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亞里士多德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然而現代政治中，并非人人生來就具備參與政治的意識與能力。從中國政治的現實看，農民很多時候被隔離在決策進程之外，成為政府決策的被動接受者而非主動參與者，導致許多聲稱代表農民的政策實際上損害著農民的利益。要使農民更有效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必須重視農民的政治啟蒙問題，在自治與維權的實踐中，在政治文化的轉變中，增強農民的權利意識，提高農民的介入能力，實現更加廣泛的民主參與。
最近兩年，本人研究的核心問題是“農民與政治”。可以說，新近出版的著作《鄉鎮治理與政府制度化》《農民的政治》都是在這個方向上的調查與思考。為了大家更充分地展開討論，我今天結合關于當代農民的觀察，重點談一下農民的政治啟蒙問題。
一、農民與中國政治
有一種看法，認為農民不能真正影響實質性的政治進程，甚至說，在中國政治研究中，農民的位置無足輕重，可以不在直接視野之內。我覺得這個觀點不對，起碼說不全面，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農民問題在中國政治的特殊地位，集中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從中國的政治現實看，農民中還有不少問題被隔離在高層政策議程之外，就是說，高層在商定有關農民生活的重大問題時，農民的要求無法“上達天聽”，更直接地說，在體制上農民無法真正地直接發出聲音，而在高層，往往不同的政策意見者都聲稱自己的意見代表了農民。長期以來，不論在改革前，還是改革后，農民基本上都處在這樣一種被代表的尷尬境地。另一方面，農民雖然無法直接參與政策進程，但是他們并不是對這些政策決定俯首帖耳。當這些政策進入農村，進入農民生活，農民總是要用不同方式表達自己的態度和選擇，并且以自己的具體行動最終決定這些政策的成敗，甚至從根本上抵制和改變這些政策。人民公社制度被農民推翻就是重要的例證，改革以來的一系列重要政策的改變也顯示了農民的這種力量。可見，農民不僅被高層政治活動所影響，而且也內在地、深刻地影響高層政治。
審視歷史可以看到，當面對那些自稱代表了農民訴求、實際上損害了農民利益的政策安排，農民會不斷地作出抗爭，以頑強的努力迫使政策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對于農民和一些地方政府來說，這個過程都充滿了痛苦，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改革初期圍繞人民公社制度的立與廢，改革以來圍繞鄉鎮企業、農民流動等問題，農民與地方政府之間發生過艱苦的對抗。一個重要的問題就被提出來了：如何讓農民的利益訴求更好、更早、更有效地進入政治過程，使政策議程與農民需求表達實現內在的一致，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農民抗爭所造成的高昂成本。
在此基礎上，也就自然提出了一個更深刻的問題：什么樣的政治安排更能實現農民利益的有效表達，而不是莫名其妙地“被代表”。或者說，什么樣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我想強調的是，農民也是政治的主體，政治不能忽略農民，政治不僅僅屬于政治家。
歷史的進程還有力地顯示：對于農民來說，所謂的“好的政治”不是憑空產生的，在許多時候，這些所謂“好的政治”其實導致了災難。曾幾何時，政策失誤導致大饑荒，民生凋敝，一些地方甚至餓殍遍野，這里的問題很值得深思。
錯誤政策的制定者固然需要譴責，但是，歷史的責任卻不能全部推給這些領導者。錯誤的政策得以實施，另一個方面，那就是民眾自身的責任。如果民眾對于自身的權利有了充分的認知，對政治的本質有了清楚的認識，對于政策過程有強有力的參與訴求和介入能力，那些巨大的“政策性”災難就可以從根本上避免。所以，一個新的重大問題就被提出來了，這就是民眾的政治能力問題，或者說是公民能力建設問題。這樣，就回到一個老的話題，那就是公民啟蒙。
二、村民自治與民主啟蒙
民主的啟蒙，可以說是公民能力建設的核心部分。說到農民與中國民主，大家首先就會想到村民自治。
