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鄉村振興戰略全面實施的宏觀框架內，農村社會工作的深化與生態振興的加強，已成為驅動農村綜合發展的關鍵要素。如何在農村環境中有效發揮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已成為急需深入剖析的議題。成都市鐵牛村依托優越的自然生態條件和創新的鄉村發展模式，樹立了“未來鄉村”建設的實踐典范。本文基于場域理論的分析框架，從“場域”“資本”與“慣習”三個維度切入，選取鐵牛村作為具體的研究對象，旨在探索農村社會工作的創新路徑與策略，深入分析其在鄉村振興過程中的具體實踐邏輯及所取得的顯著成效。通過這一研究，以期為農村社會工作的進一步推進提供有益借鑒與參考。
關鍵詞：農村社會工作；鄉村振興；未來鄉村；場域理論
一、引言：鄉村轉型的呼喚與農村社會工作的使命
鄉村社會正處于一個全方位轉型的關鍵階段。隨著城鎮化步伐的加快和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對我國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構成了多重挑戰。基層治理是評估鄉村發展成效的重要指標。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強調“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戰略方針，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五個振興”。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建設農業強國的重要任務和必由之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藍圖中，最為艱巨與繁重的使命依然聚焦于農村領域。在此背景下，鄉村轉型的迫切需求日益凸顯，進而賦予了農村社會工作更加重大的歷史使命與責任。當前，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已正式確立“引入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及志愿者”的戰略部署，此舉為社會工作力量深入農村社會治理領域奠定了堅實的合法性基礎，并提供了明確的政策性導向。
在響應鄉村轉型的時代召喚下，作為農民權益的堅定維護者與發聲者，農村社會工作應秉持高度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深入洞悉鄉村社會的實際狀況，精準把握農民群眾的真實需求，更為有力地促進鄉村社會的轉型升級與繁榮發展，最終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宏偉目標。當前，在國家政策的強有力推動下，鄉村振興事業正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但鄉村地區的社會工作進展相對滯后。鑒于此，本研究聚焦于成都市鐵牛村的社會工作項目實踐，借助場域理論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農村社會工作服務的實際狀況，探究其實施過程中遭遇的制約因素及其作用機制，并據此思考社會工作如何在專業領域內進行自我反思與成長。
二、理論框架：因地制宜原則下的農村社會工作理論探索
（一）核心概念
1.農村社會工作
國內學術界對農村社會工作的定義存在多元化理解。鐘漲寶教授認為農村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者依托農村社區，協同合作，動員村民參與社區事務。目的是在強化預防和解決問題能力，提高村民福祉，實現農村穩定與可持續發展。王思斌教授提出，農村社會工作可分為“為農村的社會工作”和“在農村的社會工作”。“為農村的社會工作”解決農村生活問題，推動發展；“在農村的社會工作”是鄉村地域的社會工作實踐，強調地域性與針對性。本文將農村社會工作界定為“在農村的社會工作”，社會工作者以農村需求為導向，運用專業技巧，與農村政府合作，動員居民參與，改善農居環境、提升生活及優化服務。
2.未來鄉村
