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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正行:小崗村大包干改革的深遠意義

[ 作者:江正行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8-07-20 錄入:王惠敏 ]

小崗村率先實行的“大包干”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從誕生的那天起,就爭論不斷,直到40年后的今天,依然聚訟紛紛。即便是支持這場改革的人們,也有很多認為,“大包干”作為農村改革的“破冰”之舉,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它已經成“過去時”了。

作為一個近距離的觀察者,筆者不同意這些觀點。而是認為,土地家庭承包經營,不但是當今農業經營制度的基石,而且是當今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基石。作為制度性的基礎因素,它存在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有機體之中。對于生機勃勃、不斷前進發展的過程,它每時每刻都在發揮著自己的支撐作用,默默無聞,然而生生不息,是“正在進行時”。

1、“大包干”的實質是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的改革

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后,隨著“左”的思想禁錮開始被沖破,一些曾經被批判過,但對于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有明顯作用的經濟管理辦法,被基層干部和農民重新拿來使用。在小崗村所在的安徽滁縣地區,就有作物田間管理“小段包工”、“一組四定”(將農作物管理承包到作業組),“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等多種形式出現。開始時領導的想法,還是限定在改進集體經濟經營管理的范圍內,并未觸及到更深層次的問題。

然而被解放思想所激活的實踐,會頑強地按照自身的邏輯持續前進。在被界定為多種形式的“經營管理責任制”的比較中,出現了“隊不如組,組不如戶”的現象,也就是生產單位越小,生產效率越高,責任到戶的效率是最高的。而在責任到戶的兩種形式“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即小崗村的“大包干“)的比較和競爭中,后者的優勢明顯,最受農民歡迎,普及的速度最快。

“包產到戶”是指農業生產過程由農戶承包負責,生產成果交集體組織分配,而“包干到戶”雖然農業生產過程同樣由農戶負責,但在成果分配上,不是由集體主導統一進行,而是農戶只把需要上交國家和集體的部分交出來,“剩下都是自己的”。“包產”和“包干”,看似只有一字之差,實際卻有本質的區別。

“包產到戶”中農戶負責的是生產過程及其成果,分配過程卻是集體主導的,從生產經營全過程看,集體仍然介入其中。而“包干到戶”,從生產到分配,主導權都在農戶手中,集體對生產經營直至分配全過程無權干預,農戶與集體之間,只剩下了一個單純的土地承包經營關系。通過承包經營這一方式,土地由集體占有轉變為農戶占有,由此便拉開了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序幕。

土地產權,或曰土地所有權,包含著對土地的占有、使用(經營)、收益、處分的權利。考察40年來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的改革,經歷了以下的過程。

1、隨著土地承包期不斷延長,形成了農戶對土地的長期占有。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初期,合同是短期的,農戶只有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有占有和經營土地的權利。隨著從1983年起,中央規定土地承包期為15年,到1997年提出再延長承包期30年,黨的十九大提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不變。”幾次延期加起來,總計有75年之久,對一個農戶來說,就是要經歷至少兩代人,而且原則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從我們可以看到的廣大農村的現實,在法律和政策的保護下,農戶已經實現了對土地的排他性占有。

2、隨著承包占有的長期不變,農民對土地的經營權也實現了長期不變。雖然經營權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可以有償轉讓,但轉讓權和受益權都在承包戶手中,他的權益沒有流失。

3、承包地收益權。實行“大包干”責任制的初期,農戶需要將勞動成果“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進行三者分配。從2002年開始,國家逐步取消“三提五統”集體提留,2006年,又取消了農業稅。這樣,三者分配關系就消失了,承包地的收益權就全部歸于農戶。

4、土地處分權。這里分成兩塊:在土地承包的期限內,農戶可以自主轉讓經營權,轉讓收益歸農戶所有;但對土地出讓,轉變用途,則管理控制權在政府,農民只有在政府征用土地時,可以獲得相應的經濟補償。我們可以看到,和開初時相比,農民獲得的補償標準越來越高,從政府角度看,是土地征用的成本越來越高,而從農民的角度看,則是他們在土地出讓過程中得到實現的權利越來越大。

綜上所述,40年來,以“大包干”命名的土地產權改革,是逐步深入的,在此過程中,農民的權利是不斷擴大的。之所以農村改革以此為取向,是因為按照“責、權、利”相統一的原則,如果要求農民要對發展農業生產盡責,就必須賦予他們土地經營的權利,并且讓他們獲得經營的利益。農民擔心政策變,就要用“長期不變”穩定他們的預期;農民感覺自己的權利經常受到外界的侵犯,就要制定嚴格明確的法律法規,厘清權利邊界,使農民的既得權利得到保護。在這當中,農民的呼聲,反映的是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而黨和政府的積極回應,則反映了順應民意的決策。正是這兩方面正確的正向互動,保證了農業生產的安全,我國經濟發展的健康、持續、高速。

