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社會轉型已經進入一個關鍵的時刻，但社會學界對這一重大現實的理論闡釋是不夠的，憑借西方社會學理論的解釋難免有削足適履、不得要領之嫌，特別是低估了中國經驗的理論意義。因此需要建構中國的轉型社會學理論體系，這是關乎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社會建設、社會治理與社會體制改革的重大理論問題，也是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文致力于以“城鄉關系”為中心建構一個城鄉社會學的理論框架，這一框架是有別于傳統的城市社會學和農村社會學，是從城鄉關聯的角度考察中國正在經歷的波瀾壯闊的城市化進程和社會轉型。實際上，在美英等西方國家，城鄉關系已不再是問題，但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卻面臨著城鄉關系的動態調整。現有的西方社會學理論很難充分解釋這樣的城鄉關系轉型，相反可能以問題化的視角進行理解，從而遮蔽了轉型所帶來的積極且正面的后果。因此，建構城鄉社會學的理論框架可以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提供新的理論解釋，這個理論框架立足于“關系主義”糾偏了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個人主義傾向，從而可以更好地闡釋中國社會轉型的經驗與體驗。
一、城鄉社會學的“費孝通傳統”
費孝通先生開創了城鄉社會學這一重要傳統，提供了觀察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獨特視角。費孝通早在1931 年就寫了一篇《社會變遷研究中的都市與鄉村》論文，這篇論文可謂中國城鄉社會學的發軔，他指出，要研究鄉村的社會變遷，不能脫離都市的背景，也就是說要在城鄉關系的脈絡里考察鄉村變遷。《江村經濟》是進一步闡釋這一理論觀點的鮮活個案，從“江村”可以看到，城鄉之間有著密切的貿易、金融和人員往來關系，這是江村經濟生活活躍的重要原因。不過，城市工業吸引農村人口，這對農村社區是一種破壞性力量。因此他倡導工業下鄉或鄉村工業，這是破解從農村到城市、從農業到工業的二元對立思維的暗示。然而，當費孝通1957 再次重訪江村的時候，鄉村的副業、販運因在當時看來“具有資本主義性質”而被迫停止，這導致鄉村的衰敗，城鄉之間的割裂對鄉村發展造成了負面的影響，也就是說，城鄉之間的密切聯系是鄉村發展的必要條件。至此，費孝通更多的是從城鄉關系的角度看“鄉”，“城”是背景。
當社會學再次重建之時，它就不可避免地承擔了“強國富民”的歷史使命。費孝通對家庭承包責任制、個體經濟、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小城鎮等都保持了高度的熱情。當時的調查研究表明，城鄉之間建立有效的聯結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也有利于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費孝通在這一時期倡導推動小城鎮發展，認為小城鎮發展可以解決“大問題”，這從“江村”的再發展得到了驗證。他特別指出，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的發展盡管有其內發的邏輯，但更有其獨特的城鄉關系脈絡，也就是當時限制城鄉人口流動的政策以及計劃體制主導下的城市工業不能適應市場的需求。為此，費孝通探索在城鄉二元對立之間提供新的可能性，即聚焦城鄉連續體之間的中間點，這樣就明確了城鄉關系之中“城”和“鄉”的雙重聚焦。
費孝通對浦東的關注實現了第三次轉向，即從城鄉關系的角度看“城”，“鄉”是背景。浦東在短短的時間內崛起為一個現代化城區，成為研究中國城市化的重要樣本。費孝通指出: “要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進行浦東的研究，并把它作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這是一篇社會學的大文章。”他高度關注如此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當地農民的適應與調整，對“人”的強調體現了其人文關懷。這實際上是中國城市化的一個重要議題，即如何實現“人”的城市化。他從浦東吸引了大量外地勞動力這一現象之中看到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和家庭承包責任制為進城務工人員提供了基于土地的社會保障，這樣農民工就可以在城鄉之間往返。不難看出，浦東這樣的城市發展個案，也有著深刻的“鄉村”背景。
