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經濟轉型階段，土地確權和土地流轉給農民帶來了致富的新機遇，出現了“城歸”這一群體。在中國，“農民工”將成為一個經濟史上的新名詞。今天的中國正在悄悄地進行一場人力資本的革命，其主力就是農民。中國人力資源的潛力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世界上最大的“新人口紅利”正在中國涌現。
關鍵詞 新人口紅利 人力資本革命 農民工
新時代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以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成為各界共識。新時代新階段需要新的人口紅利，以孕育出新的發展機會和發展模式，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強大的推動力。有人說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沒有了，這個看法是不對的。事實上，舊的人口紅利在衰退，但新的人口紅利正在產生。人力資本的革命，在為中國下一步創新作準備。
一、工業化開始后農民外出務工是一種普遍現象
在工業化過程開始以后，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尋找工作，增加收入，是世界上任何一個開始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都曾經歷的事情。英國、法國、荷蘭就是典型的例子?？梢哉f，如果沒有農民涌入城市，充當體力勞動者，這些西歐國家的工業化是難以實現的。
中國自19世紀中期以后，由于外國資本在上海、廣州等沿?？诎锻顿Y建廠，江蘇、浙江一帶的農民涌入上海等地，廣東、廣西、湖南一帶的農民涌入了廣州等地。這就是最早的、與工業化有聯系的來自農村的勞動力。到了20世紀初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后，民族資本對工業的投資增長很快，涌入沿海城市的農村勞動力越來越多。這都是正常現象。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20世紀初期以來，基本上都是如此。當時，沿海城市的農民，無論是來自農村的勞動力還是內地其他城市的勞動力，只要進入沿海的工廠，有了工作，就成為所遷入城市的居民。他們如果把自己的配偶和孩子帶進城市，就能在遷入的城市登記上戶籍，孩子就能在遷入的城市的學校上學。當時，并沒有所謂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的區分。
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是1958年戶籍制度改革后才確立下來的。從這時起，農民進城有一定的招工指標，不符合條件的進城或離開農村謀生的，被認為是黑戶籍，是“盲流”。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30多年，以致離鄉進城的農民及其家屬，包括兒童，都不能融入城市社會。即使已經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二三十年，也是這樣的狀況。他們的身份是農民，而他們的職業已經是工人、手工業者或小商小販。
如果說中國工業化開始后的農民工和西歐國家工業化開始后的農民工相比，各有什么特色的話，那么最大的區別就在于中國的農民工在中國工業化大力推進時受到二元戶籍制度的影響，從而導致城鎮化進程受阻。據2015年的估計，中國農民工人數是兩億六千萬人至兩億七千萬人，此外，還有四千萬左右的留守婦女，四千萬左右的留守兒童，四千萬左右的留守老人。他們進不了城鎮。農民工家庭長期不能團聚，夫婦之間的誤解或隔閡增大，留守兒童無人照顧，留守老人的生活不能自理，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無法盡子女之職責。這種情況在西歐國家工業化前期雖然也曾出現過，但由于沒有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限制，類似的情況較快得到緩解，因為只要西歐國家的農民進城找到工作后，城市市區特別是郊區是有可能找到住處的，所以棚戶區、貧民窟相繼形成，這就是一個證據。根據經濟史資料，在西歐國家工業化的前期，跟隨男勞動力進城的一大批婦女之所以能找到工作，與縫紉機的推廣使用有一定的關系。縫紉機進入進城農民家庭，農村來的婦女當時只要能購買或租賃到一臺縫紉機，就可以在家中接到企業的訂單，靠縫紉機操作完成。農村來的婦女有了勞動收入，她們和孩子也就能在城市里生活下去了。
