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始終是農耕時代，所孕育的自然是農業文明。這就決定中國文化有著濃重的農業、農村、農民色彩，中國農業有著知識分子的廣泛參與，或言農村、農民中誕生出大多數知識分子。這一特征的精髓概念，就是耕讀文化。耕讀文化是中華文明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影響極為深遠。那么，像所有文化都有一個生長過程一樣，耕讀文化具體是何時、在何種背景下形成確立的呢？對此，學界不乏說法，然似缺乏論證，更未必正確。有學者關注到宋代這一問題的某些方面，并有精彩論述，但多是從文學、建筑等角度的認識，從歷史學角度而言，尚有諸多問題需要論證研究與揭示。
一、“耕讀文化”的淵源及在宋代的確立
一般而言，耕讀一體的形態先秦即存在，區別是形式不同、程度不同、普及范圍不同。如果從士大夫角度而言，讀書人無論從哪里入仕，家中大多總是有田產的，但不一定直接耕作或經營。科舉制實行后，農家子弟入仕前以及致仕后，也還會與耕作經營打交道，但也未必直接耕作。耕讀概念包含兩層意思，一指讀書者和耕作者是同一人物，即躬耕躬讀、半耕半讀，是為個人的耕讀；二指一個家庭同時經營農業和學習讀書，其成員一部分主要耕以生存，一部分主要讀以發展，讀書者通常都是子弟，是為家庭的耕讀。
耕讀分合作為一個問題的提起，應當從孔夫子說起。自從春秋時期民間教育興起，孔子就力主區分耕讀。《論語·子路》：“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在《論語·衛靈公》中又進一步指出：“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反復強調的是，讀書做官是君子的職業，耕田種地則是小人的職業，不可混合在一起，亦耕亦讀，正如君子、小人不會融為一體。作為歷史上第一個民間教育家，他的意思大概還有既然讀書，就應專心致志，不能一心二用；況且農耕跟著長輩就學會了，而他教的是道理。其學說的繼承發揚者孟子，同樣秉承讀書做官的理念，并有所發揮。《孟子·滕文公上》：“然則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強調階級差異，宣揚的是要做官以俸祿養家，而不能屈尊耕田，勞心者與勞力者有著天經地義的差別。孔孟圣言，遂使士農對立，也即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對立，并隨著儒家地位定于一尊，成為統治思想，后代以至于形成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不良風氣，把讀書事業抬到遠離農業的高空。
然而，即便有此圣賢教導，畢竟是“重農”的農耕社會，畢竟文化要發展，有此兩大客觀基礎，耕讀不可能斷然分開。實際上，耕而讀、讀而耕的情況一直陸陸續續、星星點點的存在。班固曾回顧道：“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約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這也是“三十而立”的一個內容，之所以持續時間長，是因為半工半讀，而非全心全意只讀書。孔子時代也遇見過耕地的隱士，即《論語·微子》所載“長沮、桀溺耦而耕”。有關隱士耕種的例子很多，屬于“士”而后“耕”，耕是隱的形式，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耕讀模式。
漢代以來，耕讀事例漸多。如兒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一邊為人打工耕作掙錢，一邊讀書，打工耕作是為了讀書。常林與其相同：“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三國諸葛亮自我介紹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這屬于隱耕。另一典型就是晉代陶潛，他“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臥起弄書琴，園菜有余滋”。這是先讀書做官、后耕田讀書。三國西晉時期學者、醫學家、史學家皇甫謐二十余歲時，“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帶經而農”，即邊耕邊讀。唐代的事例，如“儒翁九十余，舊向此山居。生寄一壺酒，死留千卷書。欄摧新竹少，池淺故蓮疏。但有子孫在，帶經還荷鋤”，也是耕讀的意思。
從上大致可以看到，宋以前的耕讀者成分簡單，主要是隱逸之士和學生；數量也有限，尚談不上普遍；多是以讀為主，以耕為輔，或耕只是讀的一種輔助形式，二者沒有水乳交融，相輔相成，更缺以耕為主的讀、從耕出發的讀。朱熹指出：“予聞古之所謂學者非他，耕且養而已矣。其所以不已乎經者，何也?曰，將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學始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則意誠心正，而大學之序推而達之無難矣。若此者，世亦徒知其從事于章句誦說之間，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固將以為耕且養者資也，夫豈用力于外哉?”他指出：古代學者的耕是為了養學，是學的經濟基礎。其意義主要在于不將耕視之為賤事，并未耕讀并列并重，更非底層的由耕而讀，仍不是完整的耕讀文化，只是初級階段的一股源流。
二、“耕讀”詞匯在宋代的出現 ?
