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庫恩的解釋，科學研究范式及其運用總是與一定的學科及其理論基礎結合在一起的。從學科的角度來看，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對農民行為關注最多，由此形成了四種代表性的研究范式：一是倫理學基礎上的道德主義范式。代表性的觀點是斯科特的道義小農。一些社會學家將這種范式歸結為迪爾凱姆的整體主義傳統。二是經濟學基礎上的個人主義范式。代表性的理論為波普金的理性農民。不過爭議很大，因為理性不僅僅限于經濟范疇，還延續了社會學中韋伯的個人主義傳統和政治學中霍布斯的個人主義傳統。波普金也坦言對理性農民的分析相對于道義小農的另外一個視角。三是基于政治學的“制度—行為”范式，強調國家和社會的政策、法律、制度、規定等是農民行為的決定性因素，代表性的有“受剝削小農”和“社會化小農”。四是傳統中國的“關系—行為”范式。依次表現為梁漱溟的“關系本位”、費孝通的“差序格局”、許烺光的情境模式以及楊懋春和楊國樞的家族主義。
四種分析范式在解釋農民行為的效率上有差異，與兩個原因有關：一是研究視角或學科基礎不同；二是研究對象及時間有差異。這些理論只在一定時空范圍內有效。
比較而言，“關系—行為”范式在解釋傳統中國農民社會行為時更有解釋力。首先，另外三種分析范式均存在著一些明顯的不足之處，修正的結果與“關系—行為”范式同步發展；“關系—行為”范式所涉及的“社會現實”，與農民的行為范圍重合；比較結果顯示，“關系—行為”范式的綜合特性更強。當然，不能唯分析范式論，還要反思分析范式本身，特別是分析范式只是社會科學分工的結果，必須回歸到“社會現實”。其次，關系是社會的本質，主導著人類行為。相對于群體或社會，個體是被嵌入的社會動物，基于社會群體的關系影響和支配著人們社會行為選擇。這在傳統時期表現更甚。三是傳統中國農民更重視關系。小農經濟使農村社會關系自我封閉，隨著代際更替、關系繼承從而累積性發展；農村社會關系不僅發達，而且主宰了農民生活，是人們互動的行為準則，具有組織社會和形成社會秩序的功能；中國農民非常重視關系，把對關系的考慮作為為人處事的重要內容，平衡各種關系也成為農民的日常事務。
“關系—行為”范式亦有不足。一是“關系”和“行為”均限于狹義且微觀的社會領域；二是對中國農民關系與行為的探討主要限于傳統時期。所以，必須重新審視“關系—行為”范式，特別是其中的“關系”。
“關系”至少有共時態和歷時態兩種表現方式。
共時態指一定時期內關系的各個面向，一般包括政治關系、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傳統時期中國農民的三種關系及特征分別為：社會關系是一體化的，政治關系是兩面性的（服從或反抗），經濟關系是非常有限的。政治關系從正面強化了社會關系，經濟關系從反面強化了社會關系，傳統農民的關系與行為主要發生在社會領域，且限制在農村社會內部。
歷時態表現為關系不同面向的歷史性變化。在社會領域，農民關系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個體、家庭、村莊之間關系由一體化向解離化轉變；在政治領域，農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由傳統時期的間接關系轉變為直接關系、單向的資源提供關系轉變為雙向的保護和被保護關系，關系的性質也由傳統時期的二元對立、剝奪和分離，轉變為相互依賴與和諧共存；經濟領域農民與市場的關系亦是如此，由過去的有限關系發展到現如今的經常、全面和致密關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來更甚。這三個方面表現出兩種不同的發展方向：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表現為不斷增長與質性轉變，社會關系表現為解體與分離；它們是背道而馳的，前兩個方面對后一個方面起到了解構作用。整體來看，傳統時期的農民關系經歷了一個此消彼長式發展、微觀向宏觀延伸、靜態向動態轉變、社會層面向整體格局演變的過程。
