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修正的FGT多維貧困測量方法
摘要：本文使用修正的FGT多維貧困測量方法測算了貧困村莊建檔立卡戶與非貧困戶的多維貧困指數。研究發現，對貧困地區總體而言，衛生設施、生活用主要燃料和生產性資產是貧困發生率最高的指標。分指標和農戶類型的測度表明，非建檔立卡戶的多維貧困強度與建檔立卡戶接近，兩種類型農戶的多維貧困差異并不明顯。與非貧困戶相比，建檔立卡戶在家庭人均純收入、健康狀況、住房以及耐用品擁有量等指標上的貧困程度更深。分區域測度表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低與多維貧困指數并不存在必然聯系，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也存在深度多維貧困群體。進而，本文比較了多維貧困與收入貧困的匹配差異，98%的收入貧困戶同時陷入了多維貧困，而多維貧困戶中非收入貧困戶的比重為53%。這說明，從多維測量的視角來看，收入維度依然是多維貧困識別的重要因素，但是非收入因素對農戶貧困的影響更大。
關鍵詞：多維貧困；精準識別；Alkire-Foster 模型；多維貧困強度
【文摘】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實施一系列開發式扶貧政策，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減貧成就，提前完成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對中國的減貧要求。2015年，繼千年發展目標取得階段性成果之后，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又提出了下一階段人類發展計劃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再次強調消除一切形式的貧窮，并從人的教育、健康、居住生活等方面設定了基于能力發展的多維度指標，這標志著全球減貧戰略正式進入“多維”時代。與此同時，長期的開發式扶貧戰略的實施為中國累積了大量減貧經驗，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兩個方面：首先，精英俘獲使財政扶貧目標出現極其嚴重的偏離，中國的扶貧瞄準機制一直在調整，瞄準單位不斷下沉。到2014年，政府提出了以農戶收入為基本依據，對貧困農戶進行建檔立卡的舉措，最小化扶貧瞄準單位。其次，貧困人口的識別機制、脫貧標準更加多維化。2015年，國家出臺《中共中央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提出到2020年實現7000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使窮人“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通過《決定》可以看出，單一收入維度的貧困監測已經不再適合中國的減貧實際需要，更為綜合的多維貧困測量在包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識別、貧困農戶的脫貧監測中都將得到廣泛應用。在通過建檔立卡的形式確定了貧困農戶、扶貧瞄準單位已經固化的情況下，當前的脫貧攻堅任務的重心應該聚焦于已有建檔立卡貧困戶的多維貧困特征，分析不同類型農戶在收入和多維貧困上的差異，進而把握現有建檔立卡精準識別的主要依據，并依此提出有針對性的多元化減貧發展建議。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利用全國農科院校聯合組織的“全國農科學子助力精準扶貧”活動獲得的貧困農戶家庭調查數據，對中國農村貧困地區農戶的多維貧困特征進行分析。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關注的重點是建檔立卡貧困人群，但是為了使分析結果具有可比較性，實際調查和分析中也包含了貧困村中的非建檔立卡戶。
貧困的多維測量思想來源于阿瑪蒂亞·森，他認為貧困是多維的，不僅表現為收入的貧困，也包括飲用水、道路、衛生設施等其他指標的貧困。此外，他還認為貧困測量指數的構建應具有一定的數學基礎，后來演變為貧困測量方法的數理公理性。公理性主要是指貧困測量指數應該滿足的公理化的基本準則，主要有焦點性公理、單調性公理、轉移性公理、敏感性公理和連續性公理。為了延續這種公理性，不同的多維測量方法被開發出來。這其中，Watts多維度貧困指數是早期使用較為廣泛的指數。雖然大部分公理性指數具有測量的一般性、嚴謹性等特點，但是也具有操作的復雜性，實用性較弱的劣勢。為了克服這種劣勢，Alkire和Foster提出了一種集貧困識別、加總和分解于一體的方法，即A-F計數測量法。該方法既滿足了測量公理性的要求，也具有較強的現實和技術方面的可操作性，一經問世便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大量使用。
國內關于多維貧困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近十年內，早期的研究處于探討階段，如尚未平和姚智謀對多維貧困測量指標的性質、可分解性進行了初步的探討。陳立中使用Watts多維貧困指數從收入、健康和知識三個維度測算了中國多維貧困狀況。近幾年來，隨著國家提出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戰略，關于多維貧困的研究更為豐富，形成了一批以A-F測量法為基礎的研究成果。王小林和Sabina Alkire利用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采用A-F計數測量法對中國城市和農村家庭貧困進行了測量，結果表明中國城市和農村家庭存在收入之外的多維貧困。郭建宇和吳國寶對山西省8個貧困縣進行貧困多維測量，得到的結論之一是不同的指標選擇和權重會對多維貧困測量結果產生重大影響。陳琦以武陵山區為例，對連片特困地區農村貧困進行多維測量，發現貧困地區的多維貧困指數較高。
