，很多工業化農場的農民最終無法繼續維持下去。
2、多功能農場的產生過程
由于許多工業化的專業農場面臨破產，農民及其后代不愿再從事農業生產，只好拋棄了現代化的馬廄、拖拉機、擠奶設備等機械設施。如果他們想要保護自己的資產，就需要對農場資源（如土地、勞動力和知識等）進行全新的多重利用，在農場中完成加工和銷售以縮短食物供應鏈，通過構建巢狀市場（Nested Market）來直接聯系消費者。
由此，工業化農場的農民開始走上不同的道路，正如揚·杜威·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教授指出的，歐洲的農村發展出現了三個方向：第一，深化（deepening），指的是直接銷售、高質生產以及生產更多當地或區域性的產品（如有機農產品）；第二，拓展（broadening），指的是開展新型農場活動，如農業旅游、教育農莊、照料農場、采摘農場、自然保護、景觀保護等；第三，重新定位（regrounding），指的是廣泛利用各種資源，進行能源生產或者兼業。我們的實證研究發現，農民可能從任何一個方向開始并向其他方向擴展，以增加不同的活動。
這一模式之所以具有“多功能性”，是因為農民在農場里不僅從事農業商品生產，也會創造自然景觀等公共物品或集體物品，還會開展其他新的活動。有些以農業旅游作為開端的農民，當意識到城市的顧客來到農場后想品嘗傳統和健康的食物時，便開始了有機生產，并從區域性的傳統食物生產做起。與此同時，保護自然景觀和自然資源（例如增加土壤肥力）也越來越引起農民的興趣，促使他們嘗試更加生態的耕作方式。所以，與主流的工業化農場或農業企業相比，多功能農場利用資源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對資源的控制方式也有區別，即：在這一模式中，掌握資源控制權的是農民，而非農業產業鏈條。
3、多功能模式的影響
多功能模式帶來的第一個結果是市場要素的社會構建，即農民與消費者建立起直接的聯系。當農民與消費者直接聯系并構建起一種新的市場時，市場變量就可以通過二者的策略性互動和談判被重新構建起來。
第二個結果是，農民通過自主選擇技術或對當地環境條件的創造性適應，形成新的農業生產方式。我給大家舉一個先鋒農民采用新技術的成功案例。在卡拉布里西亞（Calabria）南部地區，一個叫溫琴佐（Vincenzo）的年輕農民繼承了自家的農場，但他不再將橄欖油銷售給合作社，而是嘗試自己尋找對外銷售的渠道。與此同時，他開始嘗試生產地方傳統的高質量有機橄欖油。如今，溫琴佐農場里70%的橄欖油通過網上電子商務交易銷往國內外，并擁有了自己的市場。但由于意大利南部水資源缺乏，他的橄欖油產量波動非常大，如果不進行灌溉的話，橄欖油的產量就會很不穩定，而這對于消費群體的保持顯然是很不利的。為此，溫琴佐四處尋找節水灌溉技術，最終找到了可以在土壤中使用的微型滴灌技術系統。此外，為了在能源使用上掌握自主權，他還引進了光電能源技術。
第三個結果是，通過新的市場關系和市場網絡重新形成食物供應鏈。法國全國農村網絡（National Rural Network France）在2012年專門對歐洲農民創造的各種食物短鏈類型進行了研究，該研究將食物短鏈類型劃分為“直銷”和“至少有一個中間商”兩大類型。其中，“直銷”主要有三種形式：第一種是個體形式，例如農民個體可以在集市或農場將農產品直接銷售給個體消費者，甚至送貨上門；第二種是集體形式，例如在“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簡稱CSA）模式下，由農民聯合組成的生產者小組可以直接將農產品銷售給由城市家庭聯合組成的消費者群體；第三種是集體協會形式，例如農民可以以協會的形式組織農民市場、社區銷售店以及農場集市等渠道來銷售他們的農產品。對于“至少有一個中間商”的類型，中間商可以是集體也可以是個人，例如農民可以向餐館供貨，可以通過網絡直接銷售給傳統的零售商，還可以進入超市和現代化供應鏈中。多功能模式創造了農民與市場聯結的不同方式，這意味著工業化并不是農業的唯一發展道路，農民可以選擇屬于他們自己的方式與市場重新聯結。
第四個結果是，地方知識和農民知識的創新以及新的活動，帶來了新的市場。例如貝妮代塔（Benedetta）教育農莊為來自米蘭的孩子組織豐富多彩的活動，吸引了孩子們極大的興趣；另外，家庭農場的農業旅游也包含制作傳統食物等元素。
4、農民與消費者的新型關系
影響農民與消費者之間新型關系的關鍵因素有以下四點：
第一，農民或其生產的產品的聲譽。如果農民的產品品質值得信賴，他在市場交易過程中就可以有更多的談判和議價的籌碼。
第二，產品的介紹和說明。此時產品不再是匿名的，而是與生產產品的農民緊密捆綁在一起，特別是當年輕農民在網站上銷售產品時，不僅將產品的圖片放在網上，還制作短片和博客講述產品背后的故事，告訴大家產品是怎樣生產的，它的質量好在哪里等。當然，其間也存在農民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流，例如，當消費者詢問為什么不生產這種或那種農產品時，農民會做出相應的解釋，“農業生產有季節性，一年四季生產任何東西是不可能的”。