今天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和40年前的土地集體所有制,除了字面相同,質的區別非常大。今天的集體土地產權,已經形成“三權分置”的分權式結構,按照前面的分析,除了最終的處分權不在己手,農民已經占有其中的絕大部分權利,并且這些權利是不容侵犯的排他性權利,是屬于農民的財產權利。農民有了土地產權,才能夠獲得持久的激勵。

2、“大包干”開啟了農民的“二次解放”

農村改革之前實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把農民的生產、生活統一組織在分布于廣大農村的一個個“集體經濟”內,農民其實只是計劃經濟體系中的“農業勞動力”,談不上有什么個體的權利。自從實行了農業“大包干”,土地所有制形式被沖破了口子,建于其上的公社制度對農民的種種束縛,也隨之逐步被突破。

1、農民獲得生產資料擁有權。公社時期,強調“生產資料公有”,農戶不準養耕牛,連母豬也要限養。“大包干”以后,隨著土地這一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分戶經營,這些禁令自動取消。從允許農戶購買拖拉機、汽車,到今天政府補貼農戶購置大型農機具,鼓勵進行各種生產經營性的資本投資,農戶作為生產經營主體的實力不斷壯大。

2、農民獲得自由擇業權。過去,除了國家有組織地調配農業勞動力從事二、三產業,集體辦有限制的社隊企業,其他方式跨業勞動均被視為非法。“大包干”以后,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剩余勞力和剩余時間大量出現,農民自發地向二、三產業領域進軍。適應這個發展趨勢,政府取消了法規和政策上的許多限制,農民自由地選擇職業的權利逐步被政府和社會所認可。

3、農民獲得自由遷徙權。人民公社時期,農民離開本地外出,是需要批準并開具證明的。否則就會被視為“盲流”,被遣送回鄉。隨著“大包干”以后實行分戶勞動,集體對農民的行動自由已無法進行限制。而由于農民尋求更多發展、更多收入的愿望愈益強烈,他們從離土不離鄉,向離土又離鄉,直至大規模、跨區域流動,當這種遷徙流動成為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原先對農民工的歧視、限制,就逐步從政策和法規的層面得以突破。盡管直到今天,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但與當初相比,已經有了根本的改觀。

除了上面列舉的幾項,“大包干”以后,農民還獲得了私有財產、部分社會保障、社會公共服務、村民自治等很多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利。這一系列權利的獲得,追根溯源,都由實行“大包干”,突破了土地集體經營的種種束縛而起。

最初推行“大包干”承包責任制時,喚起的是人們對于延續了數百上千年的自然經濟下的小農經營的沉重回憶。曾經流傳的一種說法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然而這種判斷是完全脫離現實的。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國已經打下了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在國際上,經濟“全球化”方興未艾。值此之際,我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改革首先從農村實行土地家庭承包經營開始,農業的連續豐收,一舉解決了長期困擾國民經濟的農產品供給問題,開啟了一、二、三產業發展,城鄉發展良性互動的歷史新階段。而隨著擴大對外開放,城市改革逐步推進,農村又為我國突飛猛進的工業化進程提供了急需的億萬勞動力。正是這些今天無處不在的農民工,支撐起了新興的工業化、城市化的龐大人口。可以不容置疑地說,如果沒有以“大包干”為形式的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沒有因此而連續地賦予農民各項自主、自由的權利,就不會有改革開放如此巨大的成就,就不會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崛起,就不會有“中國奇跡”的發生。

3、認識需要深化,改革需要深化

“深化改革”是當前的熱門話題。“大包干”作為農村改革的產物和成果,在深化改革的實踐中不可避免地經常被觸及。對“大包干”進行更為深入的理論探討,關系到改革的導向和改革的成效,這是一項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工作。

1、“土地產權”是根本性問題,容不得模糊或回避

推行“大包干”之初,為了避免受到“分田單干”的指摘,不因戴上“歷史倒退”的帽子而被扼殺,支持者極力強調“大包干”只是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所實行的經營管理方式的改革。然而問題是,同樣是經營管理方式的改革探索,為什么“小段包工”、“包產到組”乃至“包產到戶”,都沒有產生像“大包干”那樣使農民生產積極性如火山噴發式的激勵作用?為什么在短短的時間內,當中央允許實行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時,億萬農民卻一邊倒地選擇了“大包干”這種形式而不是其它?顯然,和其他形式的生產責任制相比,“大包干”有質的區別。其中的奧秘就在于,“大包干”動了所有制的“奶酪”,農民從集體土地的產權中,在占有、經營、收益和處分的權利中,分得了最大的“一杯羹”。

無論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還是在西方理論家那里,所有權在經濟體系中都是一個根本性、基礎性的概念和范疇。所有權界定了人們之間的關系。在市場經濟中,如果沒有所有權利(產權)的明晰,那么任何交易都不可能進行,整個經濟系統就不可能正常運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農用土地進行的產權分置改革,以及這場改革向城市多個領域的延伸,從根本上撼動了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并進而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這是“大包干”改革在橫向上的深層次意義。

