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鄉是人類古往今來的基本生產—生活空間。現代化呈現出一個總體上從以城代鄉到以城帶鄉的結構變化。現代早期，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之間的某種失衡狀態令人怵目驚心：古代社會那種城鄉各具資源的模式，演變為城市對鄉村的資源掠奪、空間擠壓和地位取代。之后，逐漸形成城鄉互動、發展互益和相互成就的成熟狀態。發達國家是如此，后發國家也是如此。人們曾經生造出一個現代一經降臨，城鄉關系就非常和諧的神話，這不符合歷史真實，也不符合人類從古代進入現代的能力提升過程。從現代早期城鄉分流發展到現代成熟時期城鄉的相互成就，是人類處理城鄉關系的一大進步。這個過程，是一個漸熟的進程，而不是一個驟熟的結果。這是一個符合人類認知與實踐漸進性特點的發展定勢。
關鍵詞：現代化；城鄉分流；城鄉統合；漸熟；驟熟
在現代化進程中，人類的生存空間出現了結構性的重組。在前現代的長時段中，人類主要分布在分散居住的鄉村社會，城市是滿樹綠葉中的少數紅花而已。進入現代化早期，城鄉結構出現了根本的變化，城市開始以自身的迅速擴張，吞噬性地吸納鄉村資源，不僅讓鄉村擠出效應明顯增強，而且讓鄉村陷于資源顯著短缺的困境。城市的一枝獨秀塑就了城鄉關系嚴重傾斜的現代早期畸形局面。隨著城市經濟與社會的長期發展，現代早期城市達到一定的飽和度，城鄉關系的逐漸平衡才成為現代城鄉關系重塑的走勢。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是一個漸趨成熟的城鄉發展進程。一種基于理想性的現代化城鄉驟熟關系，超出了人類認知與實踐的能力，是不曾出現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關系狀態。這對目前正在調校城鄉關系的中國來說，是需要在現代化的世界進程中加以理性確認的重要事務。
一、現代化進程中的城與鄉
現代化 (modernization) 是人類建構現代文明的過程，也是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一個結果。進入現代化狀態，人類既收獲了偉大的成就，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其中最顯著的悖謬就是，人類進入了一個高度聚集的城市化狀態，顯著提高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水平與境界，但同時也將人類鄉村生活時代的田園牧歌、終極理想徹底加以重塑。以城鄉關系為視角，人們可以較為深入全面地認識到城市中的現實追求與鄉間理想想象之間的轉換進程。從城鄉關系認識現代化的長處與缺點，是一個切近人類生活實際狀態的角度。但在直接進入這一論題的背景上講，先期理解人類歷史進程中最全面、最深刻變化的現代化，則是真正理解城鄉關系何以在現代早期出現重大變化的背景條件。現代化史提醒人們注意，現代化本身具有三個必予重視的基本特點。其一，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客觀過程，而不是一個人們可以主觀選擇的社會態勢。這意味著，在所謂傳統 (the tradition) 與現代 (the modern) 的二分框架中，人們通常采取的那種看重傳統，以為傳統才是人類社會健全發展模式，而現代化則是在人類拋棄了寶貴的傳統之后，催生的一種社會運行模式，乃是一種非常主觀化的認知。在這種認知中，人們認為，現代化乃是啟蒙運動領袖人物們誤導的結果。這場悲劇性的社會運動，不僅導致人類社會放棄了積之既久、行之有效的寶貴傳統，而且以一種極為盲目的自信去開懷擁抱并不值得期待且成罪惡淵藪的現代。其實，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并不是這種以人為的 (artificial) 現代取代一個自然的 (natural) 傳統的狀態。與其說是一個由思想家們生造出來的現代取代了更值得期許的傳統，不如說是傳統自然的演變引導出了現代。現代正是傳統的產物，而不是斷送傳統的結果。故而現代正是人類社會自然而然發展出來的產物。簡單地講，從農業到工業、從鄉村到城市、從封閉到開放、從專制到民主、從迷信到科學這類古今之變，不是后一端口的代表人群一開初就確定的發展結果，或以模式化的現代化去取代前一端口及其代表人群的過程。它們是人類社會在生存規模、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上不能不應對的變化中逐漸凸顯的認知與實踐新模式。何以人們會認為現代是和傳統對峙的產物呢？簡單地講，就是因為人們會以現代發展的結果模式去與傳統的濃縮樣態相比較，于是就將傳統向現代演進的漫長過程忽略掉了，將模式化的傳統與現代兩種理想范式呈現在人們面前。這兩種范式，對于人們分別認識什么是傳統、什么是現代確有幫助，但也從根本上簡化了從傳統向現代發展的復雜性與微妙性，因此必須對之懷抱警惕。簡單分析起來，人們習慣于將傳統與現代關系加以極簡化的原因有三。一是因為人們常常以一種反推的方式去認識從傳統到現代的變化過程。人們將現代的成熟模式與傳統的成熟模式在最終的顯現形態上進行理想化比較，于是，社會的漸變過程就被省略，傳統與現代的終端結果就成為人們確認兩者的對立模式。二是因為人類總是心存一種理想化的認知與實踐模式的期待心理。因此，在親身體驗現代生活模式所存在的種種令人不滿之余，便會將超越缺陷甚多的現實的目光，投向遠比現實整全的傳統或未來。但因為未來主要依托想象，故確定性或切實性特點并不凸顯，而傳統是確定的、又是實在的，故而超越令人不滿的現實的想象，就很容易投向傳統。三者，現代化是一個從不均衡發展到均衡發展的過程，人們常常容易忽略這個漸進的過程，而將眼光局限在現代的種種缺點上面，因此，所聞所見都是現代化所帶來的危害，如工業帶來的嚴重污染，讓英國泰晤士河成為黑河，之后進行了長達五十年的連續治理；洛杉磯的霧霾污染，即使經由長期治理也未根治。這促使人們將一個理想的生存與生活環境的想象，投向傳統社會，也就是投向前工業時代的鄉村農業社會。這就無形中加強了傳統與現代的模式化對立思維。
