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鄧小平的同一性思想
——兼論同一性在事物發展中的作用
唯物辯證法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任何事物內部無不包含著矛盾，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從而推動事物不斷由低級向高級發展，這是事物發展的一條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規律。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根據新的情況，新的問題，把矛盾同一性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推動作用突出出來，從強調斗爭性轉向了堅持斗爭性的基礎上注重同一性，形成他獨具特色的同一性思想，這些思想是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對唯物辯證法關于對立面統一學說的豐富和發展。
一、同一性和斗爭性的關系及同一性在事物發展中的作用
同一性與斗爭性是矛盾的兩個基本屬性。同一性即矛盾雙方的相互依賴，相互貫通（或相互滲透、相互連接、相互吸引、相互轉化的趨勢），斗爭性則指矛盾雙方的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相互離異的傾向。
矛盾的同一性與斗爭性是相互依存的。同一性中包含著斗爭性，斗爭性存在于同一性之中。沒有斗爭性的同一性和沒有同一性的斗爭性，都是不存在的。
同一性與斗爭性的相對絕對問題，我國和前蘇聯等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及各種哲學辭典都肯定矛盾同一性相對、斗爭性絕對的命題。其根據是列寧的如下論述：“對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斗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不少教科書和有關資料都把重心放在對列寧這段話的分析和解決上，卻忽視了列寧這段話后面的說明：“注意：順便說一下，主觀主義（懷疑論和詭辯等等）和辯證法的區別在于：在（客觀的）辯證法中，相對和絕對的差別也是相對的。對于客觀的辯證法說來，相對中有絕對。對于主觀主義和詭辯論說來，相對只是相對的，是排斥絕對的。”（《列寧全集》第三十八卷第408頁）這說明，列寧并沒有把同一性和斗爭性簡單地歸結為相對和絕對、暫時和永恒、有條件和無條件的關系，而是告誡我們要辯證地理解同一性和斗爭性的相對和絕對的關系。目前的各種哲學教科書，對同一性相對斗爭性絕對的論證都是采用了肖前等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中的觀點。論證同一性的相對性，講它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而論證斗爭的絕對性時則回避具體的斗爭性的條件性轉而講它“能打破具體條件的限制并創造事物發展必須的新條件”（該書上冊第248頁）。前者是存在意義上的相對，而后者是本性意義上的絕對，這種邏輯不一貫的論證怎么能有說服力呢？其實這種論證是沿襲了毛澤東在《矛盾論》中的論證方法。在《矛盾論》中，毛澤東指出：“由于一定的條件才構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說同一性是有條件的、相對的……矛盾的斗爭無所不存，所以說矛盾的斗爭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第175頁）由于論證的錯誤從而導致理論上的片面性。正如馮友蘭所說：“客觀辯證法有兩個主要的范疇，一個是統一，一個是斗爭。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思想認為，矛盾和斗爭是絕對的，無條件的；統一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這是把矛盾斗爭放在第一位。”肖前等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也認為：“同一的相對性和斗爭的絕對性表明二者在矛盾發展過程中處于不同的地位。”理論上的片面性最終導致實踐上的惡果。就毛澤東來說，一生十分推崇斗爭性的作用，特別在他的晚年，他的這種樂斗品格表現得尤為突出，甚至把矛盾斗爭性的重要地位提升到一個不應有的高度，片面強調“階級斗爭，一抓就靈”，“斗則進，不斗則退，不斗則修，不斗則垮”等等。他把矛盾斗爭性的絕對性絕對化，而對矛盾同一性的作用則表現出相對的漠視，以致失去了許多可以發展的大好機會，并給黨和國家造成很大損失。筆者認為，既然同一性和斗爭性是矛盾自身內部客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兩重屬性，那么，它們的相對和絕對、暫時和永恒、有條件的無條件等情形就會和矛盾本身的相對和絕對、暫時和永恒、有條件和無條件等情形一致。由于矛盾本身的存在和發生作用既是相對的、暫時的和有條件的，又是絕對的永恒的和無條件的，因此，矛盾自身的屬性即同一性和斗爭性的存在和發展作用也必然既都是相對的、暫時的和有條件的，又都是絕對的、永恒的和無條件的。由此可推出：矛盾的斗爭性和同一性在事物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雖然在事物發展的不同階段其表現的突出程度有所不同，但從總體上來說猶如鳥之兩翼，人之手足，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在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矛盾的斗爭性和同一性各自都有其不可抹煞、不可替代的作用。片面夸大斗爭性而貶低同一性的作用是錯誤的，片面夸大同一性而貶低斗爭性的作用也是錯誤的，我們只有把二者都放到它應有的位置上去估價，才是惟一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在矛盾的實際發展過程中，斗爭性和同一性何者更為重要，這會因矛盾的性質和特點不同、矛盾發展的階段不同、矛盾的運動所處的具體條件不同而不盡相同，需要進行具體的分析，不可一概而論。就矛盾發展的不同階段來說，由于事物的發展在不同過程和階段具有不同的特點，所以矛盾同一性和斗爭性的主次作用在不同發展階段也是不同的。由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過程，屬于革命變革階段，突出地表現為對立雙方的排斥、斗爭；而在事物由舊事物轉變為新事物之后，屬于新事物自我完善、自我發展階段，這時矛盾雙方主要表現為互相依存、共同發展。用哲學的觀點來看，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相結合推動了事物的發展。事物在變革階段，矛盾的斗爭性占主導地位，而在變革之后，矛盾同一性則被突出出來而居主導地位。矛盾的斗爭性側重于“分”，矛盾的同一性側重于“合”，二者結合起來，構成了事物完善和諧的統一，這就是哲學最高層面的“兩面神思維”。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在事物發展中的不同作用，具體表現為：①解決矛盾的方法不同。矛盾的斗爭性強調“分”，首先在明確事物性質、產生、發展及轉化的具體狀況，然后以“一方克服另一方”，“雙方同歸于盡”的方法來解決。而矛盾同一性則強調“合”，尋找矛盾的交叉點和滲透點，使矛盾達到新的融合，完美的統一。②在“破”與“立”的關系上，矛盾的斗爭性是“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側重于破，以破代立。而矛盾同一性則是“立”字當頭，側重于立。矛盾的斗爭性作為事物變革階段的主要力量，必須以“破”字當頭，才能促進新舊事物的交替，只有“先破”，才能為“立”開辟道路，而矛盾的同一性則是新的事物自我完善、自我發展階段的主要力量，則必然是先立后破，立字當頭。這兩種作用必須結合起來，二者互為補充，斗爭性中有同一性，同一性中有斗爭性，才能推動事物的發展。下面筆者主要闡述一下同一性在事物發展中的作用。
