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如此偉大的成績，取得這么多寶貴的經驗，應該歸功于鄧小平同志改革開放大政方針和重大決策，歸功于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歸功于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我認為深圳作為最成功的經濟特區，作為一個經濟實力位居中國城市前三甲的現代化大都市，在 40 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是立了頭功的。
1、開放的動力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已經成功實現經濟起飛，基本完成了工業化，人均 GDP 已達 4080 美元，位列“亞洲四小龍”之首，享有“東方之珠”的美譽。
深圳乃至廣東大量農民外逃偷渡香港。廣東省委省政府承受著內地民眾大規模逃港的巨大政治壓力，因此當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勛以及省委書記吳南生等領導提出要在毗鄰香港的深圳搞出口加工基地，利用國外的資金和技術，解決就業、發展經濟的意見。這一設想得到了中央的積極回應。
▲習仲勛主政廣東
鄧小平是中國決定向西方開放的最終決策者。鄧小平之所以決定向西方開放，主要是看到了中國經濟與西方的巨大差距。正如鄧小平訪美時感嘆的：
二戰后跟著美國走的國家都富了，跟蘇聯走的都落后了。
他到了日本深深感到日本發展那么快，我們落后了。在美、日等發達國家的親眼所見、親身體會，讓這位老革命家堅定中國要從封閉走向開放。
雖然小平同志在 1979 年會見加拿大客人時講過：
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
但囿于當時的環境，那時中央還沒有明確提出搞市場經濟，只是本著摸著石頭過河，寄希望于在改革開放和特區建設中尋求突破。
2、深圳經驗
辦特區、建城市，在深圳做的每一件事情、遇到的每一個問題都會和舊體制發生激烈的沖突，不突破舊體制的包圍，就無法推動城市建設、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每一次碰撞，實際上就是對舊體制的一次突圍，對新體制的一個探索。
? 深圳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有組織地對民營科技企業進行培育和扶持，出臺了全國第一個《關于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在全國第一次提出，舉辦民間科技企業不僅資金可以入股，而且商標、專利、技術等可以以無形資產入股辦企業，這項規定使深圳誕生了像華為這樣世界級的大公司，為深圳高科技產業發展和創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體制機制的基礎。
? 1987 年 12 月 1 日，深圳敲響了新中國土地拍賣的第一槌。4 個多月后，全國人大修憲，規定“土地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 當時深圳證交所上市公司中，深圳國有企業占有很大比例。在民營高科技企業領域，全力推動技術、管理、專利等生產要素入股，成就了華為、中興一批深圳高科技企業的迅速發展。在一批中小國有企業，大力推廣經營者和員工持股，出臺了《深圳市國有企業內部員工持股試點暫行決定》，從而為金地、華強等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進行產權改革提供了依據。21 世紀初，深圳根據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抓大放小”布局調整的要求，根據深圳的實際，對競爭性領域處于劣勢的工業、流通、商貿、建筑等領域的國有企業，以經營者員工持股的方式進行產權改革，實行改制退出，對國有企業員工轉化身份，進行經濟補償，納入社會保障制度，基本完成了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和布局調整任務，使大部分國有企業和員工走向市場。
? 90 年代初，深圳就進行了第一次農村城市化的改革，將特區內原來的農村基層組織納入城市行政管理體系，將村辦企業改造成股份合作公司，將幾萬農民一次性轉為城市居民，并撤銷了寶安縣，成立寶安、龍崗兩個區。第一次農村城市化改革為促進深圳特區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城市的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幾十年來，深圳在制定和實施各種經濟體制改革方案時，基本上沒有發生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的無謂爭論，從而以“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歷史緊迫感和務實精神，造就了舉世矚目的深圳速度，并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取得了深圳質量和深圳效益的輝煌成功。
3、深圳缺憾
改革開放在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當前社會也存在很多矛盾和問題，包括腐敗嚴重，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生態環境惡化，公共服務不足等等。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矛盾和問題，除了與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增長水平以及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失誤有關，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不到位、不完善、不配套，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現倒退造成的，而不是改革開放必然帶來的，更不是鄧小平同志確立改革開放偉大方針出現了重大偏差造成的。