改革開放以前實行的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從設計思想的來源上看,來自于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理論。從現實來源上看,又是基于我國傳統的農村自然經濟,以及建于其上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自然村落(這里暫不涉及上層政權組織的介入)。處于這種現實環境中的農民,依然如費孝通所定義的,“是半身插入了土里”的人群。土地捆綁了他們的居住權利,勞動權利,生活保障權利,加上國家實行的戶籍制度、就業制度、流動人口管理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等,就從生存和社會管理兩個層面約束了農民,固化了農民的“安土重遷”。

而實行“大包干”后,農民由獲得經營自主權開始,在集體組織放松了管控的同時,出于自身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加之外部工業化、城市化浪潮的到來,他們對自由擇業、自由流動、保護自有財產等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政府適應這些需求,相應改革了原有的法規制度,農民由此獲得了一系列的賦權。從宏觀視角觀察,農民因此釋放出了巨大的社會生產力,有力地助推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這是“大包干”改革在縱向上的深層次意義。

2、“大包干”改革引發的理論和制度建設的深層思考。

“生命之樹常青,而理論總是灰色的”。按照我們受經典理論影響而形成的習慣性思維,在所有制上,不是公有制,就是私有制,非此即彼。而在農村改革實踐中探索形成的土地承包經營制度,則是一個私權和公權以分置方式而共處于一個所有權之中的所有權形式。這種形式,在以往的“本本”上找不到,而從已有實踐看,則是可行的,并且已經產生了巨大而積極的成果。不可輕言土地私有制。在農村土地所有權中保留一部分公有權利,對于進行具有公共性質的各種基礎設施建設,意義重大。當然,對這部分公有權利的行使如何控制和監督,以防止土地資源在使用中的浪費,防止濫用權利所形成的腐敗,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實踐已經證明,改革開放之前實行的單一公有制體制,效率低下,導致經濟和社會發展緩慢。農業“大包干”改革,在所有權中引進私有權利,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適應形勢發展,不斷對農民賦權,解放了蘊藏在農民這個我國最大的人口群體中的巨大潛能。這給予我們的啟示就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承認并賦予私有權利、個人權利以足夠的空間,使其與公有權利、公共權利形成一個合理的結構,關系到我們的社會是否充滿活力并且有序。40年來,從土地承包開始的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是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這也告訴我們,私權與公權的相對關系及其結構,不能一成不變,要與時俱進,適時調整,以便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從宏觀上觀察,40年來,農村的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是走得比較遠的,給社會帶來的變革是深刻的,成效也是顯著的。相對于此,在其他產權領域,改革還很不深入。主要問題是公有權利仍然過大。近年來少數人瘋狂進行資本吞并擴張,短短時間內聚斂了巨額財富,成為超級富豪,其手法就是鉆體制和制度的空子,不擇手段地“化公為私”;在懲治腐敗的高壓下,仍然有那么多官員“不怕坐牢不怕死”地“前腐后繼”,這絕不能只從道德上予以解釋,而只能從公權力過大并且難受監督與制約來解釋。

3、改革依然在路上

根據筆者近年來在農村實地調查和觀察所獲得的認識來看,在工業化(包括后工業化)、城市化主導的社會發展中,繼續沿著“大包干”開辟的路徑深化改革,就進一步解決好“三農”問題而言,有以下方面需要考慮:

進一步向農民賦權。首要的是讓事實上已經成為城市居民的農民變為市民。我們可以看到,較早進入城市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已經有二、三十年的住城歷史,他們的第二代,很多壓根沒在農村生活過。他們的勞動,都貢獻給了城市的發展和繁榮,但依然不能同等地享受城市居民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福利待遇。正因如此,他們的農村土地不敢丟,不能丟。

于是在農村出現了土地經營的兩種狀態。一種是粗放經營,半拋荒甚至拋荒土地,查查這些土地的主人,基本都是家庭主要勞力在外打工謀生的;另一種是經營得比較好,甚至已呈現出現代化農業的樣貌,查查經營這些土地的農民,都是以農業為主業,一門心思要土里求財的“職業農民”,他們正當盛年,掌握一定文化和農業科技知識,有較強的經營能力,他們代表著農業發展的未來。(這里不涉及城市企業或資本下鄉務農,它們不可能成為主流)

據筆者所見,現在的每個村莊里,都有少數幾家打算把農業作為主業來經營,但他們苦于得不到足夠數量的土地。按照目前農業機械化和社會化服務的水平,一個農戶種一、二百畝土地甚至更多,完全沒有問題,是目前的土地占有狀況,限制了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形成和發展,限制了職業農民隊伍的壯大,進而制約了農業現代化的進程。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讓已經不是農民的農民工完全轉變為市民,使他們同等享有市民的權利,從而消除后顧之憂,同時把在農村的承包地交出去。這個過程中,附加在農業土地上的社會保障功能就被剝離了出來,土地實現了單一的生產要素屬性,它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就成為了可能。

深化農村改革還有很多方面的事要做,但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要著手上述改革。因為這關系到構筑未來現代化條件下的城鄉樣貌及新型的城鄉關系,構成未來社會的基礎性框架,重要如此,不可不察。

2018年6月2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村莊與城市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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