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是中國最大的公益
我在2017、2018年就講過，鄉村振興是中國最大的公益，到今天仍然這樣講。這不是因為我是慈善公益界里資格比較老的志愿者，更重要的是我對慈善公益有著比較深刻的理解。大家知道，鄉村振興是把14億中國人全部卷進去了，參與鄉村振興的人口規模是最大的，參與的主體也是最全的。不僅有14億中國人，有企事業單位，有學校機關科研機構，有社會組織，還有黨和國家。我們講公益時經常說社會公益，社會公益是志愿者們和社會組織舉民間之力參與的。而鄉村振興作為國家重大戰略，是國家公益，是國家下了大決心，傾注法規政策、資源資產、資金設備設施去全力推動的！鄉村振興是國家公益加社會公益也就是民間公益，是全黨全國全社會，大家共同需要和共同供給的公益。所以是超越具體公益事業的中國最大的公益。
關于鄉村振興，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講過一段很有針對性的話， “小農戶要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他直接針對當時一些人的觀點，認為中國的鄉村是要被消滅的，小農戶是要被消滅的。中國最終是一定要走向城鎮化，鄉村最多有五千萬人口，主要是職業農民就夠了。
而習近平同志在一個批示中明確提出，中國不管發展到哪一天，還會有大量的小農戶。小農戶在中國未來發展中還會長期存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而這個判斷對類似像青海這樣資源很豐富、人口稀少而且比較分散——基本上是小農戶、小牧戶的地域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小農戶要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是說，我們要讓大量的小農戶跟現代農業、現代科學銜接起來，促進城鄉融合。讓農村變成和城里的生活質量、人口素質差不多的地方。這是一個大命題，與我們的現狀之間有很大的張力。譬如我們認為小農戶是分散的，而現代農業是大規模、專業化和集中的。特別是土地和供銷要集中，還有加工物流的設備設施集中，等等這些，都被大家認為是發展現代農業現代農村的基本前提。雖然小農戶也有長處，但在生產規模化，技術現代化、市場競爭化上都處于弱勢。小農戶和現代農業之間具有互斥性，怎么銜接呢？
小農戶的再組織
這是農業農村現代化走什么路的問題。特別對青海更重要。青海省要走出自己的路，我以為最重要的，莫過于小農戶的再組織化，而不是消滅小農、去組織化。小農再組織化怎么做？中國的農業農村走向現代化，小農組織化的這條路為什么是必須的？
早在1991年，黨和國家就提出中國農村的基本經營方式，是“統分結合，雙層經營”，就是說，小農戶是“分”散經營的主體，它是長期需要的。不過，分散經營的小農戶還必須與農村集體這個“統”合經營主體結合起來，兩個主體雙層經營，合為一體。這個統分結合的思想是什么時候開始有的呢？我查過以前的資料就發現，是從1981年，全國推行分田到戶的時候就開始有，而且，1999年還登上憲法修正案。但是，多年來，分散經營的層次做到了，做好了，統的層次到底怎么做？誰來統？怎么統？卻沒有解決。村集體和集體經營到底能不能做？歷史上是怎么回事？，現在又是怎么回事？可以說，如何讓“統分結合，雙層經營”不止停留在憲法上，而是落實到現實里，是我們能不能走出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互斥困境的最大難題。
為什么在中國，鄉村集體和集體經濟組織的存在是必然的？簡單地說，現在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人民公社時期不一樣。怎么不一樣呢？很重要是集體是獨立主體，有主體性，這個主體性是全部集體成員（村民）共有集體資產，一起共建集體經濟和共享集體收益的。不是人民公社那種沒有個體，沒有共同擁有、共享利益的空頭集體。今天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的主體性，是要能激發每一個成員的主體性，是每個村民的主體性和村集體的主體性能結合成一體的統分結合的主體性。人民公社集體的很大弊病，是只要統的層次，不要分的層次，只要集體不要個體。改革開放后，這個邏輯又被簡單化地倒了過來，只要分的層次不要統的層次，只要個體不要集體。