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出生在蘇北農村并在那里生活了15年。那時,我并不懂什么是營養不良,因為我們全村幾乎每個人都營養不良,對我來說這就是生活常態。回顧過去十年擔任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長的經歷,我清晰地看到食物政策給人類生活帶來的巨大改變。2019年底,我的所長任期將結束,屆時,IFPRI和我個人都將迎來全新篇章。我想借此機會分享自己在過去四十多年從事食物政策研究的一些經驗體會,幫助人們更好地了解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食物政策幫助全人類消除饑餓,確保食物和營養安全,同時保護我們的環境和地球。
過去數十年,全球農業食物政策在諸多方面都已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告訴我們,農業食物系統內部與外在的聯系日益緊密,已逐漸跨越國家和地區界限,并與其他領域聯系在一起。在這一復雜的環境中,我們必須立足全球和地方政策環境,制定有效的食物政策。全球農業食物系統的復雜性和相互依賴性意味著單打獨斗已經沒有出路。我們與私營企業、民間社會團體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伙伴等各類參與者合作,并已經取得重大進展。此外,我們還在農業研究和食物政策方面汲取了另一個重要經驗——營養在整個生命周期中對人們的健康和福祉有著重大影響。當我們更好地了解這個錯綜復雜且相互聯系的世界時,我們還認識到,必須從整個食物系統的角度全盤考慮問題,并且用這一思想指導我們的政策研究工作。
我對IFPRI多年來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無比自豪,下文僅提及其中的部分成就。在IFPRI研究人員的積極探索、深入研究和不懈努力下,食物政策領域已經發生巨大變化,而能為他們的工作提供支持,是我莫大的榮幸。當然,IFPRI還有改善和發展空間,同時也面臨著自身的挑戰。我親眼目睹了食物政策改革如何拯救生命,改善千百萬人的生活。因此,我深信,IFPRI及其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能夠汲取過去的經驗并發揮創新精神,在未來創造一個沒有饑餓和營養不良的世界。
1. 引言
我第一次得知自己營養不良,是在15歲那年。上大學之前,入學新生必須出具健康證明,于是父親帶我去體檢。醫生指出我患有夜盲癥和貧血,這讓我大吃一驚。醫生說,這是由缺乏維生素A和缺鐵引起的,所以給我開了一些營養補充劑,并建議我多吃肉類和魚類。我從小生活在江蘇的一個小村莊,飲食以大米為主。米飯雖然含有熱量,但幾乎沒有什么營養價值。早餐是大米粥,午餐時間沒到我就餓了。午餐是米飯和蔬菜,沒過多久,我肚子又咕咕叫了。晚餐呢?自然還是米飯。我們偶爾才能吃到魚和雞蛋。那個時候,肉是春節時一年一度的盛宴。每逢春節,全村會宰殺分享幾頭豬。我們村里每個人的飲食方式都和我一樣。那時,我并不懂什么是營養不良,因為我們全村幾乎每個人都營養不良,對我來說這就是生活常態。
2003年于非洲
回顧過去十年擔任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長的經歷,我可以清晰地看到食物政策給人類生活帶來的巨大改變。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一直從事食物政策研究,不斷學習與探討如何制定和實施惠及最大多數人的政策。2019年底,我的所長任期將結束,屆時,IFPRI和我個人都將迎來新的篇章。因此,在我們共同尋找答案之際,我想借此機會分享自己在過去四十多年從事食物政策研究的一些經驗體會,幫助人們更好地了解我們未來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食物政策幫助全人類消除饑餓,確保食物和營養安全,同時保護我們的環境和地球。
2. 改革的親歷者
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之后不久,我便出生了。造成那段時間全國性的食物短缺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國家對工業化的過度重視以及對農業的嚴重忽視。甚至在最困難的時期過去之后,中國當時的政策依然無法滿足國內龐大且不斷增長人口對食物和良好生計的需求。在我的整個童年時期,村民一直都在與食物、居所和其他基本需求的匱乏作斗爭。
然而,幸運的是我父母和全村人都非常重視教育。我們村所有孩子都可以免費上學。高中畢業時,我欣喜地順利通過高考成為全村一千多人中唯一能夠上大學的人。同時也很幸運的是:盡管我營養狀況不佳,醫生還是為我出具了健康證明。
1978年,我進入江蘇農學院攻讀農業經濟與管理專業。這一年對我和中國來說都是一個轉折點。大約就在那個時候,中國開始了農村改革,從農業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于我們農民家庭來說,這一政策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頭一次農民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生產,并在市場上銷售自己的農產品。這一政策轉變成為中國巨大的農業和經濟轉型時期的開端,如同其他千百萬人一樣,我家人的生活,從此發生改變。
