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了節后返城的時刻，翠花們重新變回了Tracy——通常還帶著回鄉見聞的深深感慨。
他們的身份使他們既能作為內部的知情人察覺那些新的變化，又能從一個外部的視角進行評判。不夸張地說，這些回鄉見聞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當下中國的基層社會正在發生多大的變化、又是什么樣的變化，因為在農村和小城市、又是全國各地普遍發生的現象，最能強有力地說明我們這個國家以往最難觸動的地方也已發生了改變。
這些直觀的經驗觀察所涉及的地域天南海北，話題故事林林種種，除了談論家鄉的新變化外，并沒有一致的主題，不過至少有一個常常若隱若現、也容易激發討論的基調：農村的衰敗。隨之而來的便是一種對這一狀況的深切憂慮、對自己家鄉和親人不幸遭遇的無力感，通常還有一種“美好往昔一去不復返”的失落感，倒似當真印證了“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這句話。
改變自己家鄉落后面貌曾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愿望，但當家鄉確實發生改變時，許多人的反應卻仿佛他們是失落了一個天堂，而不是一個落后的鄉村。但這真的是全部事實嗎？
故鄉的變化究竟是好是壞
在此必須要事先說明的是，在敘述故鄉所發生的變化時，具體有沒有變化、發生了什么變化，那是一種事實判斷；但這種變化好還是不好，那可就復雜了，它是一種和我們的觀念交織在一起的價值判斷。
舉例來說，如今人們普遍覺得過年不如以往熱鬧了，年味淡了（事實判斷）；有些懷念以往那種年味濃厚日子的人認為這是不好的變化，但另一些寧可自己自由過的年輕人卻可能覺得這是好事（價值判斷）。
明白這兩點的區別非常重要，因為很多人在敘述中都會不知不覺將這兩者混雜在了一起——平心而論，完全不夾雜自己的價值判斷恐怕也極難，甚至根本不可能。并不奇怪的是，越是那些熱切關心家鄉、對它往日的景象深深懷念的人，就越容易傾向于把現在發生的許多變化看成是“問題”，在與以往那個“淳樸”的鄉村作對比時也就更難以接受這些變化，進而憂心忡忡地認為農村是“衰敗”了。
問題在于：這個“農村凋敝”的圖景常被（包括這些觀察者在內）誤認為是“事實判斷”，但其實它們卻常常是“價值判斷”。不過，每次這樣的話題都激起廣泛熱議，至少在客觀上說明，許多已經離鄉的年輕人仍然在情感上相當認同農村老家。
2017年春出版的《大地上的親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可能是近年來最完整系統地從這個角度進行敘述的一本書。作者黃燈以兩湖平原的三個小地方為觀察點，展現了自己鄉村里的親人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不同命運。
在她看來，農村的問題幾乎無所不在：城鄉差距拉大，鄉村在各方面加深了對城市的依賴；鄉村風俗搖搖欲墜，缺乏自身恒定的價值觀，而被城市的消費主義和功利主義攻陷，新舊價值觀交替之際風氣敗壞，帶來精神上的絕望與無奈；農村組織潰敗，缺乏有效監督使農村成為假冒偽劣商品的集散地；完整家庭結構的瓦解，造成老無所養和留守兒童，親情、責任感和愛的缺失在代際傳遞；債務、賭博和買碼等造成的人倫悲劇和利益糾紛，進一步破壞了熟人社會的關系；資本侵蝕盯上了農村最后的資源——土地，年輕一代雖有農民身份，卻沒有了土地，既不會務農也不愿務農；隨著鄉村教育資源的凋零和教育在促進社會流動時功能的下降，農村家庭無力改變自身命運的結構性困境。
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她的心態常常陷入矛盾：她既感慨鄉村“垃圾處理的無效和無力”，又承認村里的衛生條件比十年前“得到了很明顯的改善”；她希望每個人通過自己努力得到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但又憂慮1990年代以來農村人口流動導致傳統家庭結構的解體，使得原先那種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利益共同體、情感共同體眼看著難以維系下去；她一方面哀嘆現實中教育已越來越難有助于人改變自身命運，回報率似乎越來越差，但另一面又不斷強調應重視教育，然而，最終她又承認現代教育的結果“實際上一直以另一種隱蔽的形式將鄉村掏空，不但帶走生于此地的人才，而且讓他們從價值觀上確認鄉村的落后，從而使得鄉村陷入萬劫不復的文化自卑”——也就是說，教育越成功，優秀人才就越會離開鄉村，而不是留下來滋養鄉村。