未來鄉村的構想是在鄉村振興戰略深入實施和現代化進程加速推進的背景下，在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逐漸孕育并發展起來的。浙江省作為先行者，早已涉足未來鄉村的探索與實踐。在2019年，浙江省政府工作報告初現“未來社區”的構想，并配套頒布了相關試點方案。并啟動了未來鄉村建設的試點工作，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指導性意見與工作方案，全面推動了未來鄉村的構建與發展。在學術研究領域，諸多專家也對鄉村發展進行了深邃剖析，勾勒出未來鄉村的發展愿景與路徑。在《中國鄉村文化發展報告（2018-2021）》中指出未來鄉村將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多方面深度融合的綜合體，是有中國式現代化特點的新型鄉村。在政策層面，浙江省政府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開展未來鄉村建設的指導意見》，為未來鄉村的建設設定了清晰的總體目標與核心任務，并通過密集出臺各類政策措施與實施方案，全方位推動未來鄉村的蓬勃發展。
（二）理論基礎
布迪厄將場域視為“一個由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所構成的網絡或結構”。在現代社會架構中，社會整體是由眾多具備相對獨立性的小型社會單元所構成，這些單元實質上又形成各自獨立的場域。每一場域都遵循其獨特的運作邏輯與規范體系。場域理論的核心聚焦于場域、慣習與資本三者間錯綜復雜的相互關聯。
依據布迪厄的定義，慣習是一種“根深蒂固且具備轉換能力的潛在行為傾向體系”。這個體系并不是全然無意識的，它根植于記憶與習得之中，依據具體現實情境而展現的行為模式。布迪厄強調，“慣習”既是與客觀社會結構緊密相連的主觀性體現，又兼具個體性與集體性的雙重特征；同時，慣習蘊含著歷史深度，展現出開放性與能動性。資本則是一個涵蓋廣泛的概念，它囊括了所有能夠產生經濟利益的資源類型，包括經濟資本（即傳統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文化資本（其表現形式涵蓋主體化、客觀化及制度化三種形態），以及社會資本（即一個社會或群體所擁有的現實或潛在資源總和），各類資本之間可以相互轉換。
在此框架下，場域是為外部行動者在其特定社會空間中所占據的特定位置；慣習反映了個體在其所屬場域中，通過社會化過程所培養出的主觀能動性，它是個體內心的情感傾向；資本是驅動場域內行動者競爭與合作，賦予場域活力與動力的資源綜合體，具體涵蓋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以及社會資本三大維度。社會工作者所置身的工作環境，正是這一理論框架下的場域所在；社會工作者通過在場域中的學習與適應，所形成的特定行為觀念，就是個體慣習的生動體現；而社會工作機構所持有的經濟、文化及社會資本構成了其在場域中博弈與合作的資本基礎。
由于社會工作的外來特質與本土實際制度、文化等環境之間存在顯著的不適應性，眾多學者已明確指出，在中國乃至更具體的社會場景中，出現了所謂的“水土不服”現象。費孝通學者通過其深入的田野調查，依據空間特征區分了城市社區、農村社區以及小城鎮（集鎮）社區，并揭示出這些基層社會相較于其他領域展現出獨特的特性。目前，在結合農村場域與社會工作的研究中，主要聚焦于減貧、脫困及本土人才培育等方面的成果，然而，對于鄉村轉型過程中社會工作的探索尚顯不足。因此，場域理論的引入為社會工作介入鄉村轉型領域開辟了一個新穎且富有洞察力的視角。
（三）理論應用
鑒于實施空間的獨特性，社會工作者針對鄉村情況、其居住者及村居中各類主體的服務供給，以及對村居環境中關于生態環境與相關資源的調研，發現上述各方面關系均與場域理論展現出高度契合性。因此，本研究融合場域理論的三大核心理念，即場域、慣習與資本，系統分析農村場域內不同主體、文化生態及資本結構的現狀與問題，并探討這些因素如何影響農村社會工作服務的實施。
本研究將圍繞以下三個核心維度展開深入分析：首先，在場域維度方面，本研究將致力于剖析農村場域內村民居住地的物理空間布局及其與生活社會空間的交織特征，以期揭示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與影響。其次，在慣習維度上，本研究將細致考察村民間的行為互動模式、村居民所秉持的文化習俗，以及社會工作專業慣習如何在實際操作中影響并作用于農村社會工作服務的實施效果。最后，在資本維度層面，本研究將全面評估農村場域內社會組織的數量規模、村委會所掌握的經濟資本狀況、社會工作領域內的專業資本積累水平，以及村居者個體的資本承載能力。通過這些評估，旨在深入了解農村場域內的資本分布與運用情況。通過上述三個維度的綜合考察，深入揭示農村社會工作在介入未來鄉村這一復雜且多變的實踐空間時所面臨的種種挑戰。同時，本研究還將致力于總結提煉出有效的策略與方法，以指導社會工作如何充分調動場域內的多元行動主體，共同探索并走出當前的困境，推動農村社會工作的持續發展。