矛盾的同一性或統一性即是矛盾雙方的同一屬性，是指矛盾的對立面之間的內在的、不可分割的聯系。關于矛盾的同一性，毛澤東指出：“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一個意思。”（《矛盾論》）這段話中的表述從不同側面揭示出矛盾同一性的內容，同時也說明同一性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矛盾同一性的表現形式概括有三種：第一，矛盾的對立面之間的互相依賴。矛盾的每一方面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發展，矛盾的一方必須以另一方為前提和媒介，一方的存在和發展必須以另一方的存在和某種發展為條件。在把握矛盾雙方相互依賴的同一性的時候，必須弄清矛盾雙方是什么樣的具體的同一關系，是雙方哪些規定性之間的同一關系。第二，矛盾著的對立面之間互相滲透，互相包含。矛盾雙方既然共存于一個統一體中，具有相互吸引的趨勢，那么，它們就不可能是截然分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滲透，互相包含的”。第三，矛盾著的對立面之間相互轉化。一切矛盾著的雙方無不在一定條件下向它的對方轉化。這種相互轉化的過程之所以能夠發生、能夠實現，這是因為對立面之間本來存在著由此達彼的貫通性。列寧在談到黑格爾關于每一事物都是“和它自己的他物有差別”的辯證思想時指出：“非常正確和重要。‘他物’是自己的他物，是向自己的對立面的發展。”（《列寧全集》第五十五卷第222頁）所謂“自己的對立面”，就是本來和自己互相依存著的對立面，即和自己內在地聯系著的對立面，所以，這種包含著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之趨勢的貫通性，最明顯、最深刻地表現了對立雙方的內在同一性。根據矛盾同一性上述三種具體形式來看，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發展中的作用就在于，它把矛盾雙方聯結起來，使事物處于相對穩定狀態，提供矛盾雙方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條件，從而也就孕育著拋棄舊的矛盾的條件。第一，矛盾的同一性使矛盾雙方能在相互依存中得到發展。任何矛盾的一方都不能脫離它的對立面而孤立地發展。矛盾一方的發展依賴于另一方的某種發展，這是自然界、社會和人類思維領域中的普遍情形。第二，矛盾的同一性使矛盾雙方能夠互相利用、互相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而得到發展。對立雙方的相互吸取，相互利用，也是事物發展的普遍情形。這對于那些對立面之間不存在根本沖突的矛盾來說尤為明顯。即使對于那些對立雙方存在著根本沖突的矛盾來說，情形也是這樣的，在對抗性與非對抗性矛盾中都是如此。只是表現形態和性質有所不同。其一，在這類矛盾中，雙方包含著可以互相利用的某些共同因素。其二，矛盾一方自身的內部矛盾性，可以為另一方利用來發展自己。第三，矛盾雙方的內在同一性規定著事物發展的基本趨勢。發展總是由一物轉化為他物，但不是轉化為任何別的他物，而是轉化為自己的他物，是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這是因為矛盾雙方的每一側面都包含著對立面的因素，這是矛盾同一性所造成的。
鄧小平同志雖沒有對對立統一規律進行哲學界說，但他卻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上，鮮明地體現出對這一規律爐火純青的應用。特別是他抓住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在哲學思維上偏重于“求同存異”，著眼于不同事物之間的貫通和轉化，著眼于主客體之間的同一性，盡可能地找出對立面之中于我有用的東西，化腐朽為神奇，形成了他獨特的同一性思想，充分發揮了同一性在事物發展中的作用，豐富和發展了對立統一學說。
二、鄧小平同一性思想的主要內容和特征
（一）時代背景
鄧小平之所以能夠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看到和強調矛盾同一性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作用，是與他對當代國際國內主要矛盾轉變的科學分析的基礎上而做出的關于我們時代特征的正確判斷分不開的，這也是鄧小平同一性思想的現實依據。從國際上來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對當今世界形勢和時代特征從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了多角度的透徹分析，明確作出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要特征的科學論斷，從而為我們的思維方式從強調斗爭性轉到強調同一性奠定了基礎。1985年，鄧小平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經濟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05頁）1987年黨的十三大把鄧小平的這一思想概括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的論斷，使之成為全黨的共識和我們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一個重要依據。從國內來看，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剝削階級作為完整的階級已經消滅，完整意義上的階級斗爭已不復存在。在一般情況下，階級斗爭已不成為社會主要矛盾。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明確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時期全黨和全國人民所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或中心任務，由于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來，實際上已經解決了。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68頁）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十二大”通過的黨章進一步明確表述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鄧小平的國內主要矛盾轉化論，又從國內角度為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和實行從強調斗爭性到注重同一性的轉變奠定了堅實基礎。
正是基于對國際國內矛盾轉化的科學分析和正確判斷，鄧小平才在對國際國內社會矛盾的分析和處理上，及時引導全黨實行從強調斗爭性轉向在堅持斗爭性的基礎上注重矛盾的同一性，形成了他的同一性思想。這是當今時代的需要，是國內客觀形勢變化的呼喚，也是實行改革開放，集中精力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二）主要內容
列寧曾深刻指出：“辯證法是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面怎樣才能夠同一，是怎樣（怎樣成為）同一的——在什么條件下它們是相互轉化而同一的——為什么人的頭腦不應該把這些對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該看作活生生的、有條件的、活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哲學筆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116-117頁）這就是說，辯證法不僅要承認對立面是同一的，而且要進一步研究對立面同一的條件，或者說把同一性放在特定的背景和條件下加以研究，這樣理解的同一性才是具體的、生動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否則辯證法關于對立同一的理論就會變得空泛、抽象和僵化。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對唯物辯證法的豐富和發展，不僅在于他強調了對立面的同一性，而且在于深入研究和反復闡明對立面在改革開放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是怎樣同一的，從而使辯證法不僅成為“革命的代數學”，而且成為建設的代數學。在對立中把握統一是鄧小平構思和處理當代中國重大問題的基本思想方法。鄧小平同志以其開闊的胸襟和高超的智慧善于尋找不同事物矛盾的交叉點和融合點，形成了他豐富的同一性思想。現將鄧小平在對立中把握同一劃分為下面幾種類型。
