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有著深厚的淵源，隨著近年來快速城市化與工業化造成的公共健康問題的逐漸凸顯，兩學科的交叉研究再一次引起廣泛關注。通過將兩學科的發展脈絡納入時間序列進行詳細梳理，發現其“同源—分化—再交匯”的演變進程可以進一步劃分為5個階段：學科誕生階段、學科分化階段、學科分裂階段、實踐交匯階段和研究交匯階段。這一發展脈絡正是兩學科作為典型的應用型學科，面對不斷變化的實際問題，引入不同的思想體系和理論方法，逐漸深化和細分而形成的。
引言
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有著深厚的淵源，兩者均是為了應對19世紀中葉西方城市嚴峻的公共健康問題而誕生的學科門類，最初有著共同的根源和相似的理念。隨著近年來城市健康問題的逐漸凸顯，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的交叉研究再一次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諸多學者對這兩大學科從19世紀中至20世紀末的演化過程進行了簡要回顧，普遍認為其經歷了“同源—分化—再交匯”的進程，一些學者對這兩學科在英國、美國等地發展脈絡的梳理進一步證實了上述“合—分—合”的發展路徑。
然而目前諸多研究對于兩學科分化和交匯的時間節點存在較大爭議，對其分化和交匯的具體內容缺少詳盡的闡釋。本文試圖將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的發展進程納入時間序列進行詳細梳理，結合兩學科的特征分析其交織演進的不同發展階段，并就各階段的分化或交匯內容做進一步討論，以此更為全面地勾勒這兩大學科的發展脈絡與歷史圖景，并為我國當前國情下的城鄉規劃與公共衛生交叉研究與實踐提供啟示與建議。
2、現代城市規劃的誕生與公共衛生的淵源
1.現代城市規劃誕生的背景
18世紀中葉起，隨著工業革命的爆發，大量農民遷入城市，集聚于工廠周圍，形成成片貧民窟。這在促進經濟繁榮的同時，也為城市的公共健康帶來了嚴峻挑戰。這些挑戰首先緣于過度擁擠的工人住宅及其惡劣的通風采光條件。根據倫敦統計學會的材料，1840年倫敦市圣約翰教區和圣瑪格麗特教區共有5366個家庭住在5294所住宅里，其中75%的家庭只有一個房間，更糟糕的是這些住宅往往是背靠背地建造起來，兩所房屋共用一堵后墻，室內采光通風條件十分有限，居住環境極為惡劣[7]。另一個因素則是城市基礎設施的嚴重匱乏。許多城鎮由村莊迅速發展而來，幾乎沒有任何基礎設施，而一些較大城市，有限的設施在人口匯聚的洪流中也難堪重負。此外，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和人口集聚，各類傳染病在世界范圍內傳播，19世紀中葉源于印度的霍亂即4次肆虐英國，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巨大的社會恐慌。
這些因素嚴重地威脅著城市居民的健康：1841年曼徹斯特的死亡率為3.38%，利物浦則達到了3.48%，蘭開斯特郡工人的平均壽命僅為22.1歲。嚴峻的公共健康問題成為現代公共衛生形成的契機，也間接引致了現代城市規劃的誕生。
2.英國《公共衛生法》與“田園城市”的提出
（1）英國《公共衛生法》的頒布
1831—1832年在英國爆發的霍亂引發了一系列官方和私人的衛生調查，其中最著名的即是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于1842年發表的《大不列顛勞動人口衛生狀況報告》（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他堅信疾病的“瘴氣說”（Miasma Theory），認為正是腐殖物、排泄物和垃圾散發的氣體導致了疾病，因此將公共健康問題“更多的歸因于環境問題而非醫學問題”。1848年，由他主持制定的《公共衛生法》（The Public Health Act）在英國國會得以通過，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部綜合性的公共衛生法案。該法規定設立中央和地方衛生委員會，由其負責地方的給排水和垃圾清運，提供公園、公共浴室等必要的公共設施，監督檢查危險品交易和食品安全，公共建筑須得到衛生委員會批準才具有合法性等。從中可以看到，這一時期對于公共健康的考量主要集中于物質環境建設，其一系列措施成為現代城市規劃實踐的先驅。《公共衛生法》實施后，英國一大批公共設施得以建設，城市的物質環境水平得到提升，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居民的健康狀況，但由于對流行病的認識不足，霍亂等疾病的防治收效甚微甚至適得其反。查德威克被迫下臺，英國公共衛生則在約翰.西蒙（John Simon）的引導下逐步轉向醫學領域。