費孝通先生在晚年從一個更高的高度進行了文化與哲學的思考，他提出要重視“心態”研究，提出要擴展社會學的“界限”，要實現“文化自覺”。“文化自覺”之中的“自覺”所指向的一種“不自覺”狀態，人們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沒有用科學的態度去體認、去認識、去解釋，這就是不自覺的文化，也就是說對自己的文化沒有認識，以渾然不覺或習以為常的方式看待，或簡單地以二元對立的方式粗暴應對。因此，所謂“文化自覺”就是: “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這樣的文化自覺，“不帶任何‘文化回歸’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而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時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因此文化自覺是在全球文化坐標之中尋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全球化進程之中實現自主適應，而非被動適應。在西學新知不斷引入的情況下，知識界很容易為“新”所困，有時候會簡單地將所謂的“舊”棄之一旁，處于一種對自己的文化不自覺的狀態。人們常常于日常生活與行動中實踐某種文化，但卻缺乏“自知之明”，這就要求反思我們的行動或實踐，特別是那些不太容易在“譯語”中得到解釋的行動或實踐。實際上，費孝通先生的城鄉社會學研究很好地體現了這樣的“文化自覺”，即從中國文化的脈絡之中尋求理解城鄉發展的內在邏輯和關聯。
費孝通先生的城鄉社會學研究充分體現了其“志在富民”的歷史責任感，展現了扎根中國的文化自覺與理論自覺。從城鄉關系的角度考察中國社會的轉型，尤其是以“江村”的歷時觀察為個案，具有深刻的歷史感，體現了關系主義思維，建設的是“人民的社會學”或“為了人民的社會學”，這就是城鄉社會學的“費孝通傳統”。
二、城鄉社會學的“點線面體”
沿著費孝通開創的城鄉社會學這一重要傳統，扎根中國城市化的豐富鮮活實踐，可以嘗試提出一個城鄉社會學的理論框架。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現在正在進行如此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在這個城市化進程里面城鄉關系依然是復雜的，中國的城是在鄉里面，中國的鄉是在城里面。幾億人在城鄉之間流動，這是城鄉關系的現實表現，而城市化的不斷推進是明確的發展方向。相反，在美英等西方國家，城鄉關系已不再構成社會學的研究議程的一部分，但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卻面臨著城鄉關系的動態調整以及由此引發的諸多挑戰。現有的西方社會學理論很難充分解釋這樣的城鄉關系轉型，而是需要一個全新的視角，這超出了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社會學視野。這里的城鄉社會學不是簡單的城市社會學和農村社會學的相加，而是立足中國城市化和社會轉型的偉大實踐的理論抽象。
潘光旦先生曾有一篇《社會學者的點線面體》舊文，這篇文章雖是雜論，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城鄉社會學的概念框架。
在潘光旦看來，“人”是其人文思想的中心，“點指的是每一個人。社會生活從每一個人出發，也以每一個人作歸宿。無論唯社會論一派，或唯文化論一派，把社會與文化浸潤的力量說得如何天花亂墜，無孔不入，我們不能想象一個沒有人的社會與文化，也不能理解，我們把每一個人擱在一邊之后，社會與文化還有什么意義，什么存在的理由”，“在每一個人的所以為點沒有充分弄清楚以前，我們談社會的點、線、面、體，總若有好幾分不著邊際，不得要領。換言之，社會學者不得不注意到人性的問題，一般的人性與個別的人性”。