1.主次同一型。該類型是指多種矛盾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統一和在每一對矛盾中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統一。其特點是：一方面，矛盾雙方主次分明，中心明確，不是半斤八兩、平起平坐；另一方面，又不是“單打一”，只有一方沒有另一方。其中主要矛盾、主要方面制約著次要矛盾、次要方面，決定著事物的本質，主導著事物的發展，在實踐中它就是中心工作或工作的重點；次要矛盾、次要方面則是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輔助和補充，是事物發展的不可缺少的內在條件。鄧小平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上，就鮮明表現了這一類型的同一性思維。他在肯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質區別的前提下，又看到了二者的聯系和互補。首先，在生產關系上，鄧小平不再把公有制與私有制看作是水火不相容，而是把它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統一”起來，認為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即公有制在經濟結構中始終占主導、統治地位，而個體、合資、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不可少的成分，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又叫一元為主，多元并存型）。他說：“發展一點個體經濟，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歡迎中外合資合作甚至歡迎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的補充。”（《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8頁）1984年12月，他在同撒切爾夫人談“一國兩制”時指出，中國的“主體地區”實行社會主義，對外開放20個城市也是在社會主義經濟是“主體”這個前提下進行的，因此，“不會改變它們的社會主義性質”。在1992年南巡談話中，他斷然肯定深圳特區姓“社”不姓“資”，根據也是“公有制是主體”。在小平同志看來，決定事物性質、本質的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要主體部分、主導方面是社會主義的，就沒有傷害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堅持了社會主義的道路。不僅如此，鄧小平認為，在主體地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小范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在公有制占主體的條件下，允許和鼓勵個體、私營、合資獨資企業的合法存在和發展，更“有利于壯大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其次，在分配制度上，鄧小平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其它分配方式為補充，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反對把平均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原則。同時對按資分配這種被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視為資本主義所獨有的，作為其寄生性腐朽性的表現的分配形式，也承認其特定條件下的合理性，他說：“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3頁）在主體與補充的關系上，補充必須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有利于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就是說，補充什么，如何補充的前提條件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而主體有效制約控制補充部分。馬克思說：“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支配著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在當代中國，只要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那么，它就會成為一種“普照的光”使個體、合資、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特點“變了樣”，即使它們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過去相當長時間的社會主義建設中，脫離實際地盲目追求“純而又純”，大搞所謂“一元化”，不僅是主觀唯心主義，同時也是“一點論”、形而上學的表現。在思想方法上，違背了唯物辯證法。
2.中介同一型。中介作為哲學范疇，首先是唯心主義辯證法大師黑格爾提出來的。他說：“界限是中介，通過這個中介，某物與他物既是又不是。”這就是說，對立面的中介具有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的特征。由于沒有對立面的中介，矛盾雙方就既不能相互聯系，也不能相互轉化。所以，不懂得對立面的中介，就不懂得對立面的統一，否認了對立面的中介，就從根本上否認了對立面的統一。列寧說：“僅僅‘相互作用’=空洞無物，需要有中介（聯系）。”（《列寧全集》第三十八卷第172頁）恩格斯說：“一切差異都在中間階段融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535頁）馬克思說：“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運動的實質。”（同上，第一卷第111頁）在這里馬克思把矛盾雙方在中介階段的融合，提高到“辯證運動的實質”的高度來認識，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說明對立面的中介多么重要！十年文革，一度流行甚至成為我們指導思想的觀點就是“不是這個，就是那個”，如不是善，就是惡，不是香花就是毒草，不是好人就是壞人，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等等，一句話，非此即彼。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說：“音樂對于愁悶的人是善，對于哀痛的人是惡，對于耳聾的人則不善不惡。”那種把社會上的一切事情籠統地說成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是荒唐至極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對一種社會根本制度性質的規定和政治方向的規定，不能把它生搬硬套，即使是對一種社會制度性質的認識，我們也只能從主導方面確定它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而不能說社會主義制度就沒有資本主義的因素，資本主義制度就沒有社會主義因素。實際上，任何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總是從舊社會的母腹中成長起來的，否則新的社會制度就不能產生和發展。既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一對矛盾，它們之間必然存在著同一性，即存在著相互聯結、相互依存的方面。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鄧小平大大應用和發揮了這一“中介”思想。