流淌千余年的耕讀文化上游，到宋代匯聚成洪流。隨著唐代中后期士族門閥的瓦解，以及宋代社會的大發展大變革，在文化方面出現三大新形式。一是平民百姓可以通過科舉入仕；二是教育發達，文化普及，以農民為主的廣大底層民眾有學文化的熱情和條件；三是大量的士子、落榜考生沒有或未能科舉入仕，沉淀在農村家鄉，以新的面貌繼續務農。因而，邊耕邊讀、半耕半讀，就成了常態，“耕讀”二字聯合，作為專詞在宋代應運而生。
檢索愛如生等有關大型古籍數據庫，最早出現“耕讀”二字連用的，似是北宋中期的曾鞏，他在孔延之墓志銘中寫道：“幼孤，自感厲，晝耕讀書壟上，夜燃松明繼之，學藝大成。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這是一個耕讀成功例子的亮相。但是，真正將其作為一個詞語和概念使用的，是北宋后期官員唐庚，他所擬的考試策論題目就是《耕讀》，讓考生論述：
“問：先王之時，其所謂師儒者，乃六卿之吏；而其所謂士者，乃六卿之民。故為士者未嘗不耕，而為農者未嘗不學。《周官》以九職任萬民，而士不與焉，蓋以士寓其間故也。周道衰，管仲始以新意變三代之法，定四民之居，而士農之判，蓋自此始。而孔子、孟子之教，以耕稼為小人之事，非士君子之所當為，而從學之徒一言及此，則深詆而力排之者，何也？舜不耕于歷山，禹稷不躬稼而有天下，伊尹不耕于有莘之野乎？何害其為圣且賢。而孔子、孟子之論如此，必自有旨也。有司愿與聞之。”
他提示的耕讀演變歷史是：三代時，只有六卿之官吏與六卿之百姓兩類，讀與耕并無分野。春秋時，管仲劃分人民為士農工商四民，人們才各司其業。至孔孟，將讀與耕強化為君子與小人之事。實際上，古來圣賢無不耕作，孔孟為何這么說呢？這一試題的提出，反映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問題：耕讀原本就應當為一體，孔孟斷然分開的深意何在？其實際意義，未嘗不是不便直接批判孔孟的婉轉措辭，更是為當時流行的耕讀模式掃清理論障礙，尋找歷史依據，為“耕讀”一詞和耕讀理念的登臺鳴鑼開道，大造輿論。
耕讀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陳旉也曾糾結于此，試圖破解。他一生隱居躬耕，并撰寫《農書》，這就無法回避孔孟的觀點。為了使自己的事業符合儒學，他努力向其靠攏，調和耕讀對立：“仆之所述，深以孔子不知而作為可戒……此蓋敘述先圣王撙節愛物志。”出版時又對官員說：“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先圣之言，吾志也。樊遲之學，吾事也。是或一道也。”實際上仍然未能調和，既不能洗白孔孟，也不能洗白自己。
至南宋，耕讀一詞進一步擴展，將耕讀名之于室額。李敬子因故被免官，“敬子既歸，躬鋤耰，其樂不改，治廟祀，裁古今彛制為通行，家事繩繩有法度。筑室曰‘耕讀’，以待學者，橫經其間，士爭趨之，輿議亟稱其賢”。自己實踐耕讀，并號召廣大士人耕讀，受到士紳的高度贊揚。還有士大夫把耕讀標之于堂號。合肥長官、趙鼎曾孫趙綸作示子趙玉汝詩云：“顏筋柳骨徒爾工，島瘦郊寒竟何益？勸汝耕田勤讀書，豐公非是無官職。”其子趙玉汝“今于居之堂，摘末聯‘耕讀’二字以昭扁，志不忘也”。為了紀念乃父，表明孝心，將父訓凝聚為“耕讀”二字，揭之為匾額，建堂明志。宋代遺民衛富益，還將這一概念自命為別號。他宋亡不仕，隱居教授著述，有《四書考證》《性理集義》《易經集說》《讀書纂要》《耕讀怡情》等著作。晚年還故里，“自號‘耕讀居士’，絕不言世務，不理城市”，把宋代的耕讀理念帶到元代，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姿態。
這些情況表明，從“帶經而鋤”的行為開始，流傳了千年之久的耕讀事實最終在宋代概括提煉成一個確切的詞語，耕讀理念形成并進入文化層面，意味著耕讀現象的普遍。
三、耕讀理念的確立與實踐 ?