也就是說，城鄉社會首先要考察“人”，這是基本的出發點，因此人在城鄉關系變動之中的體驗與感受是城鄉社會學的聚焦。不過，僅僅談“點”是不夠的，“點”與“點”之間連結就是“線”，線就是關系，是“點與點之間的刺激與反應”。中國人傳統上講倫常，實際上重視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城鄉社會學強調“線”，因為人在城鄉發展過程之中要面對人際關系的變動，這樣的變動具有明確的時空壓縮或“脫域化”特征。進一步而言，人在城鄉關系之中的變動需要放在關系脈絡之中進行理解。如此，社會結構與個人體驗之間的關聯就是經由關系而確立和界定的。
“點和線的總和即為面”，“面”實際上就是更大的社會環境。城鄉社會學的確不能僅僅關注“點”或“線”的面向，而是要看到宏觀的社會結構，特別是關注城鄉連續體之中的不同形態，諸如村改居、縣改市、開發區、城中村、城鄉結合部、大型居住區等，它們呈現為城市化的不同“社會生態”樣貌，這樣的形態實際上生動地展現了中國城市化的演進過程。城與鄉的互動體現在人口、土地、資本、產品、文化、技術、信息、話語等方面，城鄉之間不停地進行著交換與溝通，這是“面”的基本形態。因此無論是解決城市問題，抑或是解決農村問題，都應該回到城鄉關系的脈絡之中。
正如Portes 所指出的，城鄉之間的移民圍繞的是信息、資源、收入的交換，實際上改變了遷出地與遷入地的社會結構，形成了兩地的新的規則與文化，這迫使兩地社會都出現變遷，而很多的變遷是未曾預期的。要而言之，城鄉之間的遷移已經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形態。
“面的累積就是體”，這就是要引入歷史概念。中國城鄉發展過程之中面臨的社會問題或個人面對的困境很可能需要放到時間的框架或歷史的維度里進行解釋，因為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之中。不了解社會轉型的歷史脈絡，很可能就無法完全理解我們面對的挑戰。城鄉社會學關注城鄉關系的動態變化，也就是“變”的一面，不過也需要看到中國社會不變的一面。總之，將歷史的維度引入城鄉社會學的理論框架是必要的，這一維度豐富了我們的社會學想象力。
“點、線、面、體”四個字實際上正好揭示了城鄉社會學的不同維度: 個體的、人際的、社會的與歷史的。有了這四個維度，就形成了構建城鄉社會學理論的基本線索。而勾連這四個維度的，是不同于個體主義的關系主義理論取向。
邊燕杰指出，關系主義與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論邏輯，關系主義的本質特征是倫理本位、關系導向，與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文化中的權、責、利相對應的，關系主義文化中的行為規則是熟、親、信，從研究中國社會的角度看去，關系社會學是一套關于倫理本位、關系導向、熟親信為特征的關系主義現象的理論知識。這一理論視角為城鄉社會學的“城鄉關系”聚焦提供了理論依據，城鄉關系是建立在人際關系基礎之上的，中國城鄉之間的融合亦立足于城鄉之間不同人群之間建立的社會網絡，即由“線”至“面”。
關系主義推崇不同于工具理性的中庸理性。從工具理性出發，行動者總是把手段安排到最有效的情況去完成目標，是一個無限形態。中庸理性則以節制取代效率，兼顧自己與整體的利益，是迥然不同的協調方式，屬“節制模態”( tempered mode) ，不只想到自己，還要顧及他人，重視均衡與平衡。張德勝等認為，中庸理性正好在工具理性和溝通理性之間筑起一道橋梁，將價值沖突帶到理性的溝通渠道去解決，因為它從整全的視野出發，講求自我節制，蘊含了理性溝通的準備和意愿。因此，就其本質而言，城鄉關系的調整就是以“中庸”的方式回應潘光旦所言的“位育”。“位育”一詞源出《中庸》: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熹的注解曰: “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位育”也就是“安遂所生”，也就是動態平衡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
綜上所述，城鄉社會學的理論目標就是立足關系主義思維，從點、線、面、體四個層面理解中國城市化與社會轉型的進程，解讀中國社會千年一遇之變局。
三、城鄉社會學的時代使命
