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興衰唯在用人；用人之要重在導向。鄉鎮作為聯結城鄉的樞紐，無疑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前沿陣地，而加強鄉鎮領導班子和鄉鎮干部隊伍建設，是推進鄉村組織振興的一項基礎性工程。鄉鎮黨委、政府換屆的如何選人用人，事關“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的戰略全局，關乎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根據基層調研發現，當前一些地方在鄉鎮黨委、政府換屆工作中，推行年齡“門檻”“一刀切”的硬核政策，是典型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在基層的蔓延，需要高度警惕。
一、年齡“硬指標”劃線何以不拘一格降人才？
為了建立常態化干部選拔任用制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不“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齡”的“四個不唯”選人用人導向。在推進鄉村人才振興中，無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破除“唯年齡論”的要求，樹立正確的用人導向，不搞年齡門檻“一刀切”，從而不拘一格降人才，形成鄉鎮干部個個都有干勁、人人都有希望的工作局面，調動各個年齡段干部的積極性，推動鄉村振興“萬馬奔騰”而避免“單兵獨進”。
而在當前的鄉鎮換屆中，一些地方卻出現了任職年齡劃線、任職時間劃線的班子配備“硬指標”“一刀切”現象。如中部某縣明確要求班子年齡結構“85后”必須達到30%比例，因此就推出“一刀切”的硬核政策：一是每個鄉鎮分配勸退任務，其中1972年之前出生的必須勸其就地改非或調至縣事業單位或參公單位，而且組織部門不找鄉鎮干部談話，要求鄉鎮自我統籌，不少鄉鎮黨委書記就按照年齡大小為標準勸退干部，導致不少鄉鎮班子骨干成員就不得不為年齡的“硬指標”下崗。該縣有兩個鄉鎮班子年齡結構本來就年輕化了，但根據這個“一刀切”的要求，卻把人緣、業務、行政都很強的“80后”的鄉鎮副職勸進了機關。二是要求45歲以內在同一鄉鎮班子滿15年或正科滿10年必須交流，但由于縣局與鄉鎮未同步調整，就把年富力強、久經基層鍛煉的書記、鎮長、人大主席、政協主任空掛到縣直機關，提前進入養老休養狀態。還有不少熟悉情況、經驗豐富、口碑好、善于做群眾工作的鄉鎮副職班子成員因年齡“硬指標”只能就地改為非領導職務。有個鄉鎮班子成員感嘆：任職年齡“一刀切”，任職時間“一刀切”，鄉鎮換屆變下崗，心里有苦，何處訴說？
誠然，鄉鎮黨委、政府換屆對于班子結構有著不同年齡階段的客觀要求，但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干部，并不意味著干部年輕化等于低齡化，也并非每個班子都需要“一刀切”配備。“老中青”三結合是最為理想的配備，但實踐的復雜性不可能是每個地方都可以實現最優化的頂格管理，需要“老中中”“老青青”“中中青”等多元模式的干部優化組合。因此，應該運用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這個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根據各個縣、鄉的客觀實際作為一道“選擇題”而非作為一道“判斷題”。既要在基本條件接近的情況下給優秀的年輕干部更多的機會，又要讓同樣優秀而處在不同年齡階段的人擁有“人盡其才”的發展空間。簡單地“一刀切”將年齡劃線作為班子配備的“硬指標”，是把一大批“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優秀鄉鎮干部拒于門外，導致本來人才稀缺的鄉村形成人才閑置與浪費的怪狀。
二、“一刀切”的“門檻效應”導致用人導向變異
為了達到鄉鎮換屆領導班子年齡結構的要求，一些地方簡單地以年齡劃線，實際上是降低選人用人標準而揠苗助長，忽略了客觀情況的差異性，一刀切地下達人為數字化的表格任務。如此一刀切推進鄉鎮換屆，是因為這個“推土機”是最簡單的工作辦法，也是動腦最少、動手最少被稱之為所謂“見效”最快的工作辦法，卻違背了《干部任用條例》不簡單以年齡劃線的嚴格規定，極大地挫傷了45歲至55歲這些長期“5+2”“白+黑”工作在基層一線的鄉鎮干部積極性，是不重實效強求“速效”、不顧實際強求“齊步走”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典型表現，必然切掉了實事求是的作風，導致用人導向的變異。
如中部某縣為滿足班子年齡結構，簡單地以“85后”必須達到30%比例的“硬指標”劃線，需要將“85后”去替換45歲至55歲這些“老鄉鎮”，采取兩個辦法，一是從縣直機關下派，可愿意到鄉鎮任職得不多，都認為到鄉鎮非常清苦，工作繁雜，離家較遠，何時回城無法確定。導致縣直部門干部“不愿意干的請去干”，在鄉鎮長期培養鍛煉的干部“愿意干也能干的不讓干”，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長期以來沒有形成縣直機關與鄉鎮進行交流而培養鄉鎮年輕干部的常態化機制。二是從本鄉鎮新進選調生、公務員隊伍中考察選拔。由于以年齡擇優替代素質能力等方面要求，“硬指標”劃線無形中形成了鄉鎮干部的年齡“榮枯線”，使最適宜的人才由于年齡“榮枯線”難以入選，也就大大縮小了選拔干部的范圍。而在鄉鎮的年輕干部數量不多，結果就只能從數量上滿足年齡結構要求，在一些鄉鎮只有個別符合年齡條件就成了唯一人選，或許是年輕干部自己都感到意外的“火箭提拔”。