不過，《公共衛生法》所構建的“建成環境—公共健康”關聯并未就此消失，19世紀中后期歐洲許多“公司城”的實踐繼承了這一理念，并直接影響了后來的田園城市理論，成為現代城市規劃誕生的重要基石。而其通過政府干預和設施建設來解決公共健康問題的方法，在其后的現代城市規劃理論與實踐中得以不斷延續與發展。
（2）“田園城市”理論的提出
1898年霍華德（Ebenezer Howard）提出“田園城市”（Garden City）理論。在他看來，公共健康等城市問題正是由于城市人口急劇擴張、城市過度擁擠造成的。在城市內部解決這一問題近乎無解，因此需要跳出城市的范疇，在區域層面構建新型的發展載體，以此吸引大城市的人口外遷，使人口在區域范圍內更加合理地分布，以享有充足的空間和綠化，同時通過設施和產業的配置，營造健康而繁榮的局面，進而推動社會的改革。
為此，霍華德提出了結合城市和鄉村的優點構建“田園城市”，每個田園城市的人口限制在3.2萬，周圍環繞著大面積的農業用地，以此避免城市過度擁擠，同時使居民方便地接近自然。當一個田園城市的人口規模達到極限，則在附近建設另一個田園城市，并通過城際鐵路與其他田園城市相連，從而逐漸形成一個無限蔓延又緊密銜接的巨型城市聚落。可以看到，霍華德正是試圖通過人口的限定和綠地的組織，在區域層面解決城市的健康問題和社會問題。
3.花園城市運動
20世紀初，霍華德在理論基礎上進一步實踐，在萊切沃斯（Letchworth）建立第一座田園城市，但由于財政困境等因素，該實踐并不順利。萊切沃斯之后，關于田園城市理念的實踐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它一方面在英國通過田園郊區（Garden Suburb）、衛星城（Satellite Town）的實踐不斷演化和修正，一方面不斷向外擴散影響，在世界各地得到大量的實踐，并延伸出新的理論和手段，形成了20世紀初期在全球范圍內具有重要影響的花園城市運動（Garden City Movement）。
這其中最突出的理念和實踐當屬鄰里單元（Neighborhood Unit）與雷德朋布局（Radburn Layout）。在美國小汽車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規劃師意識到其對行人安全的潛在威脅，開始考慮將社區生活與快速的汽車交通相分離，以保障居民的安全和健康。鄰里單元由佩里（Clarence Perry）提出，他在田園城市理論中“區”（Wards）的概念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提出一個鄰里的規模按小學的服務范圍來定，小學及游樂場能夠步行到達，商店置于鄰里邊角，交通干道在四周通過，內部則盡量避免汽車直接穿越（圖1）。斯泰恩（Clarence Stein）和萊特（Henry Wright）在雷德朋田園城市的設計中，在鄰里單元的基礎上進一步將機動車道與步行道路完全分開，機動車道進行分級和盡端式組織，而步行道路則通過住宅間的公共綠地直接通向每戶住宅的后門，形成了著名的“雷德朋布局”（圖2）。
從《公共衛生法》到田園城市理論再到花園城市運動，眾多理論與實踐者不斷試圖通過物質環境建設來改善公眾的健康水平，人口疏散、住房改良、綠地組織、功能分區與交通分離等成為規劃師應對公共健康問題的重要手段，并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公共衛生領域的認可。
3、公共衛生與城市規劃的分野
1.基于細菌學與流行病學的公共衛生理論與實踐
（1）基于細菌學的公共衛生理論與實踐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隨著“瘴氣說”的式微和“細菌說”（Germ Theory）的突破，公共衛生領域的興趣從物質環境建設更多地轉向了細菌學研究。早在1546年，法蘭卡斯特羅（Girolamo Fracastoro）便提出了病原菌理論，然而囿于科技水平，該理論缺少有力的支撐，一直受到瘴氣說的否認和打壓。直到19世紀中后期，隨著巴斯德（Louis Pasteur）與科赫（Robert Koch）在發酵現象和病原菌研究上的突破，這一理論才得到科學的支撐，并逐漸為人所接受。在其后的幾十年，科赫和巴斯德分別從細菌研究和免疫兩個方向拓展了這一學說，為傳染病的治療和公共健康的提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892年紐約市衛生局為應對霍亂爆發，設立了細菌和消毒科，下設診斷實驗室，第一次將巴斯德、科赫等人的發現系統地應用于保護和提升公共健康的實踐中。這一實驗室在霍亂平息后繼續對白喉進行控制，不久后又演變成為研究機構，研究范圍進一步擴展。美國其他地區和歐洲諸國在紐約的示范下也開始設立眾多公共衛生實驗室，大量公共衛生領域的學者投入對病原菌及其傳播途徑的研究，一大批傳染病的病原體和傳播途徑相繼被發現，繼而病菌免疫的機制得以揭示，人們逐步研究出霍亂、鼠疫、傷寒、結核等惡性傳染病的疫苗，對傳染病的預防和治療起到了關鍵作用，而一系列傳染病傳播途徑的揭示也為公共健康的環境治理措施提供了依據。