而沒有了集體，很多有規模的事情做不成，很多需要公共力量扶一把的事情做不成，最難的是缺勞動力，鰥寡孤獨和患病的家庭。所以，第一，新型集體和過去的集體不一樣；第二，新型集體經濟的經營實現形式有包容性。所謂包容性就是不排斥，無論村內外的市場，各種主體都可以通過合資、入股、合作等各種方式進入集體經濟。集體經濟可以包容個體經濟，也可以包容集體和個體合作、合資的各種各樣的形態，不是只有賦碼登記的集體經濟合作社一種形態；第三就是融合性。融合性是把經濟、社會建設和村莊治理融合起來。現在一講鄉村治理，大家就認為是社會治理，是把老人、婦女、兒童照顧好，把公共服務安排好。實際上鄉村振興不僅是社會治理，更是集體經濟的治理。如果沒有集體經濟做支柱，沒有產業興旺做支柱，集體只靠政府給予，撥款救助，是沒有可能可持續發展的。的確，脫貧攻堅是中國的偉大成就。但是現在還有400多個縣脫貧縣需要持續支持，包括青海一定還有一批這樣的縣，如何讓他們可持續脫貧，而不會返貧？可持續脫貧就必須要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要做好村莊綜合治理。所以說，在今天，壯大農村集體和集體經濟組織，不只是個經濟命題，而是一個公共命題，政治命題，是上層建筑要適應經濟基礎變動的需要，是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重要性：保障國家安全的基石
鄉村集體和集體經濟組織為什么重要？因為它是適合中國農業農村特點的主體，農業農村的特點表現為鄉村有四項基礎制度。第一是土地制度。土地是歸農民集體所有的，這是別的國家沒有的制度，是奠定中國農村農業現代化必須走集體和集體經濟組織之路的基石。第二是組織制度。它是依托集體土地建立的集體經濟的組織制度。有些人以為集體經濟組織是新的，以前沒有，這是不對的。人民公社時期的人民公社，還有1962年以后“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三個層級的組織，都是當時的集體經濟組織。只是今天的集體經濟組織是需要重建的新型組織。第三是經營制度。1978年時，農村改革開始于家庭承包制、包產到戶。但后來，就改為家庭承包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制度。習近平同志在2013年就說過，我們在分的方面做的不錯，但是統的問題沒有解決。第四是社會治理制度，社會治理一定要有村民自治制度。這四項制度都是和鄉村集體，集體經濟密不可分的。
另外，鄉村集體和集體經濟組織的重要作用就是保障集體成員獲得基本權利。這個權利只有集體成員能享受，非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城市居民享受不到。集體成員能享受的權利有土地承包權、宅基地的使用權、集體收益的分配權，對鄉村治理的參與權四項。
履行鄉村特有的四項基礎制度，保障集體成員的四項基本權利，就是鄉村集體的職責所在。
再有，保障鄉村穩定，保障糧食、生態和文化的安全，也必須依靠鄉村集體組織發揮作用。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必須由鄉村組織化的力量給予保障自不必說，文化安全指的什么呢？是鄉村各個村落歷史遺留下來的多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障這三大安全，保障鄉村的穩定，進而可護佑國家的安全。現在，國際形勢錯綜復雜，中國發展將長期面臨這種極大風險的挑戰。我們要準備起碼一、兩代人，甚至更多的時間應對這種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這樣的風險，保障國家安全是第一位的，而保障糧食、生態、文化的安全從而保障鄉村穩定就是保障國家安全的大局、大勢、大義。為此，鄉村要通過將小農組織化，建設新型集體，發展壯大集體經濟，保障鄉村穩定，保障國家安全。
如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
現階段發展壯大農村的集體經濟要注意兩點，一個是針對人民公社時期忽視個體的集體，要建設個體和集體一起成長的新型集體。二是新型集體在建設中要避免被外來資本左右、動輒以寶貴的集體土地換取資本的傾向。