在文化普及、科舉制發展的背景下，宋代社會中耕讀已成為普遍現象。依據不同需求和形式，大致可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是士人的耕讀生活。其中又分幾種形式。
一是“耕隱”。南宋士大夫牟巘在《耕隱說》中，闡述這種耕讀隱居的生活時說：“自昔以來，士率以隱遁為高，事或不同，其致一也。有隱于耕者，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吾友俞好問之田鄰蔡道明，字子誠，自號‘耕隱’，其慕耕耦隱者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為此言者可謂知本矣，要使其后人長留得讀書種子耳。吾老農也，曾無寸土可以施其鉏鑊，于耕隱蓋不勝健羨，因書而歸之。”這是耕讀最早的源頭之一，至宋代更加普遍。如宋真宗時陜西隱士劉巽，“治《三傳》，年老博學，躬耕不仕”。北宋中期的孔旼隱居汝州龍山之蚩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雖是孔子后裔，更是一個有文化守法令的農民。
二是耕讀作為事業和生活方式。如胡憲原本太學生，后“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紹興進士范良遂，“筆研不靈，卜筑江上，且耕且讀，書與學俱曉。自號墨莊，有詩集刊于家，吳荊溪為序”。南宋學者張邦基，失意后“歸耕山間，遇力罷，釋耒之壟上，與老農憩談，非敢示諸好事也。其間是非毀譽，均無容心焉。仆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這些士人將耕讀作為良好的歸宿。遠在廣東沿海的南恩州莫家，從南宋末期開始一直踐行這一模式：“宋至嘉定間，而天祐公又賜進士及第，稱世家矣。載傳世而生阿玖公，始遷恩州那西村，以耕讀為業，世有隱德。”將耕讀作為世代相傳的事業。
三是作為奮發圖強的起點和形式。更多的情況是士人不得不邊耕邊讀書，尋求出路。正如晁補之所言，這是宋代最為普遍的現象：“補之嘗游于齊、楚之郊，見夫帶經而耕者，莫非求仕也。”都是農家子弟為了改變命運，通過讀書參加科舉而入仕，是“鯉魚跳龍門”式的拼搏形式。
第二類最重要，即農民的耕讀，這是新的主體或基礎。
耕讀模式是由兩個行為組成，也是由兩個階層實踐，因而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種為恥，讀書之余經營農業；二是自下而上的，農民不以讀書為無用、不可能，耕作之余親自或督導子弟讀書。第一層意思在宋代已經毫不值得贊賞，因為早已不是孔夫子時代讀書大都能夠做官，而是大都不能做官，況且連商人也早就“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農耕是本，是歷代的基本國策，至少在理論上任何一個階層也不敢輕視。耕讀模式最有價值的內涵，就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紛紛讀書，即自下而上的讀書熱潮。
