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要求我們更加重視“三農”工作，更加重視鄉村。沒有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沒有鄉村的振興，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民對美好生活的訴求，既與農民自身的特性關聯，也與社會變遷對鄉村社會帶來的影響力有關，更與農民的流動性特征不可分割。
那么，什么是農民眼中的美好生活？他們對美好生活又有哪些向往和期待？信息傳播對農民設計美好生活過程有何影響？這些都是極具現實意義的理論課題。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李紅艷在《學術前沿》發表文章，生動地回應了鄉村振興過程中社會公眾最為關切的問題。
核心觀點
農民眼中美好生活的兩種研究視角
農民日常生活的邏輯研究：“過日子”，直接對應著農民自身的再生產、家庭再生產、社會關系和生活意義的再生產。
幸福指數測量：通常有兩種研究取向，一種是探討影響幸福的客觀要素，主要包括生活質量和各種人口統計學變量等的影響；另一種是著手從個體的主觀內在角度加以解釋。
個體農民面臨的三種常見矛盾
自身所具備的能力、知識與外部就業條件之間的矛盾。
政府部門以及相關機構所提供的就業機會信息或者就業培訓內容與農民就業訴求之間的矛盾。
農民的思維和即將變成市民身份之間的矛盾。
信息傳播與農民個體美好生活的實現路徑
新媒體在農民生活中成為傳播信息、表達日常生活情緒的日常工具，成為農民設計未來美好生活的一個重要的中介。
結論
當農民開始從原有的鄉村社會秩序中走出來的時候，流動中的個體與家庭的關系成為他們選擇職業和設計未來生活目標的主要動力。
無論是留守鄉村還是流動于城鄉之間，鄉村本身的變遷都是農民設計美好生活的理想預設或者理想前提。
信息傳播在個體農民的美好生活設計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
對美好生活的訴求，從古至今一直是全人類關注的話題
在《工作與時日?神譜》一書中，赫西俄德（1991） 描述了一些美好的日子，指出這些美好的日子是對大地上的人類的一種恩典，其余的日子不會很吉利，因為這些日子捉摸不定，不能給人類帶來任何東西。但是，這些好日子并非只是依靠神靈，還要依靠勞動。此后，希臘哲學家從不同視角探討“人應該過什么樣的生活”。阿拉斯戴爾?麥金太爾認為，古希臘將人區分為自然人和社會人，并從社會生活引出的詞匯來描述自然人。他們認為自然人是以某種社會秩序的存在為前提的，社會人的資格意味著要對某種特定社會秩序有明確的認知、對個人應該過什么樣的政治生活有一定的預設。同樣，在中國古代典籍《論語》《莊子》和《道德經》中，均涉及對個人日常生活中理想狀態的描述。
農民眼中美好生活的兩種研究視角：“過日子”和幸福指數測量
那么，何為農民眼中的美好生活呢？與此問題相關的研究，國內外學者的關注點通常集中在農民日常生活的邏輯研究和幸福指數的測量兩個視角中。
就第一個視角而言，“過日子”這一概念被認為是概括農民日常生活特征的詞匯。陳輝（2011；2012）認為，“過日子”直接對應著農民自身的再生產、家庭再生產、社會關系和生活意義的再生產，它既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套倫理，蘊含著中國農民特有的一套生活邏輯。過日子也是一個人從生到死的生命過程，是以人、財、禮為基本要素的家庭生活過程。簡小鷹、謝小芹（2015）認為以“過日子”為中心的農民生活，其價值歸屬的意義在于生活本身，而不是在生活之外，村莊生活系統是農民“過日子”的行為邏輯的疊加和延續，在這個過程中，村莊秩序和價值也就不斷地被生產和再生產出來。
針對第二個視角的研究，即學術界在對幸福感的研究進程中，通常有兩種研究取向，一種是探討影響幸福的客觀要素，主要包括生活質量和各種人口統計學變量等的影響；另一種是著手從個體的主觀內在角度加以解釋。熊彩云、孟榮釗、史亞峰（2014）研究指出，具體而言，農民幸福感雖然仍較大程度地受物質條件的影響，但對政策環境和政府治理的依賴程度更深，加之對未來幸福生活的信心缺乏，極大地影響著當前的幸福程度。
個體農民對美好生活的設計
首先，美好生活，是一個很難界定的概念，因此本文通過對農民的生活設計來進行描述性定義。其次，本文的個體農民是與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戶概念相區別的。具體而言，經過作者的調研觀察，正在變遷中的個體農民的美好生活是以職業為基礎來進行“規劃”的，因此，本文從職業理想的美好規劃出發進行論述。就職業的美好規劃而言，在對農民就業觀念培育的培訓中發現，個體農民通常面臨三種常見的矛盾：
第一，自身所具備的能力、知識與外部就業條件之間的矛盾。比如，作者在2012年調研中發現，很多村民都有駕照，家中也購買了車輛，但是沒有合法的外出載客的許可，加入了網約車平臺之后，又覺得開車束縛太多，行動自由受到了限制。