總體來看，關于多維貧困測量方法上的創新研究較為少見，已有研究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國內外關于多維貧困研究的差異集中體現在維度和指標的選取上面，維度和指標、以及各項指標的權重不同，所得到的多維貧困測量結果也有所差異。其次，現有的有關國內多維貧困的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源大多相同，并且具有一定的時間滯后性。盡管有的研究根據部分面板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貧困的動態變化，但是數據的范圍和時限都不足以描述當前國內貧困地區的多維貧困特征。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術界主要以簡單易懂的計數測量法對窮人的多維貧困狀況進行測量。計數測量法中以A-F法最為典型，并在國內得到大量實證應用。因關注的福利維度不同，學者們所選擇的指標也有所區別。大部分研究選取的指標來源于國際標準，其特點是綜合考量了城鄉、尤其是城市貧民的貧困狀況。但是，實際上中國絕大部分的貧困群體集中在農村深度貧困地區。現有實證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在于，一方面研究數據的滯后性和不全面嚴重限制了學者們關于指標的選擇范圍，所選擇的指標一般都偏向于城市貧困的測量，不能完全體現中國農村貧困特征和脫貧要求。另一方面，在扶貧單元已經固化的情況下，關于建檔立卡貧困戶的數據和研究還非常少。在國家大力推進農村減貧戰略，貧困人口急劇減少的形勢下，對當前貧困人口多維貧困狀況開展及時的研究更顯重要。
本文使用修正的FGT多維貧困測算法，估算了當前中國貧困地區的多維貧困狀況。在指標的設定上，結合了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兩不愁、三保障”的脫貧目標以及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MPI指數中對指標的設置標準。同時，采用2016年貧困村入戶調研數據，按照地區和指標進行分解，重點研究了建檔立卡戶與非建檔立卡戶的多維貧困差異，并對當前國家建檔立卡識別標準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的結論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從各指標單維度貧困發生率來看，衛生設施、生活用主要燃料和生產性資產是貧困發生率最高的指標。貧困地區衛生設備以及清潔能源普及率還非常低，低收入水平限制了農戶家庭生產性資產的擁有水平。此外，建檔立卡戶與非建檔立卡戶在醫療保險與耐用品兩個指標的貧困發生率都很低。這說明，國家大力推進新農合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農村新農合參保率顯著提高，但仍需注意貧困地區“病人參保，健康成員不參保”的問題。另外，隨著收入的提高，大部分家庭擁有兩種及以上耐用消費品，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第二，貧困地區的多維貧困發生率和多維貧困指數較高。當K值為30%時，全部樣本的貧困發生率為66.2%，多維貧困指數為0.336。建檔立卡戶與非建檔立卡戶的多維貧困指數分別為0.410和0.243。建檔立卡戶的多維貧困發生率要高于非建檔立卡戶，但是兩者的多維貧困強度比較接近。此外，從指標貢獻率的橫向對比來看，建檔立卡貧困戶與非建檔立卡戶之間的差異也并不大。收入、健康狀況、住房和耐用品四個指標對建檔立卡戶的貧困貢獻率要明顯高于非建檔立卡戶。非建檔立卡戶在住房和耐用品擁有情況上有更好的表現，但是成人受教育水平、家庭衛生設施、醫療保險、飲用水和生產性資產各指標對其多維貧困的貢獻率更大。這說明現有的識別系統更加側重于收入、健康、住房和耐用品擁有量四個指標，而這也是國家持續開展易地扶貧搬遷和農村危房改造扶貧項目，制定“兩不愁、三保障”脫貧目標的基礎。從多維視角來看，貧困地區尤其是國家認定的重點貧困村莊中貧困依然是普遍現象，目前識別出來的貧困群體只是某些指標貧困更為突出的群體，建檔立卡戶的“摘帽”并不意味著多維貧困的終結。
第三，分區域測度表明，不同區域省份的多維貧困存在明顯差異，但是多維貧困指數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并沒有顯著相關關系。本次測量中，東部地區部分省份的多維貧困指數要高于大部分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各省份的多維貧困指數也高低不一，如貴州、內蒙古的多維貧困指數要遠低于其他省份。這啟示我們在進行扶貧資源的分配時，不能單純地以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作為判斷標準，要綜合考慮多維貧困程度和貧困人口數量兩個指標，保證扶貧資源分配的精準性。
第四，結合多維貧困測量結果，本文對當前中國建檔立卡貧困識別率做出了評估，并比較了多維貧困與收入貧困的匹配差異。當K=30%時，多維貧困戶總戶數為2058戶，其中建檔立卡戶占比為65.5%，占全部建檔立卡戶的比例為77.9%。同時，非建檔立卡戶占所測量多維貧困戶數比例為34.5%。這表明，非建檔立卡戶的多維貧困發生率也很高，已有的貧困識別準確率不高。進而，本文比較了多維貧困與收入貧困的匹配差異，研究發現，高達98%的收入貧困戶同時陷入了多維貧困之中，而在所有的多維貧困戶中非收入貧困戶的比重為53%。這說明，收入貧困戶必然伴隨有其他維度的貧困，從而陷入多維貧困陷阱。從多維識別的視角來看，收入維度依然是重要因素，但是非收入因素對農戶多維貧困的影響更大。對此，未來的精準脫貧戰略需要注意建立貧困戶的多維識別和調整機制，促進國家的減貧政策惠及更多的窮人。而在多維識別的指標構成選擇上，收入維度指標必不可少，非收入維度指標也要能夠體現當前中國特色的不同類型農戶的多維識別需求，本文所構建的指標體系為此提供了一種參考。
作者及簡介：高明，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唐麗霞（通訊作者），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
致謝：本文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機制與政策研究”（項目編號：15ZD026）的資助。感謝匿名審稿人的寶貴建議和編輯老師的辛勤工作，當然文責自負。
中國鄉村發現轉自：《經濟評論》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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