其二，在確認從傳統到現代變化的復雜性基礎上，需要對現代化有一個近于模式化但非僵化模式的刻畫。所謂近于模式化，就是不將現代化作為幾個指標的剛性結構，而是將現代化的底線指標結合體作為認識現代化的坐標。于是，現代化那種以工業化、城市化、市民化替代農業化、鄉村化與農民性的社會變遷狀態，便呈現在人們面前。這個過程，一旦被模式化，就是一個傳統端口與現代端口的三點呈現；如果是非模式化的認知，則促成一種轉化的殊相與結果的共相同在的認識。在現代化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實現了一步到位的城鄉統合發展。被稱為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的英國，“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就是現代新興工業取代傳統農業時期，社會失衡的首個標本。而對所有后發現代國家來講，都希望不走彎路，直達城鄉統合發展的理想狀態。這就顯然是將城鄉統合發展模式化為一種值得追求的理性狀態。英國的發展狀態，從總體上預制了后發國家的相應狀態。但英國的具體狀態，不可能預定后發國家的相類狀態。
其三，現代化表面上呈現為城市對鄉村的絕對競爭優勢，但如果從城鄉的應然關系上講，它們之間應有一個平衡發展。在文明演進的漫長過程中，農耕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為時最長、最為成熟的文明形態。從大處講，人類不應決絕拋棄農業文明的成果，漫不經心地對待人類付出沉重代價才取得的農業文明進步。缺乏文明積累的支持，現代工業—城市文明是不可能具有深厚文化土壤的。農業文明主要是由鄉村負載的文明形式。這就意味著，鄉村長期承擔著人類文明發展的空間載體重任。這會催生一種由農村空間擔負、農業產業承載、農民習性支撐的文明形態。它所具有的文明慣性力量，不會不對工業文明的產生發揮影響力，也不會因為社會轉型而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更不會被現代所完全代換。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混雜性作用，是后者得以展現其新面貌的永久性參照系。這就提醒人們，不對城鄉關系的不同文明載體進行關聯性考量，就很難真正理解城鄉關系的演變情形。
在對現代化有一個比較完整理解的基礎上，再對城市與鄉村關系做具體了解，就有了一個社會背景的明顯襯托。一般而言，在現代化的總體進程中，城市文明對農村文明的取代、工業對農業的超越、市民對農民的身份替換，構成人們理解現代化進程中城鄉關系的基本視角。基于此，可以斷言，現代化進程中的城與鄉，不是一個對稱的關系結構，而是一個城市對鄉村占據絕對優勢的狀態。基于此，曾經催生了兩種鮮明對立的現代城鄉關系理念：一是推動城市拋離鄉村的城市浪漫化理念，二是極為厭倦城市而眷戀鄉村的田園牧歌觀念。這兩者都不是沒有社會土壤的空穴來風，相反具有深厚的社會根基。就前者講，將城市化視為人類發展的必然結果與理想狀態，是站在城市化之作為人類社會聚居方式的長時段演化基礎上的一個認知產物。換言之，它是深植在人類對自己聚居方式的歷史認知基礎上的判斷，也是人類將實踐因素作為其判斷的重要根據的表現，更是將城市相對于農村所具有的種種優勢加以聚合性思考的結果。在疾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村的迅速退化、農業的顯著凋敝、農民的自閉自守，在城市的疾速擴張、工業的蒸蒸日上、市民的開放進取的鮮明對比中，確實呈現出夕陽與朝陽一般的根本差異。就后者論，城市化迅猛發展，其節奏的快速化、生活空間的高度密集性、人性的自利取向、鄰里守望相助感的喪失，催生了城市居民心中那種對農村的慢節奏、生活空間的分散化、人性樂于利他、鄰里的互幫互助的無比眷戀與無限懷想。因此，面對現代化進程中城鄉日益疏遠且呈兩極化狀態的情形，現代化的城鄉關系便似乎成為一種人們習以為常的、無以和諧的關系。
從人類關于城鄉關系的歷史認知來看，上述認知實屬畸形。在整個農耕文明時代，或者說農業社會的長時段中，城鄉關系并不是一種對立關系，而是一種相對和諧的關系。農業社會的城市是政治與商業中心，具有進取心的人們進入城市空間，或者志在獲取心中所期盼的國家權力，或者勤奮謀求自己所意欲的商業利益。這成就了中國儒家傳統中“達則兼善天下”①的進取性理念。但城市并不是唯一的生活空間，一者大多數人一直居住在農村謀食謀生，二者農村也可以提供一個類似于避風港的生活場域。當人們在城市失意的時候，既可以“窮則獨善其身”地暫時、甚或永久地退避鄉村，也可以在鄉村中尋找到與城市勾心斗角完全不同的、非常詩意的生活。陶淵明的“田園將蕪胡不歸”“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便是對此的最好詮釋。在整個古代社會，城鄉是不同資源供給的地方。因此，并不存在一方資源向另一方資源絕對傾斜的情況，至少不存在城市訛詐性地汲取鄉村資源的情形。進入現代早期，城鄉關系出現了結構性變化：城市的飛速發展顯現出強勁的勢頭，因此，不僅需要鄉村全方位輸出資源以供城市發展，而且鄉村的存在理由迅速地喪失，城鄉間的存在與發展天平顯著傾斜。城市成為人類聚居性生存的主要空間，鄉村被掠奪；城市成為人們向往的地方，鄉村成為落后的代名詞；城市的發展與鄉村的衰頹形成尖銳的對比。城市成為令人矚目的地方，成為人們普遍向往之地。這也導致了城市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水平標志的結果，即城市發展狀態構成一個區域在國家發展中戰略地位與影響力的衡量尺度。隨著城市化進程與后起的工業革命掛鉤，城市發展如虎添翼，以至于城市掠奪農村這樣的情況，在所有國家的現代早期時段都曾出現過。直到這種局面造成人類生存環境的極大破壞，才促使人們轉向城鄉關系統合發展的新方向。這就明顯將人類社會的城鄉關系，劃分為三個階段與兩種狀態。三個階段，一是農業社會長時段的城鄉相對和諧，二是現代化早期階段的城鄉極差最大化，三是現代化成熟階段的城鄉統合發展嘗試。兩種狀態，一是城鄉關系相對和諧的狀態，二是城鄉關系的嚴重傾斜狀態。這是理解人類社會有史以來城鄉關系的幾個基本向度。