宋代還出現一個與耕讀一詞相關的新詞：“識字農”。如陳著：“世多多才翁，誰識識字農。”陸游也云：“頹然靜對北窗燈，識字農夫有發僧。”北宋蘇軾早有“吏民莫作長官看，我是識字耕田夫”的提法。雖然都是士大夫耕讀的自況，但讀書識字的農夫也確實眾多。宋末元初的黃應蟾云“蕘夫被儒衣，耕叟辟家塾”，便是宋代許多農民學文化、有文化的真實寫照。例如“田父龍鐘雪色髯，送兒來學尚腰鐮”。具體例子如北宋洛陽富裕農民王德倫，全家識字：他“常于孟春讀誦《金剛經》數千遍……嘗讀《大戴禮》，覬取青紫于世……購藏經籍，以訓子孫為務”。有子四人，一人“翼習《毛詩》，學究志業”，一人“亦常專經，止于中道”，一人進士及第入仕，一人“幼讀詩禮”后“廢書而置產”。他的妻子也讀書識字：“常說孟母擇鄰之事，以晦諸子，又好看《多心經》。”此可謂典型的耕讀之家。北宋后期的毛滂自言其家三代耕讀不輟：“某本田舍家，自父祖皆晝耕鋤，夜誦書。”常德府富農余翁，家中專有書房，“家歲收谷十萬石……慶元元年六月，在書室誦經”。兩宋之際的張守指出：“中上之戶稍有衣食，即讀書應舉，或入學校。”在文風濃郁、教育發達地區，相當一部分人家都是如此。如葉適所說：“今吳、越、閩、蜀，家能著書，人知挾冊，以輔人主取貴仕。”具體如福建，“閩俗戶知書”，連被差點為鄉兵的人，也“大抵舉子也”。其中的建州，有半數農民家庭已是半耕半讀：“山川奇秀，土狹人貧，讀且耕者十家而五六。”讀書識字只是生活的必需，未必非要參加科舉。
把耕讀當作人生快樂之事，是耕讀文化普及流傳的前提之一和內在因素。四川士人家頤就說：“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呂午在《李氏長春園記》中指出:“人生天壤間，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園池臺榭可以日涉，有賢子孫誦詩讀書，可以不墜失家聲，此至樂也，而紆朱懷金不與焉。顧能備是樂極鮮……間有高堂大廈，絢麗靚深，西陌東阡，日增月廣，園囿景物之可縱所如，蘭玉繩藝之相為輝映，豈不可樂?而緩役于富貴利達，如蝸牛升高而不疲，蝜蝂好上而不已，卒于鐘鳴漏盡，未嘗得一日少安厥居，載美酒、逐清景以自樂其樂者，亦可憐已。”有田可耕，有子孫讀書，就是人生難得的樂事，勝過榮華富貴。李日升“平居不易言，不以事不造公寺，喜讀書，樂于耕事”。既喜歡讀書，又喜歡耕作，就是不喜歡與官府打交道。南宋中期的莆田人方審權，“少抱奇志，從伯父特魁鎬仕湖之，所至交其豪雋。及歸，慨然罷舉。家有善和之書、東岡之陂，汾曲之田。君曰：‘吾讀此耕此足了一生矣。’始者人疑其功名頓挫憤悱而然，既而久幽不改，以至大耄，安之如一日……君博古通今，父子皆能詩，有《真窖》《聽蛙》二集。其志業不少概見于世者，皆于詩發之”，科舉失利后，遂安心耕讀終生，那些遠大志向則通過詩歌發泄。吳興人張維，“少年學書，貧不能卒業，去而躬耕以為養。善教其子，至于有成。平居好詩，以吟詠自娛。浮游閭里，上下于溪湖山谷之間，遇物發興，率然成章，不事雕琢之巧，采繪之華，而雅意自得。倘徉閑肆，往往與異時處士能詩者為輩。蓋非無憂于中，無求于世，其言不能若是也”，都是以耕讀為快樂人生的事例，意味著耕讀生活對士人很有吸引力。這不僅是個人愛好，還成為一方風俗。如撫州“其民樂于耕桑，其俗風流儒雅，樂讀書而好文詞，人物多盛”，是良性循環的典型地區。
耕讀盛況因而形成。如陸游有詩云：“農疇興耒耜，家塾盛詩書。”具體情況是，冬季農閑，農家開始了另一種繁忙即延師教子：“十月東吳草未枯，村村耕牧可成圖。歲收儉薄雖中熟，民得蠲除已小蘇。家塾競延師教子，里門罕見吏征租。老昏不記唐年事，試問元和有此無？”這些都是倡導和描述耕讀之風，并認為前代無此習俗。劉克莊說：“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耕樵必業儒。”務本知書即耕讀的統一，已經十分普遍。由此帶來的一個影響重大的副產品是，新一輪的兼并在這種背景下興起：“古者士則不稼，大夫不為園夫紅女之利，今者公卿大夫兼并連阡陌。”其特點就是士大夫熱衷于買地耕種。