存在這些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優化鄉鎮班子年齡結構存在認識上的誤區，沒有把年輕化放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這樣一個不可割裂的有機整體中全面定位，簡單地以年齡要求取代綜合素質，把“年輕化”當成了班子年齡結構優化的唯一標準，為了年輕化而年輕化。有鄉鎮干部感嘆，為了實現鄉鎮班子年齡結構上的數量指標，就不惜破格提拔任命一批“火箭式”的“娃娃干部”。可以認為，這些年輕干部的明顯優勢就是受過高等教育，思想敏銳,接受新事物快速，但受教育的背景大多數是工業化和城市化這一方面，而且大多是從家門到校門再到機關門的成長經歷，不僅缺乏獨立處理復雜問題的歷練，而且缺乏鄉村社會治理的經驗專長和農業農村發展的必備能力。能不能夠團結和發動農民群眾推進鄉村振興，這應該是鄉鎮換屆的第一個目標，在非科層制管理的鄉村社會，不是一紙任命就能夠有讓廣大農民群眾認同的權威。同時，以年齡為前提的“天花板”的存在，使得45歲至55歲這些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實踐能力很強、也善于處理復雜問題的鄉鎮干部下崗而靠邊閑置十分突出。
人才是推動鄉村振興的第一資源，在人口老齡化、實行延遲退休的大背景下，更應該適當放寬鄉村干部的年齡限制，抬高干部任職年齡的“天花板”，使鄉村各個年齡段的干部各安其位、各展其才。特別是對于那些經過復雜環境鍛煉又有突出才干的農村基層干部，要唯才是舉而敢于打破身份、年齡、學歷等條條框框，建立一個愿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農村基層干部隊伍，才能破解人才這個鄉村振興中最突出的短板問題。
三、需要從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高度對待鄉鎮換屆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提出，歷史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贏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黨就能夠克服任何困難，就能夠無往而不勝。因為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是最緊要和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也就必然要求把制度變革與建構落實到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全面進步上來，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基本立場。隨著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中國社會進入了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就必須把“以人民為中心”這一最具基礎性、廣泛性的社會發展理念落實到鄉村振興的農民主體地位上來，才能構建農業高質量發展、農村高效能治理、農民高品質生活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新發展格局。
早在延安時就有個著名的“窯洞對話”，毛澤東認為，我們能跳出黃宗羲定律，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鄧小平指出，“把權力下放給基層和人民，在農村就是下放給農民，這就是最大的民主”。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了有序政治參與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要“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鄉鎮換屆必須毫不動搖地按照黨中央提出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原則這一政治要求，保障和支持農民在鄉鎮換屆中的主體地位以實現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落實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之中的最直接體現，是貫徹“以人民為中心”新發展理念的根本要求，也是鄉村振興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有使廣大農民群眾真正成為鄉村振興的主體，才能激發農民的主體積極性成為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
鄉鎮政府本質上就是國家向鄉村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這一雙鞋子要農民來穿，合不合腳也只有農民才最有發言權。在鄉鎮換屆中，如果農民缺乏積極性作為旁觀者，那么，就必然是政府體制內的一個自我循環、自娛自樂的游戲。需要強調的是，在鄉鎮換屆中加強黨的領導是必須的，但加強黨的領導是為了實現農民群眾當家做主，而非把某些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意圖強加于農民群眾之上。當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意圖與農民群眾的意愿不一致時，是服從前者還是服從后者，標志著是不是在真正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展理念。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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