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社會主義教育”，人們自然想到文革前那場同時簡稱為“四清”的運動。實際上，中共建政以來，在全國農村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共有三次。分別是：1957年——1959年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叫農村整風、社會主義大辯論）；1963年——1966年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叫“四清運動”）；1991年——1992年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
前兩次“社教”均發生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說的“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決議》在充分肯定這十年成就的同時，指出“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對第一次“社教”，《決議》沒有直接評價，但對同時發動的反右斗爭，肯定說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對第二次“社教”，《決議》明確評價說：“雖然對于解決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根據《決議》精神和相關歷史資料，對三次“社教”開展的背景、過程及作用做以下簡要回顧。
第一次：1957年—1959年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叫農村整風、社會主義大辯論）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主席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雖然《共同綱領》作出了保護私有財產的規定，但中共很快發動了將農民土地收歸集體的合作化運動。期間，毛澤東主席強調“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要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1955年7、8月間，主張農業合作社應當穩妥發展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被指責為“小腳女人”，受到了錯誤的批判。隨后，高級農業社急劇發展。到1956年底，原定15年左右完成的農業合作化，只用了3年時間就完成了。由于農民自主權嚴重缺失，所謂“集體化”沒有建立在農民自愿基礎之上，合作社管理混亂、分配上平均主義等問題很快凸顯出來。
如：黑龍江省樺川縣1951年建起來的全國第一個集體農莊——星火集體農莊，雖基礎很好，又有各級政府的扶持，仍然出現了經營管理跟不上、鋪張浪費等現象。1952年，70多頭牛病死20多頭，使全年的副業生產虧損近千元；公共積累和各項費用以及非生產性開支偏大，約占總收入的52.8%。至于后來盲目建起的高級社，干好干壞一個樣、鋪張浪費、財務混亂等問題更為普遍。克山縣古城社只有524戶，脫產干部和變相脫產人員達26人，平均每27戶就有一人；有的農業社損失糧食相當于產量的16%；勃利、集賢、湯原等8縣1190個社，賬目比較清楚的僅占20%。
那幾年，農業生產發展緩慢。以糧食產量為例，建國后政局穩定、沒有戰亂，化肥施用量增加，新技術得到推廣，理應持續增產。結果如何呢？建國初期三年（1950——1952，通常稱為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農業主要是個體經營，合作方式主要是互助組，還有少量試辦的初級農業合作社。糧食生產勢頭很好，總產由1949年的11318萬噸，增加到16392萬噸，超過了民國最高水平的1936年（總產15000萬噸）。增幅分別為14.34%、8.05%、12.34%。但從1953年合作化運動以后，每況愈下。1953年——1957年，糧食總產增幅分別為1.74%、1.59%、7.84%、4.57%、1.18%。土地肥沃、地廣人稀的黑龍江省，1952年糧食總產755.5萬噸，接近22年前的歷史最高水平（760萬噸）。1953年—1957年，除1956年達762萬噸以外，一直低于700萬噸，1957年只有640萬噸。
社員收入不增反減。黑龍江省1952年（當時是黑龍江、松江兩省）農業社社員從集體獲得的人均純收入93.8元。1953年——1956年，分別為73.6元、76.3元、74.6元、71.9元，1957年只有53.9元。過去，農民家庭副業收入一般占總收入的30%左右，但省委財貿部對9個社的調查統計表明：社員個人的副業收入，1955年占總收入的13.7%，1956年下降為6.55%。訥河縣向陽鄉勝利農合合作社社員入社前，家庭副業收入占總收入的27.41%，入社后1956年，副業收入占總收入下降到14.4%。
社員口糧也有所減少。正常情況下，那年代的農民要吃飽飯，大人小孩平均不能少于600斤皮糧。但從1953年統購統銷到1957年，黑龍江省的農民口糧只有1956年達到616斤，其它年份都在500斤以下，1957年只有446斤。
除了收入和口糧減少以外，一些基層干部的不良作風也讓農民難以忍受。有些社干部不但貪污多占，還搞家長式管理，甚至打罵社員。如浙江省仙居縣自合作化高潮以來，251個鄉干部中，有74個吊打過人，社隊干部打人更為嚴重。
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社員不滿情緒凸現，很多地方出現“拉馬退社”風。到1957年春夏之交，退社風潮有增無減。如，仙居縣全縣33個鄉鎮中竟有29個鄉鎮先后發生了退社和鬧事事件；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116個，部分垮掉的55個，入社農戶由91%降到19%。
對農業社出現的問題，各地黨組織和中央最初的分析比較客觀，采取推動農業社改進管理、允許富裕中農退社等辦法雖未取得明顯成效，但畢竟不是南轅北轍。
到了1957年夏天，黨的主要領導人對階級斗爭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計，將整風運動轉為反右斗爭。并認定，退社的富裕中農“想走資本主義道路”。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批判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義思想，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個人主義思想，打擊地富的反革命行為。”