我們來看關于集體經濟的法律闡釋。民法總則和最近公布的民法典都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列為特別法人。但是，特別法人的定義解釋、成員結構、組織結構、治理結構、財產處分都需要立法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正在起草中。特別法人不同于合作社法人。他是處于公法人比如說行政法人和合作社法人之間的法人，既不是公法人，更不是私法人，有一種說法是中間法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帶有很強的公共性，但又按照村莊分設，與政府法人的公共性程度當然有大的區別，同時又有聯系。與合作社比，它的公共性要強得多。合作社是私法人，但是從互助角度，也有一定程度的公。集體經濟是一種有公有私的經濟形態。它通過個體與個體，個體與集體，集體與外部組織和資本合作與聯合，實現共同發展、共享獲益，曾經被毛澤東主席認定，是一種半社會主義形式。這種形式，在中國自人民公社時期就開始探索，已經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現在看，建立新型集體經濟，還需要經過更長的歷史時期的錘煉，再繼續探索若干年，才有可能走向成熟。所以，它并不是現在就已經明確的經濟形態。一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還沒有出來，二是目前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本質是私法性質，不適合直接套用到集體經濟里去。有人說，能不能將集體經濟資產比照國有資產，用國有資產的管理方式降格試一試呢？也不行，因為集體經濟是公私兼顧的，一定不能只要集體不要個體，一定要維護村民的利益，要激發成員的創造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處于大公和純私這兩個極端的中間的組織，是公私合作、公私聯合的組織。若用合作社形式來表現，也不是私人的合作社，而是有集體性的，兼有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的綜合性合作社。有些地區以村社一體或鎮社一體的合作社作為集體經濟組織的實現形式。還有，集體經濟組織雖然不是工商登記以盈利為目的的私人企業，但可以在多元化的經營方式和多種組織并存的聯盟體系中，容納私企以及工商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
用集體致富來帶領農民共同致富
國家為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有很多政策：土地政策、資金政策、農民政策、農業政策。所有的政策都是希望以集體經濟的發展來帶領農民共同致富。
集體經濟帶動農民共富有哪些案例呢。分田到戶時期，大概有1000個村沒有分田到戶，如華西村、永聯村（張家港市）等，土地由村集體集中經營。還有剛分了田又把土地再度集中經營的，比如南街村，這些村后來都成了非常富裕的村。現在，有人認為，村莊依靠自我奮斗致富的歷史時機已經錯過了。沒分田到戶的村莊，在60萬個村里只有1000個，現在這60萬個村合并成49萬個。這49萬個村莊中的大部分還是土地分散經營的，并沒有集中到集體手里；村集體的資產也很少；還缺乏帶頭的能人，所以，如何走集體帶領村民致富的路，今天仍然是巨大的問題。
歷史時機錯過了，是不是再走集體這條路就沒有可能了？我認為不是，在新時期，我們看到更多的村集體是依靠自己的認識自主開發、自我奮斗，帶動農民共富的，比如塘約村、袁家村和煙臺市3000多個黨支部領辦的村集體合作社。他們的成功首先體現在農民人均收入提高，大家都富裕起來了，還有整個村莊的人居環境大大改變，村民之間的情感關系更和諧了。這樣的村莊甚至讓城里人都羨慕了。
總結這些成功的典型經驗，有幾條永遠不會過時的原則：第一，基層黨組織的堅強領導；第二，使用好集體的土地資源，村集體做好以土地為本的村莊的經營管理；第三，抓住政策機會。歷史永遠會浮現新的時機，總有新的政策時機能成為有見識者的新的抓手。
