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著名社會學家索羅金通過城鄉制度、文化、組織結構與人口等方面的對比分析，提出城鄉分化多源于人們思維的建構。起初，城鄉的差異較小，之后二者差異出現短暫性的擴大，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形成鄉村城市化，最終城市社區和農村社區融為一體。因此，他將發展“城鄉連續體”作為城鄉發展的目標。索羅金這一思想啟示我們，中國的城鄉關系可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入手，分別從國家體制、社區組織與個人行動出發來探索構建“城鄉連續體”的具體策略，最終實現城鎮化的包容性增長與城鄉融合。
【關鍵詞】索羅金；城鄉社會學；城鄉發展；中國展望
城市化或城鎮化（urbanization）是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志，是隨著工業化發展，非農產業不斷向城鎮集聚，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農村地域向城鎮地域轉化，城鎮生產生活方式和城鎮文明不斷向農村傳播擴散的歷史過程。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1.27%，城鎮常住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2017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8.52%，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城鎮化水平顯著提高。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農村社區健康發展，增強區域發展協調性。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著眼農民，涵蓋農村，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與此同時，城鄉關系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學者對城鄉關系的思考也從未止步。城市與鄉村的根本差異何在？城市化的發展如何引起鄉村社區的變遷？城鄉關系最終應落腳何處？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化進程更為迅猛，影響范圍更為廣闊。中國的城鄉互動模式與西方有何異同？西方城鄉關系的研究是否能提供有益的理論視角和方法？
基于以上問題，本文對索羅金《城鄉社會學原理》（Principles of Rural-urban Sociology）及相關英文文獻中城市與鄉村關系研究進行梳理，總結出相關的理論與經驗研究成果，以推動中國城鄉研究的發展。
一、城鄉關系研究述評
（一）城市與鄉村的概念界定
大多數卓越的社會理論家都認為，在工業化進程和農業封建主義制度體系主導的社會轉型為由城市資本主義主導的社會過程中，城鎮和城市是一個重要的地方。韋伯認為，歐洲中世紀的城市區別于農村人口中心的顯著特征在于政治和經濟權力集中于城市，并且在相對復雜的勞動分工基礎上形成了與鄉村不同的社會結構。齊美爾關于城市“精神生活”的論述可被視為城市研究的復興。城市與鄉村是內涵豐富的復合體，難以用單一的概念進行定義。索羅金認為，城市社區和鄉村社區之間沒有一個明晰的、用于區分的邊界。城鄉社區中的許多差異性特征并沒有在農村社會中極大地體現出來，而這些特征在農村地區增加或者減少，與其“城市性”或者“鄉村性”呈現一定的相關性。索羅金按照韋伯類型學的方法，對城鄉的特點進行分類比較，分析其與“城市性”和“鄉村性”的關系，進而總結出城市和鄉村的概念。如表1，從事農業和種植業人數、同自然環境的聯系程度與“鄉村性”呈正相關，與“城市性”呈負相關；社區規模、人口密度、人口異質性程度、社會分層程度、流動程度則與“鄉村性”呈負相關，與“城市性”呈正相關。從交往系統來看，城鄉社區成員之間在數量和質量上也均有差別，鄉村社區的交互體系和交互成員的交往范圍更小更窄，受到更多的限制。交往系統越基礎、關系越持久則“鄉村性”越明顯，“城市性”則弱。某種程度上來說，對比鄉村中個體間的交往方式，城市人的交互方式是人為制造的。在城市中，隨著交往系統地域范圍的擴大，個體聯系的數量也隨之增多，人們交往的對象也越來越異質化，關系更加的靈活，突顯出非個人性。并且城市交互系統的關系網絡更加的復雜、柔軟性更強，異質性、多樣性增加，同時會有更多的表面性、標準化和機械化的性質。此外，沃思（Wirth）為闡明城市—鄉村之間的區分也做出最重要的、最有理論價值的嘗試。他歸納了“城市主義”的三個特征：規模、密度和異質性，他認為這些特征是城鎮或城市的核心，并為城市生活方式奠定了特定的基礎。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繼續，當前呈現的差異朝著越來越小的趨勢發展，差異性特點都注定會消失。一旦這種現象發生，就意味著城市社區和農村社區分離的現狀結束。以上為筆者歸納的索羅金關于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的對比，總結出城市與鄉村概念所涵蓋的差異性特點，便于下文對城鄉關系的進一步分析。