二、分流演進
人類文明的發展，在時間延續和空間廣延上講，農業文明長期處在一枝獨秀的狀態。農業、農村和農民是傳統社會的三根支柱。在傳統社會中，城市不過是汪洋中的一葉扁舟，不足以對廣大的農村地區、農業結構、農民行為產生根本影響。即便是在政治權力左右城市關系的情況下，鄉村對城市權力的反向影響也是巨大的：在封建歐洲，分封地區以城市連接的農村，成為對抗王權的政治空間；在帝制中國，鄉村鄉紳權力成為接納或拒斥官僚權力與皇權的篩選性權力。而在商業非常發達的古代城市，也會受制于農村所提供的可交易產品多寡與優劣，城市的手工業者服務的主要對象，部分是城市居民，更多的則是農村居民。與現代化情景中城市影響甚至是制約農村的情況經常相反：傳統社會的城市是被農村所塑造的。城市的邏輯是農村邏輯的一個收縮版，農村邏輯則是城市邏輯的一個擴散版。但并不是說在漫長的農業社會中，相比于農村，城市中心性地位就不凸顯。盡管在農業社會中分散居住的農村居民具有經濟與社會上的重要地位，但城市在政治上仍然居于一個更為重要的位置。一方面，是因為在這個長時段中，城市的演進與文明的進步內在地聯系在一起，而農村與文明進步的階段性勾連，終究被城市與文明發展的更緊密聯系所取代。“城市的演進展現了人類從草莽未辟的蒙昧狀態到繁衍擴展到全世界的歷程。……城市也代表著人類不再依賴自然界的恩賜，而是另起爐灶，試圖構建一個新的、可操控的秩序。”這是城市不同于鄉村的最本質的地方：鄉村乃是一個自然秩序和諧之地，因此，它不足以代表人類以創造性的方式促成文明秩序的特殊活動方式；而只有城市這一人為的秩序空間，才真正反映了人類創造性適應并改良自然秩序且形成人為秩序的獨特性。另一方面，在古今社會中，城市以其三大功能凸顯了完全不同于農村的根本屬性：一是構建神圣的空間，二是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三是擁有一個商業市場。第一個方面是由人類早期生活在一個神性支配一切的氛圍中決定的，宗教祭祀需要在一個成員聚合性空間中進行，最初的城市便因此萌芽。隨著古代社會政治與宗教（歐洲）、政治與教化（東亞）的高度整合，城市成為供給心靈秩序的核心地點所在。及至現代化階段，早期的政治與宗教、政治與教化的分離，從城市發源，擴展全國乃至于全球，但城市依然維持了它在提供、整合心靈秩序上的精神策源地的地位。愈是成熟的現代化國家，其城市作為思想發源地的特點就愈是突出。第二個方面是由于城市聚集了較為豐富的物質、權力與文化資源，因此足以提供遠較農村為高的安全保障。城市不僅是物質資源的聚散地，也是相對公平交易的場所，不像農村在物質資源上主要受自然節律的制約，很難進行跨季節、跨地區的物資調劑；城市也是權力的心臟，驅動整個國家的權力運行，即便是專制權力，它也讓國家保有底線的秩序，不至于讓人類陷入叢林社會，而民主城市更是提供了基于安全追求的穩定秩序。第三個方面是因為城市是各方所需物資的集散地。城市是商業交易的中心，在農業時代，商業交易怎么發達，都是農業的點綴，而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引擎。但到了工業時代，工商經濟取農商經濟而代之，科學技術的迅猛進步與工業革命攜手，讓城市的商業交易成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強大引擎，商業成為推動人類進步的核心動能。因此，理解城市在人類發展中的重要性，既可以從城市在人類文明總體進程中的主導作用來進行，也可以從農業與工業兩個大時代來展開。以前者言，城市的重要作用一直受人矚目；就后者論，城市的決定性作用愈來愈凸顯，以至于到了現代化階段，城市文明已經成為無可匹敵的城市文明形式。
現代社會表現出城市對農村一個不可逆的替代過程。這個過程的外部鮮明特征是它的系統性、迅速化和不可逆。其實效性令人矚目，其殘酷性一直被人詬病。這是一個歷史變遷已然定型的狀態。但只有對其進行理性重述，人們才足以理解現代化變遷進程中城鄉關系的結構性變化狀態。這一進程的典型事件出現在西歐。在時間上起自 14、15 世紀，成于 19 世紀，廣被世界則已經到了 20 世紀。在空間的地域屬性上起自西歐，更準確地講，起自英格蘭；而在空間的結構方式上呈現為農民向城市的流動、農業向工業的演進、農村向城市化過渡。如今人們回觀這一過程的時候，以建設性的眼光看，很容易將其描述為一個溫情脈脈的變化過程；以批判的目光審視，則會將其殘酷性兀自展現，令人怵目驚心。但從歷史變遷的角度理性看待這一過程，則可以說這是現代化進程改變城鄉關系的一個過程，既有進步性，也有殘酷性。以城代鄉和以城帶鄉構成這一演變過程的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以人類聚居空間的結構性轉移為標志，形成了城鄉分流發展，一個具有鮮明對比效果的狀態是：鄉村資源明顯短缺、城市資源豐沛性聚集。這一過程，對人類長期促成并習以為常的鄉間理想、田園牧歌、農業節奏、鄉民淳樸、鄰里信任產生了摧毀性打擊，讓人類不得不重構一種新的聚居性秩序，以適應新的社會機制的需要。后一階段則以人類對聚居空間多樣化的認識為基礎，推動人類社會進入一個統合城鄉發展、重回鄉村空間、再行整合秩序的狀態。
城鄉的懸殊分化，是一個現代化進程中必不可免的城鄉分流演進階段。這里所謂的城鄉分流，不是一個簡單的城市發展模式歸城市、鄉村發展模式歸鄉村的分途演進，而是一個城市發展奪取鄉村資源，讓鄉村發展處在一個資源匱乏、吸引力減弱、單方流向城市的狀態。這是一個從農業文明躍遷到工業文明的艱難過程，是人類所經歷的一次刻骨銘心的重大轉變。這個過程不是一個溫文爾雅的過程，而是一個疾風暴雨式的變化。“城市革命”這一辭藻，讓人對其激蕩起的社會滔天巨浪記憶猶新。