從某些看起來很富裕的村莊案例中，我們也發現了某些局限性。比如村集體的發展大量依靠投入資金，辦新企業，而企業的市場方向難以持久，常常過不久企業就會倒閉；還有的村集體以土地投入搞股份合作，過分依賴土地和蓋房出租獲利。在四川成都郊區一段時期流傳一句話“不種莊稼，種房子”，村民看到種糧食不如出租房屋賺錢，就在自家的莊稼地里棄耕蓋房，招農民工入住收租。村干部也朝著這個方向去獲取收入。最后盡管收入一個時期上去了，但是失掉了農村農業的本來面目，糧食不種了，拋荒種房子，土地污染、本土鄉土文化被拋棄，村莊環境一團糟。糧食、生態、文化三個安全都沒有了，只剩下錢了。沒有一定規模的糧食生產，農業產業社會化服務也就不再需要。村里的經濟收入靠二產三產，出租土地、蓋房，租給企業，集體收入靠吃土地吃床板。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認識這類村莊？是不是集體和村民的收益高了，和城里吃的住的差不多了，就是鄉村振興的典范，就是我們對鄉村的終極理想？鄉村要不要持續保有它原本的特色，土地、房屋、特色產業和本土文化，互信互惠的人際關系？村集體經濟是出讓土地資源換錢的經濟，還是將小農組織起來主要依靠勞動奮斗不斷積累的自主經濟？鄉村到底要怎么建設？
新型集體和集體經濟的成功案例
在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的村莊中，戰旗村是一個非常突出的案例。它在早期和中國其他的村一樣窮。后來自我創造和掌控住了幾次重要的歷史機會，走上了發展集體經濟的快車道。一是2002年以后，把集體的土地逐步集中，將土地的統一經營權握在自己手里。二是2007年利用了成都市出臺的土地增減掛鉤政策，以自己收縮宅基地，騰出200多畝農用地的指標，換來一個億資金，實現了村民集中居住的愿望，也改變了村莊的人居環境。三是2015年利用宅基地上市交易的政策，以土地出讓方式引入外部資本，建起了當地的商業綜合體。他們在土地經營上有四種模式，出租、出讓、作價入股和自營。在村莊經營中最突出的特點，是集體經濟為成員經濟搭臺唱戲。村集體用集體的土地建起了鄉村十八坊，讓村里的能工巧匠報名在這里開前店后廠，展示自己的鄉土技藝，有釀酒坊、醪糟坊、醬油坊、豆瓣館，還有唐昌布鞋。習近平2018年春節到戰旗村，就買了一雙唐昌布鞋。村民在這里開作坊不用繳錢，有了收入才給集體繳納10%。集體幫助村民掙錢的這種合作方式讓村民非常滿意。甚至集體給村民的分紅并沒有村民自己經營賺的錢多。這就是集體主體性和個體主體性統分結合的新經營方式。不僅如此，這個村在各類鄉村產業的經營上也做得很不錯，農、工、商、文、旅樣樣都有，還種了上千畝水稻地和大棚蔬菜，實現多業互補。戰旗村的村集體就像一個小國家那樣，規劃、權衡、協調村莊所有的業態和村民治理。例如種水稻保糧田確有價值但是要承擔虧損，那就用其他方面的盈利來補足。村集體經濟一定不是只顧營利不顧價值，而是要以實現集體經濟的價值為目的。經營上有虧有盈，能達到損益平衡就行。戰旗村之所以能做到自主自立發展集體經濟和做好村莊治理，緣于村黨組織的堅強領導核心。從1965年到現在，有八任黨支部書記，都是本著要把村集體經濟搞好，讓全村人過上好日子的目標，一任接著一任干。現在，全村人均收入已經達到3.5萬元。不僅本村的年輕人回來建設家鄉，還吸引了百多位外來戶成為新村民。
習近平主席2018年去戰旗村考察，在那待了差不多兩小時，走前稱贊他們是“戰旗飄飄，名副其實”，還要他們“走在前列，起好示范”。
再介紹一個典型，內蒙克什克騰旗經棚鎮。他們在2018年成立了鎮級農業發展合作聯合會，將全鎮所有的小農戶都吸收為成員，12個行政村的村集體經濟合作社都吸收為團體成員并且任理事。通過建設村綜合服務站，實現了生產、供銷、金融、消費，鎮村一體綜合服務。全鎮的十幾萬畝耕地，都在村集體組織的協助下，由鎮聯合會與5600戶小農戶一一簽約，實現了土地全托管和全程的農業社會化專業化服務。聯合會還將政府補給自己的財政補貼的七成分給小農戶，從而取得小農戶的信任。小農戶支持聯合會將拋荒的4萬8千畝地也納入托管，委托還進行新品種試種和推廣。小農戶和聯合會由此建立互信機制，結成共享聯盟，實現了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由此，經棚鎮聯合會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被農業農村部評為全國典范。現在，鎮聯合會擁有超市、冷庫、有機肥廠、村服務站等資產，達1600萬，有七八十位全職工作人員，其中主要是年輕人，大中專學生，他們大都是招聘來的。他們的服務得到全鎮村民的認可和信任，這也激勵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不斷創新、持續努力。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問題研究所號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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