到了工業化的中后期，西歐國家的農村勞動力的來源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就是：來自本國農村的農民工越來越少。這些西歐的農村居民的生活狀況與過去相比已有很大的改善，他們建立的家庭農場不僅有很好的業績，而且在私人產權保護方面和農產品的銷售價格方面還得到政府的保護。他們的下一代也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們不再像工業化前期那樣流入城市去尋找體力勞動的工作崗位。那是他們的曾祖父輩、祖父輩的謀生經歷，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代替他們在城市中尋找體力勞動力工作崗位的，是來自東歐農村、北非農村和西亞、南亞農村的勞動力，還有些人甚至來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的農民。但機械化實現后，西歐工業化國家對體力勞動者的需求數量在減少，而對農村勞動力的質量和技術水平的需求越來越高，進而使得從亞非國家涌入的農村勞動力很難找到固定的工作。
中國在進入工業化中后期以后，農民工的來源也在發生變化。沿海地區的農民如果愿意自己經營家庭農場或參加農民合作組織，他們是不會去城市從事體力勞動工作的。他們也許會選擇小作坊經營，成為小商小販，認為這更有利于自己發展。在城市從事體力勞動工作的，可能是從西北、西南或中部地區的農村勞動力，但也有可能以此為過渡的工作崗位。如今，即使來自西北、西南或中部地區的農村勞動力的供給量也已經不同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情況。因為西北、西南或中部地區供應的勞動力中，沒有經過專業技術培訓的同樣難以找到固定的工作。應當指出，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更深刻的害處在于：它挫傷了中年人，尤其是年輕人改善自己前途的信心，使其陷入悲觀的境地，進而影響他們的子女。
二、原有的發展方式發生了危機
任何國家在經濟發展中都會遇到原有發展方式逐漸不再適應新的形勢這樣的問題。也就是說，經濟轉型是每一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而且經濟轉型并非只有一次。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對新創新成果的認識，經濟繼續轉型的必要性被政府和企業界所認識到，經濟也會繼續轉型。這一點已被世界上不少國家所認識到。
原有的經濟發展方式既然已經被認識到不適用，這條路也已被認識到越走越窄，所以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就成為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所關注的事情。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就是如此。
誰有實力，誰有眼光，誰就走在世界經濟的前列。這個道理也已被各國所認同。中國經濟同樣如此。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可以從改革開放開始時算起，大體上到1992年南方談話公開發表之時為止。這一階段，中國經濟轉型反映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和鄉鎮企業的興起方面。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意味著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實行多年的憑票供給城市居民食物的做法取消了，各城市和村鎮中新出現了各類農貿市場，產品供應充足，再加上鄉村中涌現了許多鄉鎮企業，它們生產出各種工業制造品，并在全國范圍內銷售。于是，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外，出現了鄉鎮企業的商品市場。鄉鎮企業商品市場的建立，對生產和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二個階段大體上從南方談話后開始，到21世紀第一個10年結束時為止。這一階段，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開始推進，民營企業開始快速發展，并且有些民營企業也采取股份制形式。這一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到了中共十四大的肯定，在經濟中也得到了不少企業家的支持。與此同時，在南方談話公開發布之后，一部分學歷較高、有世界眼光、原來在體制內工作的知識分子紛紛辭職下海，成為新型的企業家，他們成為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前進的開拓者。這些都是這一階段致力于中國經濟轉型的積極分子。此外，中國經過多年的努力，終于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這是有利于中國經濟轉型的一件大事。