進入新世紀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不論是學術研究，還是工作實務，村民自治都遇到了瓶頸，有說法是“碰上了天花板”。1990年代中后期，海內外學者們一擁而上，掀起了村民自治的研究熱潮，持續數年。現在，眾多學者的研究熱情喪失殆盡，這個領域的研究可以說比較冷落。因為大家都比較悲觀。原因在于，高層曾經有明確表示，公眾也有強烈希冀，村民自治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推進，將在政策上法律上有重大突破，并實現從村莊直接選舉到鄉鎮直接選舉，甚至更高層次直接選舉的提升。但是，迄今為止，這種突破和提升沒有出現；不僅如此，一些開始就遇到的基本體制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比如，村民自治進程中關于黨組織的領導問題，即通常所說的“兩委關系”問題，依然沒有理順；村民自治組織與基層政府的關系問題，即通常所說的“鄉村關系”問題，也沒有理順。從體制安排看，從政策規定看，村民自治一開始就遇到的問題，仍然沒有突破性解決。就政策規定來說，有很多方面甚至還后退了。所以很多學者說，村民自治的成長“碰上了天花板”。從這個角度看，人們的失望悲觀是有道理的。
但是，事情還有另外一方面，在制度體系、法律框架無突破性變革的情況下，我們卻看到了農民本身的進步，農民在政治上的覺醒與提升。有的學者說，中國的村民自治就是政府在玩“民主把戲”，搞的不是真民主，實際上是把農民忽悠了。這種說法當然有一定的道理，確實有些地方的鄉村選舉被政府操控，甚至玩的是假動作。但是，問題并不這樣簡單。客觀地、從實際效果看，“忽悠”農民的過程，或者說用假民主的把戲來玩弄農民的過程，對于農民來說，也是一個民主啟蒙的過程，是一種政治動員的過程。正是在這個“忽悠”過程中，農民的政治權利意識、政治參與能力獲得了顯著提升。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市場化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民為了維護權利和表達利益，越來越多地、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開始運用“民主”作為武器。舉例來說，在很多地方發生這樣的事情，農民因為征地問題上訪，初期訴求是經濟補償等直接利益問題，但是，隨著直接利益問題得不到解決，他們對鄉村干部的信任開始發生動搖，進而提出罷免、撤換鄉村領導人，直至啟動投票罷免程序。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選舉”就成為農民表達利益要求的有力武器。此類事情在農村經常發生，而且越來越多，充分展示了公民能力的提升。
現在，村民自治還有很大差距，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農民搞不了村民自治。我認為，不僅村莊可以自治，鄉鎮也可以搞自治；不僅鄉鎮能搞自治，縣也可以搞自治。雖然現行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不支持鄉鎮自治和縣市自治，或者說從制度和法律框架上講，目前沒有直接提升自治層次的可能。但是，自治的提升一定是個大趨勢。為什么？因為民眾在要求更多的民主參與，更多的自由權力，要求更多地制約監督政府，更多地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社會越來越平等應該是一個趨勢。有一些人總是在反對平等、自由、民主作為普世價值，我認為他們不能自圓其說。否定平等、自由、民主作為普世價值，那么他們主張的是什么？總不能說，公眾越來越不自由，社會越來越不平等，政權越來越專制獨裁是趨勢吧？
三、維權抗爭與民主啟蒙
最近十年來，或者說進入21世紀以來，農村上訪事件、群體性事件增多。這些事件的基本內容是，抵抗地方政府侵權行為，維護自身權利，我們稱之為“維權抗爭”。正是在權利被侵犯的時候，農民意識到政府權力需要制約，自己的權利需要在斗爭中爭取。對于農民來說，維權抗爭的過程是最重要的啟蒙過程。
回顧一下歷史，中國農村的維權抗爭在1990年代初中期迅速增多，當時的核心沖突是農民的稅費負擔過重引起的。進入21世紀以后，“三農”問題受到空前重視，農業稅費全面取消。在這種情況下，因為農業稅費問題引起的沖突從根本上得到了解決。但是，整體上看，一些地方的維權抗爭和沖突卻進一步升級，或者說，農民與鄉鎮、縣、區、市政府的抵抗沖突在更大范圍，以更激烈的方式展開，集中表現為沖突的生長點迅速增加，抵抗活動的組織化程度迅速提高，抵抗活動的政治色彩越來越濃。征地、承包地、宅基地、環境污染、勞資糾紛、基層選舉、計劃生育、民生建設、村莊管理、干部腐敗等問題，都成為引發農民抗爭的爆發點。由此，“維穩”成為基層政府壓倒一切的工作。在基層工作考核項目中，“維穩”超越計劃生育、財政收入、招商引資等工作，成為頭號壓力。“維穩”正在困擾農村發展，困擾基層干部。穩定為什么成為這樣大的問題？這也是一個需要探究的問題。