第二，政府部門以及相關機構所提供的就業機會信息或者就業培訓內容與農民就業訴求之間的矛盾。一方面，就業機會和就業信息并不能滿足40歲以上男性就業的需求；另一方面，很多農民寄希望于政府來幫助他們解決就業問題。
第三，農民的思維和即將變成市民身份之間的矛盾。比如從某小區收物業費的故事可以看出這一沖突。由于該小區是當地政府興建的小區，物業一直由政府派人管理，且拆遷前一大半房子空置，但由于拆遷，很多村民到該小區內租房或者買房，小區開始收停車費，每月1600元，農民認為，即使交了停車費，物業也不負責車輛的安全，為什么還要交？農民之前也沒有交物業費和買車位的習慣，因此，很多農民意見很大。這是一個小區居民與物業之間博弈的過程。
在作者的調研資料中可以發現農民對職業的美好規劃有三個特點：一是不用坐班，可以中午回家休息；二是不用加班；三是工資每月在5000元左右，節假日有補助等。這種理想化的美好規劃與農業生活方式之間有一定關聯。但主要在于農民對城市就業市場認知不足，依靠政府的想法比較嚴重。
簡言之，美好生活這一理想的理念設計，對農民而言，是以職業規劃為基礎的，對于外出者和留守者而言，集體式的個人主義和家庭式的個人主義扮演著較為突出的角色。因此作為農民個體，在對美好生活的設想中，更多地是以家庭依托和以政府為依賴的設計，對于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認知不足，導致他們對超出職業之外的未來生活訴求，還缺乏主體性思考。作者在研究中發現，當代中國社會的鄉村文化再生產出現了行政性、自組織性和重新秩序化的特征，盡管鄉村文化的表現形式是以農民為主要呈現者，但文化的引導者并不是農民自身。
信息傳播與農民個體美好生活的實現路徑
柯克?約翰遜認為，媒介在鄉村生活現代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其四種進程：民主化、消費主義、城市建模和語言霸權是普遍存在的。21世紀以來，移動傳播媒介在中國鄉村社會幾乎成為主導媒介。新媒體在農民生活中成為傳播信息、表達日常生活情緒的日常工具。
作者在2017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新媒體在農民生活中已經成為傳播信息、表達日常生活情緒的日常工具和農民設計未來美好生活的一個重要的中介。
農民網絡依賴性與其年齡、學歷存在顯著的關聯，與其性別、職業（是否為傳統的農業生產者、亦或是農村干部和文化組員等）沒有關聯。換言之，信息傳播在農民日常生活中的影響力日漸增加，信息成為農民設計未來美好生活的一個重要的中介。
結論與討論
從本文的三個層面的論述可以看出，農民對美好生活的訴求，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逐漸清晰起來的。
首先，改革開放以來，當農民開始從原有的鄉村社會秩序中走出來的時候，流動中的個體與家庭的關系成為他們選擇職業和設計未來生活目標的主要動力，生存本位和職業本位的選擇一定程度上是他們在設計美好生活時當下生活變動的一種經驗性敘述。
其次，無論是留守鄉村還是流動于城鄉之間，鄉村本身的變遷都是農民設計美好生活的理想預設或者理想前提。在這種理想預設中，鄉村生活無論是作為現實還是作為記憶，都是他們進行未來美好生活的一種背景，這種背景對于老一代農民而言是一種經驗記憶和情感牽絆，對新一代農民而言是一種鄉愁記憶和文化情懷，他們對于美好生活的設計，在鄉村和城市都帶著農業社會的節奏感知和空間預設，以及一種對未來不可知的風險意識，而這種風險意識是以回歸鄉村為最終歸宿的。
最后，信息傳播在個體農民的美好生活設計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無論是流動還是留守，信息經驗成為他們與生活世界之間對接的方式，信息的本地經驗化和外來信息經驗化之間的沖突與交融，凸顯在他們對美好生活的設計過程中。這種沖突與交融，在未來鄉村社會的變遷中，始終存在。
在信息時代，農民對個體生活的規劃，雖然是在制度規訓、集體化的歷史背景和家庭影響等因素的制約下進行的，但是作為個體的農民，其主體性有了一定的復蘇，而自我主體性成為他們在制度規訓中以個人主義意識應對制度規訓的方式，這種應對中呈現出來的張力，與大小傳統的解釋模式，以及國家與社會的相互賦權的觀念之間，都有一定的距離。中國農民對美好生活的設計，超越了市民、鄉民之間的顯著性分割，形成了新型的社會現實，這種新型的社會現實則需要進一步觀察和探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術前沿》2019年0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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