第三階段大體上開始于21世紀第一個10年結束時，特別是中共十八大開幕之時，一直延續到今天。這一階段也是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時期，發展方式的轉換成了全國上下關注的重點。在中共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十八屆四中全會、十八屆五中全會、十八屆六中全會、十九大的指引下，中國的經濟轉型大大加快了。人們普遍認識到新常態的含義，認識到必須轉換經濟發展方式，重質量、重創新、重效率，在經濟增長速度方面要符合新常態的要求，從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既要擴大消費，又要增加供給。增加消費，主要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市場繼續繁榮；增加供給，主要是要實現結構性改革，使創新取得新的突破。要知道，增加供給必須調整結構，這是一個艱難的任務，因為結構的調整涉及深層次的問題。比如說，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要推進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民營企業也要根據情況而實現轉型。又如，在結構調整過程中，要減少庫存，要加快創新，要提高產品質量，要培養技術工人，提高他們的素質，還要降低生產成本、物流成本、管理成本，等等。這些都屬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因此，企業對雇工的要求比過去高，不是企業一招工，應試的農民都能適應的。再如，在提高效率方面，不僅要提高每個企業的生產效率，還要大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使資源配置合理化。由此看來，第三階段的經濟轉型的任務是十分繁重的。我們必須為新階段的經濟轉型而努力。
三、土地確權和土地流轉：新機遇的來臨
在中國，無論是第一階段的經濟轉型還是第二階段的經濟轉型，都對農村勞動力的外流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正是第一階段的經濟轉型，農民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下，才有了外出務工的客觀條件，他們紛紛奔向沿海，特別是經濟特區，以便在那里找出合適的工作，如進入工廠當工人，進入建筑工地當工人，或受城市居民家庭的雇用，成為保姆、月嫂等。這時，進城的農民工因收入的增加而對家鄉的農民產生了巨大的示范效應，于是有更多的農民外出務工。到了經濟轉型的第二階段，即1992年以后，從內地鄉村到沿海城市和省會城市謀職的農民越來越多，他們只要有體力，或有一定的技藝，在城市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并不困難。特別在一些已有本縣、本鄉、本村農民工工作的地方，經過同鄉的介紹，也比較容易找到工作。這樣，農民工的數量也就越來越多。從20世紀過渡到21世紀的時期，一些地方的農村甚至出現了如下的現象：青壯年基本上離開了農村，農村中只剩下老年人、婦女和兒童。
進入21世紀以后，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后，農村的經濟轉型加快推行。這主要是土地確權以及與此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土地流轉改革成為新階段農村改革的起點。土地確權是在不改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同時也不改變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基礎上實行的。農民得到承包地經營權和經營權證、宅基地使用權和使用權證、宅基地上自建房屋的產權和房產證。有了“三權”“三證”，農民就有了財產，有了財產性收入。緊接著，農村的土地有了流轉的可能性。農民們既可以在承包經營的前提下使自己的家庭農場辦得更好，還可以通過租賃或轉包等方式擴大生產規模，并雇用外地的農民前來務農，使家庭農場做大做強。如果承包土地的農民愿意發揮在手工業或商業方面的所長，也可以把自己承包的土地出租給他人，或轉包給他人，自己轉而進城開作坊或辦商店，因為土地已經確權并有了相應的權證，他們安心了，不怕土地經營權、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房屋會被別人侵占或強行拆遷，因為土地已經確權。農民如果想外出從事手工業或商店，還可以加入農業合作組織，以自己的承包地入股，按期分紅，這樣，他們也就安心了。
在新的經濟轉型階段，外出的農民工還遇到兩種新情況。一種新情況是：有些農民工是在煤礦或其他行業的企業工作的，雖然有工作可做，但生產條件較差，工作較艱辛。在經濟轉型期間，有些煤礦關閉了，或減產了，也有些企業同樣被迫減產或關閉。下崗的農民工考慮到農村的情況這幾年已轉好，所以他們就回家鄉了，這樣，既可以就近工作，同妻兒老人一起生活，又可以回鄉務農，致力于創業。另一種新情況是：有些民營企業在經濟轉型期間為了降低成本，向內地遷移，甚至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去。這些企業遷移后，往往只帶少數管理人員或技術工人一起走，其余的工人遣散回家。于是被裁減的農民工也就回到家鄉，以農業為生。2015年4月，我和一些全國政協委員在陜西漢中市考察，發現西鄉縣、洋縣、留壩縣等地的農民因各種不同的原因從外地辭職，在家鄉經營農業和林業，他們反映生活比在外地好，不僅因為同家人團聚了，還因為開支節省、積蓄增加了。