比如社會上嚴重的腐敗主要是市場體制不完善，政治體制改革不配套，權力得不到監督約束帶來的；公共服務不足，主要是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帶來的；生態環境惡化，主要是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及時從根本上得到轉變帶來的；收入差距過大，主要是壟斷行業改革、社會保 障和福利制度改革以及財政制度改革滯后帶來的等等。
因此，解決當前社會上存在的這些問題，不能采用“左”的觀點和主張，否定鄧小平同志開啟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采取經濟上倒退到計劃經濟，消滅私有財產，實行平均主義大鍋飯；政治上回到“文化大革命”，重新進行階級斗爭的方式，而應該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偉大方針，進一步全面深化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領域各項改革。
四十年我國取得的偉大成就靠的是改革開放，而要解決改革開放四十年后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從根本上也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繼續擴大開放，這也是深圳經濟特區四十年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一條基本經驗。
4、曲折與教訓
目前，最能代表深圳改革開放特征的是“市場機制”+“民營經濟”的發展格局，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市場經濟體制和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的經濟制度是深圳經濟成功的最根本的制度、體制、機制方面的保障，始終堅持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方向無疑是深圳改革開放的一條基本經驗。
深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表明，堅持市場經濟改革，最重要是處理好市場與政府、民營和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凡是堅持了正確的以市場為改革取向，處理好兩對重要的關系的時候，就會大大促進經濟社會的健康 發展，凡是工作中發生偏差或失誤的時候，經濟社會發展就會受到影響和損害。
? 從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凡是政府直接投資或直接主導的競爭性領域的大規模建設項目，包括電子信息、汽車以及其他高科技項目，基本上都是以失敗而告終；在 21 世紀初期，政府制定的產業政策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市場的導向，提出了發展重化工產業、汽車產業，建立化工產業基地等規劃和政策，基本都沒有達到制定的目標。相比之下，深圳發展過程中凡是堅持以市場為主導的一些產業，包括信息通信產業、互聯網產業等高科技產業，都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過程，最終成為支撐深圳經濟發展的頂梁柱。隨著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的充分發揮，深圳產業結構自身不斷得到優化和調整，政府用不著花氣力用行政手段督促企業去產能、去庫存、 去杠桿等。
? 在處理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關系上，深圳也經過艱難探索，走過彎路，付出代價。20 世紀 90 年代，由于對國有企業發展的規律和特點認識不足，政府花了很大精力，動用很多資源，在市場競爭激烈的工業、商貿、建筑業、服務業等發展了一大批國有企業，結果到 21 世紀初大批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難以生存，被迫進行國有經濟布局調整。通過國有企業布局調整，市政府集中精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逐步形成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民營經濟無論是在企業數量、質量、效益，還是在 GDP 的貢獻、稅收、就業等方面都占絕對的優勢，使深圳成為全球現代制造業基地、高科技創新中心和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商貿物流中心，孕育出一大批如華為、騰訊、比亞迪、順豐、華大基因、平安保險等全球知名的民營企業。
5、改革需要闖將
鄧小平同志在 1992 年視察南方談話中說道：
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 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
鄧小平同志的談話是對深圳改革開放經驗的高度概括，也是對深圳的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
小平同志講，改革是一場革命，每一項改革不可避免的既是對傳統理論、思想觀念的沖擊，又是對利益的再調整和權力的再分配。因此，沒有敢闖敢試、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改革開放很難邁出實質性的步伐。
