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前后一個農村孩子的生產生活
農村的好日子終于來了。
在我上小學三年級的一天晚上，大人們飯后圍在一起聊天，說是上面終于同意開始“單干”了。單干，就是說大家不再集體一起干了，而是把生產隊的集體土地分到每家每戶。分到各家土地上的產出，按照一定比例上交國家和集體之后，其余的都歸各家。
村里確定了要單干之后，就開始先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戶，接著把村里的生產資料，包括牛馬驢和騾子以及手推車之類的農具也分到各家各戶。
當時，國家尚未統一規定土地承包的期限，周圍各個村莊或生產大隊的土地承包期限各有差異。各生產隊當時還保留了一部分土地作為機動地，主要用于分給將來的新生嬰兒和新嫁過來的媳婦。村民娶妻生子的時候，都理直氣壯地向村里要地。一時還沒有分出去的土地，村里就承包給出價最高的村民。即使到了1998年二輪土地承包的時候，“生不增、死不減”的政策仍未得到根本執行。土地承包到戶后，因為無力負擔繳納公糧提留和名目繁雜的費用，部分農戶放棄了土地承包，或者轉給其他農民。誰料，后來國家不僅取消了農業稅及其他費用，還對種地農民進行補貼，先前放棄土地的農民又開始不樂意了，紛紛要求收回土地承包權，甚至一些地方還引發了一些小的社會沖突。
土地離村子的位置有遠近不同，土壤的質量也有好壞之差，灌溉條件也有便與不便之分，土地上適合種植的作物也不一樣。盡管平日里大家都友好相處，鄰里和睦，但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所以土地分配時，每家每戶都不愿意讓別家占了便宜、最后吃虧的那個是自家。乍一聽起來，分配土地似乎還是個挺復雜的事兒。但實際上，農民的辦法很多，分配土地的過程并不復雜。村里每家每戶都十分熟悉集體土地的情況，在分配過程中不可能出現明顯的貓膩兒。在生產隊干部的主持下，或者把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抬出來，土地分配工作幾天內就完成了。分配時，大家都想要質量好的地塊兒，那就每家都有份兒；質量中等的地塊兒，也大多平均分配到各家各戶；質量參差不齊散落在各處的地塊兒，就先根據往年的產出情況進行折算，比如差一點兒的兩畝折一畝，折算完后再分到各家。每個待分配的地塊都有編號，大家抓鬮分配。這樣下來，幾乎家家戶戶都分到將近十多塊兒地，離家遠近各不相同，土地質量各有差異。
土地分到各家各戶以后，農戶就和村集體簽訂了土地承包合同。上交國家集體的農業稅和提留，都以承包合同面積而不以實際面積為準。但因為分配土地時，質量有好壞差異的土地有了折扣之說，農戶到手的實際面積和承包面積就有了數量差異，有時差異甚至高達30%以上。當時，這一差異似乎理所當然，并沒有引起太多關注，也不需要關注。但后來到了2004年，國家取消了農業稅，開始對農業實行補貼。因為種糧補貼往往按照面積發放，兩者之間的差異還是引發了一系列爭執，農民要求按照實際面積進行補貼的呼聲很高。
分配農業生產工具也比較順利。能夠做到平均每家一份兒的，大家都抓鬮領取。當然，農具也多多少少有好壞之分，也有用起來是否順手之異，但分配規則大家都同意。抓到了稱意的，農民會格外高興一些；抓到了不稱意的，也就頂多牢騷幾句。做不到每家一份的，就采取拍賣的方式，出價高者得之。拍賣所得，集體留一部分，其余的均分到各戶。生產小隊的一些牲口和大型農機具被集體賣了，收入歸了生產小隊，或者交給了大隊。既然沒有發到農民手里，一些農民就認為這些錢去向不明，懷疑被生產隊的干部貪污了，相互間嘀嘀咕咕了很長一段時間。殊不知，這部分收入大多用于支付了單干之后村干部的工資和必要的公共支出。
盡管土地和農機具的分配難以做到絕對公平，有些村民多多少少有些不滿和牢騷，但也就是一時嘟囔幾句而已。因為實行了單干，家家戶戶，無論是大人還是孩子，每個人都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了希望。
土地分配到戶后，相鄰農戶的地塊之間就要劃定邊界。通常情況下，各家都會主動讓出一部分土地作為邊界，或是一條長長的地壟，或是一條便于通行的小道兒。由于村風樸實，鄰里融洽，所以邊界爭議不大。間或也爆發了零星的小沖突，地界相鄰的雙方抱怨對方占了自家便宜。但這種沖突，充其量也就是互相牢騷幾句而已，頂多鄰里幾天不說話，不幾日又和好如初了，無傷大雅。
盡管知道單干比吃大鍋飯好，但在孩提懵懵懂懂的時代，究竟單干和吃大鍋飯之間的有多大差異，我當時還不甚明了。但隨著家里農活的增多，我確確實實感受到單干和吃大鍋飯的真正不同了。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副校長;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0年第1期，此為原稿，與書刊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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