具有現代化意義的城市革命，以城市成為大規模生產產品的場所為標志。所謂大規模生產產品，所指不是農業時代出現的那種在生產上達到相當規模的城市手工工場，而是指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基礎上的大工業工廠機構的生產。它是工業革命的產物，是工業革命直接引發了城市革命，也是工業革命終結了曾經輝煌的農業文明。工業革命需要以資本的經營方式來滿足大規模生產產品的需要，也需要中止那種以土地的精心耕種來增長財富的農業模式。對此，可以這種生產方式的創生之國英國，以及這種生產模式的亞洲模范生日本及接力承載者中國為例來做一個歷史觀察。英格蘭是世界范圍內工業革命首發之地。在工業革命之前，英國已經在農業文明的土壤中生長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工業革命的因素，諸如不斷改進的農耕技術、手工紡織技術、集市貿易、保護私產等等。隨著英國建立起穩定的君主立憲制度，在國內發展與海外競爭（戰爭）中，人們對財富的熱望浮現出來。以小農戶為單位的農業生產方式，在改進農業的口號激勵下，開始向大農場主導的農業耕作方式迅速演變。對推動英國從傳統農業演進到現代農業和工業具有標志性作用的“圈地運動”出現并迅速擴展開來。圈地不是大農場一時興起的單純行動，而是城市化進程的重要一環。此后，城市星羅棋布：隨著圈地的興起，農村面貌發生巨大改變，不僅到處出現墻、建筑和道路，而且讓散布在農村各處的小農戶向這些聚居地即城市集中。曾經自給自足的小農戶破產了，只能給圈地者干活而成為城市“奴隸”。但隨之興起的城市群落，不僅讓倫敦這些老牌大都市發揮出更加巨大的中心城市作用，也讓新興城市群落出現。城市空間中聚集了資本生產者、律師、藝術家、文人和各種從事服務業的人群，隨之正規教育機構出現，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讓設備愈加齊全的城市所具有的吸引力，遠非設備簡陋的農村可比擬。一個由城市拋離農村的城市化運動的輪廓展現在人們面前。此時，新的生產單位不再是農戶，而是工廠；新的聚居空間主體不再是農民，而是城市居民；新的社會關系不再由等級制呈現，而是由平等的契約顯示；新的生產機制不再由自然節奏驅動，而是由生產效率推進；新的貿易方式不再是國家化的集市貿易，而是自由貿易；新的領導力后備隊伍不再由代際傳遞，而是由學校培養；新的權力機制不再由君主權力主導，而是由市民社會驅動；新的政府運作機制不再是控制型的，而是服務于經濟增長的。如此等等，都展現出城市化進程顯現出來的全新面貌。英格蘭的這個變化過程，盡管被人們從經濟視角贊美，但也被倫理學家和社會學家所痛斥。就前者講，經濟的顯著增長讓各個階層都是受益者；就后者論，城鄉區隔、富人窮人的分化，確實令人心驚。顯然，人們很難將這一進程單純看作是溫情有加的社會變遷過程，其中確實充滿疾風暴雨。人們以“羊吃人”對圈地運動所做的殘酷性概括，足以反映出它的殘酷性。因此，像當代英國的歷史人類學家麥克法蘭那樣，將英格蘭的現代早期城鄉關系描述得溫情動人，就很難讓人信服。他指出，“英格蘭的城鄉之間不存在天懸地隔。這里隨處可見 rus in urbe，即城市里的農村，也就是說，人們設法用樹木、公園和小花園把城市變得像是農村；這里也隨處可見 urbe in rure，也就是說，農村里住著秉持城市價值觀的人，他們癡迷于時間，癡迷于算計，癡迷于社會流動 (social mobility)”。也許英格蘭局部地區存在麥克法蘭描述的這種現象，但圈地運動中的“羊吃人”，很難被這種描述所改觀。日本是亞洲承接現代化變遷相當成功的一個國家。無疑，日本起自明治維新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表明它是一個后發外生性的現代國家。在“黑船來航”的外部勢力威逼下，日本才啟動了它的工業化進程。但這時資本的主要資源如土地，主要由使用者即農民控制著，而不是由城鎮和鄉村統治者所控制。這是一種典型的農耕體制。在日本精英階層尋求富國強兵理念的推動下，國家權力體制發生了重大改變。明治憲法的頒布，促成了國家憲制政體的落實，打破了日本古已有之的等級秩序。這樣，不僅讓東京成為政治權威的集合地，也讓它成為一個控制廣大農村的政策制定與實施地。隨著武士身份到領主、地主身份與其社會功能的分立，阻擋日本現代發展的集群被降低為比較單純的社會身份，天皇制這一象征著國家統一的制度確立起來。以學習西方為取向的變革國策，逐步實行開來。日本現代化的“中心與外圍”，也就是以東京為全國中心、京都一類中心城市為區域中心，而小城市與農村為外圍的機制浮現而出。其中，東京幾乎聚集了推動日本現代化、城市化最具自覺理念的人群，相應也就將中小城市與農村的權力與智力資源吸納到東京。“財富、前程和對世界看法上越來越大的差別這類更基本的問題——這些差別將受過教育者、城市人、上層階級與勞動大眾、尤其是農人區分開來，一直在激化。”這樣的情形與英國工業化、城市化初期的情形，如出一轍。
中國也是后發外生的現代化國家。與日本的情形相類似，中國的現代化起自 19 世紀中期的洋務運動，時間上稍早于日本。洋務運動是由清政府直接推動的工業化運動，那是出現在中國不算太多的大中城市里的現代工業建設運動。上海、廣州、天津、南京、杭州、西安等地官辦的軍工企業，成為中國中心城市里興起的早期工業機構。隨著軍工企業的成長，城市不僅吸納農村的人員流入，而且也吸引城市和鄉村青年進入新興的技術學校學習。伴隨軍工企業而出現的現代工業機構，吸納了大量的農村人口不說，也將農村中國的面貌改變為以城代鄉的城市化面目。由此逐漸形成了近代以降中國的城市與農村所謂“雙元經濟”局面，一個現代化的城市與傳統化的農村，在這樣的經濟局面中，形成極大的反差。“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大部分農村保持著與傳統社會相似的情景模式——小農經濟的生產組織形式、與百年甚至千年前一樣的農具、依靠畜力和人力的耕作方式、地主和農民相對立的生產關系；而同時，城市中卻出現了完全不同的景象——現代的工廠、交通工具、金融結構、商業企業……城市的變化是一個高起點的漸變的過程。而農村不同，看起來，農村的變化很小。” 這種城鄉的兩極反差，一是因為城市大量吸納資源而讓農村資源極為匱乏，二是由于早期城市發展的大趨勢無法反哺農村。因此其反差處在一個擴大而不是縮小的狀態。
三、統合發展