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大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3頁）這些先進的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共同需要，是中性的東西，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對立面之間相互聯結的中介，無所謂姓社姓資。我們過去正是對這些對立面的中介的認識上犯了錯誤，忽視甚至否定了它們的作用，結果使社會主義遭受挫折。再如在經濟運行模式上，鄧小平從計劃和市場的性質上看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具有同一性，反對把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所固有，把市場經濟作為資本主義的專利，從而把兩種經濟制度絕對對立起來的觀點。他說：“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48頁）“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3頁）鄧小平從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和經濟手段上將二者統一起來了。這種計劃與市場經濟共存的理論，既突破了馬克思主義經典經濟學理論，也超出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視野。他在經濟學上這一理論貢獻，正是恰當地運用矛盾同一性原理而產生的思想結晶。又如在沿海和內地的矛盾中，矛盾雙方如何統一，鄧小平說：“沿海和內地‘各顧各，相互打架，相互拆臺，統一不起來。’誰能統一？中央！中央就是黨中央，國務院。”（《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78頁）中央也是沿海和內地矛盾雙方統一的中介力量，鄧小平的利用中介求統一的思維方式還體現在他平時的言行里，他說：“最近我對一位外國朋友說，說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如果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說我是保守派。比較實際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49頁）
3.并存同一型。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性質根本對立的矛盾雙方的并存同一。這主要體現在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思想上。所謂“一國兩制”，指在一個國家的前提下，大陸（主體部分）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臺灣、香港、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兩種制度在一個國家（空間）、50年內（時間）并存。在這一構想中體現了這樣一種矛盾同一性思想：即在性質根本對立的矛盾雙方中，在主要方面起主導作用的前提下，雙方在空間上并存、在時間上同時，而且并存不是互相滲透、互相包含，“兩種制度”之間具有截然的地區劃分，同時又在“一個國家”中統一。鄧小平說：“我們提出的大陸與臺灣統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統一后，臺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類似這樣的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否則始終頂著，僵持下去，總會爆發沖突，甚至武力沖突。如果不要戰爭，只能采取我上面講的這類方式。這樣能向人民交代，局勢可以穩定，并且是長期穩定，也不傷害哪一方……總要從死胡同里找個出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9頁）“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國以后五十年政策不變，包括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對澳門的政策也不變，對臺灣的政策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后五十年也不變。”（《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15頁）鄧小平“一國兩制”的設想說明性質對立的矛盾的兩個方面，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統一起來的。另一種是同一性質的矛盾的不同方面進行統一安排，保持平衡與不平衡之間必要的張力，促使事物在相互并存中全面發展。例如，要妥善安排經濟發展與科學教育之間的比例，正確處理發展經濟與法制建設的關系等。
4.滲透同一型。即矛盾雙方都為一個更高的目標服務，不好把它們本身區分為主次，而且這矛盾雙方性質相同，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缺一不可，具有一種合則兩利、離則俱傷的關系。如黨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其中“兩個基本點”——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二者的同一就屬于此種類型的同一。它們共同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對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來說，它們是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少了哪個也不行。而且正如鄧小平所說“這兩個基本點是相互依存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48頁）。沒有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就會走向僵化，沒有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自由化。又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是滲透統一。物質文明是精神文明賴以發展的基礎，沒有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什么都談不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也就不可能全面持久地發展。但是，在一定物質文明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相對獨立的精神文明，不僅能夠保證物質文明的發展方向，而且能夠推動物質文明的迅速發展，因為精神文明對物質文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44頁）因此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二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二者是統一的。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08頁）