對我來說,一個充滿新思想的世界正在不斷啟發著我。1979年,我的大學遷往南京,后來更名為南京農業大學。那時候我們曾就周圍發生的政策改革進行過激烈辯論。這些政策是否過度激進?這些政策是否不夠深入?我們曾對這些話題開展了無休止的討論。而在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后,我榮獲了南京農業大學與世界銀行教育貸款資助,前往美國攻讀博士學位。
1985年,當我來到明尼蘇達大學時,IFPRI才剛剛成立十年。盡管如此,它已經取得了大量開創性成果,其中很多成果成為我課堂上的必讀內容。我清楚地認識到IFPRI的工作正是我的興趣所在,而進入IFPRI工作漸漸成為我的夢想。結束了在明尼蘇達大學為期四年的學習生活后,我在國家農業研究國際服務中心(ISNAR)以及美國阿肯色大學工作過一段時間。之后我的夢想成真了。1995年,我正式進入IFPRI成為一名研究員。多年來,我先后擔任研究員、高級研究員以及發展戰略與治理部門主任。2009年,我榮任IFPRI所長。
3. 不斷變化的全球格局
自上世紀70年代末我進入食物政策領域工作以來,全球農業食物政策形勢在諸多方面都發生了變化,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變化都有。從70年代到90年代,研究和政策側重于提高主要谷類作物產量,以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需求。中國、印度和埃塞俄比亞等地的嚴重食物短缺是造成這一迫切需求的原因。2000年,國際社會將注意力轉向了涵蓋面更廣的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致力于一舉解決一系列發展問題,包括到2015年實現世界貧困和饑餓人口減半的目標。那期間,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如何確定優先投資的領域,以實現千年發展目標中減少貧困和饑餓的目標(Fan和Thorat, 2007)。
2004年于貴州調研
在二十一世紀前十年,我們一直在應對食物價格上漲、極端氣候條件以及全球食物系統結構所面臨的各種挑戰。隨著2015年千年發展目標的結束,國際社會的注意力集中到制定可持續發展目標上。與此同時,性別平等、營養、城市化和氣候變化等議題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而所有這些都與食物安全密切相關。因此,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呼吁需要采取綜合策略來應對這些問題。自2017年以來,世界格局又出現新變化,反全球化與單邊主義情緒高漲,對貿易、投資、移民、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等領域產生了深刻影響。
面對不斷變化的全球格局,IFPRI及其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必須調整并規劃前進道路。在過去十年里,IFPRI不僅適應了這些新趨勢,而且充分利用數據與嚴謹的研究成果,為全球和國家層面的政策制定積極建言獻策。過去數十年發生的這些變化告訴我們,全球農業食物系統內部與外在的聯系日益緊密,已逐漸跨越國家和地區邊界,并與其他領域聯系在一起。這一趨勢對IFPRI在過去十年中如何開展研究、研究哪些問題以及如何看待未來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我認為這些影響對其他從事食物政策工作的人員同樣具有借鑒意義。
4. 立足國家與地方政策環境
我們深刻地認識到:必須因地制宜,制定有效的食物政策。促進人們食物和營養安全的力量大部分來自國家和地方,要想有所作為,IFPRI必須實地考察,了解各國當前所面臨的挑戰和所尋求的解決辦法。
當我2009年出任所長一職時,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已經在印度新德里設立南亞區域辦事處,在中國、埃塞俄比亞、加納、馬拉維、莫桑比克、尼日利亞和烏干達等國開設國家戰略支持項目以及派駐工作人員到其他地區。我積極為這些舉措提供了支持。在這之前,研究人員到實地收集數據,然后返回華盛頓總部,撰寫并發表他們的研究結果是我們當時的主要工作模式。后來,在各國設立辦事處和派駐工作人員對正在開展的工作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這些工作受到了當地的廣泛歡迎。因此,我決心進一步開設區域與國家辦事處。
在過去的10年里,我們擴大了IFPRI在全球的辦事處分布。我們還設立了東非、南非以及西非區域辦事處。為幫助各國應對所面臨的具體政策挑戰,我們在孟加拉國、剛果民主共和國和巴基斯坦啟動了國家戰略支持項目。我們還擴充了中國辦事處,使其研究工作內容涵蓋東亞和中亞,并將我們在埃及的項目擴大至中東和北非。這些國家與地區辦事處不僅為政策研究提供依據,而且有助于各國在重點關注自己國家的優先問題的同時加強其研究和分析政策的能力。
