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中國農村發展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上。一方面，中國尚有9億多農村人口、2億多農業勞動力，維系著“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規模農業生產格局；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轉移，進入城市務工經商。這就使得農村社會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結構。這也引起了學界的激烈討論。
主流觀點認為，當前小規模的家庭農業經營效率低下，只有推進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才能真正實現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城市化。但是，一些學者發現，隨著農業資本化的發展和農業規模經營的興起，原有的以小規模家庭經營為基礎的農村生產關系發生了改變，農民在生產和流通領域遭受資本的雙重擠壓。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受中國人多地少基本國情的制約，中國農業發展將長期保持以小農家庭為主體的基本經營格局，而不能依賴規模化的大農場。
上述分析充分揭示了中國農業發展問題的復雜性和矛盾性。這主要同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密切相關。本研究將以農民家庭為基本分析單位，系統考察20世紀80年代以來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家庭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遷，探討中國農民家庭發展的獨特模式，對當前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問題做出新的解釋。
二、發展型小農家庭：一個分析框架
研究者們的上述爭論，其焦點可以歸結為農民與市場、制度的關系問題。他們或認為市場的發展將實現對傳統小農的現代化改造，或認為市場的擴張將導致農民陷入無產化狀態，或認為小農家庭將以其獨特的組織邏輯在市場中生存下來。其中，制度或是作為市場關系的反映將市場對農民的改造制度化，或是作為傳統規范維系農民的小規模農業經營方式。這些研究均限定了農民與市場的二元對立關系，并忽略了中國農村制度安排的獨特意義。在中國現有的制度安排下，農民家庭與市場之間并非是一種二元對立關系，而是呈現為一種有機的“親和”關系，對此，筆者用“互構”這一更具開放性的社會學概念來加以表達。
當前農村的“半工半耕”結構正是農民家庭與市場、制度“互構”的結果。從農民的生活實踐來看，在“半工半耕”結構下，農民家庭迎來了新的機遇：家庭收入水平和單位勞動報酬持續增長，農業經營體系日趨多元，農村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農民家庭發展形態——發展型小農家庭。
發展型小農家庭正是從傳統的“過密化”小農演變而來的。不過，“半工半耕”結構下，小農家庭的發展并不僅僅限于農民單位勞動報酬的增長，還體現為一種新事物的形成過程，即形成了一種新的農民家庭發展類型。這既體現在農民家庭內部的發展變化上，也體現在由此所形塑的新的農業經營模式和城市化路徑上。
三、走出“過密化”陷阱：“半工半耕”與發展型小農家庭的興起
下文的分析主要結合筆者在皖東溪水鎮的田野調查展開。溪水鎮位于安徽省東部低山丘陵區，全鎮國土面積64.8平方公里，下轄7個行政村、190個村民小組，人口2.4萬人，其中，農業人口2.28萬人（5974戶），農村勞動力人口約1.17萬人。全鎮耕地總面積為3.69萬畝，農作物種植以水稻和小麥為主，一年兩熟。農村勞動力以外出務工為主，務工地點主要分布在南京、上海等地。
（一）市場轉型、家庭分工與農民家庭的“半工半耕”結構
截至2014年底，在溪水鎮的農村勞動力人口中，務工人口有10050人，其中，在省外務工的有6930人，在本地縣城或鄉鎮務工的有3120人，分別占全鎮農村勞動力人口的85.9%、59.2%和26.7%。大多數農民在進城務工的同時仍保留了小塊土地進行耕作，形成了農民家庭中一部分勞動力在外務工、一部分勞動力在家務農的“半工半耕”結構。
農村“半工半耕”結構的普遍形成，一方面同市場轉型中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有關，另一方面更與《憲法》所規定的農村土地制度密切相關。此外，這亦是農民家庭內部分工的結果。農民根據不同成員在家庭中的身份和角色安排家庭分工，他們或進入城市務工，或留守在農村務農。