5.共性同一型。不同事物、不同方面，可以通過各自都具有的共性基礎統一起來，所謂“求同存異”，就是這種共性同一型，該類型與前文所述“中介同一型”是相即相融的，但共性同一型著重于矛盾雙方在共性基礎上的統一。這種同一型思維原則在鄧小平處理國內國際各種矛盾關系中都有充分體現。1987年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約蒂和贊蓋里時說：“你剛才講的發展兩黨兩國關系的意見，我完全同意。我們之間過去的問題一風吹，一切向前看。關鍵是：第一，我們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克思主義；第二，我們都根據自己的特點，自己國家的情況，走自己的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56頁）這兩條是兩國共產黨合作的共性基礎。1988年鄧小平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時強調說，中印兩國合作的基礎，是在亞洲“我們兩國人口加起來就有十八億，中印兩國不發展起來就不是亞洲世界，應當把發展問題提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要從這個高度去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只有這樣，才會明了發展問題是發展中國家的自己的責任……”“中印兩國如果發展起來了，那就可以說我們對人類做出了貢獻”。（《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82頁）在處理中美、中蘇關系和中國與其他國家關系上，鄧小平著眼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一國與國之間共性認識，求得國與國之間改善關系發展合作。1989年政治風波以后，當中美關系處于低潮時，鄧小平指出：“美國的制度中國不能搬……兩國相處，要彼此尊重對方，盡可能照顧對方，這樣來解決糾葛。只照顧一方是不行的，雙方都讓點步，總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辦法。恢復中美關系要雙方努力，不能拖久了，拖久對雙方都不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51頁）1990年鄧小平指出：“還是要堅持同所有國家都來往，對蘇聯對美國都要加強來往。不管蘇聯怎樣變化，我們都要同它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從容地發展關系，包括政治關系，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53頁）鄧小平在當時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時也著眼于求得共性統一。鄧小平說：“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決香港問題，用什么方式才能解決臺灣問題。只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方式，一種是非和平方式。要取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問題，就必須既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英國的實際情況，就是說，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會主義來統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就香港問題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國兩制’，允許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地位，除此以外沒有其它辦法。”（《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01-102頁）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的關系也是一對矛盾。鄧小平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我國的各民主黨派“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這就使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在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共同基礎上形成了根本利益的統一性、一致性。因此，中共與各民主黨派之間能親密合作，通力合作。對于矛盾雙方根本對立的問題，用斗爭只能使兩敗俱傷的情況下，也可在雙方共性要求上求得同一。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擱置主權，共同開發”就體現了這一思想。鄧小平說，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無非是雙方相互讓步”，“你們讓一點，我們讓一點，就解決了嘛”。“即使一時解決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貿易、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還可以做很多事情，發展往來，增進了解和友誼，雙方合作仍然有廣闊的前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9-20頁）“我們有個釣魚島問題，還有個南沙群島問題……這樣的問題是不是可以不涉及兩國的主權爭議，共同開發。共同開發的無非是那個島嶼附近的海底石油之類，可以合資經營嘛，共同得利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87頁）
6.轉化同一型。毛澤東說：“一切矛盾著的東西，互相聯系著，不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之下互相轉化，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義。許多相反的東西，同時卻是相成的東西。”（《矛盾論》）轉化統一，指通過改變矛盾的一個方面，使其與矛盾的另一方面保持協調狀態，從而維持統一體的存在。鄧小平說：“關于基本矛盾，我想現在還是按照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中的提法比較好。毛澤東同志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然，指出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決了問題，還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體的研究”。（《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68頁）這里所說的“深入具體的研究”，首要的就是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狀況做出動態的考察和研究。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經驗教訓中，鄧小平深入地分析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運動狀況，認為，毛澤東的“相適應”論是科學的，必須明確肯定，否則，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存在的基礎。同時，又對毛澤東的“不相適應”論作了新的分析，認為“不相適應”集中表現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形式的具體體制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從而就把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劃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基本制度，一是具體體制。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與生產力“相適應的”，因此必須堅定不移地繼續堅持。但是另一方面，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諸多具體體制與生產力的發展是基本不相適應的，鄧小平提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一命題，即通過改革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使之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從而達到矛盾的暫時統一。