（二）城市與鄉村關系研究
根據索羅金的城鄉社會學思想，結合其他學者的研究，城鄉關系研究可劃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次側重于對體制模型的建構，中觀層次關注城鄉關系演變過程中組織和機構的職能與作用，微觀層次則著眼于城鄉間的人口特征與人口流動。
1.宏觀層次
索羅金在《城鄉社會學原理》（1929年）一書中從城鄉人口的身體差異、心理差異、制度文化差異以及人口遷移等方面來論述城鄉社區的區別，通過對比這些差異來探索構建“城鄉連續體”的可能性。他認為城鄉的差異和區別是人們思維中的建構，并將“城鄉連續體”作為城鄉關系發展的目標。從中國城鄉關系發展歷程來看，國家在這個過程中一直發揮著主導作用，從體制上對城鄉關系進行建構。自1949年以來，我國城鄉關系的發展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工業化訊速發展，自由遷徙制度落實，人口流動的限制性因素少，農村人口流入城市，推進城市化，城市人口比重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57年的15.4%，涌現22個新城市；1958年之后，國家通過對向農民征收稅費、利用農副產品的“剪刀差”來支持城市發展，全面控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城鄉二元結構開始形成；改革開放之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人口遷移制度的放松開始弱化二元結構；2007年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帶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的新格局”，建立城鄉共同體，促進城鄉一體化成為城鄉關系的主旋律。
2.中觀層次
城鄉關系研究的中觀層次著眼于城鄉橫截面的對比，即組織、文化和規則等方面。索羅金認為，家庭是社會中基本的元素，也是最重要的社會團體，它對個體的影響比其他任何其他組織都強，但是城市中家庭的影響低于農村地區家庭的影響。因此，索羅金對于城鄉組織差異性研究的關注點主要在家庭層面，從家庭的初婚率、穩定性以及融合度等方面來分析城鄉組織的差異及其形成的原因。他基于法國、普魯士、瑞士、挪威、保加利亞等多個國家的數據對比分析，發現城市人口的離婚率高于農村人口，在城市或者工業地區家庭的穩定率低于農村地區。農村的初婚年齡早于城市，因為農村社區的封閉性、宗教信仰和地理區域的分離導致社會組織的功能難以有效發揮，異質派系用婚姻來維系宗族之間的穩定。在社會、經濟與教育方面，農村家庭較城市家庭來說，其融合程度更高，成員之間具有更高的凝聚力和更強的活力。從經濟方面來看，農村家庭更具有集體性，可以看做是一個具有強大的凝聚力的經濟單位或是社會組織。在農村家庭中，作為經濟個體的家庭成員具有更少的自由，但是作為一個經濟組織，它的持久性和活力度遠遠高于城市家庭。分析上述現象所產生的原因，可以歸結于城市社區與農村社區的差異性特點。例如，城市人口的異質性強是導致其離婚率高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農業職業的性質、人口的低密度、小規模社區、低流動率、勞動分工度低、社會分化度低、人口同質性強、交往系統的簡單和深入都有利于農村家庭呈現出穩定性和高融合性的特點。
文化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伴隨著人類的生產生活實踐而改變，因此城鄉社區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體系。城鄉社區中的文化處于動態變化當中，這個變化的過程具有顯著的方向性、階段性，且城鄉文化變遷速度不一，更新周期不同、文化傳播方式各異。城市中文化現象的改變和調整速度遠比農村地區快，當適應先前環境的行為方式不再適應當前新的環境時，人們的行為、語言和文化價值便需要新的調整、改變和創新。在文化變遷過程中，城市發揮著一個“創新”的角色，而鄉村則發揮著一個“保留”傳統文化的角色，即城市在打破現存的傳統文化，農村則在延伸、保留和持續著現存的傳統文化，城市的靈魂是“現代化”“時尚”和“最新的感受”，而鄉村的靈魂則是傳統、祖先流傳的習俗。