城市化的發展顯然不能以城市對鄉村資源的無度吸納為持續不變的條件。原因很簡單，鄉村并不是一個可以不停地為城市供給資源的場所，如果城市一味汲取鄉村資源，會使鄉村資源陷于枯竭狀態。鄉村需要一種資源再生的機制，這一再生機制，不只是著眼于鄉村自身的存續，更是著眼于城鄉的相互需要與相互促進。如前所述，在城市化的早期過程中，鄉村供給了城市所需要的物質資源、人力資源與社會資源。這一時期的城鄉關系，主要是一種向城市傾斜，而輕視甚至是無視鄉村的機制。但城市的發展，并不能完全取代鄉村的功能。一方面，這是因為城市空間、資源與人力的組合，無法干凈徹底地取代鄉村，因此讓鄉村完全退出人類生活空間。鄉村的存在理由，不僅與提供人類物質生活資源的農業所頑強表現出的韌性相關，也與不同于城市聚集度極高的分散性鄉村生活方式所獨具的魅力有關，更與城市文明一騎絕塵式發展得到的沉痛教訓相連。這也是一個殘酷的事實。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城市發展自身存在不容忽視的嚴重問題。城市的密集空間讓生活的趣意受到明顯擠壓，就業與發展的個人壓力讓城市成為壓力增壓空間，工業化所必然造成的城市污染甚至讓其不適合于人類生存，城市景觀的生造性或人為性遠無法與鄉村的自然景觀媲美，城市社會的極快節奏讓人感到窒息，作為陌生人社會的城市相對于熟人社會的鄉村讓人感到冷漠，城市空間里嚴重分化的富人階層與窮人階層引發人際對峙，等等等等，這些城市病讓人們在城市化的進程中逐漸反思以城代鄉的城市化模式，嘗試以城帶鄉的城鄉互動模式給城市的健康發展注入新動力。
城市化進程自身催生了城鄉關系的重建。這不是一個具有先見之明的城市化謀劃者的未雨綢繆，而是城市化進程顯現其自身必須克服的重大缺陷之后，推動人們展開補偏救弊式的城鄉關系謀劃。一方面是前所提及的城市化的一般缺陷；另一方面是城市發展不均衡造成的此起彼落，也就是老工業城市被新興工業城市取代，促成一些曾經令人矚目的大城市的衰敗景象，促使人們思考，單純將城市化作為一個令人向往的目標，是不是幼稚可笑。如果說城市自身的更新問題，是處理城市空間刷新的內部問題，那么，城鄉關系也成為人們重新審視城市發展的一個代換論題。人們在“更好的城市”的期待中，開始對長久發揮城市吸引力的中央商務區 (CBD,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及鬧市區 (Downtown) 加以拒斥，轉而對城鄉交界地區即郊區這一可能具備城鄉共同優勢的區域大感興趣。這是一個關于城市居住空間的嶄新想象和空間的重新營造。“郊區在世界主要經濟大國取得了勝利，也橫掃了所有工業發達國家的每一個角落。與選擇居住在擁擠的公寓大樓相比，更多的人似乎把他們心中‘更好的城市’定義為有更多的個人空間和隱私，甚至還要有一塊私家草坪。” 郊區熱潮的興起，不單是一個城市空間從中央商務區和鬧市區向城鄉接合部轉移的地理改變，而且是一個城市文化理念出現根本轉變的標志，更是城鄉天平從嚴重傾向城市一端向城鄉平衡點回擺的表現。一個兼具城鄉優勢的“更好的城市”理念，象征著曾經被城市大幅拋離的鄉村，再次回到人類發展的舞臺上來了。這自然不是鄉村重回發展中心舞臺，無論是在經濟上、文化上還是政治上，城市空間的絕對主導權都沒被鄉村撼動絲毫。但鄉村楔入城市的發展空間則是顯而易見的事情。這可以被稱為城鄉統合發展的一種新城市發展模式：在其間，鄉村不再被城市發展所完全忽略，而是成為城市發展中需要注重的基本元素，需要重視的參照體系。發達國家城鄉統合發展的既有經驗值得重視。一種可稱是逆轉性的城鄉關系在成熟的現代國家中浮現出來，推動人們重新思考城鄉關系。如前所述，人們熱衷于居住在郊區，對城市的擁擠、污染、摩擦、沖突忍無可忍。表面上看，這不過是城市居民居住習慣的改變；從深處說，則是對人類聚居空間的文化重構。走過了輕視鄉村、重視城市的漫漫長路，人類才發現農業文明時代的某些價值遺產、制度安排與生活方式足值珍惜，因此才回過頭來將城鄉關系做統合觀。這是人類在聚居空間認知上的一個顯著進步，也是人類對城市化的進程仍具反思能力的表現。在這中間，英國及歐陸國家統合城鄉發展的經驗值得重視。而作為全球城市發展典范的美國在融合城鄉發展上取得的突破，也值得參考。就英國和歐陸國家不同的統合城鄉側重點而言，英國在二戰后特別重視大都市外圍地帶的統合規劃，從而讓城市成為帶動周邊地區發展的引擎，這就將早期現代化階段的以城代鄉轉變為以城帶鄉了。歐陸國家法國也建立起以巴黎之類的大都市為中心的輻射性發展機制，并且因為城市快速交通系統的發達，大都市與周圍城市以及農村的聯系更加緊密。同時，在將巴黎去中心化的同時，著力扶持周圍城市的發展，并通盤考慮城市的區域發展規劃。這都與現代早期那種城市對鄉村資源的掠奪，城市之間處于一種可說是惡性競爭的狀態迥然相別。20 世紀執城市發展牛耳的美國，從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一直呈現出一個“逆城市化”趨勢。這是對此前城市化進程的一種自覺扭轉的結果。這一結果，既體現為高速的城市化進程的中斷，也呈現為城市規劃思路的如前變化，更顯現出親近自然的郊區生活意欲。于是，“全國各個區域正在形成新的就業形態。交通改善和新的交流方式大大削減了交通運輸典型的地方化效應、新思想與實踐快速傳遞中的鄰近性。由于國家快速增長，工業被擴散到以前城市的遠郊地區、非大都市和陽關地帶邊緣區，這些地區正在實行私營部門的后工業化管理和控制職能”。城鄉的這種關聯性發展，既是城市發展邏輯發生轉變的結果，也是鄉村被納入而不是被排斥在城市發展視野中的產物。這不是說鄉村顯現出它對城市發展具有某種獨特的價值，而是說鄉村那種親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城市自身的演進中必然大放異彩。前述城市的人為性與鄉村的自然性，本就是人類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兩個組成部分。在城市需要排斥鄉村才足以體現它的無限潛力的早期城市化階段，這兩種特性也就被切割在城市與鄉村的兩個世界之中，而一旦這種排斥性趨淡或消失，人們就會看到人為性與自然性的不可或缺，城鄉的關聯發展，就自然而然呈現出來。