（2）基于流行病學的公共衛生理論與實踐
進入20世紀，人們逐漸認識到病原菌的發現是難以窮盡的，同時并非所有的微生物均有致病性，而更為關鍵的是需要通過細菌學的成果協助大眾對抗傳染病，這對于公眾健康水平的提升更為重要。同時伴隨著抗生素的發現及其在免疫和治療中的運用，大規模的主動免疫成為可能。1920年紐約診斷實驗室的William Park與Abraham Zingher首次對在校兒童進行了白喉病的主動免疫，在其努力下，白喉的死亡率從1894年的0.785%大幅下降到了1940年的0.0011%。戰后主動免疫的范疇進一步擴展，各國公共衛生部門開始重視并開展對人群，尤其是兒童、孕婦、老人等弱勢群體的預防免疫工作。1948年英國國家衛生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建立進一步鞏固了預防醫學的原則，并逐漸固化了政府和大眾對健康的認知，醫學成為公共健康領域的絕對權威。
到了20世紀中期，人類的疾病譜與死亡譜出現轉折性變化，對人類健康最大的威脅開始由傳染病轉變為癌癥、心腦血管疾病等慢性非傳染疾病，公共健康領域隨之展開對該類疾病病因的探索和預防，其中現代流行病學發揮了重要的基礎作用。美國國家心臟研究所（National Heart Institute）于1948年波士頓附近的弗雷明漢鎮開展了一項延續至今的弗雷明漢心臟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首次將非傳染病納入流行病范疇，通過隊列研究分析疾病與生活方式的關聯。1948—1976年間Richard Doll和Austin Hill采用回顧性病例對照研究和前瞻性隊列研究方法分析吸煙和肺癌的關系。這一系列方法的應用形成了現代流行病學的開端，并在隨后的公共健康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個人生活方式在疾病中的角色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并逐漸成為影響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
到1970年代，公共衛生領域一方面隨著現代流行病學的發展而趨向高深的數理分析，不斷探索非傳染病的病因，另一方面開始逐漸意識到對非傳染性疾病致病病因的束手無策，因為這些病因往往屬于個人的生活習慣、外部的物質環境以及整體的社會經濟關系，這些內容很難在醫療系統內得到解決，無法僅靠傳統的公共衛生進行預防。公共衛生開始逐漸關注物質環境和社會經濟領域，而這些正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城市規劃重點關注的方面。
2.基于物質空間與社會經濟的城市規劃理論與實踐
（1）基于物質空間的城市規劃理論與實踐
到20世紀30年代，隨著公共健康的初步改善，人們對城市規劃的關注開始轉向空間的建設，大量建筑師逐步承擔起規劃師的職責，將諸多現代建筑理論引入規劃領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他將現代建筑強調功能與理性的理念推廣到城市規劃領域，提出城市必須集中，而擁擠可以通過高層建筑和高效的交通系統來解決，同時為市中心提供大量的空地和綠化。1933年由柯布西耶等人發起的CIAM發布了《雅典憲章》（Charter of Athens），強調規劃師和專家應基于各類因素的考慮提供最終完美的空間規劃方案，集中體現了“功能理性主義”的規劃思想。在《雅典憲章》的影響下，現代城市規劃開始沿著功能理性主義的方向發展，成為1960年代以前城市規劃和建設的主流。
二戰后許多國家面臨百廢待興的局面，殘損的城市、大量復員的軍人與嬰兒潮的爆發使得住房短缺問題迫在眉睫，這些國家開始推動大規模的空間規劃和新城建設，如大倫敦規劃、昌迪加爾和巴西利亞等。伴隨著戰后的大規模建設，城市規劃被廣泛視作建筑設計的延伸，大量的規劃師和研究者開始進一步探討空間形態設計的理論支撐，以指導城市規劃設計的實踐，營造更為美觀漂亮的城市空間。
（2）基于社會經濟的城市規劃理論與實踐
隨著戰后各國經濟的復蘇和快速發展，基于物質空間的城市規劃促使城市的居住狀況和環境水平得到了較大提升，但也帶來了突出的社會經濟問題：一方面投資巨大的新城建設對城市人口的疏解作用有限，且許多新城新區缺乏活力，甚至不適于人們生活；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更新項目造成了城市活力的喪失，其對底層階級的變相驅逐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因此從20世紀60年代始，人們對此類規劃的批判逐步興起，城市規劃的理論探索也隨之轉向社會經濟領域。對物質空間規劃的批判代表如1961年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出版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等。20世紀60年代末期，整個世界處于社會思潮與社會運動的動蕩之中，社會不公問題日益凸顯，Henri Lefebvre和Manuel Castells等一批學者開始通過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和方法來審視城市的發展和其中的社會經濟問題。這些理論觀點的提出對其后城市規劃的研究和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人們意識到不能脫離規劃的政治經濟背景來分析規劃的作用。與此同時，城市規劃的實踐則開始引入系統論，廣泛進行城市數理分析和結構性規劃。