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以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問題、工農關系問題及肅反和遵守法紀等問題為中心，在全體農村人口中進行大鳴大放大辯論。實際運動中，所謂辯論主要集中在合作化運動和糧食統購統銷兩大熱點上。
盡管文件規定“對于群眾的誤解或錯誤意見，都必須采取很好的態度加以解釋和說服，對于富裕中農的錯誤言論的態度，也應該這樣。”但因為把辯論定性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并要求對“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反動煽動言論必須及時地有力地給予反擊”。所以，實際上的大辯論演變成對農民鳴放出來的各種意見進行蠻橫壓制和批判，并發生了亂打亂斗。如：河北省清苑縣打了230多人；陜西省咸陽縣斗爭了158人，有79人被捆綁吊打；云南省宜良縣斗爭了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殺15人。一些地方還隨便給所謂“落后”分子扣右派帽子。河北省邢臺縣的王快村有居民400戶，就抓出了右派65戶。還有一些敢為農民說真話的縣級干部遭到錯誤批判和處理。如，黑龍江省在農村工作會議上，前期動員與會人員鳴放。部分縣委書記、糧食局長如實反映了農民的呼聲，后期開始組織對說實話的干部進行圍攻批判。有三位縣委書記在被撤職，第二年分別被定為右派分子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以兩條道路斗爭為主要內容的極左狂潮，持續時間不長。1957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分子的通知》；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通過《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后，大辯論重點轉向“克服各種各樣的保守思想”，“ 生產問題的大鳴、大放、大爭”；1959年以后，又將重點轉向整風整社。
這場社會主義大辯論，短期內見到了兩大成效：一是剎住了退社風，退社的社員回到了社內；二是促進了糧食征購。
但其負面作用更為突出、影響更為深遠：一是掩蓋了農業社規模過大、公有化程度過高和干部作風等方面的問題，使整風整社的一些措施難以得到落實。二是這場運動既是“八大”正確路線遭到改變的結果，也是“階級斗爭為綱”路線得以確立的一個主要原因。三是這場運動既是反右擴大化的延續，也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先聲。通過大批右傾保守，1957年冬1958年春的大躍進得以順利發動；通過大批資本主義傾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1958年普遍建立起來。四是通過大辯論，壓縮和關閉了糧食市場，為高征購掃清了道路，埋下大饑荒隱患。五是用政治運動解決思想認識問題和人民內部矛盾，打壓不同聲音，為發動“四清”運動乃至文化大革命準備了條件。
（參閱文獻：《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羅平漢：《簡論1957年農村兩條道路的大辯論》；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王寶卿文章《我國歷代糧食畝產量變化及其原因分析》；《黑龍江省農業志》、《黑龍江省糧食志》；《黑龍江農業合作史》；高化民、劉軍：《對一九五七年兩條道路“大辯論”的歷史考察》；王東維：《三次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及其啟示》）
第二次：1963年——1966年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叫“四清運動”）
1957年開始的農村社教，并沒有真正解決農業社存在的諸多問題。相反，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使“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干部特殊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到處泛濫，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生活極端困難。為此，中共中央在1958年11月和1959年2月的兩次鄭州會議上，有限度地提出了“糾左”要求。廬山會議后，糾左轉向反右，經濟更加困難。為扭轉局面，中央陸續出臺了一些調整措施。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12條”)，要求全國各地“放手發動群眾，普遍展開一個整風整社的群眾運動”。這次整風整社運動，在糾正“五風”、改善農業社和人民公社管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但因為沒有擺脫“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不可能解決“一大二公”體制和農民權利嚴重缺失等深層次問題，加之大躍進、窮過渡和糧食高征購，又迫使基層干部為完成任務不得不大搞強迫命令。這些因素，使農村“五風”久禁不絕，少數干部惡行累累。
華東師大李若建教授在《安全閥：四清運動的潛功能》一文披露：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監委辦公廳的一個報告中列舉了少數干部的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情況：一是侵犯人*權，殘害人身，如罵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頭發及施用各種肉刑；二是搜查和沒收群眾的東西；三是濫用“集訓”，即把有問題的人集中起來監督勞動，甚至嚴刑拷打；四是用“辯論”的方法斗爭干部群眾，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讓吃飯；六是強迫群眾拆屋漚肥；七是強迫群眾掘墳挖尸，擴大耕地面積。