歷史地看，中國農民的關系呈現出階段性變化的特征，“關系—行為”范式依次表現為三個次級范式：一是傳統時期的“社會關系—行為”范式。傳統時期農民的社會關系居主導性地位；皇權甚遠及其剝奪屬性致使政治關系內嵌于社會關系中，經常通過農村社會的關系網絡表現出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導致農民的經濟關系不僅量少而且質低，微弱的外部依賴性反過來會強化對農村社會關系的依賴。“關系—行為”范式在傳統時期主要以“社會關系—行為”范式表現出來。二是中國建國后的“政治關系—行為”范式。依次以政治關系的建構、社會關系的解體和經濟關系的政治化表現出來，農民的經濟行為和社會行為亦是如此，還被附加上了革命或政治屬性。“草根性動員”“需求性動員”“政治性生產”和“運動式生產”等是典型特征。“關系—行為”范式主要以“政治關系—行為”范式的形式表現出來，農民的行為也就呈現出高度政治化、一體化和模式化等特征。三是現階段的“經濟關系—行為”范式。這一時期農民關系的變化首先發生在經濟領域，但以農民與國家關系的變化為背景；農民經濟關系的宏觀化有賴于政治關系的變革，其后果是農民社會關系的經濟化趨勢。經濟關系在農民關系格局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并逐漸成為了主導性的關系。“經濟化”貫穿于三類關系，“關系—行為”范式主要以“經濟關系—行為”范式的形式表現出來。
次級范式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分析范式不僅具有一般性，同時具有發展性。分析范式作為方法論基礎，不應該僵化，而應該回歸到它賴以產生的“社會現實”中。“社會現實”在不斷地發展變化，“關系—行為”范式也就應該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二是雖然“關系”的內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農民行為受制于關系的機制并沒有改變。中國農民一直是關系的體現者和實踐者，一直處于被動者和被決定者的地位，他們雖然有選擇的權利和能動性，但必須以社會和國家主導決定的關系結構為前提。
當代農民也正在經歷從傳統微觀社會關系中脫離出來融入宏觀政治和經濟關系中的艱難歷程。它有三個消極后果：一是行為無依，農民只能嘗試著以個體、能動的方式適應現代社會；二是行為無束，農民易于陷入極端個人主義之中，容易導致“無公德的個人”的泛濫；三是行為無序，特別明顯地表現在社會關系和市場關系中。消極后果在社會關系領域中更甚，原因在于，農民的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可以通過國家政策、法律和市場機制來建立并規范，而社會關系既無法上升到宏觀統一的范疇，加之農民自身能力長期受關系制約，主體性能力和反思性動力不足，在從傳統社會脫嵌的同時缺乏再嵌的微觀場域和機制，僅靠個體化的農民自己，很難再建構起有效的社會關系。政治關系也有待于優化重置，特別是限于現有政治關系中的被動接受者地位以及村莊范圍且有限的投票和決策權力等，難以對政治生活特別是國家政治產生影響。可在基層政治生活方面有所突破，如將農民的政治參與納入鄉鎮社會治理，或通過社區化、組織化的參與，重新建構起新型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
“關系—行為”范式可以拓展到中國人行為的分析中。中國農民關系和行為的歷史進程同樣甚至先于中國人的關系和行為的歷史進程；關系在中國具有普遍性，現在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關系”作為傳統文化的沉淀已經超越了時空，所以，應該超越“關系”的特殊性和具體主義內涵，挖掘“關系”的一般性和普遍主義內涵，把它當作人類社會活動與秩序形成的機制。另外，對中國社會而言，“關系主義”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引導人們的行為取向。不僅如此，“關系”已經走出國門，成為了一個英語世界的通用名詞，曾經以音譯(Kuan-hsi)現在以中文拼音Guanxi作為它的專有名稱。基于“關系”的“關系—行為”分析范式不應僅限于農民行為研究領域，還應發展成為中國社會研究的分析范式。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觀察》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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