因此，農業階級比城市階級更有可能發展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情懷。此外，文化的變遷速度緩慢，則允許文化傳統長時間遺留文化價值的存在，農業社會的民族文化十分深厚，即使政權變革、文化變遷，內在的文化積淀與遺留的文化價值仍然會發揮其作用，在農業社會失去政治獨立不意味著就結束了他的歷史與文化。然而，城市化程度高的社會失去政治獨立，例如羅馬和古希臘，則難以繼續他們的文化，延續他們的歷史，恢復他們的政治獨立。同時，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城市的主要角色是建立和提升宗教與其他方面的自由（如言論、出版等），在這方面城市遠遠高于農村。由于城鄉之間最基本的區別在于鄉村人口比城市人口具有更多的同質性，因此，農村人口在信仰、宗教或者其他更多方面更為相似。農村社會建立宗教、信仰的需求度低，農村人口擁有的“自由”是天生的，而城市人口則是后天加工、經歷斗爭后建立起來的。
農村社區中民族文化根基深厚，人口同質性強，信仰相似度高。農業人口和農業階級所創造的文化具有“非個人性”。并且，傳統文化價值大多是非個人性的，它作為一種規則，不允許單獨的個人名稱成為其創造者。然而，城市中有更精確的社會分工和異質性，因此，在城市中的團結是“有機的”，更加依賴彼此的和更具有必要性的。在鄉村社會中，由于具有相同的感受、信仰和經歷，其團結的形式更為活躍且更具有象征性。城市中依賴式的團結更為冰冷，更為正式，也更為必要；鄉村中符號性的團結則更為溫暖，具有沖動和情緒化的特征。城市中的依賴性團結是一種“有機團結”，人口異質性強、勞動分工明確。而鄉村社區中的符號性團結則是一種“機械團結”，建立在同質性高、分工度低、非正式的基礎之上。
索羅金對形成“小農”概念的方式總結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有關農民的文學作品；第二，農民的書信；第三，在農村社會學、農村經濟學和社會心理學等方面關于農民心理和性格的理論。但是這三種方式都有局限性。例如，在文學作品中塑造的農民階級的形象大多受到時代背景和作者自身經歷的影響。相比文學作品，農民的書信更具有真實性，但是這種真實性容易被編輯和出版者竄改本意。而具體學科理論對于農民階級的定義，由于基于較小的樣本量，并且在調查過程中訪談對象的回答具有不真實性和隨意性。個案研究結論盡管是真實有效的，但是不適合對農民階級和農村人口進行定義。索羅金認為，即使對農業階級存在權威的定義，仍然不能得出結論。若要真正地了解其真實的行為，我們必須研究他們，而不是研究他人的觀點。
由此可以看出，索羅金認為，農民階級或者小農階級的概念是不全面的，帶有較大的局限性，人們腦海中的城鄉印象和真實的城鄉差異是有出入的。大量調查者對農民的思維和性格進行總結得出的理論，一般分為兩種：農民階級和城市階級的差異一種是先天的，一種是后天建構的區別。先天差異的理論被許多學者批判，針對城鄉人口身體和社會心理上的區別在索羅金的書中有詳細的論述，他們的差異不是普遍的。因此，城鄉人口身體上先天的差異是不成立的。并且大多數學者的研究表明，農民階級比城市階級具有更低的反社會和自我的心態。他們比大部分的城市階級都具有更多的集體性和非個人性。農民階級在社交、道德、合作、非個人性、集體合作、共同救助等事情上比其他階級更有優勢。“個人主義”套用在農民階級身上是毫無根據的。
3.微觀層次
城鄉關系研究的微觀層次落腳到人的差異性，主要體現在城鄉人口特點的差異與人口遷移方面。在城鄉人口特點上，索羅金通過人口的身體特點、自殺率、初婚率、精神疾病發病率等指標進行對比。城鄉人口身體上的差異可以歸結為兩種：一種是自然選擇（種族），一種是環境因素。索羅金將城鄉人口通過人口數量、密度、職業等標準進行分類，并抽取城市人口和鄉村人口，對其身高、體重、體格、胸圍、頭圍等物理方面的指標進行對比，繼而得出結論：城市人口和鄉村人口的身體狀況和外形特征的比較沒有一個固定的結論和高低之分。同時，通過抽取18萬名兒童，在不區分城鄉人口的前提下，對他們的身體特點進行測量。結論發現城鄉人口身體特征雖具有差異，但是并不顯著。并且這些外在特征不能代表農村比城市貧困，數據并未表明城市吸引和居住著大量的優質人口。