宋代雖然還未出現“耕讀傳家”一詞，但這個理念已然形成。具體事例，如蘇轍在給諸子的詩中寫道：“般柴運水皆行道，挾策讀書那廢田？兄弟躬耕真盡力，鄉鄰不慣枉稱賢。裕人約已吾家世，到此相承累百年。”這表明其家已有百年的耕讀傳統。南宋前期舒邦佐的傳家訓詞中，就有“后世子孫，優必聞于詩禮，勤必苦于耕讀。教子擇姻，慎終追遠”。顯然就是耕讀傳家的意思。陸游說得更直接：“力穡輸公上，藏書教子孫。”類似例子很多，如黃巖趙十朋有詩云：“四枚豚犬教知書，二頃良田侭有余。魯酒三杯棋一局，客來渾不問親疏。”本人是“賢士”，家有兩頃農田，四個兒子都讀書。王十朋“亦有東皋二頃，兩子皆學讀書”，作詩云：“薄有田園種斗升，兩兒傳授讀書燈。”陸游晚年在家鄉當“識字農”時，有詩云：“大布縫袍穩，干薪起火紅。薄才施畎畝，樸學教兒童。羊要高為棧，雞當細織籠。農家自堪樂，不是傲王公。”“諸孫晩下學，髻脫繞園行。互笑藏鉤拙，爭言斗草贏。爺嚴責程課，翁愛哺飴餳。富貴寧期汝？它年且力耕。”從詩中可以看出，其所教后代子孫的人生目標并不是為科舉入仕，而是做有文化的農民。一般而言，讀書求知目的有三：知識改變命運，知識服務生活，知識提升身心。讀書大多不能改變命運，但可以改變生活方式，改善生活質量。如張邦煒先生所言：“宋代讀書人的學習目的是多元的，其中較為常見的大致有以下三種。一是為謀生而讀書。二是為做官而讀書。三是為救世而讀書。”這是宋代與前代大不相同的亮點，也是耕讀文化成熟的標志之一。
中國古代耕讀傳家的理念從宋代開始確立與普及，這是宋代民眾文化水平高起點的基礎。在宋人看來，耕讀都是人生的必須，其中耕是生存的需要，讀是發展的需要；耕是本分，是物質需要；讀是更新，是精神需要。基本生活環境改善之后，宋人對精神生活的需要更加強烈，也就是農民對文化的需求上升，主要還是為了子孫的發展和家庭生活質量的提高、社會地位的提升。如黃震說：“人若不曾讀書，雖田連阡陌，家貲巨萬，亦只與耕種負販者同是一等齊民。”意思是農民應當讀書，否則土地再多也只是普通百姓，讀書的農民才有品位。文彥博甚至明確指出：“則知富于文者，其富為美；富于財者，其富可鄙。”流傳至今的俗話“三代不讀書，不如一窩豬”，就是民間對耕讀或農民讀書的強調。更深入普通農民人心的是卜算文化，北宋邵雍輯錄的古代占夢書中對此有明確的態度：夢見“耕田讀書，大吉。占曰：且耕且讀，務本之象。必名利雙全，大富大貴也”。此書雖據傳為晉代葛洪編撰，實際上此前并無文字等痕跡，也即并未在社會中起作用。只有在宋代適宜的環境中，才能廣為流傳。
在理論上，歷史進程證明孔孟耕讀分離的主張不符合社會實際和歷史發展，宋代“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會現實，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士農界限。更關鍵的是，耕讀合一理念與習俗的形成，是對孔子耕讀分離的公然反叛與不屑，確屬宋人大膽解放思想的表現。
耕讀文化的關鍵是讀，全國范圍內，不讀而耕者畢竟是大多數，讀而耕者，通常多見于文風昌盛的地方。
四、宋代耕讀文化的效應 ?