本人在農村調查中強烈地感受到，進入新世紀以來，農民的權利意識和能力正在提升，現在的農民已經大大不同于以前的農民。這種不同表現在很多方面。以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農民對國家政策、政府行為的新認知、新態度。我們知道，關于計劃生育政府有很多規定，如頻繁地“孕檢”（檢查是否懷孕），嚴格的“批生”（批準生育），經常性的計劃生育知識考核，繁雜繁重的計劃生育臺賬制度，等等。長期以來在外地打工的育齡婦女都被迫回到戶籍地接受檢查，否則會有很重的處罰。很多管理規定嚴苛、繁瑣，甚至很不講理。基本上，在過去的若干年來，農民都是默默接受的，比較順從，絕大多數農民覺得計劃生育是國策，國家有規定，作為農民就得服從。所以，雖然計劃生育工作中出現了很多侵犯農民基本人權的事情，但是農民的上訪并不很多，抗爭也不能算是激烈。
但是，進入最近幾年，計劃生育政策推進將近三十年的時候，情況開始發生改變。新一代農民成長起來了，所謂80后的農村青年人起來了，他們對于計劃生育管理的態度迥然不同。按照政策，政府批準了什么時候懷孕才能懷孕，提前懷孕都不行；符合生第二胎的條件，中間還得相隔幾年，間隔時間不到，不準懷第二胎，否則要處罰。在老一代的農民來講，整體上覺得這些規定可以接受。但是新生代農民不這么看。他們對這些規定的質疑和抗拒很尖銳，經常這樣表達不滿：“既然我有權生育，你憑什么規定我什么時候懷孕，你管得著嗎？我可以生第二胎，你為什么規定我中間隔幾年我才能生第二胎，生育是人權，你憑什么干涉？”基層計劃生育遇到麻煩了，過去好像不是問題，現在成了大問題，或者說，計劃生育政策規定的基本正當性都受到了農民的挑戰。過去，老一代農民超生會覺得對不起國家；現在，新一代農民直接批評政府的規定是在侵犯人權。
再如，村里應該有幾個干部，甚至鄉鎮政府有多少干部，老一代農民認為這是應該由上級政府決定的事情，但是，新生代農民不這么認為了，他們提出：“政府是我們養活的，干部是我們養活的，我這個村有幾個干部，這應該是農民定的，鄉鎮政府有多少人也應該是農民定的，憑什么由上級政府決定？”這些樸素的想法主張都有深刻的政治含義，顯示了農民在政治上的歷史性成長。這是農民對于政治的新理解，彰顯了公民能力的提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工作面臨農民的更多不合作甚至抵抗。
我個人認為，維權抗爭的增加，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釋。一個方面是，政府工作的“問題增多”；一個方面是，農民對于政府的“要求提高”。從政府方面看，客觀地說，進入新世紀以來，在經濟發展、民生建設，包括政府自身的規范化建設等方面，政府做的事情明顯比過去多，努力程度和實際業績也是可圈可點的。但是，政府本身存在的問題也很多，有工作失誤問題，也有與民爭利問題，還有不作為問題。從農民方面看，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農民對于自身的權力利益更加敏感，權利意識更加清醒，維護權利的能力顯著提高。如同樣是征地，前些年農民的談判條件就不像現在這樣高，基層政府搞征地就不像現在這樣復雜難辦。現在，農民對于政府工作中的問題，也不再像以前那樣能容忍。所以，很多基層干部抱怨現在的農民難以領導，甚至說“刁民越來越多”。這其實是一種積極的變化，說明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態變了。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社會變化。農民自身的這種變化，比政府一些理念、口號的變化重要得多。如果只有政府的一些口號變化，沒有農民自身的變化，沒有基層公民力量的崛起，中國的民主、法治將無法取得根本性進展。
我在地方工作時，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因為財政困難，農機部門發不出工資，有的農機管理人員就組織起來抓農民的拖拉機罰款。他們三個人一組，下鄉去，不同村莊的農民反應很耐人尋味。在一個鄉鎮的交通路口，附近村莊的農民見到了罰款的，或者逃跑，或者抓住了就認罰，于是，這個路口的檢查和罰款就穩定下來了。在另一個鄉鎮的交通路口，情況則不同，農機檢查罰款第一天，就發生了農民的抵抗，第二天，附近村子的幾個年輕人組織起來，把罰款的人員打了一頓。隨后，這個檢查點就沒了。這個情況很能說明一些道理。很多情況下，政府的毛病是老百姓慣出來的，如果民眾對于政府不客氣，對政府的侵權行為不姑息縱容，政府行為就會變得規矩、老實。