自殺率象征著活力度、幸福指數和社會關系。通過對比20世紀初，意大利、法國、美國、瑞士、英格蘭、瑞典等國家城鄉人口自殺率，在城市和鄉村社區中抽取1萬名原住居民考察其自殺率，并進行對比。研究表明城市自殺的人數和自殺率高于農村地區，農業人口的自殺比率極低。這也意味著，農村人口的健康和活力指數比城市人口更高。在身體素質和體能上，農村人口大多數是優于城市人口。精神疾病發病率也有著城鄉的差異，并且與城市化的進程息息相關。索羅金基于數據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城市地區精神疾病的發病率高于農村地區；第二，城市化促使精神疾病的發病率在一個高速水平上；第三，城市化提高了精神疾病的發病率。探索其原因可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是城市中高結婚率和高離婚率，二是隨著城市化進程而衍生的復雜社會組織提高了個體的流動性，但是農村人口總體上智力并沒有低于城市人口。正如費孝通所說：城鄉之間不存在智力的區別，僅僅是知識體系與成長環境的區別。城市化的進程與農村社區的發展縮小了城鄉的差異，農村人口流入城市也進一步加深了城鄉一體化的進程。
人口的流動和遷移是城鄉系統互動和交換的一種重要的微觀表現。人們的行動是個體的選擇也是所處環境的塑造。索羅金的《社會流動》一書中，對個體行動進行了如下總結：首先，行動是可以形塑和調整的，每一種社會地位的改變都要求相應行動的改變；其次，流動性的增加有利于減少思維狹隘型，提高精神品格，有利于新的發明和發現；同時，流動性提高生活的智力性，但也促進精神疾病的增長，并且隨著個人或團體的流動性增強，人們的精神緊張度提高；但是其增加了表面的、低層次的交往，并降低了人與人相處中的敏感性；再次，流動增長了懷疑主義，也提高了傷害度，消減了人與人的親密行為和物理的隔離，促進了道德的瓦解，促進了分離分化和個體主義的增長。
索羅金認為，社會流動主要研究群體之間人口交換的過程和結果，它與研究個人在社會等級中可能會向上、向下或向側面移動的個體研究不同，其興趣不在于個人運動，而在于社會的新陳代謝，在于這樣一種運動對處于社會結構中不同地位的社會群體產生的后果。人口遷移具有方向性，且遷移人口是一種城市選擇下的結果。人口遷移有兩個方向，主流方向是農村向城市遷移，也有小部分從城市向農村遷移。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成為城市階層和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城市的社會階層是由農村移民涌入城市所進一步產生的，在某個程度上來說，是由進入城市社會的方式所決定的。在索羅金看來，社會分層意味著“一個特定總體的差別演變為等級上疊置的階級”。總體來說，城市中出生人口可以補償死亡人口的數量，這樣一來就可以保持生物型的人口平衡。韋伯和庫贊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的理論指出，人口的增長將會越來越依靠自然的人口增長，越來越少依靠移民。而數據顯示并非如此：城市人口的增長主要是依靠農村的移民，人口遷移對于城市人口增長的作用開始大于自然增長的作用。城市化繼續發展則更需要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城市化不僅僅是數據上的體現，更加是一種資源與人口的交換。從鄉村遷往城市的因素主要是在人口統計學意義上的，農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農村的剩余人口受到城市經濟因素的吸引從而離開農村社區。伴隨工業化、城市化而來的科技的發展也是影響人口遷移的因素。
人口從鄉村遷移至城市，也是一種城市選擇論，且這種城市選擇下的群體具有某些特定的特征。遷移選擇理論中有以年齡為決定性因素，也有以性別為決定性因素。但是沒有確切的證據證實城市選擇的是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都更為出色的人口。總體來說，城鄉人口總體上的區別很小，城市選擇也是一種機會的選擇。關于遷移的方向和影響遷移的因素，由于交通工具和交流手段的發展，促使地區人口流動變得更加容易。同時，由于科技的發展，改變了工業中心對勞動力數量和特點的需求。地區之間的遷移，人口流入城市和工業中心的強度將會越來越大，遷移會越來越頻繁。某種程度來上來看，隨著工業文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人們變得更加的“漂泊”。
二、中國城鄉關系研究前景
城鄉關系是中央與地方關系、工業與農業關系、中心與邊緣區域關系、市民與農民、富裕與貧困等關系問題的一種綜合表達。因而，宏觀體制、結構和制度的每一次重大變動都會引起城鄉關系的變化，引發它們對總體性的問題做出反應。隨著城市化的進程的推進，我國城鄉關系也處于新的發展態勢，基于索羅金城鄉社會學的思想及其對城鄉制度、文化、組織結構與人口等方面的對比分析，對中國城鄉關系進行展望（如圖1所示），主要通過國家、社區組織以及個人三個主體進行論述，從宏觀結構、中觀機制與微觀城鄉人口的行動三個維度進行分析。