耕讀模式是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結合，意味著二者的相輔相成。宋代歷史證明了這些輝煌成就，在此主要提示三個方面。
第一，對知識分子和文化而言，耕作的實踐有利于思維的創新和學問、創作題材與水平的提高。例如濟州士人鄧御夫，“隱居不仕，嘗作《農歷》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種蒔、括獲、養生、備荒之事，較之《齊民要術》尤為詳備。濟守王子翻嘗上其書于朝”，成為由實踐經驗上升到理論的農學專家。其他如陳翥、鄧御夫、陳旉、胡融、陳景沂等在鄉間躬耕自食，同時撰寫農書以總結生產經驗，從而“把私人農學傳統推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如陳翥寫出世界第一部研究泡桐的專著《桐譜》，劉蒙著成第一部菊花專著《菊譜》等即是。有學者統計宋代農書141部，而唐以前歷代（含唐）農書總計也不超過80部，足見宋代是傳統農學迅猛發展的時代。應該說，這正是耕讀文化的產物。
最典型的人物是兩宋之際的陳旉。他一生隱居躬耕在淮南的西山，是位飽學之士：“西山陳居士，于六經諸子百家之書，釋老氏黃帝神農氏之學，貫穿出入，往往成誦，如見其人，如指諸掌。下至術數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平生讀書，不求仕進，所至即種藥治圃以自給。”針對“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為細民之業，孔門所不學，多忽焉而不復知，或知焉而不復論，或論焉而不復實”的耕讀分離狀況，立志隱居耕讀，著《農書》三卷：“此蓋敘述先圣王撙節愛物之志，固非騰口空言，夸張盜名，如《齊民要術》《四時纂要》迂疏不適用之比也。實有補于來世云爾。”多年的親自實踐，使之發現前代名著《齊民要術》等的“迂疏不適”，敢夸海口。書中有不少突出特點，至今被稱為“我國第一流古農書之一”。紹興年間完成《農書》后，正招撫難民墾辟荒地的知真州洪興祖如獲至寶，“取其書讀之三復，曰：‘如居士者，可謂士矣。’因以儀真勸農文附其后，俾屬邑刻而傳之”。作為首批耕讀的農學家，他是耕讀文化的杰出代表，在耕讀文化確立過程中起到標志性作用。
另一突出事例是農詩事的興盛。有關研究表明，宋代農事詩的創作異軍突起，成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幾類詩作；宋代是農事詩發展的高峰期，達到其藝術內涵的頂峰。這些成就都是耕讀文化的產物，豐富了詩歌的題材和內容，使之更接地氣，更有內涵，也使農業情況更多、更具體地傳播與士大夫，使之更加關注。
第二，知識、知識分子大量進入農業生產領域，大大增添了農業的文化含量，促進了農業發展。典型如南宋初期四川人蘇云卿隱居在南昌耕作：“披荊畚礫為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郁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履，堅韌過革舄，人爭貿之以饋遠。”他開辟荒地種植蔬菜，以淵博的知識功底和聰穎，很快成為種植高手，無論冬夏均有蔬菜上市，而且品質優良，深受市場歡迎，商販以至于提前付款訂貨。意味著無論技術還是經營，都是非常先進的。例如冬季蔬菜的商業化種植，是如何營造像現代塑料薄膜大棚那樣既溫暖又光線充足的環境的呢？耕讀結合，提高了生產、經營水平和產品質量，又豐富了文化的實踐經驗。
第三，對社會影響最深刻的，是促使文化普及到農家。正如北宋朱長文所謂：“雖瀕海裔夷之邦，執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干榮祿，裦然而赴詔者，不知其幾萬數，蓋自昔未有盛于今也。”所言“執耒垂髫之子”，就是農家兒童。除了一心想通過科舉入仕的大眾潮流以外，非科舉功利的識字讀書者頗多。如會稽陳姓老人，生三子，有孫數人，“皆業農……子孫但略使識字，不許讀書為士”。宣和末，河北“有村民頗知書，以耕桑為業……其家甚貧”。有的農家送子弟入學校讀書，僅是為了應付官府的差役：“學書意識偏傍，與門戶充縣官役足矣。”在文風濃郁的東南地區更是普遍，如邵武軍“力農重谷，然頗好儒，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讀書成為農家風俗，也即耕讀文化的普及與碩果。
當然，耕讀文化的效應絕不止于此，對官員的政治理念、治國行為等也有不小的影響。總之，耕讀文化自從宋代確立以來，在歷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當代學者對耕讀文化予以高度評價，認為耕讀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普遍的道德價值趨向，是古代知識分子追求獨立意識的精神寄托”。“對于讀書之人來說，耕讀生活是他們最基礎的生存形態”。同時敏銳地注意到這一文化形態確立于宋代：“班固描繪的耕養之道的藍圖被南宋士紳踐行了”；“耕讀傳家是鄉土中國生活觀念的底色，它的興起和發展與理學的塑造有著相當深刻的內在關聯……在理學重新塑造后的人生信條中，耕讀傳家成為致太平事業的起點，讀書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它繼續演進、發展，最終凝定為鄉土中國的基本生活觀念，對后世影響深遠”。所言不乏真知灼見，但限于所論主旨，完全是從士大夫角度看問題，沒有注意到廣大農民起到的決定性作用，也沒有看到北宋的盛況。