我想起1980年代中期的一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一個省委領導人在討論中說的話：“所謂農村改革，是農民用扁擔打政府的屁股打出來的。老百姓不打扁擔，政府還自以為高明，哪里來的改革？”民主的發展也是同樣的道理。民主，是老百姓爭取自己權利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從根本上講，善治不是靠政府自己來解決的，是以公民力量為基石的。
我在下鄉調研過程中，有時候晚上在村里開座談會，聽取村民意見。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參加座談的農民講了很多問題，比如路壞了上級不給修，補貼款項發放不合理，駐村的鄉鎮干部不管事，等等。我問這些村民：這個問題你們向上級反映了嗎？村民就說：“政府干部都很忙，不好意思去找；或者說，我們想去反映，不知道去哪里找人。”這種情況下，我一般反問村民：“你們不去反映，上級怎么知道鄉村干部工作有什么問題？遇到事情你們不好意思去找政府，政府的人怎么知道你有問題要解決？你說政府人員忙，不好意思找，你怎么知道政府人員忙的是不是正經事？為你們解決問題，才是他們的正經事。有了不滿意不說，不向上反映，上級領導怎么知道你有什么事。”我當時是作為縣委副書記對村民說這些話的。當然具體問題可以當場討論解決，但是總的來說，農民需要提升訴求表達能力，需要更高的利益表達的主動性、能動性。因為政府勤勉的基本動力是來自民眾的問責壓力，農民不給官員施加壓力，官員自然容易懈怠。農民需要知道，不奮起爭取自己的權利，不給政府施加壓力，政府的服務很難自動改善。農民向政府施加壓力的能力，就是農民的公民能力。
農民的公民能力如何提升？我的看法，一個方面是在權利維護的實踐中提升，一個是需要外部的啟蒙力量。對于負有公共責任的知識分子來說，啟蒙是一種重要的歷史責任。
四、政治文化的嬗變與啟蒙
討論中國基層政治的演變，我認為不僅要看到制度、體制的變化，而且要看到農民自身的變化，具體說是農民政治行為的變化。從當前鄉村民主發展來看，雖然制度體系法律規范的變革進展不理想，但是，農民的變化很是令人鼓舞。如何概括農民的變化，我認為這就是政治文化的變化。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政治學的行為主義研究相當興盛，主要是要克服當時政治學的研究只關注政治制度，而缺乏對于人的分析。在行為科學的背景下，政治文化研究也受到重視。本人認為，現在中國的政治學研究，行為研究應該特別值得重視。因為，在當下的中國，不論在正式政治生活中，還是非正式政治生活中，制度與行為的脫離、糾結十分突出。如果只關注制度規范，不關注人的具體行為，幾乎沒有辦法解釋基本的政治問題。研究人的政治行為，就不能不特別關注政治文化。
如果單從概念入手，要講清楚什么是政治文化似乎相當困難，但是，如果相對于制度規范來討論問題，或者說把制度體制之外的因素歸結起來討論，聚焦到人的觀念和行為，則政治文化相對容易討論一些。這里的政治文化，通常是指權利意識、參與意識和程序正義意識。政治文化作為一些基本的政治性認知，成為個人政治行為的重要基礎。
本人認為，中國的政治文化正處在一個快速深刻的變動時期。如剛才講到的新一代農民對于政府、政策的態度行為，就可以很清楚地說明這種變化過程。另外，從當前的腐敗問題認知也可以說明這一點。現在的官員腐敗很嚴重，當政者和普通民眾都很擔憂。腐敗案例多發，以至于社會上常常有“無官不貪”的看法，是另一種形式的“洪洞縣里無好人”。客觀地說，說“無官不貪”肯定是有偏頗的。問題在于，這種判斷其實標志著一種政治文化的轉變。即人們不再相信那些宣傳，不再認為官員都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是認為，官員作為人，都是有可能腐敗的。職位高低與品德高低沒有什么關系，官位越高的人不一定德性越好，而是可能腐敗越嚴重。這其實是關于人性的假定發生了改變。這種人性假定的改變實質上具有政治文化的深刻含義，即要求基于人人可能腐敗的前提下設計制度，而不是把希望寄托于官員的品德如何優秀、思想如何先進。
所以，現在官員腐敗案件不斷，非常現實的社會作用是讓人們不再相信官員的個人覺悟、品行，而是相信制度對于權力的監督制約。公眾越來不相信官員自我標榜式的宣傳，越來越認識到必須依靠權力來監督，越來越認識到沒有公共監督的官員將發生腐敗，從而，參與政府活動的意識和行動不斷得到強化。這就是非常實在的政治文化轉變。