由此，在市場化進程中，家庭始終是農民參與市場活動的基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當前農村社會所普遍存在的“半工半耕”結構，正是農民家庭與市場、制度“互構”的結果。
（二）外出務工與去“過密化”的小規模家庭農業：“半工半耕”與發展型小農家庭的興起
1.外出務工與勞動報酬的漸進性增長。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顯著改變了農民家庭的經濟結構。它為農村中大量剩余勞動力帶來了新的出路，使農民家庭有了新的收入來源。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民的務工收入呈現出較明顯的漸進性增長特征，而在2000年以后，其工資水平更是呈顯著增長態勢。
2.去“過密化”的小規模家庭農業。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也深刻改變了農民家庭的農業勞動安排。以葉民常為例：葉民常家有6口人、8畝耕地，種植小麥和水稻，兒子和兒媳婦在南京打工（農忙期間兒子返鄉務農），葉民常夫婦在家務農，并照顧兩個年幼的孫子。據葉民常計算，若不計栽秧期間的8個雇工，種植8畝水稻和小麥共需投入家庭勞動46個工，8畝地年總凈收益為10636.8元，其家庭勞動力的單位工作日價值約為231.2元，這甚至比兒子在南京市做瓦匠的日工資水平還高。
顯然，在“半工半耕”結構下，農民家庭農業勞動的單位價值甚至略高于其主要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單位勞動報酬。這意味著，當前的小規模家庭農業已經走出了自明清時期以來一直延續的“過密化”趨勢，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發展。
四、發展型小農家庭與農村社會的發展圖景
發展型小農家庭的興起，既體現了由既定的市場和制度環境所形塑的中國農民家庭發展的獨特路徑，也深刻地體現了農民家庭的內在發展潛力和長遠發展前景。
（一）復合型農業經營體系的形成
隨著農民家庭“半工半耕”結構的發展，一些務工能力較強的農民為獲得更高的務工收益，開始將土地流轉給其他農戶耕種。這也使得農業經營組織形態發生了新的變化。
通過轉入部分外出務工農戶的土地，“中農”和家庭農場先后興起。隨著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中農和家庭農場的家庭勞動更多地投入到農業勞動之中，以獲得更多的農業經營收益。在溪水鎮，經營規模為15~50畝的“中農”共有356戶，總計經營耕地8250畝，約占全鎮耕地總面積的22%。經營規模為100畝以上的家庭農場共有38個，總計經營耕地9081畝，占該鎮耕地總面積的24.6%。從家庭收入水平來看，“半工半耕”的小農、中農和家庭農場的收入維持在一個大致相等的水平上，體現了農民家庭勞動力投入在務工和務農之間尋求收入均衡的邏輯。
由此，隨著農民家庭勞動投入在務工和務農之間的轉變，農村社會便形成了以“半工半耕”的小農、中農、家庭農場為主體的復合型農業經營體系。
（二）農民家庭的彈性城市化道路
近些年來，中國農村城市化進程發生了明顯變化，越來越多的農民家庭開始進入城鎮買房定居。在溪水鎮10個村民小組的212戶農民家庭中，在鄉鎮、縣城和市級以上城市購房的農戶分別有89戶、21戶和10戶，占所統計農戶總數的42%、10%和4.7%，總計占56.7%。
進城購房已經成為農民家庭發展的重要實踐。這一方面與農民務工工資的持續增長有關，另一方面與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下農民家庭的代際支持機制有關。“半工半耕”結構下農民家庭的代際支持機制，有效內化了農民的進城成本，保證了城市化進程的穩定有序。這就在農村社會中形成了一種農民進退有序、往返自由的城市化模式，即彈性城市化。
五、總結與討論
當前農村社會普遍形成的“半工半耕”結構體現了鮮明的制度化特征，是農民家庭與市場、制度“互構”的結果。在制度化的“半工半耕”結構下，農民的家庭收入水平和單位勞動報酬持續增長，農業經營模式日趨多元，農村城市化水平不斷提升，形成了農民家庭新的發展形態——發展型小農家庭。發展型小農家庭既不同于傳統的“過密化”小農，也不同于高度資本化的現代農業企業組織以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無產化”小農。隨著發展型小農家庭的興起，農民家庭得以突破長期以來“過密化”農業的低水平增長陷阱，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發展。中國農民家庭正在實踐中走出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
作者單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觀察》2018年第4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