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吳老師，一年一度的春運開始，今年約有29.8億人次加入春運“大遷徙”，在您看來中國人不辭辛勞不遠千里穿越重重困難渡過重重劫難返鄉又返城是為了什么？是因為中國人眷戀家鄉嗎？
吳小英（以下簡稱“答”）：我并不認為春節的全民大“遷徙”一定是因為眷戀家鄉，倒不如說是為了完成穿越地域、城鄉、階層和代際的一個闔家團圓的儀式，這跟西方人到了圣誕節要回家的習俗也沒什么兩樣。作為一個傳統節日，它的核心內涵就在于家人聚首、共享親情，并且從政府、企業到社會和商家都為這種休假和聚首的實現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和服務上的支持，因而使得它在儀式上的合法性越來越堅不可摧。所以即使有人在此期間沒有愿望或者條件回家過年，也會面臨道義上的壓力而產生內疚或自責。另一方面，“春運”成為最令人恐懼的全民大遷徙，也呈現了這樣兩個基本的社會事實：一是說明無數人離開自己的家庭或者家鄉外出求學、求職或者打拼，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一個普遍現象，流動性成為全球化的中國社會和家庭的一種常態；二是說明現代人日常所承受的學習、工作、打工的壓力之大以及競爭之劇烈，使得休假本身成為一個稀缺之物。無論對于學生、農民工、商人還是職場白領來說，春節都意味著一年之中一個最大最長的year break,可以暫時丟開令人煩惱的學習和活計，離開讓人頭疼的城市、工作場所或者老板，回到雖然幾經改變、但還多多少少保留著一些地方差異和風土人情的家鄉，重溫童年的無憂和生活的初心，為新一輪的起航調整速度和方向。然而這樣的功能并非一定能夠或者只有通過回到家鄉過春節來實現，因而實際上現在也有一些年輕人或者有條件的家庭已經選擇了更加多樣化的形式過節，比如舉家出國旅游、或者選擇氣候環境更加適宜的異地居住一段等等，而這些遷徙類型的涵義，其實已經褪去了傳統春節習俗的一些意涵，而更強調個人和家庭的度假放松的需求。
問：2017年年底，京滬等一線城市的大城市病非常嚴重，人口多、交通堵、空氣差，當地提出了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并設立了嚴格的人口紅線，絕大部分外來務工人員只能選擇返鄉，也引發了很多爭論。在您看來，這些驅逐行動究竟能帶來什么？
答：所謂大城市病其實是現代病的一種，應該是全世界的難題，而非中國獨有或者現在才有，因而也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解決的。2017年底某些一線城市的驅逐行動，只能說明一些地方官員對于城市治理的認識，還停留在山大王階段。其結果大家都已經看到了，一方面是城市人口、交通或者空氣等方面出現短暫的“休克性變臉”，其實只不過相當于城市被迫提前進入農民工走空的“春節時刻”而已，基層官員卻憑此向上提交了一份絢麗的政治業績單；另一方面則是彌漫城市生活的煙火氣消失殆盡，從物流到外賣、從早餐到保潔、從工地到菜市場的停歇，都預示了現代城市生活正常節奏的整體坍塌。由此帶來的不僅是市民對城市管理無能的怨聲載道，還有網民對于政府形象的深度懷疑。然而驅逐行動在知識界和網民中引起的質疑和爭議，不僅僅在于這種行動所標志的古老的運動式治理或者簡單粗暴的一刀切形式的落后，甚至也不僅僅在于這種行動本身并不能真正解決城市病或者阻止城市病的發生，因為誰都知道，只要這個城市有它的資源和機會優勢，總會有人克服萬難、披荊斬棘地進來——更重要的是，驅逐行動讓人意識到社會正在朝著開放和進步的反方向前進。遠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流行的人口控制思路，歷經改革開放40年的風風雨雨，在國家曾經倡導新型城鎮化、農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體系建設之后，如今卻還在不斷上演區分高端和低端、動輒驅逐某個人群的戲碼。這說明關于身份、特權、等級、秩序的話語在基層治理的實踐中依然是天然的假設，階層的固化由于結構性和制度性因素的推動而更加嚴重，社會不同人群之間的共識尚難以達成，而民間各種“鄙視鏈”說法在微信朋友圈的傳播和流行，也證實了這樣一種令人堪憂的現狀。
問：國家與社會如何保護這些人（外來務工人員）在大城市最基本的生存權益？
答：外來務工人員在城市的基本生存權益，其實談不上需要什么特殊保護，他們需要的只是移除障礙、一視同仁，而不是特殊排斥或標簽化。從國家治理的層面上說，保護公民的自由流動和選擇權，就意味著無論農村人還是城里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和能力自由選擇居住和就業的地方，并且在遵守當地制度規則的同時，享受那里的公共服務，這也是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城市治理應該把人的流動性和邊界的開放性納入基本框架，轉化為一種“公民治理”的思路，因此務工人員也就無須區分“外來”與否。只有保持多樣性和包容性的城市，能夠給更多不同層級的人提供施展拳腳的機會和自由出入的可能，才是有活力和生長空間的，而這些都需要相應的制度松綁和政策支持。