深圳改革的實踐表明，每一項改革舉措和探索，幾乎都要不同程度地突破國家和省有關部門既有的相關政策和法律法規。如果完全遵守國家、省有關部門的政策、法律法規，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的突破進展。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是深圳率先借鑒香港土地制度的管理經驗，對土地使用權進行轉讓、拍賣，直接違背了當時《憲法》有關條文的規定，大膽敢試的勇氣可想而知。
講究策略、藝術、方式、方法，都不可避免地引起上上下下、前后左右、方方面面的矛盾、非議、不滿甚至得罪一些人。因此，深圳在敢闖敢試進行改革過程中，無論推動哪一項重大改革，都不僅做出了艱難的努力，克服了大量的困難，而且也往往付出很大代價，甚至做出了很大犧牲。
從具體的某一項改革而言，深圳的改革總是在“臭三年，香三年”的循環中不斷重復。在探索試驗過程中，往往先受到有關方面的批評、指責，待改革取得理解，尤其是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時，又往往受到有關方面的肯定乃至推廣。從具體推動某些改革的個人來講，其所付出的代價往往是多方面的，有些同志往往受到非議、爭議、批評，甚至受到批判；有的或因改革出現不足、或因得罪有關方面，受到處分；在深圳改革歷史上作出重要貢獻的同志通常很難得到提拔重用。
6、深圳改革開放：未竟的任務
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生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而且也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也有了更高的期待。深圳這些年民營企業家及高收入階層的資產向海外轉移，中等收入以上的市民移民，以及比較富裕階層將子女送到國外讀書等都已經成為較為普遍的現象。
深圳經濟社會方面存在的上述問題，有些是受經濟發展階段和水平制約而難以完全克服的，有些是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難以完全避免的，但最重要的是民生社會領域的各項改革長期滯后必然帶來的后果。
由于種種原因，社會領域的這些重要改革有些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有些改革持續多年而長期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如教育、衛生體制改革；有些改革在改革過程中出現過反復和重大失誤，如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有些改革從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而沒有啟動，如分配制度改革；有些改革受現有既得利益群體的影響，長期難以有明顯進展，如戶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體制改革等等。
應該承認，社會領域的改革涉及廣大市民的切身利益和現有利益格局的調整，難度大、見效慢，但是長期以來，政府的職能轉變、執政理念未能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的需要而及時的調整。深圳政府職能轉變已經講了多年，但總體上仍然沒有擺脫以經濟增長為目標，以 GDP 為中心的傳統執政理念，政府領導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是確保經濟增長，擴大投資規模，追求城市形象和追求政府政績；政府部門仍然迷戀于行政審批權力，自我設立了分錢分資源的各類大量審批項目，而市民最關心、反映最強烈的民生問題、公共服務問題、公平正義問題、分配共享問題等本來應該由政府做的事，卻沒有得到認真解決。因此，如果政府的執政理念、職能轉變沒有解決，民生社會領域的改革很難有所突破， 公平共享、共同富裕的深圳乃至中國改革開放的初心就很難真正落實。
一些重要的改革出現了顛覆性的錯誤，對深圳的改革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產生了深遠的消極影響。較為典型的是深圳住房制度改革出現的反復。深圳作為市場經濟的改革試驗區，也是住房制度改革的先行試驗場，早在 1988 年深圳就借鑒新加坡“居者有其屋”和香港建立不同層次的住房保障體系的經驗，出臺了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建立社會保障和市場商品房“雙軌”，以及福利房、微利房、商品房“三類”的住房供應體系，由政府負責建福利房，企業建微利房，開發商建商品房 。在 2000 年前建成了 27 萬套包括福利房和微利房在內的政策性住房，大體上滿足了機關干部、企業員工、困難群眾等不同層次的多元化需求，商品房的 價格也基本上保持穩定。
但是自從 2000 年前后，受國家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地方經濟增長、財政收入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對深圳已經實行多年的住房制度改革進行了重大調整，基本取消了福利房、微利房的政策，政府停止了福利房的建設，禁止企業自建微利房，甚至企業利用自有土地興建職工宿舍都被嚴格控制，把社會所有階層的住房需求都推向市場商品房。住房制度改革的重大調整，使得商品房價格的漲，從 2005 - 2015 年，10 年間深圳房價整體上漲了 7 倍左右。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報告數據，2016 年上半年深圳以 38.6 的房價收入比，列為全球大城市第一，成為全球“最難買得起樓”的城市。