7.系統同一型。馬克思指出：“商品的交換過程包含著矛盾的和相互排斥的關系。商品的發展并沒有揚棄這些矛盾，而是創造這些矛盾能在其中運動的形式。一般說來，這就是解決實際矛盾的方法。”鄧小平注意到這一“解決實際矛盾的方法”，他力圖通過確定各種社會矛盾的活動范圍和各自發展程度，創造各種社會矛盾能在其中運動的形式，或者使這些矛盾在相互制約中運動，或者使這些矛盾在相互協調中發展。這就是系統同一型。該類型可分為以下幾種具體形式：①多層面統一。如鄧小平的經濟發展戰略理論就體現了多層面的統一：第一步，總目標與階段目標的統一，提出了三步走的戰略部署；第二步，高速度與高效益的統一，提出了“隔幾年上一個臺階”的臺階發展模式；第三步，本質與手段的統一，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第四步，目的與手段的統一，提出了共同富裕的致富策略。②綜合統一。鄧小平的系統辯證法思想集中體現在“兩手抓，兩手硬”的工作方法上。“兩手抓，兩手硬”就是要實實在在地抓住現實社會中的各種矛盾，使各種工作相互“制約”、“對照”、“配合”，從而達到“相稱”。這是一種矛盾運籌的辯證法，其目的在于，創造各種矛盾能在其中運動的形式，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良性運行機制。鄧小平關于兩手抓的內容有多方面的論述。《中共中央關于學習<鄧選>第三卷的決定》中曾把兩手抓的內容概括為三個方面，既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等。③整體與局部的統一。鄧小平在講到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社會利益的關系時，就體現了這種統一性。鄧小平說：“為國家創造財富多，個人的收入就應該多一些，集體福利就應該搞得好一些。”（《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136頁）這些思想，對于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尤其對我國現階段，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鄧小平指出：“我們從來主張，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個人利益要服從國家和集體的利益。”（《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297頁）鄧小平充分注意了個人利益的適當滿足在激勵個人行為中的積極作用，更強調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同一性。他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但“決不是說可以不注意個人利益”，“歸根到底，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是統一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61-162頁）早在六十年代，他就提出要有物質鼓勵，在1978年，他又重申在按勞分配中，要有物質鼓勵，建立獎金制度，即將個人貢獻與個人的物質利益掛鉤，由此調動勞動者個人工作的積極性。這樣一來，個人利益不但不是經濟發展中的阻力，而且還成為其動力了。
當然，上述類型的劃分和命名，可能不夠確切，抑或還可提出其它劃分辦法。但做這樣的分析，對于加深我們對鄧小平同一性思想的理解，無疑是很有幫助的。
（三）特征
分析鄧小平同志同一性思想的內容，可以看出有以下幾個特征：
1.求實性。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馬列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中國現階段的一種新的表達方式，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種新的認識。也正是這一思想推動了鄧小平同一性思想的產生、形成和發展，是鄧小平同一性思想的精髓和靈魂。不論是“一國兩制”求國家的統一，還是和平與發展求世界統一，無不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之上。正如鄧小平所說：“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于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
2.實踐性。鄧小平的同一性思想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是鄧小平在認真研究當代中國和世界政治、經濟的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的基礎上，正確總結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將其升華為一系列的新思想和新觀點，因而具有特別鮮明的實踐性和可操作性。不管是“兩手抓”的矛盾運籌法，還是“主權擱置，共同開發”的利益統一法，都具有極強的操作性、實踐性。
3.時代性。在時代的轉折過程中，適應時代的要求，解決和回答時代提出的重大課題，是鄧小平同一性思想的根本特點。鄧小平精辟地分析了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新形勢，闡明了爭得較長時間的和平環境進行國內建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在此時代主題下，用同一性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論方針政策。這些理論方針政策也體現了時代性的根本特點。
4.創新性。由于求實性和實踐性，決定了鄧小平同一性思想又具有反教條和沖破傳統的創新性特點。鄧小平以極大的理論勇氣摒棄了對馬克思主義某些觀點的教條式理解和扭曲，克服了脫離生產力水平和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某些觀念及由這些觀念派生出來的錯誤政策，根據新實際、新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全新思想，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國兩制”等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三、鄧小平同一性思想對對立統一規律的繼承和發展
馬列主義經典理論家都曾對同一性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做過理論闡述。馬克思在論及辯證法的對立統一學說時，曾把它表述為“兩極相適”，并且指出：“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范疇，這是辯證運動的實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111頁）恩格斯曾經把對立統一學說表述為“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84頁），而且他還著重批評過片面地標榜“斗爭”的觀點，明確地指出，即使在自然界中，也“決不允許單單標榜面的‘斗爭’”。而“想把歷史的發展和錯綜性的全部多種多樣的內容都總括在貧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爭’中，這是十足的童稚之見”。（同上，第572頁）列寧在他的《哲學筆記》中既強調了對立統一學說是辯證法的核心，又全面地闡述了對立統一學說的基本內容。他明確地指出：“要認識在‘自己運動’中自生的發展中和蓬勃生活中的世界一切過程，就要把這些過程當作對立面的統一來認識。”（《哲學筆記》中央黨校出版社第398頁）顯然，在他看來，是對立面的既對立又統一，才推動事物的發展。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后，在國內戰爭結束、將要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歷史時刻，面對各種比較復雜的內部矛盾，列寧要求通過協商、調整，正確處理各種關系，因而特別提出，要善于“把對立面和諧地結合起來”。