在城鄉關系的演進過程中，國家從宏觀層面進行制度性的安排和資源的總體配置，自上而下地對城鄉社區中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進行供給，以此來實現“人的城鎮化”。在中觀層面，主要從社區出發，完善社區組織體系，推進農民自組織的建立，提高農民的話語權，構建合理的社區機構，以保障城鄉服務的均等化。從微觀層面來說，落腳于人的行動策略，即人口在城鄉之間的流動。同時，家庭組織在社區組織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農村社區。最后，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入手，分別從政府主體、社區組織與個人的行動策略出發，對構建“城鄉連續體”的目標進行展望。
（一）宏觀：建構政府主體性角色，統籌城鄉一體化進程
1958年全面控制農村人口遷往城鎮政策產生，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形成，城鄉二元結構逐步形成。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城鄉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城鄉關系由體制上的分割走向發展上的分化，城市依賴農村變成了農村依賴城市，而城市剝削農村的方式由行政方式轉為行政加市場的方式。城市對農村的剝削并沒有停止，犧牲農村發展城市的模式也沒有得到有效的改觀。這種二元制度的社會結構化，將人們的生活固化在城鄉區域內，難以自由的流動。國家應從制度層面打破二元格局，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城鄉一體化。政策部門針對突增的城市化率提出：在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提高城市規劃水平、加強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城市管理、改善人居生態環境的同時，以綜合系統的規劃來提升城市融資能力。以工業反哺農業，以城市支持鄉村。在集權體制和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下，政府始終是推動城市化的主導力量。在政府主體性建構過程中，應考慮如何由經營性轉變為服務型，如何借助于市場和社會的力量來約束過度裁量權的問題。同時，中國的農村社會呈現出“后鄉土社會”的特性，村落從低流動性進入到高度流動分化和不確定的狀態之中，熟人社會網絡隨著流動性的提高而不斷向外延伸，農村的雙二元格局與秩序基礎出現行政化和制度化。在城鄉二元結構與體制內-外的雙重二元格局下，農村社區與城市社會仍然存在著差異。充分發揮政府的主體角色和自上而下的制度性調整，完善制度性安排以及資源配置的方式。促進城鄉之間產業協調發展，完善產業融合與城鄉市場網絡，縮減城鄉獲取資源上的差距，建構政府的主體性，從國家宏觀建構出發削弱二元體系下的利益與資源分配格局。
（二）中觀：增強農民自組織能力，城鄉社區共享發展
小城鎮的大量涌現和迅速發展，弱化了原有城鄉隔離的二元格局，奠定了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基礎。但是，從總體來看城鄉關系，鄉村仍然處于劣勢地位。若要統籌城鄉發展，則應增強鄉村發展機會，提高農民的話語權。從階層關系、組織治理模式、生活樣態、行為方式等方面實現從“鄉”到“城”的社會轉型。建立起“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雙向的發展渠道，有效地為鄉村發展創造機會，進一步完善鄉村的基礎設施，推動農村現代化和城鎮化。黨的十八大提出“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增強城鄉社區服務功能”“強化農村、城市社區黨組織建設”“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實行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說明在國家宏觀統籌城鄉發展的基礎上，積極促進農村社區的建設和農村組織的完善，農民集中居住的實踐將現代化中“原子化”“個體化”的農民組織起來，例如蘇南的“三集中”模式，四川成都的“拆院并院”模式，天津的“宅基地換房”模式，山東的“大社區制”模式，提高了其自組織能力，完善新農村建設。鄉村組織有利于提高農民的集體性動力，更好的表達農民的利益訴求。在巨大的變遷下，農民抗爭的實質是爭取“參與”的權力，“以合作求參與”才是他們政治訴求的核心內容。而目前的社區合作的各種方式，有助于他們參與非農開發項目和城市化進程。
（三）微觀：保障流動渠道順暢，提高農民的主體意識