還有一個與農村土地確權有關的問題，即通過農村土地確權，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縮小了。在浙江嘉興的一些鄉鎮，在土地確權工作開展以前，當地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確權以后當地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之比已變為1.9∶1。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為什么會有如此明顯的縮小呢？據我們在同農戶座談時所了解的，大體上有三個原因：一是農民在土地確權后，積極從事種植業、養殖業，收入因此提高了；二是農民把確權后的承包地租賃或轉包給其他農戶，自己到外面去務工，開手工作坊，或經商去了，收入也因此增長；三是農民把宅基地上的舊房子拆掉，普遍蓋起了四層樓的新樓。我們問當地農民，這么大的房子你們自己??？農民的回答是：“一層是店鋪，租給外地來做生意的人用，二樓租給他們住，三樓、四樓我自家住?！边@樣，每月都有房租收入，農民的收入自然就多了。這些就是新的經濟轉型階段農村的新變化。也就是說，土地確權和土地流轉給農民帶來了致富的新機遇。
四、“城歸”：新型的農民群
由此讓我們轉入一個新概念的討論，這個新概念就是“城歸”。過去只聽說有“海歸”，而沒有聽說“城歸”。“城歸”這種說法是最近兩三年才流行的。所謂“海歸”，指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歷年到西方國家去留學的學生，他們在西方國家學習了一段時間，拿到了一定的學位，決心回國工作，以報效國家。于是他們被人們稱為“海歸”。那么，什么是“城歸”呢？這是最近兩三年內被人們使用的一個新名詞，指的是：離開農村老家，通過不同途徑，以不同方式，到城市去務工的農民工，現在返回老家，或者在本市或鄰市、本縣或鄰縣、本鄉本村或鄰鄉鄰村工作了，他們就被人們稱作“城歸”。
我們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貴州、重慶、四川作過調查，發現這些從外地城市返回老家的人，有不同的經歷，有不同的職業，也有不同的抱負。他們一般說來有如下特點：離開老家到外地奔忙了幾年甚至一二十年，有些人已經三四十歲，也有人還年輕，三十歲左右。他們在外面工作了一些年，對市場經濟比較了解，認識了一些朋友，積蓄了一些錢，有些還掌握了一些手藝或技能。他們認為，長期在外邊工作，一家人分居兩地甚至三地，很不方便，而且孩子也大了，需要有人照料，家里的老人年齡越來越大，需要照顧?？傊?，農村的變化、家鄉的變化，使他們產生了一些新的考慮：是繼續留在外面務工或從事工商活動，還是下決心回家鄉創業？其中有些人決定“見好就收”，即決定趁早回家鄉創業，免得以后后悔，把機會丟掉了。“城歸”一詞就是這樣出現和流行的。
我們在貴州畢節市對小微企業考察時就發現如下幾個例子。
貴州畢節原先是比較落后和閉塞的。外出農民工出去得比較晚，而且最初外出時沒有經過職業技術培訓，即使外出了，也只是充當簡單勞動者、體力勞動者，收入微薄。我2004年春季到畢節考察時，看到公路邊上的村民墻上，用白粉刷上兩行標語：“不讀完初中，不外出打工?！蔽覍ε阈械漠數馗刹空f：“讀完初中也只有十五六歲，難道就讓他們去外地務工么？是不是太小了？”當地干部說：“我們正準備開展外出務工者的職業技術培訓工作，讓這些農家子弟經過職業技術培訓后再到外省市去工作。”這種考慮是正確的。果然，以后我多次到畢節時，看到當地職業技術培訓推行得很有成效。
2012年我在畢節市管轄的七星關區和黔西縣考察時發現小微企業發展得相當快，從事小微企業的業主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外出務工一段時間之后又回到老家的“農民工”。他們是回老家創業的。我看到，有些小微企業是夫婦合辦的。有的開辦了面包房，兼做蛋糕。我問業主：“在哪里學的手藝？”女主人笑著說：“在外面打工時學的，現在回到老家，自己開了面包房?！薄吧庠趺礃?？”回答是：“很好?！庇终f：“這里的居民原來沒有吃面包和買生日蛋糕的習慣，現在成一種習慣了。特別是孩子和老人過生日，都來預定生日蛋糕?！蔽覀冞€在畢節七星關區考察了農民工返鄉后開設的裁縫店，生意也很紅火。業主告訴我們，風氣漸漸變了，城鄉居民感到商場上所出售的時裝價格較高，式樣也不如人意，紛紛到新開的裁縫店來訂做，這些裁縫店都是返回老家的農民工開辦的。畢節市政府還專門劃出一塊地方建起“小微企業園區”，為新成立的小微企業服務。返鄉的農民工，也就是創業者，興高采烈，對我說：“這樣一來，我們不再是‘沒娘管的孤兒’了?！眲摌I的小微企業主認為，“小微企業園區”就是自己的新家，有困難也去找“小微企業園區”的管委會。
在畢節市所轄的各個縣區考察后得出的一個印象是：返鄉農民工和當地農民辦得最多的是兩類小微企業。一類是汽車、摩托車的修理店，沿公路兩側，隔不多遠就有一家；另一類是“農家樂”，既有供應游客食宿的，也有單純供應一日三餐的。其中有些“農家樂”店鋪生意很好，人手不夠，就寫信給仍在外地務工的家人，要他們回家來干活。這些都是農村中的新氣象，值得大家關注?？傊俺菤w”一詞現在漸漸普及了，“新的農民群”已是不少地方經濟發展中的活躍人物。
五、農民是一種職業還是一種身份？