第三，多鏈條的關系和基于傳統的創新。當工業化生產系統或生產主義模型構建的技術不能適用于特定的地方時，農民就需要進行創新，嘗試發展新技術以維持傳統的耕作方式，例如山區的農民發明梯田進行耕作等。
第四，新的交流策略與工具。在多功能農場中，既有對傳統技術元素的保持，也有對新型信息交流技術的運用，但這二者之間可能存在的區別在于，這些技術是由農民來控制和選擇，而不是由技術來選擇和控制農民。
這些發生了變化的農場內部關系，最終帶來了什么結果？
第一，農民重新擁有了對農場資源和組織的控制權，掌握了更多分配家庭勞動力的主動權，從而可以更好地決定如何組織各種資源；
第二，在新的社會—文化網絡和市場中形成了新的聯盟；
第三，為穩定收入采取了種種策略，以便更好地控制市場變量；
第四，在地方層面出現了新的農民網絡和創新活動。有時，先進農民率先引進創新活動并增加了經濟收入，在其帶動下，其他農民紛紛效仿，例如他們一起合作加工和銷售某種產品，從而在某種意義上創造出了新的網絡。
5、新型市場政治架構的形成
在歐洲，有人對多功能模式提出了質疑：“多功能模式有很多小農參與，但是這一模式對大規模生產的大農場也同樣適用嗎？”針對這一批評，我們開展了調查，通過收集實證資料來說明這一模式如何能夠在更大的空間和規模上取得發展。
一個來自英國的案例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英國里弗福特（Riverford）有機蔬菜農場，是由生活在倫敦附近的農民所組建的公司，其成員包括一個先鋒農民和一些小農，該公司為倫敦周邊地區的6萬個家庭提供服務。他們獲得了特許經營權，與有貨車的個體或機構組成合作企業并收集訂單，然后像家樂福超市等歐洲主要食品零售企業那樣將產品配送到每個家庭。這家公司的創新之處在于，它與倫敦的郵政部門簽訂了送貨協議，建立了合作關系，因為倫敦的郵政部門每天的服務人群達到200萬人，因此有能力覆蓋這家公司所有的消費者群體。更重要的是，6萬個家庭正好是在這一區域開辦超市所需的家庭規模，也就是說，這些農民擁有在英國開一家超市所需的消費家庭數量。
另一個問題是，多功能模式是否在傳統食物鏈中創造了市場力量？我們對1000名擁有大農場并為市場提供產品的農民進行了調查，其中既有傳統農民，也有引進新活動的農民。調查顯示，50%的傳統農民在過去的5年內減少了農業生產，而在采用多功能模式的農民中，只有30%減少了農業生產，34%增加了對農業生產的投入，36%將農場的其他活動收入用于提高農業生產。多功能農場的農民將傳統與多功能活動結合，因此在產品銷售方面掌握更大的時間自主權，即：可以避開產品價格低廉的收獲季節，等待其他更為合適的時機。農場的復雜性改變了農民對信息咨詢和推廣服務的需求，因為從事農業不再只有一種道路或模式，也不再只有一個鏈條，這意味著多個行動主體必須在知識系統內共同合作。
那么，有什么證據可以說明農業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呢？首先，農民的力量來自于與消費者或市民的新關系。2012年歐盟對市民的年度調查顯示，81%的市民認為“農業對保證產品質量和農民生計至關重要”；而在2000年，大多數市民說“歐洲已經不再需要農業了”。佩魯賈大學在2009年開展的一項調查表明，60%的市民認為他們的孩子當農民也挺不錯的。由此可見，市民對農業的看法完全改變了。其次，農民的力量來源于與市場的新關系。例如，消費者對產地和質量日益關心；農民使用全新的信息通訊技術與消費者進行溝通，從而建立了直接的聯系；巢狀市場的發展，重建了食物供應鏈中的關系；傳統的本地產品與有機產品的關系被人們重新認識，等等。
最后，我們討論一下新模式中的行動者。多功能模式提倡自愿分享的新制度，并鼓勵新規范和對多功能活動的新安排。新的網絡將消費者也包括在內，而新的行動者是具備了新的市場能力的農民，他們的這一能力來自于在新市場、新產品和新網絡中采取策略的可能。與此同時，他們還擁有了新的政治能力，這一能力來自于農民所扮演的新的社會角色、與市民的新聯盟、解決新的社會需求的辦法、農民自身有質量的生活、使鄉村農業成為有吸引力的行業的憧憬和實踐。
作者簡介：弗拉米尼亞·文圖拉：意大利佩魯賈大學高級研究員；研究方向主要是經濟和農業政策。在過去的20多年間，她曾是意大利農業部的技術支持組成員，擔任技術秘書處處長和項目專家等職務，擁有為意大利農村發展項目提供培訓的豐富經驗。目前是意大利佩魯賈大學經濟與食品科學系高級研究員，此外還兼任意大利農業食品與市場研究所研究員以及意大利區域農村發展規劃評估委員會委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發展研究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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