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仍然有不少社會“精英分子”認為，牧牛悠悠、炊煙裊裊、漁舟唱晚、天人合一的農業生產方式與農村生活模式才是人類與自然最美好的存在形態和最和諧的治理狀態。然而，這種充滿了中國鄉土社會狹隘價值觀念的濃郁鄉愁，并非為今天的改革開放突出重圍所提出的新生思路，而是反映了部分人遇到問題便想回頭的陳規陋習。實質上就是對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全球化時代大潮所表達出來的一種情緒抵觸，也是為正在走向衰亡的傳統農業農村社會而譜寫的一曲悲傷挽歌。
為此，作者撰寫《莫讓浮云遮望眼——鄉愁思潮批判》系列文章，今日推出第三篇《鄉愁是維護農業社會治理秩序的主流意識》。
從微觀的經濟基礎和從宏觀的文化維度去綜合分析研究鄉愁，恐怕不能把它僅僅理解成一種純粹意義上的精神境界。我們認為，作為具有現實意義與放大效應的鄉愁話題，之所以能夠持續千年引發人們的共鳴而長久不衰，核心與關鍵還在于它確實與中國農業的生產方式、中國農民的社會定位、中國農村的治理模式，進而到中國的國家制度體系建設等等，都有著非常緊密的血肉聯系。
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解讀，鄉愁作為一種社會思潮與感情共鳴，它應該也必須符合統治階級對維護國家治理秩序的根本訴求，政治上需要具備一種不可含糊的正確性和溢出功能。只有如此，鄉愁的價值觀與實踐性才能具有堅實的經濟基礎，才能得到王朝的肯定與支持。否則就必然會遭到主流意識形態的堅決阻礙與無情遏制。
為什么商貿活動包括很多手工業經濟在古代中國歷朝歷代基本上處于一種被打壓排擠的狀態，根本原因就在于這種社會經濟活動與統治階級的社會治理方針和路線相悖，不符合國家奉行“以農為本”與“重本輕末”的既定政策。
回顧歷史，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無論是歲月靜好的年代，還是地動山搖的時期，農業經濟一直在國民經濟大家庭中占據統治地位，并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其他經濟領域也曾經先后“拋頭露面”過，但最后沒有任何產業可以與農業“PK”爭鋒，敢于承擔起國計民生“中流砥柱”的重任。農業的“一枝獨秀”或叫“一業獨重”不僅奠定了堅實可靠的經濟基礎，也構筑起了國家的支柱產業，更給統治階級提供了寶貴的財富源泉。
同時，在古代農業社會里，農業產能的大小與供給水平的高低，直接體現著國家綜合經濟實力的強弱，對政權的興衰存亡亦具有決定性作用。如果農業形勢好，物產豐富、人丁興旺，賦稅和徭役便可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滔滔涌泉，國家便海晏河清；如果遭遇天災人禍，農業凋敝，流民四散，朝廷便會隨之陷入四面楚歌與風雨飄搖之中。這是2000多年來幾乎無可置疑的鐵律。
中國農業社會的進程也反復證明，在滄海桑田般的無窮變化中，農業興則民族興，農業強則國家強，農業穩則社會穩。無論遭遇怎么樣的天災人禍包括改朝換代的劫難，“傷病纏身”的農業總能夠通過適當的政策調整與一定的休養生息而最終昂首沖出周期性陷阱，重現經濟振興。就像一個燈塔，最終幫助整個社會找到平安和諧的“回家”之路。
所以，歷朝歷代統治者之所以始終支持鄉愁思潮，這與高度重視與非常推崇農業經濟的發展模式，竭力維護以封閉保守為典型特征的農村社會秩序有直接的關系。還有一個更為核心與關鍵的緣由，就在于日臻成熟的小農經濟模式對維護既定的社會統治秩序具有無與倫比的超強穩定性。人的關系越和諧，社會運行便越安定。
西漢初期重要的政治家晁錯便在《論貴粟疏》中明確指出：“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因此，皇上要想國家得到長治久安，就必須高度重視和堅決維護農業的生產模式和農民的生活方式。