后發國家的城鄉發展，從總體上顯現出與發達國家發展線索相一致的演變過程。但具體的情況，則可以從兩個不同視角加以觀察。從后發優勢的角度講，后發外生型現代國家似乎可以避免先發內生型現代國家曾經在城鄉關系上所走的彎路，不重蹈以城代鄉的覆轍，而能夠做到以城帶鄉的統合發展。并且在制度上真正保證這種發展模式能夠引領國家的健康發展。但從后發劣勢上講，后發外生型現代國家在現代起點上均屬于落后國家，他們可以在技術上迅速學到先發現代國家的先進經驗，但在制度上卻無法保證其健康發展，甚至在制度上模仿先發國家的能力都受到未能成功限制的國家權力的阻擾。所謂后發劣勢，是對“落后者詛咒”(Curse To The Late Comer) 的一個溫和翻譯。“意思就是說，落后國家由于發展比較遲，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制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由于是后發國家，所以，可以在沒有基礎制度的情況下通過技術模仿實現快速發展。為什么說‘詛咒’呢？就是說落后國家由于模仿的空間很大，所以可以在沒有好的制度的條件下，通過對發達國家技術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別是落后國家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制度比較困難，因為要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國家會傾向于技術模仿。但是，落后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從世界城市史來看，西歐北美之外的后發國家，無一不走過一段城市發展的彎路。這就是后發劣勢所注定的結果：那種以暴風驟雨的方式推進城市化的結果，就是城市對鄉村頗為劇烈的掠奪，國家規劃的制定者大致著眼于城市單方面的發展需要，將國家資源無條件向城市傾斜；而城市自身的發展，也顯現出追求城市地標的輝煌，而對城市生活設施建設及民生資源的配給相當輕視。如此一來，城鄉的分離固不在話下，而城市的輝煌與農村的凋敝構成兩幅具有驚人落差的畫面。城市發展格局也形成了極少數大都市畸形發展，大多數中小城市資源匱乏、發展不足的失衡局面。
中國是后發外生型的現代國家，在城鄉關系重構上的經驗與教訓，都值得人們深思。在計劃經濟時代，城鄉二元模式、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等問題，讓人清楚地看到了蘇聯城市發展模式在中國的影響力。但中國領導者盡量規避蘇聯發展模式，如剝奪農民、如重工輕農的產業秩序安排，都在避免之列。毛澤東的名篇《論十大關系》，對此有明確的論述：“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我們的農業稅歷來比較輕。工農業品的交換，我們是采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我們統購農產品是按照正常的價格，農民并不吃虧，而且收購的價格還逐步有所增長。我們在向農民供應工業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銷、穩定物價或適當降價的政策，在向缺糧區農民供應糧食方面，一般略有補貼。但是就是這樣，如果粗心大意，也還是會犯這種或那種錯誤。鑒于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系。” 這是一個計劃經濟時代國家領袖人物對城鄉統籌發展的清醒論述。但也不能不看到，僅從非農戶籍和農業戶籍及其相關政策上，就可以看出農業、農村與農民相比于工業、城市與市民的明顯差距，這正是城市單方面發展的一個明顯標志。
在市場經濟時代，農村經濟體制，尤其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掀動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隨之而起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將中國推向了經濟疾速發展的階段。中國崛起的歷史奇跡，證明了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實踐是相當成功的。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國的城鄉二元模式造成的城鄉發展差距及其縮小嘗試、城市反哺農村的努力、城鄉戶籍制度的改革、作為過渡身份的農民工命名問題、農村的空心化問題等等，一再表明，農村的發展是明顯落后于城市的進步的。2000 年，身為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致信時任總理朱镕基，道出了“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問題癥結，就反映了市場經濟時代城鄉二元發展模式的嚴重問題所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國家領導人明確提出的鄉村振興政策，以及倡導的“兩山論”（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反映了“中國式現代化”在統籌城鄉發展上的政策取向。這就再次印證了城鄉分流發展模式，一定會轉進到城鄉統合式的發展。這是一個現代化的全球普遍現象。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從以城代鄉到以城帶鄉的轉進，證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世界的同一進程是高度吻合的。
四、漸熟、驟熟與文明發展
從城鄉關系演變的現代過程來看，現代化呈現出一種逐漸成熟的特性。這種現代化的漸熟性是與現代化的驟熟性相對而言的。不存在一步到位的現代化，自然也就不存在一步到位的現代城市（與鄉村）文明。任何國家都沒理由自以為是，認為自己可以一枝獨秀、獨辟蹊徑，走出一條不付出任何代價的城市化發展道路。這是一種幻想。這種現代化的驟熟性期待是一種反現代化的理念。現代化只能行走在漸熟的進路上。這是符合人類認知與實踐特質的社會發展模式：人類對一切事物的認知都不可能一覽無余、無一遺漏，而是遵循一條從局部到全體、從表象到實質的認知進路。這與人類認知能力隨事物自身狀態展現的過程性或持續性相關。人類的實踐更是不可能一次性徹底解決所有問題，而是從易到難、從個別到整體地解決其能夠解決的問題。這與人類實踐依循的制度的情景約束機制內在地聯系在一起。