以住房制度重大調整為主要原因的深圳奇高房價，固然能夠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促進經濟增長，使部分家庭財產性收入增加，以及在促進城市更新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對深圳經濟和社會造成的傷害卻是多方面的、長久的和巨大的。高房價提高了營商成本，給深圳的制造業、物流業帶來極大的擠出效應，大量制造業企業外遷成為現實，增加了深圳產業空心化的風險；高房價大大提高了深圳的物價水平，給中低收入群眾的正常生活帶來極大的壓力；高房價降低了深圳對各類人才的吸引力，使青年人失去了奮斗的希望;高房價加大了收入差距，成為拉開不同群體財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對深圳建立公平共享、和諧社會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由于住房制度改革的重大調整和失誤，到 2015 年深圳享受不同類型保障房的群體僅為 126 萬人，與同年常住人口 1137.89 萬人相比，住房保障率僅僅達到 11% ，即使加上領取人才安居補貼、機關單位住房貨幣補貼的群體，深圳市的住房保障率也只有 15% 左右，而新加坡的住房保障率為 82% ，香港有 50% 以上。
由于受執政理念、發展模式、既得利益群眾的阻撓以及政府機關官僚主義的影響，深圳戶籍制度改革長期難以推動，更談不上有突破性進展。到 2015 年深圳戶籍人口僅占常住人口 31% ，占實際管理人口的 17.7% ，在深圳有 800 萬左右的非戶籍常住人口，他們在深圳有穩定和相對穩定的工作和住所，是深圳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繁榮穩定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深圳經濟增長和建設發展的重要貢獻者。
然而這 800 萬非戶籍常住人口，與深圳戶籍人口相比，在養老、醫療、失業、住房等方面得不到應有的公平社會保障，不能夠公平地享受政府應當提供的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他們基本上被隔離在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社會安全網之外。他們幾乎被排斥在參政議政、城市管理、社會管理、基層管理之外，無權參加基層的人大代表的選舉和被選舉，沒有資格參加政府公務員招收的考試，甚至沒有資格成為教育、衛生等事業單位中有正式編制的員工，只能成為“同工不同酬”的編外人員；他們不僅不能成為城市管理、社會管理的主人，實際上成為城市管理、社會管理體系中被管理甚至被管制的主要對象。
自從 21 世紀初以來，深圳市民對戶籍制度改革的呼聲日益增強，中央對戶籍改革的要求也不斷加強，深圳有關部門也多次提出了以擴大戶籍人口比例、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內容的改革建議方案，但由于受地方政府自身利益的保護、政府有關方面的官僚主義以及戶籍利益群體的阻撓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深圳戶籍改革的方案始終未能正式出臺，更談不上取得突破。因此戶籍改革應該是深圳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重大缺陷，是深圳改革史上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深圳多年來在國有企業改革總體上講是比較成功的，20 世紀在探索三個層次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方面為全國的改革提供了很多經驗，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也走過彎路，出現了一些教訓。
深圳特區建設之初是一個邊陲小鎮，國家幾乎沒有投資，基本上沒有多少國有企業。隨著 20 世紀 80 年代特區全面建設和各項改革的不斷深入，一方面原來一批政府行業管理部門轉為行政性公司，利用特區的政策和市場機制，得到較快發展，形成一批從事工業、商貿、旅游、物資、糧食等有一定實力的專業化公司；另一方面，根據特區建設的需要，政府也投資組建一批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沒有多少資本金，主要靠銀行貸款而得到迅速發展。應該說，深圳市屬國有企業為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深圳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20 世紀 90 年代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迅速發展，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國有企業本身的體制機制不能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在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不具備優勢，國有企業經營面臨著很多困難，有相當多的企業難以為繼。為此，中央提出了“抓大放小”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戰略方針，以提高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深圳對國有企業發展的規律認識不足，認為國有企業只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都是可以搞好的，從而對中央提出的“抓大放小”國有企業布局調整，有進有退認識不足，動作遲緩，措施不力，反而在競爭激烈的領域和行業，深圳提出了國有企業做強做大的一系列目標。比如在工業領域的建材、石化、輕工、電子等領域提出建成若干個超百億集團，在物資、外貿、商貿、旅游、飲食服務等領域組成大型綜合商社，在建筑行業、房地產行業要推進“組龍工程”等，并動員大量的資金、土地等行政資源，用行政手段給予大力支持。
