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租又稱土地要素收入，與其他要素（勞動力、知識產權、資本、信息、人力資本、企業家才能等）收入共同構成國民收入。國民收入加上折舊構成GDP。廣義的土地要素收入除了地租外還要加上土地化的資本的折舊。農民是依靠土地謀生的人口，如果土地的應有收益——地租受到“剝奪”，農民貧困就成為大概率事件。比如，土地產權不完整、農產品定價出現問題、農業區域分工發育不良、報酬遞增條件不全、基礎設施投資帶來的位置增益分配不公、地租在產業鏈內分配不公、農村土地的綠色地租補償機制不健全等情況的出現，就可能導致村民貧困。
為了解決地租生產分配不合理導致的村民貧困，就要求健全地租分配，對農民實行體制性“扶貧”。
一、完善農產品邊際成本定價機制
馬克思經濟學的地租理論認為，農產品的價格是生產價格（生產成本加平均利潤）加地租，他認為地租來源于農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固定資本——購買資本設備的資本/可變資本——購買勞動力的資本）較低從而勞動價值較高。雖然這個不符合發達國家現狀和發展中國家的未來（農業是資本有機構成不低甚至更高的產業），但是馬克思的地農產品價格理論具有指導意義——因為農業是土地密集型產業，所以農產品的價格必然包括更高的地租成本因而看起似乎就是生產價格加地租。其實，嚴格說來，所有產品的生產只要有土地投入，其價格就必然包涵地租成本。但是，只有在農業里土地是真正的生產要素（從生物化學視角看），在非農業里土地其實只有空間意義（即在非農產品的生產中土地本身不參與非農產品的生物化學反應）。因此，從這個視角看，農產品的地租應該是土地的使用價值生產貢獻的回報。如果把馬克思的農產品定價理論立足于這個使用價值生產特點，那么，就很成立了。由于非農產品沒有綠色地租成本，因此，按照市場的邊際效用決定的邊際成本價（最后一單位消費農產品的生產價格加其對應的最后土地投入的絕對地租）所決定的農產品價格就是農產品定價的基礎。那么，如何確保農產品按這個價格銷售呢？
一是對低收入居民發放農產品購買補貼（例如貧困家庭孩子伙食補貼、對低保家庭增加食品購買補貼等），增強農產品消費能力。以確保農產品價格反彈后不影底層百姓的溫飽。
二是對進口農產品加征差價關稅——凡到岸價格低于國內同一農產品價格的征收差額稅，以用于上述補貼支出，最終實現農產品完全自給自足甚至具備出口能力（不用擔心保護落后，只要國內市場有競爭、只要創新的收益歸創新者，創新的動力壓力自然會促進創新）。
三是成立農產品生產者協會以對抗收購和加工企業的“壟斷力”，以提高農民的議價能力。農協還是克服基層行政力量亂作為的真正自我治理的制衡力量。
四是對農民（含農業企業）通過技術創新以及組織創新（如規模經營）帶來的級差地租不征收收益稅，以鼓勵農民進行技術創新。對出租土地的農民收入不征收所得稅。
五是允許土地入股并按照土地質量（土地的生化效率）進行土地資產定價，政府根據土地質量提供地價影子價格作為定價入股的參考價（更可以請第三方的市場服務）。
總之，農產品因為具有保障民生的公益特性且土地是生產力，所以，其定價機制應該是政府與市場的協同。
二、實現新的土地改革
延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一百年不變，通過確權認證促進地權自由交易等；允許農民可以將土地直接進入市場，放開政府壟斷土地供應一級市場的做法。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不能繼續了，農村土地地租收益要回歸土地所有者、經營者以及使用者以及土地改良投資者等。地方政府放棄“土地財政”以后，大力精簡政府機構、實現簡政強效。
三、發展土地保質、農民保權的第三方服務市場
大力發展為農民轉讓土地經營權的第三方服務市場，以替代現有村干部和鎮政府壟斷集體土地交易的現有模式。大力發展替轉讓土地產權的農戶對土地質量進行“年檢”維護農民“綠色地租”權益的第三方服務機構。鼓勵發展為農戶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會計師等第三方服務。如上一段所言，政府財政收緊以后，大力精簡政府機構，將一些事業編制——尤其是涉農口的單位要發展成為農業生產服務的市場主體。要逐步將村鎮（鄉）現有的土地收益管理以及農產品生產經營協調事務等民事治理（如治安管理）逐步分開，前者逐步移交農民按股份合作制模式管理的農協等真正自治的法人組織，后者主要承擔非市場功能，按市場經濟要求實現村鎮政府職能轉變。