列寧把這當作重要的領導藝術來看待，他說：“可以把這些對立的概念，不和諧地結合起來，也可以把它們和諧地結合起來。”（《列寧全集》中文第1版，第三十二卷第10頁）革命導師們雖都不同程度強調了同一性的作用，但其思想主流，是強調矛盾的斗爭性，當然這跟導師們所處時代主題有很大關系。他們在論述社會階級矛盾時，著重強調的是其斗爭性。這是為了要為無產階級斗爭提供銳利的思想武器。否則，就不可能推翻資本主義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新制度。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對抗仍然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斗爭，這個斗爭一旦達到最緊張的地步，就成為全面的革命。可見，建筑在階級對立上面的社會最終將成為最大的矛盾，將導致人們的肉博”，“不是戰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戰，就是毀滅。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98頁）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對抗這種斗爭形式是解決對抗的社會矛盾以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04頁）列寧也提出了“差異就是矛盾”的命題。只是到了斯大林，在理論上片面對待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他在《聯共（布）黨史》中敘述辯證法的基本特征時，便只講對立，不講同一，在實踐上他過分夸大過渡時期階段斗爭的尖銳性和嚴重性，搞階級斗爭擴大化，以至提出階級斗爭“日益尖銳化”的觀點，這正是“斗爭哲學”的緣由。“斗爭哲學”的口號在我國正式出現，是在1959年。這種口號是與哲學政治化、階級斗爭擴大化、推行極“左”路線密切相關的。比如，在理論上只許講“一分為二”，不許講“合二而一”，否則就被視為“階級調合論”或“折衷主義”；在對立雙方的關系上，只講對立、斗爭，不講統一、結合，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鼓吹“斗爭哲學”，要求一斗到底，似乎天下事都是“一方戰勝另一方”、“一方吃掉另一方”。推行這種觀點，只能使辯證法走向反面，并且一度造成國家民族的重大災難。
鄧小平說：“馬克思主義理論從來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它要求人們根據它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不斷結合變化著的實際探索解決問題的答案，從而也發展馬克思主義本身。”（《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46頁）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針對多年來我們所犯的“左”傾錯誤進行了一系列撥亂反正，全面、正確地理解和貫徹了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學說，并在改革的實踐中逐步實現了由過去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社會矛盾片面強調“斗爭”到在堅持矛盾對立斗爭的基礎上著重強調“同一”的轉變。將在對立中把握同一的思維方式滲透到他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方方面面，用實踐證明了統一性在事物自我發展、完善階段的突出作用，對于“斗爭哲學”進行了否定，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學說。
早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就提出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在談到毛澤東建黨學說正確內容時，鄧小平指出：“我們回想一下，正是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建黨學說，才建立了這樣一個好的黨。從延安整風以后，無論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氣勃勃，生動活潑，心情舒暢，團結一致。”（《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2頁）針對“四人幫”對黨的建設和黨的作風的破壞，鄧小平提出要好好學習毛澤東在關于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思想，“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這些論述，已經初步顯示出鄧小平要從過去不恰當地強調斗爭和錯誤地進行斗爭的做法中擺脫出來，從而造成一種“團結一致”的局面，即把注意力放在同一性上來的思想。
1978年3月，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觀點，并提出我國的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命題。他指出：“‘四人幫’把今天我們社會里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歪曲成為階級對立，正是為了打擊迫害知識分子，破壞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聯盟，破壞社會生產力，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86頁）在這里，鄧小平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思想，其目的就在于說明知識分子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必須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與工人階級站在同一階級陣線，對于他們我們當然要強調同一性，以便發揮他們對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特殊作用，而不能像“四人幫”那樣打擊迫害知識分子。
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981年6月22日，鄧小平提出，今后“黨內斗爭是什么性質就說是什么性質，犯了什么錯誤就說什么錯誤，講它的內容，原則不再用路線斗爭的提法”。這些重要決策和意見，為糾正長期以來片面強調斗爭性的“左”傾錯誤鋪平了道路。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鄧小平在糾正“左”傾錯誤的基礎上，面對新情況、新問題，以對立中著重把握同一性作為主要的思維方法進行分析、決策，提出一系列同一性思想。如：他關于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思想，揭示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同一性；他關于市場和計劃都是手段、方法的論述，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首次闡明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同一性；他關于“一國兩制”共同開發的思想，則充分展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同一性。這里不難看出，充分利用和發揮矛盾同一性的作用，促進社會主義社會快速發展，是鄧小平在改革實踐中十分關注和致力解決的一個問題。鄧小平的同一性思想既是對馬克思哲學的繼承和發展，又是對“斗爭哲學”的撥亂反正，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和時代感。
四、鄧小平同一性思想對中國傳統辯證法“和”的思想的批判繼承