現代化的漸熟性，是從現代化的長程歷史之總體特征上呈現出來的。這既是從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來看的結果，也是從各國現代化的共性特點上來認知的。這是兩個緊密關聯在一起的特點。先從現代化的總體特點上講，它起自中世紀晚期，萌動于文藝復興時代，成型于 17 世紀的新知時代，推廣于 18 世紀的啟蒙運動，進而在 19 世紀正式開啟它的世界進程。這本身就是一個全球范圍內的漸熟現代化進程。如果說這僅僅是從時間維度上展現的現代漸熟性的話，那么，在各種社會要素及其相互適配性上，現代化就更是呈現出逐漸趨于成熟的特點。現代并不是橫空出世、從天而降的果實，而是經由漫長的社會漸變過程催生的結果。從政治結構上講，它是民族國家逐漸作別世界社會的產物，進而是立憲國家逐漸替代君主專制的成就；從經濟結構上看，它是中世紀后期興起的手工工場逐漸走向機器工業的結果，也是從農商經濟漸次演進到工商經濟的成果；從社會結構上審視，它是農村社會逐漸走向城市社會的產物，也是農民社會逐漸演變成為市民社會的結果；從思想文化上講，它是政教合一社會走向政教分離的成果，也是個人主義、立憲主義、理性主義、理想主義復雜綜合的產物。總而言之，規范意義上的現代國家，是在付出相當長時間代價的基礎上，才逐漸形成的國家形態。再就現代化進程的國家情形來看，以第一個現代化國家英國（準確地講是英格蘭）來講，從 1215 年貴族與英王約翰達成的《大憲章》算起，到 1688 年君主立憲制度穩定確立下來，付出的時間長達 470 余年。從 1688 年君主立憲制確立，讓社會保有了私產的政治安全機制，從而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到 19 世紀英帝國作為“日不落帝國”的挺立，政治與經濟的相攜發展，也付出了將近兩百年的時間。其間，充滿了偶然性，現代的發展與磨合驚人地并存。“從 11 或12 世紀一直綿延至今，英格蘭的現代性是一道橫亙一千年的‘長長的拱弧’，沒有任何間斷。” 這自然不是說任何一個想要成為英格蘭那樣的現代國家都必須再付出數百、上千年的時間代價，才有望成為現代國家。而是說任何一個隨英國之后嘗試成為現代國度的國家，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現代發展的漸熟性。盡管時間上相對于英格蘭可以顯著縮短，如人們認為的日本實現現代轉變付出的是兩個 25 年：1868 年起始的明治維新，在 1894 年就實現了經濟的現代轉變，從農業國家一躍而成為工業國家；1945 年戰敗以后的政治變革，實現了日本真正的立憲建國目標，并在 1970 年再次躍升為工業強國。這都被稱為“日本奇跡”。但如果不是以兩個時段分別來看日本的現代轉變，而是連貫地觀察日本的現代轉變，那么日本的現代轉變，最終形成工業經濟與民主政治的適配機制，也付出了將近百年的時間代價。至于像蘇聯、東歐一些國家，即便付出了相應的時間代價，不僅沒能將國家的現代化漸漸催熟，反而陷入了可怕的國家崩潰，甚至引發部分國家的顯著倒退。可見現代化的漸熟性特點是多么顯著可辨。
現代化的驟熟性，既是從現代化的具體事件上來界定的，也是從現代化的結果上來確定的，更是從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現代化意圖上來理解的。從總體上講，現代化的驟熟性是在兩個意義上得到界定的。一是指現代化最終成型的那一刻，它露出了現代化的總體輪廓，讓人們對現代化留下清晰可辨的印象。那一刻，一個經過漫長的現代演進與積累的國家，驟然間趨于成熟現代了。二是指一個嘗試轉出農耕文明，轉進工商文明的國家，僅僅付出了極短的時間代價，便輕而易舉地實現了現代轉型，躋身現代國家行列。前者，對人們理解現代化的驟熟性并無指標性意義。因為在這個意義上理解現代化的驟熟性，僅具有結果上的提示性，不具備過程性的指示性。后者，是人們一般理解現代化驟熟性的基本指向。從前述現代化的世界進程來看，人們會懷疑現代化進程中是否真正存在過所謂驟熟的現代國家。但衡諸現代化解釋史，人們經常將前述的德國、日本以及蘇聯視為驟熟的現代國家。日本的兩次“25 年現代奇跡”、蘇聯18 年實現工業化的奇跡，都被視為是現代化驟熟的重要案例。而一切后發外生的現代國家，都似乎對驟熟的現代化懷抱極為高昂的熱情，以至于不惜訴諸戰爭，來實現短時間內富國強兵的“現代化”目標。結果，不僅沒有真正推動國家的現代轉變，反而將國家帶入現代歧途，拉長了現代轉變的時距、償付了本可無須付出的過高代價。歐洲的德國與蘇俄、亞洲的日本，都是懷揣軍事強國的夢想跌進現代發展極深陷阱之中的國度。現代化的漸熟性是對現代化過程準確理解的產物，現代化驟熟性的第二種定義則是對現代化扭曲理解的副產品。事實上，那些走軍國主義捷徑的現代國家，最后都付出了更多的時間與實踐代價。在現代化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走通過這樣的捷徑。在一心走捷徑而付出高昂代價以后，這些國家都老老實實地回到現代國家建構的正道上來，以民主政治、市場經濟與多元社會的規范建構，來夯實現代國家建構的基礎結構。假如償付過沉重代價的后發外生現代國家，拒不回到現代建國的踏實軌道上來，那么它試圖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就會遭遇更多更大的困難。前者如德國與日本，后者如蘇俄。在這中間，人們對德國、日本以及蘇聯的現代化奇跡所作的解讀，其實是一種明顯的誤讀。這三個國家是力圖在很短的時間內，以國家權力絕對主導的方式實現現代轉變的典型。德國具有悠久的帝國傳統，國家的統一也是借助傳統色彩極為濃厚的“鐵血政策”來實現的。其后，德國實行暴力性的國家權力推進方式，試圖快速進入現代國家行列。但德國的這一嘗試因為被畸形的國家權力意欲所主宰，即便歷經三個帝國和一個短命共和國的極大努力，并發動兩次世界大戰以實現國家崛起的大戰略，最終卻斷送了自主建國的前程。德國的帝國式現代國家建構，最終在付出三次殖民與準殖民（拿破侖的殖民、一戰與二戰后的準殖民）的高昂學費后，才成為較為規范意義的現代國家。日本則是亞洲國家中以國家權力意志大力推進現代轉變的國度。天皇制國家的建立，以及對幕府制度的取代，對工業化的強力推進，讓日本不僅確立了工業強國、軍事強國的建國進路，而且以稱雄亞洲、代言弱國的方式謀求大國強國地位。為此，日本不惜數次訴諸戰爭，以日俄戰爭戰勝俄國而成功實現稱雄亞洲、進入世界強國俱樂部的戰略意圖；以開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戰場以求實現打敗美國和殖民東亞、東南亞的目的。但訴諸非正義戰爭謀求國家稱霸的行徑，被反法西斯力量所擊敗。同德國一樣，日本在二戰后被盟軍接管國家主權，且實施軍事管制。經過盟軍對德日兩國的結構性改造，兩國才終于成為比較規范意義上的現代國家。但即便如此，由于兩國是二戰的戰敗國，即便經濟極為發達、政治相對規范，也無法“正常地”組織國家的行政管理與國際交往，故其努力讓國家成為“正常國家”的嘗試不曾間斷。