根據前述城鄉社會學的“點線面體”框架，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經濟、社會、文化領域的改變高度重疊，且壓縮在較短的時間內展開，個體的焦慮和不適應由此而生。一個明顯的特色是，工業化、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明顯快于人的城市化，這導致所謂的虛擬城市化、半城市化、被城市化，出現了城鄉連續體之間的很多中間形態。這樣的中間形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風險，從而避免出現較大規模的社會動蕩，但也形構了中國城鄉發展的獨特面貌，即劉守英等所稱的“城鄉中國”，這是“農村中國”和“城市中國”之間的過渡，這個過渡預計還需要較長一段時間，這恰恰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環節。
縱觀國際經驗，城市化、工業化和市民化三者的發展態勢出現了兩個路徑。一就是以歐美發達國家為代表的、農業勞動力非農化與人口的城市化、市民化進程是同步的路徑。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伴隨著工業化的推進而產生和發展。在此路徑之下，出現了不同的形態: 如英國，農民轉變為城市中的市民是通過剝奪農村居民的土地、將農村人口驅逐到城市而逐步實現; 美國是通過人口的自由移動實現的; 日本是經由跳躍式遷移與農村非農化結合。
另一個是以拉美發展中國家為代表的、工業化落后于城市化的路徑。自20 世紀50 年代開始，拉美的城市化發展在相對短時期內，在政府的政策誘惑下快速實現。拉丁美洲的城市化呈現出“大城市化”與“超大城市化”，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不協調性、城市化缺乏政府規劃與政策引導、城市治理形勢嚴峻等特點。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但城市工業并不具備吸納所有勞動力就業的能力，進入城市的這些移民長期處于失業和半失業狀態，由此逐漸發展成大片的貧民窟。并造成了城市內部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由此造成所謂的“拉美陷阱”或“轉型陷阱”。而中國的城市化是從城鄉關系的調整為出發點，強調“積極穩妥”和“有序推進”的平衡策略。
中國城市化過程既不與發達國家的城市化過程相吻合，也不同于拉美國家工業化明顯滯后于城市化。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之中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具有三個鮮明的特征: 一是“就業帶動”，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基本穩定就業，在此基礎上推進市民化進程。二是“保障地權”，依法保障農業轉移人口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讓農業轉移人口既進得了城，又回得了鄉，這樣就能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進退有據。三是“漸進轉移”，從允許“離土”到允許“離鄉”，再到公共服務均等化、開始放寬落戶條件，分階段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上三個特征體現了“有序推進”的戰略構想。“有序”就是城市化需要在時間、空間、資源與價值四個層面展開并在社會的承受力范圍之內，不能走上拉丁美洲的城市化道路，我們也沒有遵循西方城市化道路的時空背景，這個“序”需要在中國的語境里圍繞中庸理性而確立，在推進速度上，不能太急，也不能太慢; 在理順關系方面，相關各方都可以接受，不至于脫序。“推進”意味著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都應該積極作為，政府在城鄉關系的調整之中要承擔引領角色，要結合市場與社會的力量，唯此，才能使得城市化真正符合人民的需要與利益，否則可能會面對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社會風險。因此從城鄉社會學的角度，當代的挑戰就是如何實現以社會質量為中心的、社會風險在可接受范圍的、具有發展型特征的城市化，從而實現城鄉共享發展，這是城鄉社會學的時代課題。
需要推進以增進社會質量為目標的城市化。新型城鎮化就是“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注重人的需要、權利、體驗與感受，也就是重視城市化進程中不同群體的獲得感、滿意感和安全感。要而言之，城市化是以符合“民心”為前提和基礎的。