三、實踐邏輯：農村社會工作介入“未來鄉村”的路徑分析
本研究以場域理論為基礎，深入參與觀察鐵牛村的新老變化、實施對比研究，并對鐵牛村的負責人、項目負責人、服務對象及評估專家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全面剖析社工在鄉村建設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聚焦于鐵牛村這一具體建設場域，本研究深入分析了社會工作實務在農村場域、慣習、資本等多重維度中的運作機制及其相互關聯。進一步地，本研究探討了社會工作如何巧妙融合其非營利性質與助人自助的核心理念，以適應并追求在特定社會背景下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從而構建出獨具特色的農村社會工作實務模式。此舉不僅豐富了社會工作理論在農村地區的實踐應用，更有力推動了農村社會工作本土化的深入發展。
（一）場域理論下農村社會工作實務要素分析
1.場域下農村社會工作實務要素分析
政府購買服務已成為社會治理的關鍵模式，特別是在農村社會工作領域。鐵牛村的前期投入主要依靠政府通過政策性支持，積極促進社會工作行業在民生服務和社會治理方面的優勢發揮。在政府購買社工機構服務的過程中，雙方均享有一定的話語權。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推進，村民的需求與問題日益增多，單純依賴政府購買服務已難以滿足農村改革創新的需求，同時農村社會工作逐步發展和完善，政府購買服務模式的局限性愈發凸顯。鑒于此，鐵牛村引入了“村集體+合作社+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農戶”的模式，邀請各方參與，有力地推動了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擴大并積累農村社會工作的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此外，多元化的購買形式能夠豐富社會服務的供給，降低社工機構對政府的依賴，為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社會工作者在實踐中，需要緊密契合當地的人文價值觀，深度融入本土環境，靈活開展更為多樣化的服務形式，提升服務效率與效果。
2.慣習下農村社會工作實務要素分析
社會工作者的慣習結構在社會工作領域中不斷演變，受到法律、倫理和個人性格的影響，使得每位工作者的實踐都具有獨特性。在農村社會工作領域，社會工作者的個人慣習會影響農村社會工作實務開展。而服務對象個人慣習也直接決定了社會工作實務本土化模式的構建類型。由于社會工作作為一項源自西方的學科體系，其原有的專業價值與本土服務對象的認知往往存在顯著的差異。因此，當社會工作被引入并嵌入到某一地區的發展過程中時，必須構建并發展一套適用于本土地區的社會工作本土化模式。這一過程并非對原有專業價值與理論的簡單否定或摒棄，而是在充分尊重并保留其精髓的基礎上，結合本土的人文環境和服務對象的個人慣習，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與優化，以期達到與本土發展模式的高度契合。由于農村這一特殊的場域，本土社會慣習這一范疇，不僅涵蓋了豐富的本土文化元素，還深植于本土社會的種種習慣之中。若社會工作脫離實踐土壤，僅憑空談理論，將無法經受社會的嚴格考驗，進而喪失其作為實務服務存在的核心價值與意義。因此，社會工作需要深入洞悉本土社會慣習，同時，還需將社會工作的專業優勢與本土社會實際緊密結合，與本地居民構建起穩固而專業的關系紐帶，營造積極向上的實務服務環境。只有這樣，才能催生更加優質的服務成果，充分彰顯社會工作實務服務的深層價值。
3.資本下農村社會工作實務要素分析
渠道與網絡的構建作為社會工作深植于本地土壤的核心要素，社會資本通過交流與合作搭建社會工作渠道與網絡，特別是農村社會工作依賴政府購買服務機制。然而，這種構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根植于復雜多變的社會互動之中，需要經歷長期而深入的社會實踐才能形成。在經濟資本方面，我國的社會工作服務在農村社會工作領域主要由政府主導，政府購買已成為社工機構發展的關鍵資金來源，并為其在地方提供優質服務提供了必要的服務場地，以保障機構的順暢運行。符號資本緊密關聯于社會工作機構的聲譽體系，隨著農村改革和政府政策的推動，社會工作機構數量增加，機構間競爭加劇。為獲取政府支持和購買服務的機會，各機構必須提升競爭力，強化專業性，構建緊密貼合本土實際情況、充分考慮到當地文化和需求的實務模式，確保能夠在實際操作中高效運行，并有效解決本土面臨的具體問題。