李若建教授還依據大量原始檔案，列舉出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基層干部的諸多惡劣行徑。如：山西省壽陽縣從1959年10月底到1960年1月間，在435個生產隊中，有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斗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49人之多。有個公社組織有130人的專業打人隊，刑罰多達二十余種。江蘇省寶應縣的5個生產隊調查，在95名大隊干部中，有貪污行為的30人，吊打過社員的23人，被打農民170人，共逼死23人。湖北省光化縣浪河公社的1162名各級干部中，50.7％的人有違法亂紀行為，直接受害民眾7千多人，占總人口30％，其中被逼死、打死26人，致殘疾47人。湖南省花垣縣的一個公社干部，用所謂的“火燒中游”的酷刑，用柴火熏烤農民，將人活活燒死。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在四清運動中的一份報告，據梧州、玉林、桂林三個地區的不完全統計，871個區委委員中，屬于腐化墮落、亂搞男女關系的有326人，占37.4％。
在率先開展“小四清”的河北保定地區，干部隨意打人、捆人、拷人，對社員隨意罰款、罰跪、扣口糧的現象比比皆是。據安國縣博野公社統計，50名管理區以上脫產干部，有打罵社員行為的34人，占總人數的68%，小隊長以上1165人中，打罵社員的388人，占總人數的33%。全區揭發出有37%的大隊，19800多名干部（占總數8.3%）挪用公款130多萬元。有43%的大隊，35100多名干部（占總數的14.6%）多吃多占糧食67萬多斤，款266000多元，勞動日496000多個。有26%的大隊，11300多名干部（占總數的4.7%），有貪污盜竊行為，貪污糧食267000多斤，款434000多元。
由于“整風整社”運動存在指導思想偏左和過火斗爭的傾向，揭露出來的干部惡行，難免存在水分，但也絕不可能是空穴來風。
針對這類問題，河北省保定地區在1962年冬和1963年春的整風整社運動中，最先提出“四清”（ 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的概念，并把它作為運動的重要內容。
毛澤東主席對保定“四清”和湖南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做法非常賞識。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批示將湖南、河北兩省的報告印發會議討論，并在講話中提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督促各地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會議決定以抓階級斗爭為中心，在農村開展以“四清”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城市開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會后，全國各地開始進行“四清”和“五反”試點。
1963年5月，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由于過分估計了“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情況”，文件提出，要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打退資本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進攻。鑒于試點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中央認為有必要對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作出明確的規定。1963年9月，擬定了《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后十條”）。1963年11月14日，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將兩個十條下發全國城鄉。至此，四清運動在全國大面積鋪開
雖然“兩個十條”都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針。但“后十條”規定了要團結95%以上的干部和群眾，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以及對某些過火行為加以約束等具體政策。所以，雖然也出現了亂斗亂打之類的過火斗爭，但激烈程度并不像后來那樣突出。
1964年五、六月間，毛澤東和劉少奇兩位中央主要領導人對國內政治形勢作出更為嚴重的估計，認為全國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單位，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以此為根據，中央決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此后，劉少奇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于領導“四清”運動上來，6月底到8月底，兩次到各地視察，并主持修改“后十條”。8月16日，劉少奇作出在一個地區可以先集中搞一個縣，“一個縣可以集中工作隊員數千人上萬人”的部署。9月18日，由劉少奇組織修改并經毛澤東批改同意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第二個“后十條”）正式發出。文件對農村階級斗爭形勢作了更加嚴重的估計，提出了"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概念，明確規定整個運動“由工作隊領導”，這樣，就把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撇在一邊。
與此同時，從6月到10月，中共中央相繼轉發了甘肅省委和冶金工業部黨組《關于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關于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即大名鼎鼎的“桃園經驗”）、《天津市委關于小站地區奪權斗爭的報告》。10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斗爭的指示》，11月12日發出《關于在問題嚴重的地區由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
隨著這一系列舉措的推出，1964年下半年的社教運動，呈現出“大兵團作戰”、“秘密扎根串連”、“工作隊包辦”、“大面積奪權斗爭”等諸多極左特征。