4、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的再交匯
1.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再交匯的初期探索
戰后以來的城市規劃與建設，一定程度上適應了人口與經濟快速發展的需求，但也積攢了深重的環境與社會問題：一方面，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和工業化的擴張，粗放的生產方式導致大規模的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同時不合理的城市結構和政府政策促使小汽車的大量使用，導致城市居住環境進一步惡化；另一方面，城市化進程下移民潮不斷壯大，懸殊的經濟差距和文化差異帶來社會隔離與排斥，大規模的城市拆遷更是抬升了邊緣群體的生活成本，社會對立與矛盾逐步加深，而大量新城單調的城市空間、巨大的城市尺度和有限的游憩設施進一步限制了社會交往。在環境污染、社會矛盾和全球貿易深化的影響下，傳染性疾病的傳播速度和范圍進一步提升，非傳染性疾病持續擴張，健康不平等問題日益突出。伴隨著197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各類矛盾進一步激化，全球公共健康面臨巨大挑戰。
20世紀60年代，已有一批規劃學者開始反思現代城市規劃模式下的健康問題。Jaqueline Tyrwhitt協助主持的哈佛城市設計會議、Constantinos Doxiadis策劃的提洛斯研討會（Delos Symposia）和創辦的《人居環境科學》（Ekistics）雜志成為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學科交流的重要平臺。1968年Duhl受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衛生和城市與區域規劃學的聯合聘用，標志著這兩大學科的交匯得到了學術機構的正式認可，該校隨之設立城市與區域規劃和公共衛生聯合碩士培養項目，成為美國最早設立該項目的學校之一。其后哈佛大學、南加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諸多美國高等院校相繼設立公共衛生與城市規劃聯合學位或雙學位，為其后的學科交叉研究培養了眾多的研究者和實踐者。
同時，公共衛生領域逐步擴大了健康的范疇，“健康領域”、“全民健康”的概念相繼被提出，至1986年WHO（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健康促進”（Health Promotion）概念，進一步擴展了公共健康的領域，使其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行為和生物等各方面，并將地方政府、社區、家庭和個人納入行動主體。健康促進概念的提出被廣泛視為“新公共衛生”（New Public Health）的開端，而健康城市正是這一概念的具體應用。
2.健康城市運動的出現及實踐
1984年在WHO支持下召開的“健康多倫多2000”會議提出了“健康城市”（Healthy Cities）的概念，2年后在里斯本召開的健康城市研討會正式發起“健康城市項目”，其隨后逐漸演變為影響全球的“健康城市運動”。WHO將“健康城市”定義為“健康城市是作為一個過程而非結果來界定的，其并不是指達到特定健康狀況的城市，而是重視健康狀況并努力進行提升的城市，其真正需要的是對改善健康狀況的承諾和實現它的相應架構與程序”。可以看到，這里的健康同時注重物質環境與社會環境，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同時，健康城市強調的是過程而非結果，注重城市與各領域間的差異，強調協作，其界定是描述性的，而非量化或公式化的標準。