四、通過城鄉平等實現地租公平分配
過去在工業化“起飛”階段，我們不得不犧牲農民甚至農業進行工業化積累，很難實現城鄉同等待遇。但是，現在進入工業化后期（霍夫曼指數小于1了），農業的機械化程度已經比較高了，農村勞動力轉移早過了“劉易斯拐點”，如果再搞城鄉差別待遇和隔離，只能損傷國之根本。為此：
一要大力發展農村教育扶貧、康養扶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國家教育經費要繼續向貧困地區傾斜、向基礎教育傾斜、向職業教育傾斜”。要實施健康扶貧工程，加強貧困地區傳染病、地方病、慢性病防治工作，全面實施貧困地區兒童營養改善、孕前優生健康免費檢查等重大公共衛生項目，保障貧困人口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還必須對城鄉的公共服務實行平等對待，例如治安管理、公檢法機關服務，打擊假冒偽劣的工商服務以及政策信息的公開、決策程序的民主與科學，等等。三要在城鎮企事業單位的用工中實行“同工同酬”，絕不能歧視農民工身份，在要素收入的初次分配中不能對城市戶口“正式工”等搞“身份福利”。四要實現城鄉土地政策一致，去除地價城鄉兩張皮、雙軌制。總之，無論要素定價還是社保制度等都要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同等市場待遇和同等公共福利待遇。
此外，通過農民公益性非社團組織或盈利性農民股份合作制等產業組織的創新，把地租形成的農民收入引入水利建設、農村環保治理等土地養護的綠色支出。政府要確保對土地質量造成破壞的采礦、工商企業收取的資源稅、污染稅費等專款專用（單列出綠色預算體系）保證環境恢復支出（含對當地農民損害補償）。
五、大力保護農業，謹防農業三產化導致的農業“空心化”
目前很多農村地區都在搞旅游開發、文旅項目、主題公園以及綜合農莊等，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經濟的活躍。但是，帶來的問題也很多，一是種植業光“好看”而“有吃”“好吃”是不行的；二是耕地大面積改為水泥地、停車場以及市場設施、娛樂場所、景觀場地等，導致農業失去了根底；三是對旅游項目的開發沒有預留土壤復耕、耕地復原、生態保全等保證金（理由就是未來綠色地租的現金流折現之和）；等。因此，農業“空心化”不僅僅是農業實體經濟的作物減產而且導致農業土地再生資源的破壞。此外，農業三產化大多以農民徹底失去地權為代價，農民就業風險大（農業風險小于三產風險——這次疫情就基本讓旅游區休克，而傳統農業地區飯菜等吃食基本不愁）。農業三產化讓農民脫貧容易，返貧更容易。中國是14億人口的大國，“米袋子”“菜籃子”必須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甚至還要對世界人民有所貢獻，寧愿城鎮中上收入階層虧點錢也要充分激發農民（含農業企業家）發展農業的積極性。
總之，對于農村貧困的解決首先要在土地要素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實現市場理性與公平理性的統一。因此，必須改善農產品生產流通的產權制度、組織制度以及相應的政府公共治理制度，從而通過深化體制改革來促進農業農民農村的發展，首先解決因為初次分配不公帶來的貧困問題。其實，20世紀80年代初的聯產承包到戶的地權改革以及后來的農產品自由貿易等價格體制改革一下子就解決了幾億農民的吃飯問題，這就是體制扶貧的最好歷史見證。目前，因為科技進步、城市和工商業發展、世界經濟一體化等新情況的累積效果，進一步凸顯了傳統體制遺留問題的弊端，現有“三農”經濟政治模式已經很不適應新形勢的新要求。因此，要從健全土地要素初次收入分配機制入手，進一步取得比20世紀80年代初更大的體制性脫貧成效。
(作者劉萌芽系南華大學經濟管理與法學學院經濟學教授；劉升學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南華大學副校長、教授；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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