1964年年底，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就主要矛盾、運動性質以及做法等問題上公開與毛澤東爭論。會議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由中央下發全黨。“二十三條”取代了兩個“后十條”成為指導運動的綱領性文件。
“二十三條”規定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后一律簡稱“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 、清思想。文件包括一些糾左的內容，如批評了打擊面過寬、把基層黨組織拋在一邊，以及神秘化、人海戰術等做法。但從根本的方面看，它在指導思想上進一步發展了左傾錯誤理論：它不但片面強調“社教”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而且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上升為十多年來黨的一條基本理論。特別是它正式明確地規定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并說這種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們的人有在下邊的，有在上邊的，甚至有在省和中央工作的有些反對社會主義的人。這就為后來發動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論依據。
到1966年春，全國有300萬人次的工作隊到三分之一的縣、區開展運動。隨著“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這場運動自然終止。
盡管中央“社教”運動的總體指導思想是錯誤的，但關于干部洗手洗澡和清經濟、干部參加勞動等要求，具有一定針對性的，也很得民心。相當一部分工作隊，堅持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把主要精力放到解決基層干部經濟問題和作風問題上，并通過退賠、整頓組織等途徑，一定程度地解決了一些問題，緩解了干群關系。這是至今農民群眾念念不忘的好事。
但正如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認定所說，“社教”運動，“雖然對于解決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認為是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如：江西省瑞金縣四個大隊的185名干部，94人被批斗，斗爭的方法有罰跪、體罰、游街、軟禁，甚至酷刑，有人被逼死。四川省三臺縣的一個試點公社一夜之間有5名干部自殺；運動結束后，被打為現行反革命的公社和大隊、生產隊干部13人。甘肅省張掖地區在四清運動初期自殺155人，其中社隊干部87人。甘肅省涇川縣四清運動中，232人自殺身亡。天津郊區小站工作隊，按照陳伯達旨意，精心炮制三個“反革命集團”，株連254人，8人被判刑，6人被撤職，42人被開除黨籍或受其他黨紀處分。福建省四清重點縣湟中縣，先后對11個公社，297個大隊和36個縣社企業中的880人進行了奪權斗爭。黑龍江省在6縣1社的運動中，認定三類和四類單位（需要奪權的）占總數的77．8%；被劃定三類和四類干部占干部總數的1／3。這些人都被揪斗，其中部分人被撤職、挨打；有34人被逮捕、拘留，幾個月中竟發生了49起自殺事件。由于結合“四清”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又錯誤地補劃了一些地富分子。
特別荒謬的是，這場運動把干部經濟或作風上的問題，歸結為代表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利益；把運動的重點放到整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上，這就為文化大革命發動提供了根據。“四清”運動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十年動亂的預演。
就農村經濟而言，九年間進行的兩次“社教”運動和同期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在農民群眾飽受折騰、付出巨大犧牲的情況下，發展極其緩慢。全國糧食總產量，1966年實現了21400萬噸，比9年前的1957年只增9.5%。1965年前8年，除了1958年以外，均低于1957年。農業大省黑龍江，1964年總產只有660萬噸，雖比7年前的1957年高4.1%，但比1951年——1956年的總產水平都低很多。1958年——1962年，五年平均總產只有625萬噸（1961年只有455萬噸），不但遠遠低于“一五”期間的水平，而且比1930年低17.8%，比1943年低5.3%。單位面積（畝）產量一直在70——90公斤左右徘徊，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水平上。
農村第二大產業——畜牧業同樣徘徊不前。據黑龍江省志記載，1951年——1953年，黑龍江地區畜禽有增有減，處于正常發展階段。合作化以后，則逐年減少。1962年，馬存欄比1953年下降了17.2%，等于1941年的78.3%；黃牛存欄比1953年下降了29%；生豬比1953年減少5.3%，只占第二個五年計劃的31%。
黑龍江省農民收入基本沒有增長。1958年——1965年，人均收入多數年份在60——75元左右徘徊，只有1969年達到86.2元，1964年只有57.7元。1966年增加到94.9元，只比1952年93.8元增加了1.1元。口糧標準：1958年不錯，達到552斤，比1957年增加了100斤。但1959年下降到346斤，1960年下降到286斤，1961年下降到276斤，1962年增加到428斤，1964年又下降到378斤。
（參閱文獻：《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王永華：《“四清”運動研究——以江蘇省為例》；李若建：《安全閥：四清運動的潛功能》；孫軍威：《保定農村小四清運動研究》；王輝：《我起草天津小站四清報告》《當代黑龍江簡史》；黑龍江省糧食志、農業志）
第三次：1991年——1992年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