這成為我們與當地政策制定者合作的有效方式。如今,我們不再側重于華盛頓總部確定的研究重點,而是依據當地的實際需求,來解答實地人員提出的政策問題。當我們以這種方式與當地人合作時,我們發現他們更愿意將政策研究結果提交給政策制定者,而政策制定者也更愿意傾聽,因為他們了解當地面臨的最緊迫的挑戰。這種方法不僅加強了我們的聯系,提升了我們的影響力,為我們的資金籌措工作提供支持,提高了我們作為研究機構的效率,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還有助于確保我們的研究解決了正確的問題,并將研究結果用于制定更好的政策。
同坦桑尼亞前總統Jakaya Mrisho Kikwete
IFPRI的“2025協定”便是這種合作方式的延伸,其目標是最終在2025年消除饑餓和營養不良。這一倡議源于我與多家全球機構的對話,也源于我個人對解決饑餓問題的觀察和經驗。如果不消除饑餓,實現任何其他可持續發展目標都毫無意義。2014年羅馬第二屆國際營養大會和可持續發展目標制定之時,我們已經明確,消除饑餓需要利用數據、知識和基于研究的證據更快地取得進展。雖然一些國家已經取得了巨大進展,證實了消除饑餓的可行性,而其他國家依然進步甚微。經過可行性研究,我們選擇了一個比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更加具有挑戰性的目標,將消除饑餓和營養不良的目標時限定在2025年。
那么,2025年真的能夠消除饑餓嗎?我們認為借助最佳實踐和堅定的政治意愿能夠實現這一目標,并且食物和營養安全方面的發展可以為其他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提供大力支持。目前正順利實施的“2025協定”已成為全球性知識中心,可為各國提供以證據為基礎、以行動為導向的戰略支持。該倡議已獲得孟加拉國、埃塞俄比亞、馬拉維和盧旺達四個重點國家的全力支持,此外,與新候選國家的商談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
5.運作良好的市場是關鍵
基于當地環境,在地方、區域、國家和全球層面為農業投入品和農產品建立運作良好的市場并獲得市場準入是經濟發展以及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實現食物和營養安全的關鍵。然而,發展中國家所付出的努力常常因政策無效、制度不健全和基礎設施不完善而受阻。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食物價格不穩定也是一個重要的風險來源,因為食物價格波動與食物安全的穩定性密切相關。這在2007-2008年食物價格危機期間表現得尤為明顯。我和合著者Derek Headey一起分析了這次食物價格危機的原因,以便有效預防未來危機,這已成為我職業生涯中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Headey和Fan,2008年),(Headey和Fan,2010年)
為應對這次食物價格危機,IFPRI建立了食物價格過度波動預警系統,以便及時提供食物價格波動水平相關信息,這一點對政策制定者制定國家級應急計劃至關重要。IFPRI未來的工作,將繼續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在風險管理、集體行動、市場失靈和市場缺失方面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并優先安排公共投資以加強實體基礎設施建設。
6.積極開展新型合作
世界農業食物系統的復雜性和相互依賴性意味著單打獨斗已經沒有出路。近年來,我們聽到了很多關于打破筒倉思維的重要性的言論,這項任務既會帶來新的難題,也會帶來新的回報。在IFPRI,我可以看到我們在與外部組織和個人建立日益廣泛且深入的伙伴關系方面所取得的豐碩成果。過去,我們經常發現自己與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以及世界糧食計劃署(WFP)等存在競爭關系。現在我們將自己視為這些機構的合作者。例如,IFPRI與世界糧食計劃署(WFP)共同制定了旨在減少孟加拉國兒童發育遲緩的試驗試點項目并證明了它的有效性。現在,孟加拉國政府正在推廣這一計劃,將其作為社會安全網的組成部分。
同WFP第十二任執行主任Ertharin Cousin
在所長任期期間,IFPRI一直與私營企業、民間社會團體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伙伴等不同類型的參與者保持合作,這一點令我無比欣慰。例如,IFPRI目前正與荷蘭發展組織(SNV)及荷蘭國際合作總局共同努力加強6個國家51個地方民間團體的能力,積極倡導維護低收入和邊緣化社群的利益。荷蘭發展組織幫助這些團體制定倡導策略,而IFPRI加強了他們對證據的使用能力,為他們的倡導工作提供支持。這些合作關系以及與其他許多國家的伙伴關系有助于提高我們的工作質量,增強發展中國家的能力,從而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7.加強營養同樣重要
