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來嘉魚調研，是疫情后第一次出門，很高興。我們從事農村研究，每年都要到田野，這兩年未能成行，很不習慣。今天我們在嘉魚掛牌作為縣域治理與鄉村振興調研基地，是第一個以縣域為對象掛的牌。2006年我們啟動了“百村十年觀察計劃”，在全國選擇了300多個村，5000多個農戶，每年進行固定觀察，已持續10多年，效果顯著。去年我們啟動一流學科第二輪建設，集聚多個學科力量，計劃在全國選擇100個城市社區、100個司法所、若干個縣域進行持續不斷的調查和跟蹤觀察。嘉魚便是我們掛的第一個縣域治理的牌，得到了我們學校杰出校友王書記的積極支持。
此次慕名到嘉魚調研，時間不長，收獲很大。王書記百忙之中專程陪同調研，甚為感動。這次調研讓我們切身感受到鄉村振興面臨的新形勢。工業化、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大趨勢，不可逆轉。在工業化、城鎮化大趨勢下，農業農村如何發展成為新問題。鄉村振興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大戰略。但還有許多難題需要破解。工業化、城鎮化有強大的自動力。人往城里去，錢向城中流。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內動力不足，難以內生出現代化要素。因此，農業農村現代化更為艱難。今年4月份，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文章《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 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過去曾經有過“大辦鋼鐵”的說法。現階段，我們很少說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工業化、城鎮化。因為這兩化有強大的自動力。最近，中央下發了《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我看了一些解讀，認為這是新一輪的城鎮化。這是城鎮化的導向。但縣域還要強化一種導向，這就是鄉村振興。傳統時期，縣是國家治理的基本單位，縣域主要是農業。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從縣的建制分離出市的建制。市是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主要載體。縣也需要工業化和城鎮化，但不同于市域的是，它是鄉村振興的主要載體。中央文件強調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而從縣域來看，鄉村振興則是其重要功能。由于城鎮化有內動力，相對容易，鄉村振興缺乏內動力，更為困難。縣改市很積極，市改縣不愿意。同樣一份以縣為對象的文件，人們的解讀更多是偏向于城鎮化。但城鎮化過程中的農業農村怎么辦？
在工業化、城鎮化大趨勢下，鄉村振興需要翻開新篇章。我最近注意到省委領導非常重視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農村現代化同步發展，以縣域為載體不斷破解鄉村振興中的一些難題。這就需要通過調查了解農村發展的狀況和走向。
從我們的調研看，嘉魚是湖北的縮影，也是中國的縮影。其整體發展態勢很好。但新時代的主要矛盾方面，即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題也很突出。我們看了幾個村，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一是超強村。以官橋為代表。通過工業化帶動農業現代化。現代要素集聚到這里來，重新規劃和改造出一個現代化的鄉村。官橋是未來鄉村的代表。官橋道路體現了一種趨勢。他們有超強的治理能力，以全新的現代理念進行治理。但這樣的村還極少。
二是自強村。外流人口占三分之一。集體財力上百萬。村領導和村組織的領導能力強。他們有很強的自我治理能力，在良性軌道上運行，不需揚鞭自奮蹄。這樣的村估計也很少。
三是自立村。外流人口與在村人口一半對一半。集體財力十萬以上。村干部和村組織的能力較強，基本上能夠自我滿足各方面的需要。
四是基礎村。外流人口占三分之二以上。集體財力很有限。村的運行主要是維持運轉，完成政府交辦的工作。
農村發展不平衡特別需要分類指導，精準施策。我們的脫貧攻堅的重要方法便在于“精準”發力。鄉村振興三大任務，鄉村發展、鄉村建設和鄉村治理。為什么強調鄉村治理，因為鄉村發展和鄉村建設都需要人來做，都需要有一個鄉村治理的新格局。
我國的鄉村治理格局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提升時期，這就是“縱向管理到底，橫向服務到邊”。從我們的調研看，現在的村級治理發生了很大改變。由過去的“無人管事，無錢辦事，無章理事”到當下的“有人管事，有錢辦事，有章理事”。村的辦公場所很正規，村的干部報酬由政府發放，村的工作經費由政府支出，村的工作人員年輕化知識化，村的工作內容主要承擔政府任務，村的工作形式規范化標準化。村成為“準政府”機構，主要完成自上而下的行政工作。村級治理實現了“縱向管理到底”。這一治理形態有其必然性。隨著國家統一化治理，隨著農民享受的國家福利日益增多，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穩定因素增多，需要強化國家自上而下的管理。“大政府”由此誕生。國家治理進了村入了戶，基層治理日益行政化。與此同時，在“橫向服務到邊”方面還有所不足。村作為國家與社會的聯結點，除了完成政府任務以外，很重要的功能是將社會聯結起來，滿足村民的需要。盡管政府管理的相當一部分也屬于服務，但主要是標準化的公共服務。大量服務需要通過政府服務引導社會自我服務。因為政府再強大，也不可能包攬所有事務。我們的鄉村治理更多的是上級任務驅動型而不是主動服務型。“橫向服務”還到不了邊。管理到了戶，服務還未能到家。“到家”意味著每家每個人都有特殊化的服務需求，都需要給予相應滿足。這種需求就是在一些發達城市也未能充分滿足。從我們調查的四類村看，基礎村除了經濟發展能力不足以外，服務能力更弱。“留守老人”的生活和精神需要難以得到個性化的滿足。其他類型的村，也存在服務不到位的問題。要增強服務意識和服務能力，重要機制便是讓基層活起來，讓農民動起來。這就需要共同締造。共同締造不是簡單的口號，更重要的是機制和方法，通過相應的機制和方法將各個方面的力量匯聚起來，共同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如我們調查的村有老人的互助照料。這就是充分挖掘民間資源，通過自我服務解決生活問題。
嘉魚的基礎很好，在縣域治理和鄉村振興方面有諸多新探索。王書記提出的“五高”思路很有創意。黨建引領鄉村振興有不少亮點。相信嘉魚在縣域治理和鄉村振興方面有新的探索，為湖北乃至中國的鄉村振興貢獻嘉魚方案和經驗!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華中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教育部首批文科“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政治學共同體 微信公眾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