耕讀文化由此成為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宋以來的古代后期意識形態和生產領域中發揮了很大作用。遍及農家的對聯“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就表明耕讀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所有這些，都是宋文化的歷史貢獻。
五、余論
耕讀文化源遠流長，由零星的隱士行為發展為廣大的士人行為，擴展為普通的農家行為，從特殊現象到普遍的人生信念、生活模式、價值趨向，如同從幕側伴奏的笛聲到舞臺中央的交響樂。具體來說，對農家而言，讀書不再是奢侈品，而成為必需品；對士人而言，耕讀不僅是科舉必須，也是生活樂事。這一強化與轉變，完成于宋代。這與宋代農學大發展、成為北魏以來傳統農學發展的一個新高峰正相一致。
耕讀統一才能形成耕讀文化。耕讀文化是文化普及和可持續發展的深化形態，把文化融進社會不可或缺的生產活動并與之并列，號召士人像重視讀書一樣重視農業，號召農民像重視生產一樣重視文化。正如兩宋之際的李石在眉州勸諭百姓耕讀結合時所云：“俾田與孝同力，稼與學并興。”這種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結合、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并舉的模式，既是生產模式，也是生活模式，廣大士子因而有了實實在在的起點和落腳點，廣大農家子弟因而有了文化武裝和前途希望，使農業文化有了新發展，使文化與農業較好結合，對于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更是具有直接且深遠的作用。特別要指出的還有，耕讀模式增強了階層之間的對流性和代際流動性，一定程度上消弭了社會的代際焦慮，使底層農家子弟有了長期發展愿景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為宋代社會經濟文化大發展的產物，經宋人的確立宣揚，遂成為優良傳統的經典，是農耕文化的升級版，成為中國古代后期一種標準的生活模式，也是中華文明的一次更新與完善。其階層結果，就是造就了明清的鄉紳。
但是，平心而論，耕讀文化也有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從后代的歷史情況來看不能評價過高。尤其是在政治上并未產生多大積極影響。耕讀文化是一條固定的上下通道，其理想狀態是既通天又接地。實際上，從明清時代的流行情況看，上下垂直的動態并沒有質量的變化，并不能打通傳統文化發展的“任督二脈”。被美化成田園詩的耕讀文化順從并固化了農耕思維，耕讀的百姓有了自我修復能力，相應地也順從并強化了君主專制主義，使之穩穩地落實在農耕大地，如系舟之錨，牢牢固定在大地，專制主義之舟從此只有前后左右的飄蕩，中國政治不再航行前進。正如陳尃言：“知夫圣王務農重谷，勤勤在此，于是見善明而用心剛，即志好之，行安之，父教子召，知世守而愈勵，不為異端紛更其心，亦管子分四民，群萃而州處之意也。”世守而愈勵的耕讀文化，目的就是“不為異端紛更其心”，可謂一語道破。故而，耕讀文化只能改變個別農民的命運，不能改變群體農民命運。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直到西學東漸之前再也沒有大變化。因為普及的耕讀人家主體已經不是以往少數自由自在的隱耕士人，而是農村士紳和農民，從“野生”到“圈養”，失去了獨立人格和自由自在，落入世俗的牢籠；況且，經過理學強化的耕讀文化貫徹著孔孟之道，不可能滋生新思想新文化。當然，這些反思都是題外話了。
近來李治安先生總結歷史，提出了“耕戰模式”概念。指出：“自‘商鞅變法’濫觴，基于授田和二十等爵的編民耕戰，構成了秦漢以降近半帝制國家臨民理政的主導性模式。它歷經秦西漢的鼎盛、北朝隋唐賴‘均田’‘府兵’及‘租庸調’的再造復興和明代‘配戶當差’為特色的最后‘輝煌’，在兩千年的歷史舞臺上表演不同凡響。作為馬克思所云‘行政權力支配社會’典型體現的編民耕戰模式，重在對百姓及地主經濟實施全面管控，尤以徭役、兵役沉重，故特名‘耕戰’。其目標是舉國動員和富國強兵。”這一論斷甚有識見，但宋代社會與之不同，不在“耕戰模式”推行之列。那么，填補這一時代空間的，或許正是“耕讀模式”。并且由“耕戰模式”的政府行為變為“耕讀模式”的個人行為，由政治現象變為文化現象，因而更有生命力。實質與目標，卻都是一樣的。
（作者系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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