不難料見，她在對比之下的基調相當悲觀：“在我記憶中，故鄉雖然說不上富裕，但絕對是一個山清水秀，人情味極濃，而且風氣良好的地方”，“但最近幾年，我卻深刻地體會到故鄉變了，故鄉爛了，爛到骨子里了，只要一踏上故鄉的土地，誰都能感受到這塊土地的無序、污濁和浮躁！”對此，她開出的藥方是：需要有效地組織起村民，重建起一種有意義的生活，來抵御消費主義價值觀的侵蝕，激發村莊的內生活力。
客觀地說，她所說的很多現象和問題的確存在，這些年來像黃海的《灰地：紅鎮“混混”研究》等社會學研究，也討論過鄉村社會出現的劣質化，至于留守兒童問題、賭博風氣盛行、人際關系疏離等等，則更是人們廣泛承認、因而能引起普遍共鳴的話題。
不過，她把故鄉原先的狀況描述為“人情味極濃、風氣良好”，而現狀則是“無序、污濁和浮躁”，則是一種宣稱為事實判斷（“真實圖景”）的價值判斷，因為她在比較時，只偏重了其中的一面——例如，原先那種人情味極濃的社會，可想而知也是對個人束縛更大的社會，而一個“無序”的社會，卻能容許個人擁有大得多的自由。
我們所身處的當下，是一個劇烈變革的時代，在這樣的洪流中，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但對此的反應則因人而異。
歷史學家王爾敏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曾說過，中國保守傾向有一種共通的感覺，就是社會退化觀，認為“今不如昔”、“世風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于是試圖以其使命感力挽頹風；但他強調，近代世勢本就在快速嬗變，“遞新之變化或足以充實原有文化質量，此類情形，粗觀則只見人事日非，則必視為江河日下；己身不求適應或不能適應，遂并視為世衰道微。實本觀察之錯誤，乃慨嘆今不如昔，衡量社會之變動，又誤以為轉向退化，則不免自陷蔽錮。此亦反映保守傾向之普遍心理，且正為保守者膏肓之病根”，殊不知他們扼腕痛惜的社會變遷之下，新的生命正在孕育之中，“此種把文化變遷現象視為退化，是歷來保守人物最普遍的錯覺，同時也正是一時代觀念沖突的重要關鍵”。
確實，任何時代的社會變遷不可能只有“好的一面”而沒有“壞的一面”，何況這“好”和“壞”的判斷原本就基于人們不同的價值觀。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好壞兼有的無情歷程，有時甚至很難說它究竟是好是壞。只有接受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這種變化。
現代化沒有回頭路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農村的確“衰敗”了，但這卻不見得是壞事。
這種“衰敗”，最首要的特征是改革開放之后，越來越多的人放棄了祖祖輩輩以來作為唯一謀生手段的農業勞動。經濟學者胡景北論證說，中國是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典型國家，1978-2015年間，中國鄉村就業人口中從事農業的從92%下降到了59%——也就是說，許多人即便仍生活在鄉村，也不再務農。
這本身當然就是四十年來鄉村變遷的結果，但又對隨之而來的一系列變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因為，既然那么多人離開了土地開始流動起來（不然何來那么壯觀的春運大潮？），那么原先那種血緣群體在一個小地方密切頻繁互動的狀況就不可能了，家族乃至大家庭肯定會逐漸瓦解，親情勢必淡薄——你一年才難得見一次堂哥表嫂，彼此除了尬聊還能做什么呢？
不過，隨之而來的是個人也從原先那種家庭結構中逐漸脫嵌出來，獲得了相對更大的自由度。個人自由的增長與人倫親情的淡漠，是一體兩面的同一件事，你不可能既想要前者，又痛惜后者——借用馬克思的話說，“小資產階級在每一對象中看到兩個方面，一好一壞，并試圖將好的保留而與壞的戰斗”，這畢竟是不可能的。
對現代人來說，流動是最重要的一項個人權利，被束縛在一個地方或一個階層無法獲得自我提升改變的機會，是對個人權利的最大侵害；與此同時，也只有賦予人們這樣的權利，一個社會才能充分發揮每個人的潛力，讓他們有生之年將自己的人生價值最大化。
農民工進城打工、農村孩子讀書改變命運、甚至夢想買碼發財，都只是許多人試圖實現這一點的不同做法；由于剛獲得這種自由，許多人還不懂得怎么恰當地運用，也許看上去急功近利乃至不擇手段，但毫無疑問地，他們現在覺得自己有權得到更好的生活。
既然別處有著更好的機會，而種田帶來的收益又如此顯而易見地少，一年下來忙死忙活也賺不了幾個錢，那么土地撂荒、乃至三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普遍不愿也不會務農，那也就是很順理成章的理性選擇了。