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改革正在全國許多地方推進。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改革的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20世紀80年代初所推行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第二次浪潮是21世紀第一個10年過去以后在全國有些地區開始以后興起的農村土地確權和土地流轉改革，第三個浪潮就是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改革。這將是擺脫計劃經濟體制和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中不可缺少的步驟，也是推動農民工創業的重要措施。在農民工創業過程中，包括農民工家屬融入城市社會生活的體制障礙都將在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改革后消失。
怎樣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中實行戶籍一元化？已試驗這一改革并取得成功經驗的特大型城市所采取的是“積分制”。具體地說，就是把進入這些城市務工的農民在本市務工的工齡、學歷、務工期間的工作表現、獲得獎勵的記錄等，一律折算為積分。積分達到標準，就可以轉為城市戶籍。如果積分還不夠，可以再等待一些時候，屆時就可以轉為城市戶籍了。這就使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及其家屬安下心來，不至于轉到其他城市去。
至于廣大農村中的農民如何納入城鄉戶籍一元化的道路呢？辦法是先建設新農村，務使公共服務到位，并積極推進城鄉社會保障一元化，使新農村向新社區轉變。城鄉戶籍一元化的順勢推進也就成為“水到渠成”的事情。也就是說，戶籍一元化將采取分區推進的做法，不要急于求成，而要循序漸進。
在分區推進的過程中，城鄉戶籍一元化進程雖然從速度上看是慢了一些，但這是一種穩妥的做法，否則會“煮成夾生飯”，后遺癥往往難以避免，以后長時間內還會“補課”，甚至“返工”。通過城鄉戶籍一元化的改革，對農村、農業、農民都會有深刻的影響。
從農村來看，一個最明顯的變化是：從體制上說，城鄉隔絕的體制障礙消失了。農民已經不再被認為是“二等公民”，城鄉居民在體制上處于同等地位，有相同的權利，包括社會流動的權利、社會保障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就業的權利，等等。從體制本身來看，農村的建制被改為新社區建制，從而也同城市中的社區處于相同的地位了。
從農業來看，綜合土地確權工作的實施和土地流轉的推行，中國的廣大農村，包括廣大牧區都在循著農業產業化、農業現代化、牧業產業化、牧業現代化的道路前進。農民和牧民的收入將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增加。
從農民方面來看，城鄉戶籍一元化實行以后，農民可以切身感受到的將是：農民是一種職業而不再是一種身份。過去，在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下，農民及其家屬無疑是一種身份，如果他想轉變為城市戶籍，十分困難?？歼M大學或中專，畢業后分配在城市工作，這可能是途徑之一。參軍后升為軍官，以后又轉業到政府機關，可能也是一條途徑?？傊?，要改變農民的農村戶籍是很不容易的。現在，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改革之后，農民不再是一種身份，而是一種職業。換句話說，城鄉戶籍一元化之后，愿意繼續從事農業或牧業、養殖業的就是職業農民。職業農民的范圍是相當廣泛的，有家庭種植場主、家庭林場主、家庭牧場主，還有家庭養殖場主。家庭養殖場和家庭種植場的范圍是廣泛的。種植范圍包括谷類、玉米、薯類、蔬菜、菌類、花卉、水果等。養殖范圍則包括雞、鴨、鵝、豬、牛、羊、馬，還可能有魚、蝦、蟹或其他?？梢园堰@些家庭種植場、家庭林場、家庭牧場、家庭養殖場統稱為家庭農場。場主當然是職業農民，家庭農場雇用的農業勞動者同樣是職業農民。至于為家庭農場提供農業機械、化肥、農藥、塑料大棚設施的企業及其員工，也可以列為職業農民，或涉農企業的工作者。城鄉戶籍一元化以后，戶籍上的歧視消失了，而且土地確權后農民有了財產權，有了財產性收入，再加上農業產業化使農民收入上升了，這樣，農民就不再受歧視了。這就是農民職業化的含義。
六、在中國“農民工”將成為一個經濟史上的名詞
這是一個有關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前景展望的問題。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來看，在全國人口總量之中，農民人數比重過大了，這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在美國，20世紀90年代，農、林、漁等部門就業人數約占總就業人口的4%；此后這個比例一直在下降，這表明了美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后農業勞動生產率在繼續提高。西歐國家也是類似情況。然而在中國，農村的總人口雖然自2000年以來歷年都在減少，但農村從業人員的減少都是緩慢的[3]。到2010年，農村總人口據統計為6.71億人，農村從業人員仍有4.14億之多。這意味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有必要大力提高。