（二）場域理論下農村社會工作實務要素間的關系與作用
政府是社會工作服務的主要采購者，它的服務具有普惠性和公共性。在我國現行制度下，社會工作機構和企業均在政府的領導下運營，并遵循其政策方針。社會工作者既是執行局部公益服務的代表，也是依賴工作謀生的個體。他們的服務方式受機構服務來源、個人及專業價值觀、政府價值觀念等多重因素影響。隨著鐵牛村建設的推進，村民的社會需求與問題逐漸顯現，政府傳統的單一購買服務模式已經無法滿足農村社會工作發展的需求。因此，企業等其他購買方的服務購買方式逐漸受到業界的關注。在農村社會工作實務的領域中，政府、企業等購買方、資源提供方、社會工作機構、社會工作者及服務對象六大核心要素，各自在不同領域內扮演著獨特的角色，共同構成了農村社會工作實務本土化模式構建的核心基礎。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上，政府擁有的資源最多，民辦社會工作機構需要積極爭取政府的支持與認可。從價值觀層面來看，政府與社會工作組織均秉持著為人民服務的核心理念。在實際操作層面，社會工作實踐需要注重長期的服務效能，通過專業知識和技能，幫助服務對象提升自我能力，實現長遠發展。在政社合作方面，充分發揮社會工作機構在民生改善與基層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持續推進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進程。通過競爭與擇優機制，間接引導社會工作機構優化服務，進而促進政治與社會權力結構的不斷完善。但目前社會工作服務周期較長、效果顯現較慢，與政府追求的立竿見影的成效之間存在沖突，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雙方在互動過程中的理念碰撞與概念沖突。
圖1 場域理論分析框架
在鄉村社會工作機構中，政府主要承擔資金、政策和場地等關鍵資源的供給，資源合作方提供技術支持、人力資源、場地資源和信息資源等職能。在此背景下，場域理論能夠促進社會工作實踐的本土化發展。基于場域、慣習和資本等主體間的關系，以及這些關系在實踐過程中的具體應用，構建一套場域理論分析框架顯得尤為必要，以引導社會工作實踐的深入發展。
如圖1所示，在實踐本土化的實踐空間中，“場域”發揮著核心作用，它作為實踐活動的平臺，對實踐過程產生深刻影響。“慣習”則構成了實踐過程的邏輯基礎，表現為一系列習慣性行為的集合。“資本”則作為推動實踐的關鍵工具，促進各項實踐活動的順暢進行。“場域”“慣習”與“資本”三者相互促動。首先，場域對慣習具有制約作用，即實踐空間內的各種規則、文化和制度等因素，會引導并規范慣習的形成與發展；其次，慣習亦能形塑場域，通過個體的行為選擇與實踐活動，不斷塑造并改變著實踐空間的面貌；再者，慣習在資本的運作中發揮著關鍵的能動性，能夠影響資本的分配與使用方向；同時，資本作為實踐活動的驅動力，不僅指引著慣習的發揮，還通過提供必要的物質支持，保障實踐活動的順利進行；最后，場域對資本同樣具有制約作用，確保資本在實踐空間內的合理流動與有效運用。
四、創新路徑：探索農村社會工作在“未來鄉村”的新模式
（一）鐵牛村簡介
鐵牛村地處四川省成都市蒲江縣西來鎮境內，東鄰大同村，南接邛崍、新安、寶林，西界青山村，北毗殘城村。該村總面積9.59平方公里，下設12個村民小組，共有1073戶，總人口為3634人。鐵牛村依托其豐富的生態資源、堅實的田園產業基礎以及成熟的社區治理架構，致力于探索規劃、人才培養、機制創新以及共享經濟的新途徑。良好發展前景吸引了超過60名常駐新村民和300余名季節性“新村民”返鄉創業和投資興業，積極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并充分利用其千畝魚塘、萬畝果園以及徽派建筑的獨特魅力，深度挖掘了全村9900畝優質柑橘、1400畝獼猴桃和1000畝漁業資源的潛在價值。得益于水美新村項目的推進，助力構建了一個宜居宜業、環境優美的鄉村，成功實現了以水資源豐富環境、以水景美化景觀、以水產業促進經濟收入的多贏局面。
（二）場域理論下社會工作介入鐵牛村的新模式
在場域維度上，深入剖析農村場域內部村民居住地的物理空間布局特征，以及該布局與生活社會空間之間的交織關系，揭示兩者間存在的內在聯系及相互影響。在慣習維度方面，細致考察村民之間的行為互動模式，審視村民所堅守的文化習俗，探討社會工作專業習慣在實際操作中如何對農村社會工作服務的實施效果產生作用與影響。在資本維度上，全面評估農村場域內社會組織的數量與規模、村委會所掌握的經濟資本狀況、社會工作領域內的專業資本積累程度，以及村居者個體的資本承載能力。