“二元結構”范式中城鄉的差異性不僅體現在地理、空間、人口和產業上的區別，而且在社會組織原則、社會生活形態上也存在一定結構性的差異，是一種“雙二元社會結構”。并且，在外來人口大量集聚的大中城市中，雙重二元結構表現得尤為突出。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是把握城市與鄉村之間功能上或者結構上差異，實現資源的自由流動與要素的合理配置。而社會流動是理解城鄉差異的關鍵，也是城鄉融合的重要因素。人口的流動具有自主選擇性，農村人口受到推拉因素的作用遷往城市，鄉村旅游興起吸引城市人口流向鄉村。城鄉之間社會流動增強，城鄉文化相互滲透交融，促使二者的差異減小，促使“城鄉連續體”形成，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城鄉之間的流動渠道通暢，“資本下鄉”“鄉村旅游”等給農村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會與平臺。城鄉差距減少，農民收入提高。改變刻板印象中“落后”“無知”的農村定位與農民形象，摘除現代建構的標簽，則農民的主體意識提高，發展主動權增強。農業階級在經濟收入、政治參與和社會地位等方面都得到有效的保障。打破意識中建構出的城鄉人口的等級差異與城鄉世界地位的不平等。此外，索羅金認為社會流動是城市化進程中或者城市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其中最基本的流動方向是農村流向城市。但是在社會中不應該只存在城市社會這一種形態，應當與農村社會互動，并且從農村社會中吸引新的成員來提升這種整體的社會形態。對于這種機械性流動、城市化現狀及其后果的理解是我們來認識和反思城鄉社會區別的關鍵。從社會結構來看，由農村流動人口和“農轉非”人員匯成的龐大城市新增的人口大軍，在改變城鄉人口格局的同時，也重新規劃了城鄉社會的利益格局。
三、結束語
本文通過對索羅金《城鄉社會學原理》進行梳理與總結，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進行分類分析。通過對城鄉世界的一系列對比，總結出城鄉社會的特點和定義，提出建設“城鄉連續體”的構思，在當時具有建設性的意義，同時對今天的城鄉關系也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城鄉關系中，費孝通認為應“恢復城鄉關系”，促進城鄉攜手合作，在生產和消費上互補。索羅金認為，城鄉差異確實存在，但是通過書中各項指標和各個國家數據的對比，農村人口素質并不低于城市人口，相反在一些方面是更勝于城市人口。因此，城市社區和農村社區是彼此需要，不可分離的。城市社區將農村社區作為一個它的人類資源的儲備地和農業生產的供給地；同時，農村社區也需要城市社會，城市社會能解決農村剩余人口的壓力，滿足工業化產品和商業活動的需求。他們相互需要，并且相互給予。索羅金在書中預測城鄉未來的發展趨勢，他指出，城鄉關系將會是一種“拋物線”的趨勢發展。起初，城鄉的差異較小，之后二者差異會逐步擴大，但不是持久性的擴大，隨后便逐步縮小，在鄉村地區形成鄉村城市化。在西方國家中，城市數量增多、農業人口比例縮小、農業機械化擴大是城市化的三大標志。農村人口在遷往城市的過程中，也將鄉村中的文化逐步滲透到城市地區，雖然這些改變不是巨大的和顯著的，但是也影響著城市的鄉村化。同時，城鎮化的進程給農民階級也帶來了很大的改變，如提高了農民的經濟水平，促使農業生產以市場為導向，提高了農民的政治參與度。“城市化”指城鄉之間的差別逐步消失，農業階級和非農階級一視同仁。農村社區的城市化意味著鄉村地區形成城市社會的特點，而不是完全消磨二者之間的區別。要通過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以及通過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來最終實現城鄉融合，有效實現城鎮化的包容性增長，反對激進的城市化，防止“空間平移貧困”。在國家機器的主導下進行宏觀的制度安排，選擇合適的組織結構完成城鄉一體化的建設，提高農民的主體性，實現“人的城鎮化”。
總之，索羅金對于城鄉關系的思考對于我們理解中國城鄉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城鄉連續體”的建立還需要依靠國家、社會與個人三大主體在體制結構、組織與行動三個維度上進行持續不斷的協作探索。本文希望通過對其《城鄉社會學原理》評述、反思和借鑒，在尊重中西方差異的基礎上，為中國城鄉研究提出一些啟示，共同促進城鄉進程的發展。
（文本作者：郭占鋒，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副教授；李琳，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農村社會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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