翻轉角度看，政治文化的變化，也就是民眾心目中政府形象的變化、政府領導人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核心，是政府和政府領導人的形象迅速地非神圣化，意識形態涂抹在政治家或者說官員身上的神圣色彩被剝落。民眾不再相信那些偉大、高尚、廉潔的自詡，而是認為官員是很容易變壞的，政府的權力必須被制約。
我在哈佛做訪問學者的時候，曾經非常感興趣政治文化和美國政治的課程。哈佛政府系教授DAVID KING關于美國政治文化的概括，非常具有啟發性和說服力。他認為，在傳統政治文化中，宗教組織、貴族和政府領導人代表了真理，但是美國人認為不是這樣，因為真理不證自明，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平等，不是個人之間的平等，而是人民與貴族、國王等統治者之間的平等。人的權力不是來自政府，而是來自上帝，或者說與生俱來。美國人認為，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政府往往妨礙人民的獨立和自由。所以有個著名口號：“我愛美國，我恨美國政府。”DAVID KING還說：“美國選舉很多，選舉往往效率很低，甚至什么事情也辦不成。但是，美國人認為，這就成功了，因為效率很高的政府是可怕的。美國人還認為，人權是由人民保護的，不是政府保護的。強有力的政府是對人權的威脅。”
我個人的體會是，理解了政治文化的演變，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政治制度的設計。人們不能沒有政府，但是政府需要人民的嚴格管束，人們對于政府和官員的信任都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嚴格有效的監督制度。如果仔細觀察美國政治的運作，就更能理解美國政治文化的這種特點。
我在美國時曾專門關注過1960年代民權運動，走訪過一些黑人民權運動的發祥地。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民眾權利的進步是斗爭而來的。美國黑人運動就很能說明這個道理。我在福特汽車博物館曾經參觀過那輛著名的公共汽車。黑人女乘客羅莎·帕克斯拒絕了這輛公共汽車司機的要求，沒有給一名白人男子讓座并坐到規定的后排位置上，因此被捕入獄。她的反抗拉開了黑人民權運動的序幕，引發了美國社會的大規模反種族隔離運動。
我自己的體會，聽了馬丁·路德·金在1963年的那次著名演講，對于有權利需要斗爭的理解就更強烈。馬丁·路德·金一開始就強烈地譴責法律制度的不落實：“共和國締造者草擬的憲法和獨立宣言，曾向每一個美國人許下了諾言，承諾給予所有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但是，就有色公民而論，美國顯然沒有實踐她的諾言。美國沒有履行這項神圣的義務，只是給黑人開了一張空頭支票，支票上蓋著‘資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來。但是，我們不相信正義的銀行已經破產，我們不相信，在這個國家巨大的機會之庫里已沒有足夠的儲備。”“今天，我們要求支票兌現——這張支票將給予我們寶貴的自由和正義。”“現在是實現民主的諾言的時候。”“自由和平等的爽朗秋天如不到來，黑人義憤填膺的酷暑就不會過去。1963年并不意味著斗爭的結束，而是開始。黑人得不到公民的基本權利，美國就不可能有安寧或平靜，正義的光明的一天不到來，叛亂的旋風就將繼續動搖這個國家的基礎。”馬丁·路德·金號召說：“我們要抵抗，因為自由從來不靠恩賜獲得。有權有勢的欺壓者從不會自動把自由奉獻給受壓者……權利和機會，必須通過一些人的犧牲和受難才能得到。”正是由于千百萬人奮起抗議，要求平等和權利，黑人的人權狀況才得到迅速改善。美國的婦女權利運動基本上也是這樣的過程。美國的民權運動的歷史經驗，對于我們理解中國社會的民權進步有重要啟發。
在當下中國，維權抗爭不斷發生，抗爭的深度和廣度都在擴展。就內容而言，有土地維權，還有環境維權，也有選舉維權，等等，內容十分豐富。就形式而言，維權過程中的組織化程度在提升，集體行動能力在增強，政治談判能力在提升。本人認為，這種維權行動的興起，既是民眾權利意識提升的結果，同時，民眾權利的進一步伸張，政治體制轉型，也取決于民眾維權抗爭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本人認為，有了農民的公民能力巨大提升，具體說是農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維權行為的強勢崛起，整個中國的政治發展就有了希望。如果只有學者講先進理念、民主制度、理想模式，而這些東西不被基層民眾所接受和理解，或者說，這些所謂先進的理念、制度不能轉化為基層民眾對政治的理解和行動，那政治就沒有什么希望。正是從這個角度看，農民覺醒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