在土地拋荒之后隨之而來的便是土地流轉，資本下鄉對土地進行更高附加值的開發，這看起來確實像是在“侵蝕”農村最后的資源，然而在老路已經走不下去的時候，這也是匡救之本。雖然很多人擔心這會讓“農二代”既不能融入城市又沒了務農這一生存手段，甚至擔心沖擊到國家的糧食安全（“以后誰來種地”），但現實是，要解決三農問題，舍此別無他途。
城市化是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的必由之路，像美國和日本的農業人口占比都低于2%，中國也不例外，未來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務農；恰恰相反，歷來中國農業問題的癥結就是過密化，勞動力的不斷密集投入造成邊際效益遞減的停滯狀況，因為根本不可能讓那么多勞動力都耗費在農業上，還能實現共同富裕。
這就像金庸小說里的那個“珍瓏棋局”：原先棋盤上子太多太密，復雜到根本無法解決，結果無意中死了一片后，反倒局面豁然開朗，有了騰挪余地。可以說，如果不依靠現代化的力量把傳統社會這個雞蛋殼打碎，那就吃不到現代社會這個煎蛋。
雖然老家的年味和人情味也許淡了、老房空了、甚至土地或許也漸漸沒人種了，但從另一面看，這或許也意味著中國農村社會終于開始逐漸擺脫以前那種只能依靠土地糊口的困境。在此基礎上，其它變化才有可能隨之而來。
十年前，已故翻譯家孫仲旭兄曾和我說起他回河南鄧州老家的經歷，他感嘆很多老宅傾圮，草長得老高，田間忙碌的身影少了許多，但最讓他驚異的一點，則是村里居然出現了買包子和糕點的店鋪。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為家家戶戶都會自己做。
這確實是中國農村以往的普遍景象：人們過的都是高度同質化的生活，很多手藝是普遍的技能，因而專業化的分工也就很難出現。就像二三十年前很多婦女都會自己打毛衣做鞋子，那時也就不會去買來穿。
只有把更多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農村才能實現現代化。這兩年的回鄉見聞不論如何，至少都承認一點：打工或其它非農業收入能極大地改善經濟狀況。越來越多買車或到縣城買房的村里人，畢竟不是靠著面朝黃土背朝天掙來的錢。今年的回鄉記中，很多人都注意到農村基礎設施變好了，甚至還比以前干凈了，連移動支付和嘀嘀打車都普遍滲透到了各地，這些若沒有組織力量和市場機制的深入推動，是不可能實現的。
2018年春節的另一個特點是：電影在各地小城市都非常火爆，以中國電影的高票價，這種非必需的文化活動正可折射出人們不僅口袋里有錢了，而且文化娛樂生活的需求也不同了。這些顯然是那種保守的傳統農業社會很難出現的現象。
就此而言，農村人口流失即便不完全是“好事情”，至少也是不可逆轉的進程。壯勞力都出走了，只留下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這勢必衍生出新的問題，冷冷清清的村莊也很容易讓人感覺到“衰敗”和“凋敝”，村莊的空心化由此讓許多人痛心，但如果要把那么多人繼續束縛在土地上，那帶來的問題只會更大。
與此同時，人口流動和城鄉交流破壞了原先的鄉村結構和傳統價值觀，的確出現了各種失范行為和無序現象——這在歷史上也是常見的現象，宋代和晚明都因城市繁榮而出現了不少脫離土地的游民，他們不事農業、游離于傳統社會規范之外，但卻也代表著一股新的活力，官府的反應卻是竭力想把這股危險的新興力量塞回到宗法社會的緊身衣里去，其結果是中國始終未能打破固結的農業社會結構，自發走向現代化。
如果誤以為把農村勞動力從城市里重新趕回去就能重建秩序，解決留守兒童問題，那不僅因小失大，而且還將重蹈歷史覆轍。要想從歷史的循環中掙脫出來，那現在應該做的是順應新的變化，制定新的規則來匡正新出現的問題。
研究現代化理論的學者曾提出過一個觀點：在每一場革命性的變遷之后，在通向新繁榮之路上，總要穿越一個“淚谷”，那包含著瓦解、痛苦的自我否棄與最后的重生。這么說并不是為了以最終目的來把過程的痛苦合理化，只是說，在面臨現代化帶來的“問題”時，既不要片面地歸罪于現代化本身，也不要相信回頭會是更好的選擇。
現代化帶來的這些“問題”，最終只能通過繼續加深現代化、建立新的應對機制，并對現代化加以反思來獲得解決。這種反思當然也很必要，對傳統衰微的抱怨也會帶來復興，但它不可能再回到原先那個樣子，恰恰相反，當那些鄉村被懷舊的人們重建起來后，我們看到的將是一個現代化了的新農村。
作者畢業于廈門大學新聞傳播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大家 (原題：農村衰敗真的是壞事嗎；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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