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最重要的措施是以下四項：一是土地確權，使農民的積極性上升，讓安心從事農業生產的家庭農場主的效率提高，收入增加；二是在加快農業產業化、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發展為家庭農場供給良種、優質肥料和農藥，以及提供機械（拖拉機、播種機、插秧機、收割機等機械）的支農企業；三是在政府引領下為土地質量的改善和水利設施的完善，以及農村道路的修建投入較多的資金，以便糧食和其他農作物、飼養業產品既能增產，又便于運銷；四是擴大農場規模，或進一步推進土地流轉，使農業呈現規模經濟的優勢，在組織形式上應根據各地的情況，或健全、擴充農民合作組織，或幫助家庭農場融資，使它們有更大的發展，或促進務農企業同家庭農場或農民合作組織協作，以提高效率。
怎樣使農民或農業從業人員不斷減少？最重要的措施是大力推進城鎮化，鼓勵愿意進城工作和生活的農民進城。
在城鄉戶籍一元化逐步推進的前提下，城鎮化將轉入一個新階段。城鎮化應“以人為本”，也就是說，讓農民中自愿進城從事手工業生產或自愿開辦小微企業的人，包括原來就多年外出務工的返鄉農民工，作出選擇，愿工則工、愿商則商，聽其自愿。但城鎮必須成為適合人們居住的地方，棚戶區進行拆遷、改造，古跡、人文景觀保護好，醫療、教育、養老、就業等工作相繼跟上去。
一旦農民進了城鎮工作和生活，他們就不再是農業從業人員，他們就同城鎮居民融合在一起了。城鎮必然成為這些新遷入的居民的安居樂業的居住區。他們是否在原來的農村保留自己的老家，悉聽他們的安排，不需要強迫一致。也許存在如下的情況，即農民還是農民，在家鄉經營農、牧、林業，老人孩子都進了城，主要是為了孩子上學，為了老人便于照顧孫輩，老人自己看病、保健也方便。我們在內蒙古通遼市扎魯特旗所看到的就是這種新情況。那么，到那時是不是還會有“農民工”？對這種情況，可以從下述兩方面進行分析：
一方面，既然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已經逐步轉變為城鄉戶籍一元化，農民只是一種職業而不再是一種身份，那么流行多年的“農民工”這一稱呼也就失去了體制的依據。返回老家創業的農民愿意遷入城鎮居住和工作的，不管他們從事什么職業，都不應再以“農民工”的名義來稱呼他們。也就是說，一種體制（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已經消失，“農民工”這個名稱也就成為歷史，供經濟史研究者去研究。
另一方面，既然土地已經確權，土地流轉已經流行，特別是外出務工、外出經營手工業和商業的農民已經越來越向往更多的收入，所以也有一些仍然留在農村種地的青年農民，仍會產生外出闖蕩的可能。他們認為，只有離開老家，才能實現自己的創業愿望，他們會外出尋找同鄉和親朋好友，由他們介紹工作。如果他們確有些本事，為人又有誠信，外出以后仍會在城市環境中成長起來。也就是說，他們仍會像他們父兄輩那樣靠自己的努力，成為創業者。但時代變了，他們不再被城市中的人稱作“農民工”，因為這種稱呼已經過時，也沒有人再使用了。他們是新進入城市的居民，同達到工作年齡的城鎮居民沒有什么區別。
從上述這兩個方面來看，農村中的從業人員繼續在農業中干活的，會日益減少，這是符合城鎮化的走向的。但他們不是轉變為“農民工”，而是轉變為新城市居民。嚴格地說，繼續從農村進入城市，從事工業和服務業工作的農民，不再被人們看成“農民工”，他們自己也不這么看。他們是正在形成中的“藍領中產階級”的一分子。在這里特別要提到，要關心以往這些年跟隨父母進城的“農民工二代”孩子，他們從小在城市中長大，卻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雖然這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但仍需要他們朝前看：一個人的前途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要鼓勵他們適應城鎮化，適應市場化，成為新一代的創業者。
今天的中國正在悄悄地進行一場人力資本的革命，主力就是農民。不管他們是不是外出而返回家鄉的“城歸”，也不管他們是不是繼續務農的農民，他們已經懂得學知識、學技術、交朋友、闖市場的深遠意義。中國的人力資源已經耗盡了嗎？中國農村不再有“人口紅利”了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今天，凡是深入農村考察、調研的人們都能看到中國人力資源的潛力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世界上最大的“新人口紅利”正在中國涌現！
作者簡介：厲以寧，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改革》2018年第6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