健康城市運動最初由WHO在歐美發達國家發起，其后逐漸延伸到發展中國家，目前已在全球六大區同步推進，并在各區內和區間建立了廣泛的健康城市網絡。歐洲區的健康城市項目自1987年開始實施，目前已經發展到第六階段，具有完善的健康城市網絡和嚴密的審查委任制度；美洲區的加拿大、美國率先開展健康城市計劃，其后逐漸擴散到南美國家，目前北美和南美分別通過“健康城市與社區”（Healthy Municipalities and Communities）和“健康市區”（Healthy Municipios）項目來推動健康城市的實踐，同時由“泛美健康組織”（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來促進區內的交流和技術發展；西太平洋區則由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首先推進，隨后逐漸擴展到其他國家和地區，2003年該地區建立了“健康城市聯盟”來推進各城市的交流與合作；東地中海地區于1990年在埃及開羅正式啟動，后逐漸擴展到13個國家和地區，通過健康促進活動的整合和跨部門合作，取得了顯著成效；東南亞地區始于1994年，但前期進展相對緩慢，至1998年進行了全面的回顧和審查，并于次年制訂了地區健康城市行動框架；非洲區1999年正式成立健康城市網絡和區域辦公室，其后經歷了較快發展并取得一系列成績。
3.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交叉研究的興起
隨著健康城市運動的推進，越來越多的學者投入城市規劃和公共衛生的交叉研究，相關成果不斷涌現，總體來看主要包括城鄉發展與公共健康關系的研究、建成環境與公共健康關系的研究、健康城市基礎理論及相關技術的研究等幾大方面。
一批學者從宏觀尺度入手，考查城鄉發展與公共健康的關系。其中部分研究通過歷時數據，實證分析不同國家城鎮化進程對公共健康的影響，另一些研究則分析了城鄉發展影響公共健康的主要因素，如Moore等研究了低品質住房、擁擠、飲用水、醫療設施、機動車、貧窮與失業等對公共健康的影響，Vlahov等則進一步將影響因素總結為物質環境、社會環境、衛生與公共服務設施3類。
更多的學者則基于微觀尺度，通過大量實證分析，研究建成環境與公共健康之間的關系。一些研究從土地利用的角度進行分析，發現綠地、居住用地和工業用地等的合理布局與公共健康密切相關，緊湊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有利于促進居民活動，提升公共健康水平；另一些研究則從道路交通的角度出發，發現路網格局、出行方式以及交通安全等與公共健康水平息息相關；還有研究從設施布局的角度分析，認為醫療、教育、體育等設施的合理布局有助于社區健康水平的提高。
此外，還有學者對健康城市的相關理論與技術展開研究。在健康城市推行初期，一些學者對健康城市的概念、理論基礎、面臨問題與有關實踐進行了討論和分析，其后逐漸展開了對健康城市實施路徑、評估指標等的研究，也有學者對健康城市的開展情況進行了評價。同時，健康影響評價（Health Impact Assessment）逐漸成為健康城市規劃中的重要技術工具，被廣泛用于健康城市中具體項目和行為的評估，諸多學者對這一技術展開了系列研究。
5、總結
將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的發展脈絡納入時間序列，兩者總體上經歷了從同源到分化再到交匯的演變過程。
進一步細分，可以將兩學科的發展進程劃分為5個階段：學科誕生階段、學科分化階段、學科分裂階段、實踐交匯階段和研究交匯階段。
隨著我國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升，城鄉環境污染和經濟社會不平衡問題進一步凸顯，公共健康問題有待更多的學者在我國具體國情下結合城鄉規劃與公共衛生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更為深入的交叉研究，以促進相關規劃與政策的合理制定。
建構城鄉規劃與公共衛生的交叉研究框架需要我們首先建立兩大學科人才的聯合培養機制，打破學科壁壘，為城鄉規劃和公共衛生的交叉研究和具體實踐儲備人才；其次，可以借鑒國外成熟的研究體系，在統計學的框架和方法論基礎上，對我國的城鄉規劃要素和公共健康水平展開相關性研究和因果性論證；最后，則可以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開展城鄉社會經濟機制與公共衛生管理體制的交叉性研究，將公共健康議題納入城鄉治理框架，指導我國城鄉公共健康建設的具體實踐。
作者簡介： 楊 瑞，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碩士研究生；歐陽偉（通訊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醫療改革與發展研究中心博士，碩士生導師；田莉，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上海城市規劃》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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