俄羅斯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現代化轉變始自沙皇彼得一世的親自推動。由此可見，俄羅斯的現代化進程同德日兩國類似，都是國家高層以權力機制推動的外生性現代化進程。但沙皇俄國的現代化流于表面，且遭遇革命運動的強有力挑戰。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后，斯大林以鐵腕手段推進蘇俄的現代工業發展，全方位犧牲“三農”利益，以至于國家在極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但國家諸要素之間的適配性機制未能建立起來：經濟上重工業一枝獨秀，涉及民生的輕工業與農業處于資源短缺、發展不足的狀態；政治上以準軍事化管控國家，導致國家權力不能實現法治規范；社會文化上以高度統一的政黨意識形態擠壓社會，造成思想一律，從根本上窒息了國家生機與活力。因此，蘇聯晚近階段其實已經基本喪失了建構規范意義上的現代國家的可能性。
從德國、日本與蘇俄的現代化進程來看，嘗試以快速的現代轉變實現國家的古今之變，常常會以悲劇收場。原因很簡單，一國在面對歷史遺產、現實處境與未來選擇的時候，在認知上一定會出現接受、猶疑、彷徨與拒斥等多種心態的相互撞擊，因此很難由國家權力，尤其是由國家權力高層瞬間將全民凝心聚力，一心一意地謀求現代化事業。而在實踐上來講，即便國家權力可以凝聚舉國之力謀求現代轉變，但資源是否足夠、資源配置能否合理、政策與社會能不能無縫對接、國家內部與外部的復雜因素可否統合到現代化進程上來，都是無法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事情，都是必須在各種因素的偶然巧合中爭取滿意結果。這就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很難比快，反而經常需要比慢：比慢，是慢工出細活的意思；比快，則常常導致“欲速則不達”的悲壯后果。英國的經驗，證明了前者；德國、日本與蘇俄的教訓，印證了后者。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后發外生型現代國家。后發是由 1840 鴉片戰爭被動開啟現代化轉型進程來呈現的，外生是由西方列強強力楔入中國并以西學東漸和西力東漸的雙重壓力擠迫推動現代轉變來展示的。1840 年前的中國，是一個傳統農業文明極為發達的國度，也是一個具有悠久統治經驗的成熟君主制國家，儒道互補的社會秩序建構也讓整個國家顯得秩序井然。但在晚清時期，夕陽般的傳統農業文明陷入朝陽式的工業文明的全方位挑戰，以至于根本沒有應戰能力。唯有改變國家的運行軌道，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國家方有未來可言。為此，“向西方尋找真理”成為先進人士不謀而合的國家建構意識。但這一進程在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的同時，因為政治、經濟與文化等社會要素在現代轉變上的不匹配，終于讓洋務運動嶄露的“亞洲第一工業國”，辛亥革命呈現的“亞洲第一共和國”的曙光暗淡下來。國家不得不經歷三次國內戰爭，才終于重建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解決了中國“站起來”的問題；改革開放解決了中國“富起來”的路線問題；全面深化改革則嘗試解決中國“強起來”的問題。這是一個顯著可辨的漸熟性現代化過程。而在第三個階段提出來的“兩山論”這類重視城鄉統合發展的理念，也向人們表明，中國自晚明，尤其是自晚清以來漫長而艱難的現代轉變，終于浮現出國家以社會要素適配理念引導下的發展方案。
現代化終究是建構現代文明的過程。相對于傳統文明而言，現代文明本身也是逐漸脫胎于傳統文明的文明發展的新階段；與此同時，也是現代文明自身的一個發展過程。相應地，現代文明也不過是文明演進的一個特定階段。從現代文明中衍生出新的文明形態，應當是現代文明深度發展的一個預期結果。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性所注定了的階段性與連續性特質。人類文明發展從來不是一個一念之愿、一蹴即就的結果，而是不斷豐富認知和改善實踐的產物。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城市文明逐漸成為人類文明的主流形式。城市文明自身的發展經歷了一個以城代鄉到以城帶鄉，也就是一個從城市侵奪農村資源到城市帶動農村發展的轉型。其間，呈現出城市文明對農村文明的文明承續和超越。城市文明的根本精神，貫穿古今城市發展進程。這是人類文明借助城市以顯現其精神實質，并提點人們謹守和改進的文明核心理念。超越城鄉分流發展模式、堅持城鄉統合發展的進路，城市文明就能繼續成為人類文明前行的燈塔。“只有占據神圣之地，社會秩序有條不紊，來自五湖四海的城市居民的多樣化天性能夠得到激發，城市才能興旺發達。在長達 5000 多年的時間里，人們所眷戀的城市是政治和物質進步的主要場所。只有在城市這個古老的神圣、安全和繁忙的合流之地，才能夠塑造人類的未來。”
（作者系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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