1.場域維度
鐵牛村村民居住地的物理空間布局特征。鐵牛村的老村民們多居住在傳統農舍及自建房屋里。這些住宅多坐落于村莊的核心地帶或毗鄰農田區域，以便于村民開展日常的生產勞作與生活起居。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實施，部分老居民的居住條件得到了相應的提升，但整體上，村莊依然保持著其原始的鄉村風貌與田園景色。與此同時，部分本地村民對自家的自建房屋進行了改造升級，成為民宿及度假屋，以供游客及新居民入住。新村民多數選擇在鐵牛新村居住，鐵牛新村采用了徽派建筑風格，這種風格不僅美觀大方，還融入了鄉村的元素和風格，為新村民提供了一個宜居的居住環境。
在鐵牛村，新老居民的居所并非彼此隔絕，而是在新村民聚居地的中心區域，設立了諸如丑美生活館、麥昆塔空間站以及鐵牛媽媽餐廳等多個村民集聚場所。這些地點是村民們日常交流的場所，也是新老居民間相互融合的紐帶。這些集聚點的存在，極大地豐富了村民們的日常生活內容，同時也為社區的和諧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圖2 鐵牛村村民居住分布圖
新老村民生活社會空間交織。在產業融合方面，鐵牛村以丑橘產業為核心支撐，秉承“果園變樂園，風景變場景”的產業融合理念，成功將果園轉型升級為生態有機種植基地，并拓展開發出了一系列高品質的加工產品及文創產品。產業融合模式極大地推動了村莊的經濟發展，也為新老村民提供了廣泛的就業機會和創業平臺。在社區營造方面，鐵牛村積極采取政府引導、村集體主導、社會組織協同、多元市場主體參與的工作模式，大力推進社區營造。村莊已成功舉辦多屆丑美生活節、才藝比拼等豐富多彩的活動，這些活動極大地豐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促進了新老村民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在新老村民互動方面，新老村民在鐵牛村共同發起成立了村企聯合社，對村莊資源進行了統一租賃和高效盤活。每位老村民均成為聯合社的股東，每年可享受分紅收益。
與此同時，新村民憑借其資本優勢、管理經驗以及創新思維，在村莊內成功建立了多家涉足鄉村規劃設計、教育公益、生態農業等領域的社會企業與機構，為村莊帶來了新的發展動力，同時為新舊村民開辟了廣泛的合作領域和共同獲益的機遇。在文化傳承與創新領域，鐵牛村成功地保留了諸如傳統冶鐵、編織、木工等技藝，并將這些傳統工藝與現代設計技巧及美學理念巧妙融合，精心制作出一系列既滿足當代鄉村生活需求又蘊含東方傳統美學特色的手工藝品和文化創意產品。此外，該村通過開展鄉村美學課程等教育活動，積極培育村民對鄉村美學的認識，有效促進了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創新。
2.慣習維度
鄉村治理與振興，人才是重要基石。鐵牛村通過激活鄉村公有閑置資產，建立黨群服務、社區融合、鄉村創新創業、鄉村人才培育、游客接待等“五大中心”，以此為依托，成功吸引了60余名來自國內外發達地區的不同年齡段的多元人才回歸鄉村，成為新村民。
圖3 社會工作與鐵牛村振興的邏輯框架
新老村民間的行為互動模式及其產生的效應。提升鄉村產業發展水平，在經濟合作領域，鐵牛村組建合作社，培養本地社區組織，以形成內生式的發展動力；聯合開展農業項目，構筑了利益共同體，建立了經濟合作的橋梁，實現了資源的互補性，進而促進了鄉村產業的升級。提升鄉村建設水平，在文化共融方面，將傳統技藝作為文化傳承的媒介，維系集體記憶，保持文化的獨特性，增強村民的文化自信；通過音樂會、研討會、技術培訓等活動促進文化交流，消解新老文化隔閡，增強文化認同，催生“傳統－現代”融合的新型鄉村文化形態；為現代文化注入路徑，開展新型文化實踐行動，組織數字化傳播活動，推動跨代際文化交流，通過傳統工藝的知識產權化開發，增進文化生產力。提升鄉村治理水平，新老村民的協作催生了“多元主體共治”的新型社區治理格局。傳統以宗族、村委會為中心的權力體系被打破，新村民，尤其是返鄉創業者和藝術家，憑借其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或技術能力獲得話語權，形成“文化經紀人”角色。正向增強了治理活力，引入現代管理理念，推動決策科學化。
