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村級公益事業角度
農村稅費改革終結了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徹底減輕了農民負擔。這項改革，是著眼于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基本取消了農民對國家的稅負義務；同時，必須明確的是，在集體與農民的關系方面，并沒有從制度上取消農民對集體的義務，過去用于村級公益事業建設的“三項提留和兩工”制度，改革為“一事一議籌資籌勞”制度，農民對集體仍必需承擔一定的義務。那么，為什么不徹底取消農民對國家和集體的資金勞務義務，讓農民“零負擔”呢？
從公共財政（公共資金）理論看，公民是應當承擔對國家和集體的義務的，農民也不例外。公共事務所需資金，必須通過一定的途徑來籌集，以滿足公共產品建設成本的需要；籌集的渠道，一般是通過稅收方式。因此，無論是市民還是村民，在理論上都是有向國家（或集體）繳納稅費的義務的，正如俗話所說，“羊毛出在羊身上”。公共財政理論中最基本的邏輯，就是“有收有支”，沒有“收”就無從“支”。
為什么我國通過稅費改革基本取消了農民對國家的稅費義務呢？這是因為，我國農民人多地少，農戶農業經營收入非常有限，加上財產性收入、轉移支付收入、務工收入，總收入也仍然不高，預計2017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剛剛能夠達到13000元。這樣的收入水平，用于農民自身生活生產，確實還不寬裕，如果再承擔對國家的稅費義務，就更加捉襟見肘。從世界各國的通常情況看，普遍采取對農民低稅負的政策，尤其是多數國家都取消了專門針對農業（土地）的稅負。因此，我國農村稅費改革時也宣布廢止了《農業稅條例》，這樣就基本取消了附著在土地上的對國家的稅費義務。
農民對集體的資金勞務義務，是否也可以完全取消呢？筆者分析認為，這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農民是否具備承擔對集體義務的經濟能力，二是如果完全取消，國家財政是否具備完全承擔農村集體公益事業建設投入的能力。從第一個方面看，基本取消農民對國家的稅費義務后，農民的負擔已經較輕。按2017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000元推算，如果其中1%（即130元）用于支付集體公益事業建設成本，應該說這個負擔是普遍可以承受的。從第二個方面看，本世紀以來，我國不僅取消了農業稅，而且國家強農惠農富農政策體系逐步建立健全，可以說，財政的陽光逐步普照農村。但是，必須看到，國家財政實力依然有限，并不具備完全承擔農村集體公益事業投資的能力。而且，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也沒有哪一個國家完全承擔了對農村建設的全部責任，即便是在高度發達的美國，據有關統計數據，其財政承擔的農村建設投資比重約為90%，農場主仍然承擔了約10%的農村公共設施建設成本。所以，完全取消農民對集體的義務，不僅理論上是不應當的，而且實際上也是不可行的。這就是稅費改革前實行“三項提留和兩工”制度，稅費改革后實行“一事一議籌資籌勞”制度，而不能徹底取消村民對集體的資金勞務義務的基本原因。
村民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的標準該如何把握呢？高一些好還是低一些好，還是適中為好？這個問題很重要，也要從兩個方面分析，一是農民的經濟承受能力，二是公益事業建設的需要。從第一個方面看，把籌資籌勞限額標準控制在可支配收入的1%以內，應該說大致上是合理的。而且需要說明的是，籌資籌勞限額標準，并不等同于實際籌資籌勞數量。比如，籌資限額標準為100元，經農民一事一議，可以籌80元，也可以籌50元等等。從第二個方面看，我國村內基礎設施普遍薄弱，歷史欠賬較多，建設需求很大。按照村級公益事業“民辦公助”的原則，如果以村級自籌、財政獎補各占一半推算，以一個項目建設資金需40萬元為例，村級應積極籌措到20萬元，其途徑包括村民籌資籌勞、村集體投入、爭取社會捐資贊助等，在此基礎上，財政給予獎補20萬元，40萬元資金勞務籌齊后，即可啟動該項目建設。
這里想特別指出的是，筆者研究認為，村民籌資籌勞如同市民繳納個人所得稅，是公民應盡的合理負擔；合理負擔并非越低越好，應當根據公民經濟承受能力和公益事業建設需要而合理確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創新農村基礎設施投融資體制機制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7]17號）明確要求，“完善村民一事一議制度，合理確定籌資籌勞限額，加大財政獎補力度。鼓勵農民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自主籌資籌勞開展村內基礎設施建設”。總起來說，村級公益事業建設需要多方給力，只有千方百計多渠道“化緣”，才能盡量滿足實際建設需求，才能逐步實現鄉村振興目標。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鄉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