問：人口遷移一直是社會學和人口學中研究頗多的議題，當下中國社會，農名工是一個數量龐大的遷移群體，但這個群體其實也存在性別的差異，在您看來這個群體存在何種性別差異？
答：關于農民工群體遷移特點的性別差異，學界已經有了許多很好很深入的研究，這些差異在不同地域、年齡和時代也表現出千差萬別，其中比較有共性的是兩個方面：一是外出從事工種和職業的性別差別，這個我們從日常觀察中也可以看到，比如重體力活如建筑、裝修、維修、物流等多為男性，而服務性行業如酒店、餐飲、保潔、家政、美容等多為女性；二是婚姻對于男性和女性流動經歷的不同影響。未婚的農民工男女青年在城市各自尋找自己的發展機會，有些城市和工種甚至打工妹更受歡迎、更有優勢；然而一旦成家之后，男性一般肩負著一家之主的重擔，女性往往得更多地服從生兒育女和家庭照料的需要，因此婚后女性的流動自主性大大降低，通常更多是跟著丈夫的軌跡走，或者干脆被迫留守在老家，照顧孩子或老人。當然，這種境況在新生代農民工那里正在發生變化，有調查數據表明，過去5年中已出現越來越明顯的農民工家庭化流動趨勢。
問：您在《流動背景下的留守困局：農村家庭面臨的新挑戰》這篇文章中提到，“如果說第一代農民工外出更多是為了生存的需要，那么新生代農民工外出除了改善生活之外，更多是為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的發展需要。”但現狀是許多新生代農名工面臨“留不下城市、回不了農村”的困境，您認為這種困境會對農村家庭帶來哪些影響？
答：這個困境對農村家庭的影響，現在已經顯現出來了，可以歸結為兩個特點：一是與城鄉分離的所謂農民工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體制相適應，新生代農民工的家庭體現出靈活多樣的流動性特點，包括有條件時舉家遷往流入地城市，條件不允許時則又可能部分遷回流出地農村，從而呈現出一種流動和留守交互輪替、變動不居的“拆分型”家庭或者“離散化”家庭模式；二是由于新生代農民工相比他們的上一代具有對城市生活的更好適應性和對現代性意識的接納，他們也比上一代更加重視子女的教育和個人的發展，因此即使在“留不下城市”的情況下，他們也不一定甘心回到農村，而是更可能在當地縣市一級的小城鎮安居扎寨。因而農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留守老人以及隔代留守家庭為主的生活和居住地。這樣一種流動、分離的家庭結構和模式，使得農村家庭傳統的養老孝親功能受到極大挑戰，留守鄉村的老人作為被現代化拋在身后的、為傳統站臺的邊緣性群體，隨著農村的空心化帶來的鄰里和社區的衰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贍養和照顧危機。
問：農名工遷移也給我國農村家庭結構帶來了重大的變化，現在出現了許多留守兒童家庭、留守老人家庭，這種家庭結構性的變化是否會不可避免地導致農村凋敝？
答：確切地說，雖然農村的凋敝跟勞動力人口的大量外出有直接關系，但并不能解釋為是以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為主的家庭結構性變化導致農村的凋敝。反過來說，正是鄉村生活讓人們看不到前景，才導致農民前赴后繼地往城市涌，即使在那里遭遇種種排斥和歧視，即使必須忍受時常游走于城鄉之間、隨時“用腳投票”的不安定生活和家人的長期分離也在所不惜。因此農村的凋敝和家庭的離散化，不如說是中國式現代化轉型中落下的兩個孿生副產品，無論是新型城鎮化還是鄉村振興的戰略，事實上都是在嘗試希望找到一種靠譜的路徑來達成這一階段的轉型。
作者簡介：吳小英，女，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家庭與性別研究室主任。 主要研究領域：現代化與家庭變遷；個體、家庭與國家；性別話語；女性主義方法論。（以下簡稱“問”）：吳老師，一年一度的春運開始，今年約有29.8億人次加入春運“大遷徙”，在您看來中國人不辭辛勞不遠千里穿越重重困難渡過重重劫難返鄉又返城是為了什么？是因為中國人眷戀家鄉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紫金傳媒智庫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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