在新老村民間的行為互動模式、村民所堅守的文化習俗以及社會工作專業習慣相互交融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鐵牛村獨具特色的鄉村發展模式。該模式推動了鄉村經濟的繁榮和文化的興盛，還顯著提升了村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同時，社會工作專業習慣的引入和應用也為農村社會工作服務的實施提供了堅實的支撐和保障，構建村民自主“主體性鄉村振興”與社工賦能“專業性鄉村振興”的良性循環。
3.資源維度
近年來，鐵牛村吸引了眾多新村民和候鳥村民，他們攜資源和創新理念加入。參與鄉村規劃建設，成立鄉村企業和社會組織，在鄉村產業孵化、農產品加工、農文旅融合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促進了鐵牛村的經濟社會發展。從數量上看，鐵牛村社會組織數量眾多，規模持續增長。鐵牛村村委會通過整合全村資源，發展柑橘、獼猴桃、漁業和鄉村旅游業等產業，鐵牛村實現了產業融合和經濟增長。2022年，鐵牛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5萬元，預計2023年村集體經營性收入110萬元以上，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萬元以上。此現象揭示了村委會已經具備相應的經濟能力，能夠為鄉村的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保障。在社會工作者的幫助下，鐵牛村整合當地資源，依據實際情況推動產業發展；打破產業界限，實現三產業融合發展并注重綠色環保。鐵牛村依托柑橘、獼猴桃、漁業等資源，以水美鄉村、精品林盤、郊野公園為主要發展方向，結合牛旺鄉村旅游專業合作社，有效整合閑置資源，同時聯合科技果品協會整合農業資源，與漁業合作社合作整合漁業資源，通過黨建引領的方式，將鐵牛村打造成為旅游鄉村。遵循“綠道+”“果林+”“魚塘+”的發展思路，對漁果產業進行升級改造，發展果醬加工產業如果塢、果飲吧等，并打造丑美生活館、鐵牛媽媽的餐廳等消費場所，形成了一批特色品牌如鐵牛三寶、稻醴坊等，有力推動了全村由單一農業產業向一二三產業協同發展的轉型。在發展過程中，始終堅持生態優先，實施水質優化提升工程，引入高活性生物酶技術，發展100畝生態養殖；同時，擴大鐵牛科技果品協會規模，打造200畝有機種植示范區和都市現代農業體驗基地。堅持科學規劃，構建未來鄉村的基本框架；堅持綠色發展，增添未來鄉村的美麗色彩。遵循地域特色，傳承文化底蘊，依托鐵牛村獨特的自然與人文資源，西來鎮聚焦于公園城市示范區的鄉村表達方式，以“四個堅持”和“最生態、最美學”為規劃設計理念，明確了鐵牛村“田園生活度假社區”的總體發展定位，加速推進“城鄉共創、社群共生、生態共融、幸福共享”的天府新林盤聚落建設，全力打造成都未來鄉村實驗區，切實將改革成果轉化為發展動力和治理效能。
（三）成效分析
本研究從場域理論視角系統考察社會工作介入對鄉村轉型的影響。研究發現，社會工作通過“空間重構－文化調適－資本轉化”三位一體的介入策略，顯著提升了鐵牛村的治理效能、文化活力與經濟發展水平。
1.場域重構：空間治理與關系網絡的創新實踐
物理空間的重構與功能升級。在居住空間的重組方面，新村民聚居區采用“微聚落”布局模式，6個組團分別圍繞公共活動中心分布，與老村民住宅的平均距離從2021年的850米縮短至300米內。這種設計使日常互動頻率從每周的1.2次提升到2.8次。在舊房改造項目中，社工機構引入“陪伴式設計”，協助17戶老村民完成房屋功能改造，將3處閑置農房改造為“代際共居院落”，解決留守老人照護問題，并開發5間“前店后坊”式民居，實現手工藝生產與銷售一體化。在公共空間的活化利用方面，根據丑美生活館運營數據顯示，該空間年均舉辦活動136場次，參與人次超1.2萬，活動包括農產品展銷、文化體驗和社區議事。同時，麥昆塔空間站創新“時間銀行”管理，志愿者可以通過服務積累積分兌換培訓課程，目前已形成包含28類技能的共享課程庫。社會關系網絡的重構。在村企聯合社的股權結構上，老村民以土地入股占股，新村民以資金技術入股占股，這種設計確保老村民主體地位的同時激活市場要素。新老村民強關系連接數增加，形成多個跨群體興趣社群。
2.慣習融合：文化傳承與現代發展的協同推進
文化實踐的創新性轉型。將傳統技藝現代化轉化，在冶鐵技藝上，成功開發出三大產品系列：文化創意飾品、園林建筑構件以及教育體驗課程。在編織業方面，通過與設計師的合作，編織工藝實現了產品價值的顯著提升，進而促進了多位老年從業者的經濟收益。新文化形態的培育。鐵牛村已舉辦三屆鄉村時裝節，在2023年吸引參賽者62人，網絡傳播量破500萬次。值得注意的是，老村民參賽比例從首屆12%提升至35%。行為模式深層轉變，生產方式逐步革新。在社工介入后，通過示范戶的引領和帶動作用、可視化的收益對比展示以及建立健全的技術擔保機制，村內生態種植技術推廣曲線呈現“S型”增長。