古代中國的農業生產普遍以家庭為單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基本形態是男耕女織，主要目標是自給自足。人們在一種“雞犬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狀態中生活，特別容易產生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消極自由主義與極端散漫主義。所以，農民不大向往團結協作，不大愿意創新冒險，興奮于自己做主和單挑私干，習慣于因循守舊和按“黃歷”辦事。
小農經濟的制度安排，久而久之，很容易讓廣大農民沉湎于“兩畝土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溫柔之鄉，不再去圖謀非農領域的奮斗進取。《漢書?元帝紀》上載：“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還有所謂“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窮窩”等等說法，便是這一生存狀態的真實寫照。只要不出現重大的天災人禍，能夠維持簡單的再生產和再生活，農村社會內部就很難產生也很難聚集成一種異化于傳統的叛逆力量。
晉、唐之后，由于宋代理學非常重視精致的先驗論，讓眾多社會精英通過對農業經濟特別是“天人合一”生存形態的刻意描繪，加上飽含主觀主義社會治理模式的切入，認為這種安土重遷、自給自足、耕讀傳家、守望相助的農村社會形態就是為“社禝”長治久安所需要的國家方略與制度體系，因而主流輿論始終對此都加以持續地美化和神化。所以，鄉愁一定程度上具有農業社會理論基石的作用，這也就是鄉愁思潮得以傳承2000多年而不衰不絕的原因。
由于農業對于促進社會政治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大的功能作用，自然會迫使歷代歷朝凡屬頭腦比較清醒的統治者一直堅持“重本輕末”的基本國策，無不對農業農村正常生產與生活秩序的維護保持高度警惕，均不敢有半點疏忽與馬虎，大多是嘔心瀝血、殫精竭慮，積極推行輕徭薄賦、勸課農桑、興修水利、安輯流民、儲糧備荒等興農惠農之政，使農業經濟始終處在極其受寵的戰略中心，從而讓農業生產活動在一定時期總是得以順風順水、平安前行。
曾有人斷言：中國人之所以不像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那樣鐘情于城市，眷顧于商貿，流連于海洋。也不像英國殖民者那樣依靠堅船利炮到處推銷工業產品，而是將奮斗方向與追求目標的“智慧密碼”刻寫在“天人合一”為主基調的山鄉田園之間，緊緊依托農業經濟與農村社會這一平臺來描繪和編織美麗的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充分顯現中國人才是全人類的先知先覺者與正確的引路人。
我最近讀到一本由美國人富蘭克林．H．金于100年之前寫的著作——《四千年農夫》（東方出版社2016年10月版），書中附了一篇由中共浙江麗水市委常委、蓮都區委書記葛學斌寫的名為“踐行文化自信、共享中國智慧”的后記。他認為：“在漫長的傳統農業社會，我們的祖先用勤勞和智慧，創造了‘農為本、和為貴’的守則和天、地、人和諧等農耕哲學。這種農耕哲學的“地域多樣性、民族多元性、歷史傳承性和鄉土民間性，在世界上均獨樹一幟，深深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程，影響著世界文明的發展”。
他還著重強調說：“農耕文化代代薪火相傳，以及在此基礎上孕育的中國傳統文化，活在中國人的習慣里，深植我們的血液源頭，伴隨著社會對現代生產方式的反思、對傳統文化的呼喚、對鄉情鄉韻鄉愁的渴望，中國農耕智慧越來越為各國所推崇、所期待，來自中國傳統農耕智慧的力量，讓大多所謂時尚的東西頓時顯得無比渺小。我們理應向農耕文化致敬，向中國智慧致敬，向勞動人民致敬，我們有理由、有信心、也有必要激活潛藏在血液的文化基因。”
葛學斌書記這一整套論說的愛國情懷毋庸置疑，但顯然沒有正視中國農業經濟與農村社會存在的諸多嚴重矛盾與負面效應。倘若中國的農耕文化果真如此先進與優越，中國早就該是引領人類文明進步的強大國度了，怎么會有2000年社會發展長期停滯不前的教訓？又怎么會在近代歷史上被東西方列強按在地上反復地殘酷地摩擦呢？