現在看中國的政治改革現狀，當然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很多，但是沒有必要悲觀。雖然具體的制度安排沒有變，政策規定也沒有變，我覺得那個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在變。要看到農民的進步，因為真正決定制度的進步的是農民，決定政府進步的是農民。當然，也沒有必要焦急，或者總是抱怨改革步伐不快。因為只要民眾的公民能力水平達不到，公民力量對于社會政治的實際作用力不夠大，實質的改革進程不會理想。所以，要推動政治改革，關鍵是如何提升公民力量。
我個人觀察，當下的中國農民正在發生飛躍性的、跨時代的變化，呈現出舊農民與新農民的根本性區別。新生代農民更加務實，更加理性，更加崇尚自由和平等。他們對政府的理解其實建立在對現實生活的感受上。至于“崇高理想”和“響亮口號”，他們其實并不在意。新生代農民的生活要求或者權利主張，不論屬于經濟權利還是社會權利，其實都繞不開政治問題，即必須通過政治權利的落實來解決。新生代農民的成長，本身即為新公民的成長。不管在現行制度上是否被作為市民接納，他們的要求和行為邏輯在本質上都是市民化的要求。這種市民化的要求根源于他們對于自由平等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植根于天賦人權，而不是基于國家的政策和制度給他們規定了什么權利。如果他們的這種要求得不到承認，他們就會本能地抵制和反抗這種制度和政策。
我認為，在當代中國，新一代農民與他們父輩的根本性區別，類似于法國學者孟德拉斯所說的舊農民與新農民的區別。孟德拉斯在1960、1970年代考察法國農民的新生代時指出：“人們會禁不住地確認，歸根到底，這種代際沖突是一種文明沖突。”與舊農民相比較，新農民的態度與舊農民的意識存在根本的和全面的沖突，沒有任何妥協的可能性。在孟德拉斯看來，這種意識形態的沖突并不是政治派別的沖突，但具有同樣的政治性，因為它是意識形態的，提出的問題在本質上是政治性的。孟德拉斯認為，這個群體的權利要求和原有的政治法律結構發生了沖突，他們的個人成功受到市場機制和經濟權利的制約，于是，這就造就了他們嶄新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實際上，這是世界觀的沖突：一些人認為，道德和哲學的原則必須支配行動，現實應該服從觀念；另一些人則認為，境況制約著行動，應當‘為行而知’。”這兩種態度蘊涵著兩種哲學和兩種理解世界的方式。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關于拉美國家移民二代的觀察，也有類似的發現和論述。我認為，正是這種人的根本性變化，才能建立起中國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動力機制。
五、啟蒙殊為重要
啟蒙將會改變國情，或者說，民眾的改變是最重要的國情改變。
現在社會各界都很關心政治改革，有些人一說到政治改革就說中國國情如何如何，說政治改革必須符合我們的國情。這里的問題在于，國情本身是不斷改變，有千古不變的國情嗎？我們的國情是，兩千年間都有皇帝，那現在還應該有皇帝嗎？國情是一個歷史概念，一百多年前人們還不能想象沒有皇帝的國家，但是時代的變化，人心的變化，民眾就要推翻皇帝。就在二十幾年前，一些領導人還說中國不能走市場經濟的道路，甚至說走市場經濟道路就會天下大亂。中國走什么道路，中國的政治體制的改革，我覺得這個路子是走出來的，不是設計出來的。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應不斷擴大民主，加強法制建設，改進執政方式，鞏固、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等等。這也是啟蒙的重要任務。
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鼓吹“內圣外王”，統治者以素質高、能力強、品德好相標榜。美國的政治文化中，從來不認為政府官員如何道德高尚，是一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他們會假定政府也有利益，政府官員的個人品德高不到哪里去，本性也有壞的一面，甚至可能就是一個壞人，所以，在這樣的假定下，設計政治體制的基本出發點就是基于對官員的不信任，強調用制度來約束政府官員。因為假定不一樣，然后制度設計就不一樣。因為假定官員是很容易變壞的人，或者說是有可能變壞的人，所以制度設計得很嚴密，就要立足于靠民眾來管理政府。