這里引入社會質量這個概念是合適的，這是為了突出城市化的“社會性”。社會質量包含四個維度: 社會經濟保障、社會凝聚、社會包容、社會賦權。這四個維度圍繞的是人的需要、權利、體驗和感受，背后的價值共識是自由、平等、融合、團結。社會質量既是個體的，又是整體的。城市化進程涉及一系列的群體之間的利益與關系的調整，這樣的調整不應僅僅以經濟效率或發展速度為目標，既要充分考慮社會心理的承受力、接受度，又要考慮利益格局的平衡和優化，不能簡單地以為犧牲少數人的利益就是正當的。因此，以社會質量為中心的城市化的核心議題就是要以制度化的方式合理調節城鄉連續體之中不同形態而衍生出的不同關系格局，而人的心態和體驗就是在這樣的關系脈絡之中界定和展開的，因此“生態”和“心態”的秩序同等重要。
需要建立城鄉關系調整的社會風險管理體系。城鄉關系的調整，勢必引發一系列的困難、挑戰乃至風險。從目前的情形而言，風險源有四個:社會目標單一、社會結構失衡、社會關系失調、社會沖突增生。這四個風險源都可能出現在城鄉關系的轉型過程之中。如果城市化以經濟增長為單一目標，忽視社會質量的增進，就會因經濟社會不協調而引發民生風險。社會結構的失衡，比如中國的人口城市化與空間城市化不同步會導致一系列的社會風險: 空間與資本的密切關聯而滋生金融風險，資本與權力的結合而導致社會極化。
如果城市擴張與農民利益保護、城市人口規模控制與外來人口的權利保障之間的關系不能予以平衡，城鄉關系就有失調的風險。如果城市化進程之中不同群體的生產、生活和生態受到影響，而沒有合理的補償和保障，社會沖突就難以避免。因此需要基于城鄉關系的視角，形成系統的、動態調節的制度框架，合理分配政府、市場與社會組織及個人的風險管理責任，有效處理社會風險，從而實現城鄉協調發展。
需要建構發展型的城鄉關系。城鄉關系的建構涉及工業化、城市化、市民化。這是一個漸進、動態且復雜的過程，是從工業城鎮化、土地城鎮化到人口城鎮化，是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國家與農民等多重關系互動的結果。大規模的人口在城鄉之間遷移是在既定制度限定與機會結構下興起的，它正在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于其中經濟權力、政治權力與社會權力處于持續的互動過程之中，并導致未曾預期的結果，而這樣的結果又成為新一輪城鄉關系調整的結構限定與機會空間，這就是城鄉關系的動態轉化過程。應該說過去一段時間推進的城市化累積了不少矛盾和挑戰，比如大量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未能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 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產城融合不緊密，產業集聚與人口集聚不同步，出現了空心城; 城鄉之間二元矛盾出現新矛盾，農村留守兒童、婦女和老人問題日益凸顯。這顯示，城鄉關系的調整，并沒有實現平衡和協調的預期。因此，城鄉關系要確立新的目標，我們將這個目標稱之為“發展型”。發展型的城鄉關系這一概念是建立在社會發展的理論演進和發展型社會政策理念的基礎之上，它強調新型城鄉關系的建構要以增進發展能力與提供發展機會為核心目標，“能力”和“機會”應成為新型城鄉關系建構的核心話語。以是否提升了發展能力和提供了更多的發展機會作為“發展型”的考察指標。這一目標導向意味著城市化并非簡單地農轉非、上樓或進城，而是要真正賦予參與這一進程中的人群以發展機會，這樣的城市化才是貼近群眾需要的。
在這個意義上，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政策、產業政策的調整要有相應的社會政策予以配套，從而實現動態平衡。
城鄉社會學的理論建構是回應中國社會轉型的重大現實問題，是確立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的重要組織部分。如此理論建構的意義是雙重的:一方面，如果我們在建構中國的城鄉社會學上有所建樹，就可以促進中國社會建設的發展，從而促進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國際同行提供一個有別于經典社會轉型理論的參考框架，從而為全球社會學知識庫存增添中國的貢獻。
這是中國社會學的時代使命，也是中國社會學的歷史擔當。
（參考文獻和注釋省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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