現代不能超越傳統，社會不能超越文化。任何一種社會的政治經濟活動都滲入一個民族的傳統精神。在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精神或道德寶庫中，匯聚了許多與當今時代運行軌跡相一致的精神瑰寶，其中“和為貴”思想就是優秀的傳統精神，具有普遍意義的瑰寶之一。鄧小平指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著不少封建腐朽思想，這是必須批判和否定的。但是同時，傳統文化中也有許多優秀成份，這又需要繼承和發揚。鄧小平的同一性思想正是對中國傳統辯證法“和”的思想的批判繼承。
中國是一個富于辯證思維的民族。根據《國語·鄭語》記載，史伯對鄭桓公說：和與同是不同的，“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當權者若“去和取同”就不能維持自己的統治。在此，史伯把矛盾的統一之“和”看作產生萬事萬物的根源動力。春秋末期，齊國的晏嬰進一步發揮了“和”的思想，并闡述了“和與同異”的道理：“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血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早期儒家也主張“和”之思想，《論語》云“禮之用，和為貴”，以后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的人生哲學和“中庸之道”的處事方式。再以后，《中庸》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的觀點，將“中和”之道視為天下萬物存在發展的根本之道，并把“致中和”視為人類一切活動的目的和目標。以后的哲學家們又提出了中和之道崇深閎遠，無所不周，無所不容，“上孚治天下，下孚修一身，舍之莫能也”，把中和之道視為世界普遍規律的思想，并提出了“禮者中和為貴”、“樂以中和為本”等一系列命題，把“中和之道”當作治國治身的中心法則。“中和”就是“無過與不及”，就是要求結構的平衡、比例的適中、關系的和諧，就是矛盾關系的統一。而作為中國傳統哲學中心命題的“天人合一”，其實際就是“天人統一”，就是主張天與人在性質關系上是一致的協調的統一的。因此，“中和”是中國傳統哲學的靈魂。“中和”、“太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追求和最高境界。“和”，也就是統一，是中國傳統哲學和傳統文化的核心和歸宿。自古以來，世代相傳，潛移默化，深入人心。作為“中華民族一員”和“中國人民的兒子”的鄧小平自然也受其影響，成為鄧小平同一性思想形成的重要思想淵源。
但是鄧小平的同一思想同中國傳統“和”的哲學又有本質不同。這是因為，我國古代思想家強調的“和”中順應自然與世無爭，不承認矛盾的對立。正如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認為，史伯和晏嬰所講的和，“實際上是調和”，他們“沒有看到對立面的斗爭，而只看到對立面的統一”。（《三松堂全集》第八卷第82-83頁、第124-25頁）在先秦諸子中，儒家強調“和為貴”，提倡“君子無所爭”；墨家講兼愛非攻；道家強調對立面之間的互相依存、互相轉化、相反相成，提倡無為不爭。在先秦諸子中只有法家講斗爭。商殃主張耕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商君書·農戰》），“今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商君書·開塞》），韓非強調競爭，“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韓非子·五蠹》）鑒于秦王朝失敗的教訓，自漢以后，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自然不再提倡斗爭，也不再講對立面的轉化，而是提倡不爭，大一統，儒家的“和為貴”、“中庸”、“天下不變道也不變”等占了主導地位。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雖然也有思想家、哲學家認識到矛盾斗爭的不可避免性，但由于階段的歷史的局限，最終還是歸對于和。張載把辯證法的規律歸納為四句話：“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張載在此認識到“有反斯有仇”，但結論卻是“仇必和而解”。他贊同孔子的“君子無所爭”。“仇必和而解”并不是像唯物辯證法那樣通過斗爭達到對立面和諧的統一。而是矛盾斗爭雙方通過和解、調和來解決矛盾。而鄧小平的同一性思想與之不同。鄧小平的同一性思想并不排除斗爭性，相反，是以承認和堅持斗爭性為前提的。它的哲學基礎是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唯物辯證法認為，斗爭性存在于同一性之中，沒有斗爭性就沒有同一性。同樣，沒有同一性也就不存在斗爭性。二者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我們研究事物的矛盾，要研究矛盾雙方是怎樣統一又是怎樣斗爭的。在對立中把握統一，在統一中把握對立。如果只講統一而否認對立，或者只講對立而否認統一都是錯誤的，矛盾的對立和統一共同推動事物的發展。鄧小平以同一性為主的思維中，也不是無原則的同一，而是差異，對立基礎上的同一。鄧小平既反對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從指導思想上將矛盾對立面絕對對立起來、過分夸大斗爭性的“左”的傾向，同時，也反對在原則問題否認對立和斗爭的右的傾向。鄧小平同志不僅巧妙地在對立中把握同一，而且善于在同一中把握對立，堅持必要的有理有節的斗爭。比如，在香港回歸問題上，鄧小平同志一貫堅持主權問題不可討論，1997年中國將按期收回香港；在祖國大陸與臺灣統一的問題上，他強調“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87頁）；在四個堅持問題上，鄧小平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項長期任務，1992年南巡談話中他說：“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上，鄧小平強調二者的一致性，但也同時強調二者的本質區別，針對在政治體制改革中企圖照搬資本主義國家“三權鼎立”的錯誤主張，鄧小平指出：“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這種辦法我們不能采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95頁）從上述可以看出，鄧小平的同一性思想，不是一種絕對的同一，也不是一種調和，而是一種承認對立面的基礎上的同一，以同一為主，但仍不忘斗爭。看不到同一中包含著對立，就有可能失掉原則，喪失立場。這是鄧小平同一性思想高出“和”文化的地方。它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和”文化創造性的發展。
鄧小平的同一性思想是從唯物辯證法的理論體系中生長出來，并融化于當代中國社會活動中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它表現為一種高超的思維藝術，通過各種具體的思維過程和實踐活動顯現出來，并轉化為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目標設定、戰略設計、藍圖規劃等等。如果說鄧小平關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構想”是一個藝術整體，那么深藏背后并滲透于每一個具體的“構想”中的，就是其同一性思想。學習研究鄧小平同志的同一性思想，必須完整準確，不能顧此失彼或究其一點不計其余。通過學習研究鄧小平同一性思想，對我們正確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大膽參與改革實踐，不斷探索并積極解決實踐中產生的各種新問題，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
（作者現任咸陽市農辦主任，本文作于1997年,收錄于作者隨筆集《享受寂寞》一書，曾獲陜西省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優秀成果二等獎，《理論導刊》雜志1998年度優秀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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