3.資本增值：資源整合與能力建設的系統成效
經濟資本的規模提升。產業融合效益，三產收入結構變化：一產業占比下降，二、三產占比提升。鐵牛村的企業“果塢”每年加工柑橘的數量高達上百噸，不僅專注于柑橘的初級加工，還積極開發多種柑橘衍生產品，如柑橘果汁、果醬、果干等，豐富了產品線。通過這一系列舉措，“果塢”有效帶動了當地果農的積極性，并與他們簽訂了保底收購協議，確保果農的收益穩定，促進了鐵牛村柑橘產業的健康發展。收入結構顯著優化。過去，老村民主要依賴自給自足和勞務的生活方式，但現在他們的收入來源變得更加多樣化，涵蓋了土地租金收入、股份分紅收益、勞務報酬以及經營性收入等多個方面。與此同時，新村民在創業方面也表現出色，他們創辦的企業平均存活率高，充分展示了新村民在創業領域的強勁實力和良好前景。
五、結論與展望：農村社會工作在“未來鄉村”的美好圖景
本研究基于場域理論構建的“場域－慣習－資本”三維分析框架，通過鐵牛村的實證研究，揭示了農村社會工作介入鄉村振興的深層作用機制。研究得出三個結論：一是空間重構創造新型社會關系，社會工作通過物理空間改造與社會網絡重組，成功打破了傳統鄉村的封閉性，新老村民互動頻率提升，證明“空間鄰近性”與：“制度包容性”的協同設計能有效促進社會融合；二是文化轉譯實現價值共識，社工扮演的“文化經紀人”角色，通過傳統技藝IP化、跨代際活動等創新實踐，構建了傳統與現代的“和解機制”。三是資本轉化培育內生動力，“資源－能力－制度”的遞進式干預策略，推動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的良性循環，驗證了“資本互嵌”對可持續振興的關鍵作用。
鄉村建設的路徑優化。農村社會工作的目標在于構筑一個更為完善、高效、便捷的社會服務體系。基于研究發現，提出農村社會工作發展的“未來鄉村”升級方向。首先是技術賦能。開發“數字村落”，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對村落空間的使用效率進行全方位、實時的監控和管理，最大化提升空間資源的利用效率；建立線上村民議事平臺，拓寬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途徑，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村民們能夠跨越時空障礙，更加便捷地參與村落的治理和發展。第二是制度創新，建立“文化資產賬戶”，對村落中傳統技藝的社會經濟價值進行科學、量化的評估，為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提供了有力的數據支撐。創建“村民文化服務積分制”，將村民的文化參與度與政策優惠緊密結合起來，激勵更多村民積極參與到文化傳承活動中來，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圍。第三是金融工具。目前村集體經濟的運作缺乏專業化，村級集體可發展“社區基金信托”模式，借助專業的金融管理策略，確保集體收益能夠實現長期、合理且高效的分配，從而為鄉村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金融基礎。
農村社會工作的模式正在經歷根本性的轉變。未來鄉村的發展迫切需要社會工作實現三重轉變，社會工作者應從服務提供者到系統架構師，從問題解決者到價值共創者，再從在地實踐者到知識生產者，將地方性的實踐經驗轉化為可廣泛復制的理論模型。當社會工作深度嵌入鄉村場域，通過空間重塑激活社會關系、文化創新凝聚價值共識、資本運作培育內生動力時，“田園牧歌”與“現代文明”將不再是二元對立的選擇。這種“專業賦能+社區自主”的振興路徑，不僅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鄉村解決方案，更展現了社會工作在構建“人類新文明形態”中的獨特價值。未來的農村社會工作，應當既是傳統文化的守護者，更是未來生活的共創者。
作者簡介：劉金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研究員；王繹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碩士研究生；來源:《鄉村治理評論》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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