隨著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國內多種所有制企業的激烈競爭，除極個別企業外，絕大多數競爭領域的工業、商貿、流通等行業的國有企業難以生存，不少企業還不起銀行債務，發不了員工工資，資不抵債，為國有企業和深圳經濟的發展帶來沉重的包袱，給社會穩定帶來極大的壓力，使深圳政府和金融機構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在 21 世紀初，深圳根據中央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方針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布局調整和結構優化，對處于競爭性領域的工業、商貿、建筑、服務業等行業中的大量劣勢企業，通過員工持股的產權改革轉變成混合所有制企業，剩下的少數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保障城市安全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領域。應該說，深圳國有企業改革發展過程中的教訓也是深刻的。
7、深圳精神”不能丟
深圳因改革而生，因創新而強，以先行先試為己任，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幾年來黨中央和國務院有關方面推出了 1300 多項各個領域的改革舉措，其力度之大、范圍之廣前所未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歷史時期，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和改革開放的試驗場，應該進一步發揚敢闖敢試的特區精神，發揮改革開放的體制機制優勢，為全國全面深化改革 提供更多的經驗，作出更大的貢獻。
然而，在近幾年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中，深圳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重要領域關鍵環節上的重大改革突破并不多見，為全國提供的重要的改革經驗乏善可陳，深圳在改革開放中出現了新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不作為現象，從而使深圳改革開放和體制領先的優勢逐步消失，深圳在全國改革開放大格局的作用和地位在逐步弱化。
與全國各地相同，深圳這幾年在改革中出現的新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主要表現在：
? 改革的目標、口號、措施“虛多實少”，真正有突破意義的改革并不多，所謂改革舉措大多數屬于正常工作的完善和日常工作的改進。
? 對上級部署的各項改革的文件、方案、舉措，大多數采取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使各項改革并沒有真正落實或者沒有完全落實。
? 各級政府缺乏創造性的改革，針對本地實際情況和自身存在的問題進行的重大改革舉措不多，使積累多年的問題不能從體制機制上得到有效解決，甚至在個別領域，改革發生反復的現象，等等。
深圳這些年在改革工作中存在的這些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與改革大環境有關，近些年的全面深化改革，在策略和方式上，主要是以頂層設計自上而下依靠行政手段強力推進為主，客觀上給地方根據本地實際進行自主改革的空間比較小；地方上的一些改革往往受制于國家有關部門的有關規定，需要得到上級的批準；上級部署的大量的改革舉措超越了地方的實際能力，又給地方施加較大的行政壓力，迫使地方以形式主義對待上級部署的改革舉措,等等。
二是有歷史的原因。四十年來，在改革過程中已經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利益群體和利益格局，受到利益驅動，多元化的利益群體對很多改革難以形成共識，而每項改革都必然涉及對現有利益格局的調整，使得打破現有利益格局的改革難度加大，也使推進改革的部門和人員望而生畏。
三是與當前領導干部從政環境的變化有關。這些年來隨著黨風廉政建設的不斷深化，對各級干部問責日益強化，而改革又是一件容易得罪人、風險大的事情。面對著復雜的改革局面，一些干部在改革問題不想改、不敢改、怕惹麻煩、怕出事，普遍存在“只求不出事，寧愿不干事”，遇到矛盾繞著走，做“太平官”。
四是與領導干部的經歷和精神狀態有關。幾十年的改革開放，領導干部已經經歷幾代人了，“盛不過三代”的規律在改革開放事業也不同程度地出現，現在的年輕干部，未經歷過 20 世紀 80 年代火紅的改革年代，也沒有經歷過艱苦創業的磨練，其改革創新的精神狀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改革的緊迫感、危機感不強等等。
在新時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格局中，不進則退，小進也是退。作為曾經是中國改革開放最成功的特區和先行城市，深圳是在中國改革開放新時代再創佳績、再領風騷，還是滿足于過去的成績，停止不前，使深圳在改革開放新時代中逐步失去昔日的風采，逐步演變成一般化的城市，這是擺在深圳面前的歷史抉擇。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劉勝軍微財經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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