公民的力量怎樣形成，我覺得啟蒙在當下中國尤為重要。從世界范圍看，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就是解決這樣的問題。作為特定歷史事件的啟蒙運動早就結束了，但是，作為本質意義的啟蒙，這個過程直到現代也還在持續。從中國來看，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社會，也一直是處在啟蒙進程中。大約一個世紀以前，魯迅、郭沫若的棄醫從文，也說明了當時知識分子對于啟蒙問題的認識和擔當。文學的啟蒙作用非常大，在中國如魯迅的文章，在國外如蘇聯的索爾仁尼琴，還有捷克的哈維爾。一個國家的政治改革，政治變遷，雖然學者可能把道理講得比較深，邏輯嚴密，但是學者的影響力往往只是在學術界。學者只有把東西寫得通俗易懂，可讀性強，能吸引人，對于公眾的影響才會廣泛而且顯著。當然，學術的東西和文學的東西，畢竟屬于不同類型的思維活動。講道理和講故事，用文字表達出來的東西，影響社會的方式是不同的，對于讀者的文化要求是不同的。一般來說，說理性的東西比文學性的東西更富有邏輯的力量，更能從理性上打動人。但是，文學性的文字要比說理性的文字有更多讀者，更能感動人、感染人，更容易產生強大的情感沖擊力，更容易發生廣泛的社會影響。所以，說到啟蒙，我們特別要重視通俗的文化活動的作用。
人們通常說，以“五四”運動為標志的新文化運動具有重要的啟蒙意義，這固然沒有錯，但是，實際上，中國的啟蒙運動遠遠沒有完成。不僅沒有完成，這種號稱的“啟蒙”還相當粗淺，而且走了很多彎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由于“極左”的影響，意識形態領域在搞新的蒙昧，新的愚民教育。很多時候，是以“啟蒙”之名行“蒙昧”之實。一邊高唱“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一邊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現在，雖然這種歌曲不那么流行了，但是，封建的、“極左”的余毒并沒有完全清除，所以，啟蒙的歷史任務仍然很沉重。
農民的啟蒙不是簡單地教育、訓導農民。近幾十年來，中國的農民研究不能說不發達。從出版物來看，針對農村和農民的東西很多，但是，從內容來看，主要是兩類東西。一類是訓導農民的，如宣講政府的政策要求、法律法規，其直接目的就是讓農民聽話，聽黨和政府的話，聽領導人的話；一類是描述農民生活的，主要是側重農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比如就業活動、收入狀況、消費活動等。相對缺乏的東西，是關于農民政治活動的研究，特別是關于農民在政治上的啟蒙問題，研究不夠。主流的話語，是農民要聽政府的話。但是，道理恰恰應當翻轉過來講，政府應該聽農民的話，而不是相反。
過去政府常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嚴重的問題其實不是教育農民，而是教育政府，特別是教育政府領導人。不僅如此，對政府來說，只有教育還遠遠不夠，而是要管束、監督和制約政府。那么，誰來教育和管束政府，當然是人民、是公民，而不是這些政府的“上級領導人”。公民如何管束政府？這里的核心條件是農民的公民能力增強。公民能力哪里來？社會生活的發展本身，特別是全球化、信息化進程的加快，這個過程本質上在培育造就新一代農民。如農民看電視，既看臺灣地區和美國的選舉，也看朝鮮等國的情況，自然就會有關于政治制度的判斷。
改革開放的過程本身，就是培養教育新的農民，就是一種最強有力的啟蒙。但是，政治體制改革過程的加快，還要有更加自覺的啟蒙力量加入，這就是政治啟蒙本身的作用，既包括思想意識層面的啟蒙教育，也包括組織行動能力方面的訓練實踐。所以，應該更加重視啟蒙問題。
本文系作者于2011年10月16日在“趙樹凱新著讀書會”上的發言。本次讀書會由“中道網”與北京師范大學農民之子社團聯合主辦，主題為“農民與鄉村治理”。本文選自趙樹凱：“農村三部曲”之《農民的鼎革》一書，商務印書館出版，2013年12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改革紀略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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