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而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靈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新時代背景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重視傳承和提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優秀傳統文化引領鄉村全面振興。
一、推動傳統文化現代轉化，賦能鄉村產業振興
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能夠更好地推動文化產業經濟效益的實現。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完善文化經濟政策。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實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實施重大文化產業項目帶動戰略。加大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力度，加強城鄉建設中歷史文化保護傳承，建好用好國家文化公園。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兩個方面能有效地助推文化產業經濟效益的實現。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為文化產業中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制作提供豐富的內容資源。我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優秀傳統文化博大深厚。我們在漫長歷史長河中所記載和流傳的各種歷史人物、事件；各種遠古的神話傳說、傳奇小說、民間故事；詩詞文學、音樂舞蹈、書法繪畫、古董文物等，可以為影視作品、圖書出版、文藝節目、教育培訓、收藏市場等文化產業所涵蓋的領域提供豐富的內容和創意支持。二是中國傳統文化具有良好的受眾基礎，文化產品贏得了受眾就贏得了市場和利潤。近十多年來，一大批以傳統文化為內容的電影電視作品得到了國內觀眾的普遍認可，并獲得了豐厚的產品利潤。
二、傳承傳統文化和合思想，打造和美宜居鄉村
中國自古以來就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先秦時期老子強調與“道”為一，以“無為”至“無不為”。莊子主張“人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天人合一本體根源是同質、同源，要尊重天然，避免人為”。西漢時期董仲舒認為“天有意志、主宰人間吉兇賞罰，人應遵循天意；天的喜怒哀樂，能為人感應；天能決定人，人能影響天；天與人同類，所以天人合一。”宋明時期思想家張載提出：“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 王陽明認為：“人與宇宙是一個整體，人心與萬物一體相通，一氣流通，原是一體，所以天人合一。”中國古代思想家們的天人合一思想追求的是生存秩序的和諧，要求人們在處理人與自然、社會關系時能達到秩序和諧。
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與我們現代“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不謀而合。倡導生態宜居就是要加強農村資源環境保護，大力改善水電路氣房訊等基礎設施，統籌山水林田湖草保護建設，保護好綠水青山和清新清凈的田園風光。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推動鄉村自然資本加快增值，實現百姓富、生態美的統一。
三、弘揚中華優秀傳統美德，涵養鄉風文明建設
中華傳統美德是鄉風文明建設的重要精神力量。一方面，中華民族在長期道德實踐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傳統美德，對于規范人們的行為，建立良好社會秩序，形成積極、健康、向上的社會風氣和精神風貌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傳統美德助力打造的文明鄉風能夠為鄉村建設提供良好的人文環境，有效吸引社會資源，從而助推鄉村振興。因此，在鄉風文明建設過程中，我們必須發掘傳統美德的深刻內涵，讓傳統美德在新時代煥發出強勁的精神活力。
“忠孝”是我國傳統道德的最重要內容，剔除其愚忠愚孝等封建糟粕，繼承弘揚其精華，是新時代道德建設的重要內容。如“孝德”中的尊敬老人、贍養父母等優良傳統，對今天鄉村文明建設仍具有重要意義。“誠信”是人們修身、立業的重要原則和道德規范。誠信要求做人要言行一致、里表如一、信守諾言；生產經營要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貴和”作為傳統道德的重要規范，其豐富的思想內容，貫穿于人們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以及民族、國家之間關系的認識中。“和”乃天道，治家強調“家和萬事興”，做生意講究和氣生財，創業要求內和外順。只有志同道和、同心同德、和衷共濟，才能戰勝一切艱難險阻，不斷發展進步。“仁愛”作為傳統美德，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極為重要的文明特質。從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到孟子的“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揭示了仁愛思想的人道主義精神，這種推己及人，關心、體諒、愛護他人，成為處理個人與他人關系的重要準則。
四、踐行鄉規民約理性精神，增強鄉村治理效能
中華民族一直以文明禮儀之邦著稱于世。中國社會注重人與人之間交往的禮儀規范，注重人際交往的文明禮貌，注重樹立維系禮儀社會的風俗風尚，將禮儀道德作為個人良好品行、社會優良風尚的自覺追求。綿延五千年的華夏歷史當中，禮法兼備、寬猛相濟，始終是安邦定國之要道。這是因為，任何一種社會治理并不能完全依賴于法令規章的“硬約束”，而是要從最根本上培養起每個人的禮義廉恥之心，從而以“軟引導”的力量完成社會治理的目標。
中國沿襲上千年的禮治思想，注重法德合一，對古代中國社會普通百姓的道德教化和社會治理起到了強大的推進作用。法律和道德作為社會治理的兩種主要和基本的手段，存在著不盡一致和偶有偏悖的情況。在中國古代社會，無論禮法交鋒還是禮法合流，中國傳統社會均以倫常為禮治的中心與核心，構建整個社會運轉有效的治理體系。禮治的本質就是為了維持特定社會統治秩序的制度。對于上古時期的人們來講，舉行對天神和先祖祭拜祈禱的儀式幾乎是最大規模也是最為莊重的群體性社會活動。為保障這種儀式按照程序順利進行，對于程序和范式有著至高要求的“禮”順勢而生，成為奴隸主貴族分封國或家的準則，成為平民按照等級進行生產生活的依據，對維護當時的統治起到了規則和制度的作用。我們要吸取傳統“禮治”思想，推動“三治融合”，形成治理有效新局面。
五、傳承發展美好生活理念，引領生活富裕富足
生活富裕既是鄉村振興的根本，也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生活富裕不僅僅是追求物質上富裕，更是精神和物質的雙重富裕。中華民族既倡導“勤勞致富”，主張用自己的雙手去創造財富，過上美好生活；又主張“知足常樂”，知道滿足以解決精神內耗。
勤勞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行為倡導和傳統美德。對勞動的肯定和贊美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古代經典著作中對勤勞的闡釋更是多有論及。《左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儉是道德要求，侈是萬惡之首。荀子在《天論》中強調“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表達了對勤勞耕作和勤儉節約的認同。《墨子·非命下》指出：“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勤勞是古代人民創造生活和文明的基本力量和重要內核。知足常樂可以讓我們精神上更為富足，老子在《道德經》中指出“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精神上的滿足，有時候比物質上的滿足更加重要。實現鄉村振興，既需要我們繼續弘揚勤勞美德，為創造幸福生活而不懈奮斗，同時我們也要知足常樂，才能精神富足。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研究生；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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