按照葛學斌書記邏輯推演，是不是可以說：中國自古以來一直奉行的“重農抑商”主義，始終代表著人類社會前進的正確方向。今天人們普遍遭遇到的資源消耗、住房緊張、交通擁堵、環境污染、貧富兩極分化與地緣政治沖突等一系列問題，即隨著所謂“對現代生產方式的反思”，會更加引發人們“對傳統文化的呼喚、對鄉情鄉韻鄉愁的渴望”。因此，面對工業化與城市化帶來的一系列迷茫和彷徨，我們千萬不要去搞什么國家現代化建設和治理現代化的創新了，更不要去追隨工業化城市化的時代大潮了，只要我們堅定地守護好中國傳統的農業經濟與傳統的農村社會不動搖便可以逢兇化吉、遇難呈祥。
其實，至今仍然堅持此觀點的國人不在少數，他們把古代中國的特色與經驗轉化成為自信的底氣，深信不疑濃郁鄉愁的偉大力量。認為只要保持了農業的興旺，實現了農民的富裕，維護了農村的穩定，我們就會無比幸福地生活在“天堂”之中，即使外面的世界發生了再大變化，中華民族也會世世代代地繁榮昌盛，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清朝的乾隆皇帝當年就深信中國農業文明的先進性，不屑于西方工業文明的嚴峻挑戰。1793年他接見英國使臣馬戛爾尼時，堅決反對其“對外開放口岸，直接通商貿易”的要求，底氣十足地對馬戛爾尼講：“天朝地大物博、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按他說法，整個清朝的基本國策就是要“務本足國，首重農桑”。
盲目自信的結果便是后來大家都知道了的整個晚清社會“落后就必然挨打”的慘痛教訓。所以，在不對外開放的封閉條件下，沒有客觀的比較，坐井觀天，當然不可能有正確的判斷，甚至難免得出錯誤的結論。對此，我們能夠表示理解。一般來說，人們可以強調本國的某些特色與實踐經驗，但要有一個必須遵守的基本前提，這就是不能把自己的某些特色和實踐經驗“升華”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并且以此為客觀標準去衡量甚至否定別人的道路選擇。
對于古代中國的統治階級和精英分子來講，以農耕文化為根基與源頭的傳統文化，包括濃郁鄉愁在內的鄉土文明締造，對于人類社會前進道路的選擇與發展目標的構建，即人們對于美好現實生活的熱情向往，以及對理想與信念中社會存在形態的不懈追求，在一定時期與一定范圍確實起到過不可小覷的探索作用。用今天的話語或詞匯講，就是為人類社會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模式、中國道路。
但是，中國人創造出的鄉愁理念能不能證明就是人類社會的先知先覺者與正確引路人，恐怕還須接受實踐的歷史裁判。各個國家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區位地理、資源稟賦、文化傳統等客觀條件堅持自己的生存之道和探索自己的發展路徑。曾經輝煌過的中國只是地球家園里的一個“村落”，中國文明的內涵能不能詮釋世界文明的真諦？是不是人類發展進程中永不熄滅的“燈塔”？這個問題恐怕得需要中外的專家學者們深入進行認真地研究才能解決。
我們需要清醒地看到的是，隨著“工業革命”的西風東漸，人類現在已經昂首跨入了以工業化城市化為發展潮頭的21世紀。當前所面臨的緊迫課題和突出任務是：傳統理念能不能引領我們突破當前的“三農”困境而尋找到真正幸福的“桃花源”？從而有力地推進中國農業、工業、商業與城市建設現代化的全面發展？這或許不是文人騷客們僅憑一曲曲動人心弦的鄉愁便可以輕易解決的問題。
作者簡介：宋亞平，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黨組副書記、研究員，政協湖北省第十二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著名“三農”問題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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