1990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1991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通知》中，決定從1990年冬開始，用兩三年時間，分期分批在農村普遍開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1991年2月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關于在農村普遍開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意見》。“意見”指出：由于前幾年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了四項基本原則教育，比較普遍地出現了“一手硬一手軟”的不協調現象，同時也由于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影響以及黨在農村的某些政策不夠完善等原因，致使農村的政治思想領域存在著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據此，“意見”規定，要著重解決三個問題：1、用社會主義思想占領農村陣地。2、全面正確地貫徹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在進一步穩定和完善家庭戰略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基礎上……逐步壯大集體經濟實力，引導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3，加強以黨支部為核心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在教育內容上要求突出四個重點，即：社會主義優越性教育、黨的基本路線和現階段在農村的方針政策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教育、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思想教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教育。
以此“意見”為標志，農村新一輪“社教”在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有資料稱，
僅在1990年冬天到1991年春季，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就抽調60.7萬名干部組成工作隊下鄉駐村；開展“社教”活動的村有41萬個，占統計地區村數的69%，占全國村數的54.9%。之后，農村社教的范圍進一步擴大。1992年1月14日司法部發出《關于在農村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中開展民主與法制教育的通知》后，民主法制教育成為社教的又一項重要內容；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后，部分地方的教育活動又加入了學習南巡講話精神的內容。這次教育活動于1992年基本結束。
據說，這次教育活動收效很大。有研究者說，通過這次教育，農村思想政治工作出現了新的轉機，精神文明建設一手硬、一手軟的狀況初步得到了糾正。黑龍江省委領導在一次座談會上總結說：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社會主義覺悟明顯提高，進一步加深了對黨的感情。對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托底了，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的信念更加堅定。以黨支部為核心的村級組織的整體功能得到強化，凝聚力和號召力明顯增強，推動了農村改革不斷深化。發展壯大了集體經濟，完善了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和社會化服務體系，進一步調動了廣大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解決了農民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改進和加強了思想政治工作，促進了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治安情況的好轉，良好了農村社會風氣。
但也有評論說，有些同志對開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重要性還缺乏足夠的認識，抓得不夠得力；有的群眾反映搞得不夠好，走了“過場”。
這次“社教”活動已經過去20多年，它對農村精神面貌改觀和對基層組織建設起到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尚需深入考證研究。
僅就對“發展集體經濟”方面的作用而言，本人覺得對這次“社教”不能估計過高。因為究竟什么叫集體經濟，至今在官方文本和學界的研究中仍有很多說不清的地方。實踐中，往往把村級“兩委”直接掌控的經濟（包括資金、資源、資產）看成是“集體經濟”。由于我們對極左路線批判得不夠徹底，有些人總是習慣性地夸大“小生產”的缺陷和所謂“統”的優越性，甚至企圖把農民重新拉回到“一大二公”的老路上。在這次“社教”活動中，鄉村企業“大干快上”的態勢很快形成。消滅“無企村”、“產值稅收翻番”“村級集體經濟跨越發展”等口號俯拾即是。結果如何呢？除了少數基礎好、條件好、干得好的地方（這些地方沒有這樣的行政推動也會照樣發展甚至可能發展得更好）以外，絕大多數鄉村“集體”上的項目都失敗了。據“三農”學者張新光考證，1990年，中部R省在全省47678個行政村中，一哄而起，新上集體企業59342個，官方宣稱全年產值可達到137億元，共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163萬人就業。事實上，這種依靠行政強迫命令手段搞起來的所謂“富民工程項目”，沒過多久就全部熄火了。據本人對部分縣市鄉村企業興衰過程的考察，鄉村“集體”上的項目，80%左右都是曇花一現的；其中，有一半左右，開工之日就是虧損之時。至今仍背在全國多數鄉村頭上的巨額債務，有一半左右是大上集體項目造成的“窟窿”。
值得慶幸的是，這次“社教”不但不叫運動，而且明確不整干部，不整群眾。盡管虛的多，實的少，甚至可能存在嚴重的形式主義，但畢竟沒有在思想政治領域造成前兩次“社教”那樣大的危害。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李克軍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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