過去,農業研究和食物政策側重于盡可能提高大米、小麥和玉米等主糧的產量。然而,營養學研究表明,兒童的健康發育不僅在于攝入足夠的卡路里,還取決于包含必需的維生素和礦物質的高質量飲食、健康的環境和照料人員的良好照顧。正如我在兒童時期的親身經歷所反映的那樣,這一認知已從根本上改變了IFPRI的工作。顯然,營養在整個生命周期中影響著人們的健康和福祉。
在過去的十年里,我們一直從多方面努力推進改善營養。2011年,IFPRI在印度新德里舉辦了“利用農業改善營養和健康”的國際會議,開啟了關于如何推進農業、營養和健康綜合策略的討論。與IFPRI早期工作主要側重于生產、市場、貿易和消費方面相比,這是一個顯著的變化。
IFPRI還領導著CGIAR“農業促進營養與健康”(A4NH)研究項目及作物營養強化項目(HarvestPlus)。這些項目極大地提高了IFPRI在營養方面的可見度,在研究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IFPRI研究人員為《柳葉刀》(Lancet)雜志2013年刊登的影響深遠的婦幼營養不良系列文章做出了貢獻(Ruel和Alderman, 2013年),(Gillespie等人, 2013年),為“增強營養運動”(SUN)等各種營養運動提供指導框架。此外,我們還將改善營養納入IFPRI的貿易、生產、營銷和環境等所有研究項目中。我們的工作也推動各捐助方為大量營養方面的工作提供支持。
8.運用食物系統觀點
當我們更好地了解這個錯綜復雜且相互聯系的世界時,我們還認識到,必須從整個食物系統的角度全盤考慮問題,并且用這一思想指導我們的政策研究工作。僅僅研究生產還遠遠不夠,例如,農民的生產系統對土地和水資源利用、氣候、貧困、營養及其他條件均產生影響。而人們對食物、纖維和燃料的消耗同樣對所有這些領域產生影響。我們需要超越傳統食物系統思維方式,更多地投資于新研究領域,使食物產業更具包容性、更高效并更有利于促進健康飲食和可持續的生產和分配。食物系統觀點有時存在權衡取舍,但我們希望盡量減少這些沖突,推動雙贏與多贏的解決方案。我們的目標不應當僅是發展高產農業系統,而是要發展一個健康、可持續的農業食物系統,以便能夠滿足受沖突、氣候變化與城市化影響的世界的需求。
2013年于北京
在IFPRI的領導作用下,這種食物系統綜合方法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可,必然會為世界食物和農業活動帶來更深遠的影響。我們需要建立一個以營養和健康為導向的食物系統,這種食物系統以改善營養狀況為目標,致力于推動健康和營養飲食(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2016年)。食物系統需要高產高效,具備環境可持續性和氣候適應能力。它必須具有包容性,特別是對小農、女性和青年的包容性;同時也應具備商業友好性,這樣,運作良好的市場和合作伙伴關系才能蓬勃發展,充滿活力的私營部門才能為提高技術、生產力和抗逆力提供助力。這是我們政策研究的終極目標。在與新合作伙伴展開合作的近幾年,我一直努力推廣這一食物系統策略,尤其是我擔任全球“糧食與土地利用聯盟大使”聯合主席和EAT-柳葉刀可持續食物系統及健康飲食委員會委員職務期間。
9. 發展機遇和今后重點
我對IFPRI多年來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無比自豪,這里僅提及其中的部分成就。正如大家所料,IFPRI所有的成就和成功都是團隊合作的產物。在IFPRI研究人員的積極探索、深入研究和不懈努力下,食物政策格局已經發生巨大變化,能為他們的工作提供支持,這是我莫大的榮幸。
當然,IFPRI還有改善和發展的空間,同時也面臨著自身的挑戰。一是目前IFPRI在資金籌措方面缺乏靈活性,進而導致在設計研究方面也缺乏靈活性。IFPRI需要繼續尋找更多長期資金支持,為研究人員提供時間和自由來解決未來50年的戰略問題。在這方面,富有遠見的捐助方可以發揮重大作用。
最后,IFPRI必須繼續在CGIAR改革中發揮關鍵作用。我們必須積極確保CGIAR實現有效和高效的管理。IFPRI應當在拓展知識方面發揮領導作用,特別是在食物系統研究方面,以確保CGIAR未來不再只關注主糧方面的研究,而是致力于促進健康、包容性且可持續的食物系統。
我親眼目睹了食物政策改革如何拯救生命,改善數百萬人的生活。因此我深信,IFPRI及其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能夠汲取過去的經驗并發揮創新精神,在未來創造一個沒有饑餓和營養不良的世界。結束IFPRI的任期之后,我將回到中國,屆時我將繼續與國內同事和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利用數據與研究來推動食物系統的轉型,有效應對中國和全球面臨的各種挑戰的。
本文是樊勝根教授在2019年11月18日舉行的IFPRI年會上發表的卸任感言,是對其前40年工作的回顧,可與其在2020年1月14日中國農大舉辦的樊勝根教授歡迎會上對未來40年展望的主旨演講對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全球食物安全》 第22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